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陈独秀、胡适以及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在后来占了上风，成为主导，所以在他们自觉不自觉营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林纾基本上是个反面形象，被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甚至带有莫名其妙的小丑色彩。这显然是不真实的。不过，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一系主流话语来说，他们将林纾定位为反对派、守旧者，也是有根据的。其中根据之一是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时，林纾提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意见。
林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吗
按照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话语的判断，林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因为林纾坚定地反对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交往的唯一语言工具，而后来的事实是如水的白话真像胡适、陈独秀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中国人的唯一语言交往工具，文言真的成为死文字，于是林纾也就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上的反对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演变确实如此，但他们所描绘的新文化运动谱系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林纾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他之所以能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研究过白话和文言问题，研究过白话为什么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唯一的”语言工具，研究过文言为什么不应该完全放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纾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大约正是他和那之前几代人的尝试和实践，才为胡适、陈独秀准备了文学革命的基础。只是胡适等人在后来回顾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林纾的贡献，片面扩大了林纾的反对意见而已。
白话文运动确实是胡适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胡适的说法和倡导终于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引起文体改革从个别人的行动走向一个知识群体的共同试验。这是胡适和陈独秀的功劳。不过，正如过去许多新文化运动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白话文在过去中国很长时间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这个文体没有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文化的正宗，看看唐宋以来佛教语录，看看在知识界和一般民众那里都流传甚广的《朱子语类》，我们就应该承认白话文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大约始终作为口头语言在流行在使用，古人的口头表达大约也不是书面的文言，只是落实到书面上，为了简洁，为了准确，大约才转换为文言。这大概是中国语文发展的真实状况。
胡适和陈独秀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转换为书面语言，并以这种口头表达的语言彻底替换了书面的文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后来引起争论的症结。
从新文化发展脉络看，胡适1917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确实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是陈独秀在《甲寅》时代一直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在思想文化层面为中国寻找一条坦途，并真正获得落实，因而胡适的这篇文章在陈独秀那里有正中下怀的感觉，而且他的老革命党人脾气，使他觉得胡适的什么“改良”，什么“刍议”等，实在是不温不火，过于与旧势力周旋，过于担心旧势力的攻击，所以陈独秀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心甘情愿成为全国学究之公敌而在所不辞，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声援胡适，其实是将胡适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变成了陈独秀风风火火的“文学革命”。
胡适、陈独秀的主张首先获得钱玄同的支持，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味。大家都知道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都知道章太炎的文章从来都是典雅古文，一部刻意用古汉语且尽量使用冷僻字写成的《馗书》既难倒了许多读书人，更使许多读书人甘拜下风，自叹弗如。中国读书人从来都以听不懂看不懂为学问的最高境界，不懂就不敢反对，这是学界向来的弊端，但又是最没有办法克服的。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章太炎其实还是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的鼻祖。大约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章太炎就尝试着用白话进行演说和著述，当然这些演说和著述大致都不是纯粹的学术文字，而具有教育普及、学术普及的意味。他在那时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后来被结集为《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集子的出版时间虽然较晚，但其最初发表则在1910年创刊出版的《教育今语杂志》上。
《章太炎的白话文》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有人怀疑这本书究竟是不是章氏本人的著作。这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因为这本由张静庐策划的小书中就误收了钱玄同的一篇《中国文字略说》。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章太炎、钱玄同师徒两人可能都比较注意白话文在述学中的可能与尝试。这个尝试似乎比胡适的尝试要早好几年。所以当胡适欲以白话作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文学改良论发表后，自然能够与钱玄同的思想意识接上头，获得积极反响与回应。
紧接着，刘半农也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主张予以积极回应，对胡适的“文学八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及钱玄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文学主张“绝对表示同意”，复举平时意中所欲言者，提出自己的文学改良观。
引发一场文化论争
