孙中山、章太炎，以及所有革命党人的理论，都不是书斋里的空想，而是非常强烈的现实需要，有着直接的政治背景。他们要推翻的是清廷，所以他们的论战对手就是清政府，特别是清政府的御用学者。革命党人的论战目标是清政府，但清政府始终不做回应，不把革命者当作论战对手，于是乎，革命党人的论战对手只能等而下之，成了保皇党。
保皇党的领袖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曾经有机会与革命党人合作，但由于价值理念等各方面的原因，还是分道扬镳。保皇党人始终对革命党人的理论给予严厉批判，康有为所写的那几篇告弟子书，其实就是强调革命不可能、不必行，革命是洪水、是猛兽。而章太炎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其实就是针锋相对批判康有为，这实际上是革命党与保皇党论战的序幕。
《民报》创刊后，孙中山在《民报》上正式发布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正面宣传中国革命的背景、原因、纲领和目的。紧接着，汪精卫、朱执信、陈天华等也都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狠批清政府，狠批保皇党。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为《民报》撰写了《发刊词》。图为《民报》第一号。
到了《民报》第三号，明白揭示革命党人的六大主义：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
《民报》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的激烈反对，一场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
就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来说，清廷在国内外一系列政治压力迫使下，已经再度认同了1898年政治变革的政治路线，相继开始了以改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政、预备立宪。这种政治迹象深刻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使他们觉得朝廷正在按照他们的规划而前进，他们觉得朝廷宣布以15年的期限实现宪政虽然显得漫长了点，但就中国的历史特征、政治经济发展情形而言，可能还是比较合适、比较贴切的。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民报》鼓吹的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主张，认为这种推倒重来的政治主张不仅荒唐，而且残忍，会引起一系列无法承受的灾难。按照康有为的话说，他向来不担心中国被外国所瓜分所吞并，而深深惧怕因革命而引发的内乱。他向来认为，只要中国不内乱，无论怎样不进步，以中国体量之大、人口之众，在世界上总还算是一个重要国家。然而，假如中国发生内乱，则无论英雄豪杰如何众多，也很难阻止中国像印度一样灭亡和消失。所以康有为的基本观点是，立宪不立宪，对于中国来说还在其次；而革命与不革命，这才是中国最吃紧、最要命的事情。为了中国的安宁与未来，反对革命成为康有为、梁启超和保皇党人的历史使命，至少他们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保皇党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图为1906年4月《民报》第三号的号外——《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反革命言论，革命党人给予坚决回击。革命党人认为，满洲人是异族，非中国人。满洲人入住中原就意味着中原成了满洲人的殖民地，对中原汉族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而且，根据革命党人的看法，这个殖民政府还大肆出卖中国人的利益，只是一个洋人的朝廷，代表着洋人统治着这块殖民地。所以现在的排满革命就是要将满洲人赶出中原，恢复中华，顺带着就要解决中国民族自立自存问题。
《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革命派与保皇党论战文集
按照孙中山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国革命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革命问题，而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一并解决。在政治上，革命党人主张在推翻满洲人的政权之后立即建立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重建汉族人的帝国，不是君主立宪；在经济上，革命党人主张实行民生主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解决贫富不均问题。
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辩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革命的后果。保皇党人始终散布革命恐惧论，渲染革命是洪水、是猛兽，革命必然造成杀人如麻、血流漂杵，革命必然引起内乱、内讧，必然影响列强在华利益，引起列强干涉。如果革命后秩序不能很快恢复和重建，列强很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瓜分或肢解中国，这实际上就是亡国灭种。
对于保皇党人的红色恐怖宣传，革命党人始终反对，认为这种宣传只是别有用心的污蔑。革命不是某一个特权利益阶级争权夺利，争夺帝位，革命是为全民族争福利、争平等，更不会造成内乱、内讧，革命完全可以有秩序地进行，革命更不会危害到列强的在华利益，不会引起列强的瓜分或肢解。相反，革命党人承诺革命后的新政权面向世界全面开放，一如东西洋各国一样，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何来排外？何来孤立？何来被瓜分、被肢解呢？
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论战在章太炎加人之前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由于清廷此时已经开始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其政治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说，与保皇党人的立宪主张相似或相近，所以在国内知识界，更多的人或许倾向于君主立宪而不是革命，理由就是那样简单和直接，朝廷既然同意立宪了，为什么还要发动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呢？因此，革命的理论和宣传在1906年，也就是章太炎加入前后陷入一个低谷或低潮，革命党人之所以在吴樾炸五大臣之后开始频繁发动武装暴动，其实是政治上陷入低潮的反应。
章太炎的加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论战的性质。章太炎不再在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上与梁启超等人争高低、争输赢，他将重点放到揭露保皇党人政治信誉不可信，清廷的立宪不论理论上是否正确，但其动机却值得怀疑，清廷和所有统治者一样，不可能自我约束、放弃权利、缩小权利。清廷所豢养的那些督抚们也不可信，他们只是一批老宫僚，不可能将中国带上光明的前途。
对于保皇党人，章太炎始终有点瞧不上，特别是对康有为，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使他觉得此公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者，在政治上毫无信誉可言。康有为在流亡海外的日子里，一再炫耀“载活小丑”给他的所谓“衣带诏”，以此证明自己保皇的合法性，但这一点并不被清廷所认同。章太炎的指责，是在暗示康有为的政治信誉有问题，他所鼓吹的改良主义保皇路线，连清廷都不认同，凭什么还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呢？
至于清廷立宪的虚伪性，章太炎有许多揭露。他始终不相信任何统治者会自动地放弃权力收束权力，所以他在论战中强调要丢掉幻想、坚持战斗，无论清廷立宪走多远，章太炎始终认为，这场立宪最终结果一定是失败。后来的历史发展真的被章太炎不幸而言中，原本在理论上好端端的预备立宪，就是因为清延在最后时刻的自私，出台了一个皇族内阁政治架构，发布了一项极端自私的铁路国有政策，终于终结了被章太炎和革命党人始终视为政治欺骗的立宪闹剧，清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章太炎等人的判断。
在早几年，章太炎对地方督抚抱有相当的幻想，他的分镇理论，其实就是希望清廷能够在权力下放方面做点文章，让地方督抚利用各自的区域优势独自发展，然后再为全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方向。然而经过一系列政治变故，章太炎的想法不一样了，到他主编《民报》时，他认为，清廷豢养的这些地方督抚基本上不可信，革命者对这些督抚一定要抛弃幻想，不要再抱有依靠督抚进行革命、进行变革的任何想法。章太炎指出，现在的督抚是朝廷豢养出来的，富贵尊荣与皇帝相差无几，他们谁会愿意放着平坦大路不走，去和你一起革命，自寻荆棘？从来的藩镇不是逼到没路可走的时候，他们断不会起来造反。
章太炎强调，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还是那些草根阶层。且看从古至今的革命历史，凡从草茂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他们就能将前朝弊政一扫而空；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前代的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像现在中国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