新文学阵营的多样化、多元化是客观事实，其实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胡适就意识到这一点，就觉得陈独秀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有着很大不同，至少自己是准备以学理讨论的方式进行，而陈独秀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胡适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这种事情，其是非得失，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内学术界各方面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们这些倡导者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我们既然已经打出文学改革的大旗，当然不会再退缩，但是我们也决不敢以我们的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很显然，胡适的这些温和的主张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而其之所以在这个当口再次重申，也不是没有来由。因为当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当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却是西方文学名著翻译大家林纾就于2月8日在上海《国民日报》著文商榷，题目就叫作“论古文之不当废”，观点鲜明，理由不足。最引人发笑也反映出林纾最诚实的一面，是他说的这样一段话：
知拉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林纾的这个说法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根据他对西方近代文化发展史的了解，西方人讲维新讲变革，不仅没有将拉丁文作为文化垃圾予以废弃，而是有意识地从拉丁文中汲取营养，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资源。然而，林纾这个比较平实比较温和的说法在被胡适、陈独秀等人大肆渲染之后，则成为一种比较荒唐的文化主张。胡适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台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接着，胡适以调侃的口吻挑剔林纾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现代文法去分析林纾古文表达中的缺陷。
胡适的温和主张并不被陈独秀所接受，陈独秀或许也是基于林纾等人的刺激，以不容讨论的姿态表达自己的主张，这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原本不一定会出现的文化论争。陈独秀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讨论也。”
古文家的理由或许如林纾所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但陈独秀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化专断主义，这种文化专断主义如果所持立场是正确的如白话文学论，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从这个立场出发，人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正确到不容别人讨论，只能执行、采纳的程度，恐怕问题也不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所谓新传统主义，其实所采纳的思路、理路，都与陈独秀的主张和致思倾向几乎完全一致。
当然，正如胡适所说，陈独秀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胡适等人一年多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到1917年底，文学改革思想已经赢得许多北大学生的热情支持，其中包括傅斯年、罗家伦。
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讨论的基础上，傅斯年提出“文言合一”的方案，以为文言、白话都应该分别优劣，取其优而弃其劣，然后再归于合一，建构一种新的语言文字体系。他的具体办法是：对白话，取其质，取其简，取其切合近世人情，取其活泼饶有生趣；对文言，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词剖析毫厘，取其静状充盈物量。简言之，就是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重新建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
与傅斯年情形相类似的还有罗家伦。罗家伦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又与蔡元培是绍兴小老乡，因而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如鱼得水，很受蔡元培的器重和栽培，所以他后来成为北大乃至全国的学生领袖，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北大“三剑客”之一。
傅斯年、罗家伦的加入，为文学革命在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中赢得了支持者，他们在1918年和1919年所写的文章，促进了文学改革在青年中的流行，渐渐减轻了文学革命来自青年学界的压力。
不过，更值得指出的是，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在1917年虽然闹得轰轰烈烈，其实那时真正站出来公开反对的也不多，静观其变、等待新文学实际成就的还是大多数，然而在那时真正用新文学、白话文完成的作品也没有出现，即便是那些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政治散文，虽然鼓吹新思想，鼓吹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但其表达方式差不多也都是文言，像傅斯年的几篇文章就是如此。这就构成一种反差非常强烈的讽刺，当然也引起了文学改良者的自我警醒。傅斯年自我反省道：“始为文学革命论者，苟不能制作模范，发为新文，仅至于持论而止，则其本身亦无何等重大价值，而吾辈之闻风斯起者，更无论焉。”所以，到了1918年，新文学的倡导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精力用于新文学的创造与尝试。
1918年1月起，《新青年》在北大六教授的主持下全新改版，改为完全刊登白话文作品，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于是风气大开，知识界真正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各种文体。这就是胡适所期待的“建设的文学革命”。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框架中，胡适宣布古典文学已经死亡，今后的中国只能是白话文的天下。他用十个字概括“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那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所谓的文学革命，其实就是要为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能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上真正的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就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宗旨。
1918年被后人看作是新文学元年。这一年，新知识分子纷纷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并获得了初步成果。胡适后来出版的《尝试集》，被誉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部白话诗集，这部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1918年创作的。
“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之所在，不仅是中国文学载体的革命，文学形式的解放，而且是中国文化基本范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乃至日常生活习惯的根本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主张便不能不引起一些争论乃至反对。其中反对最力者，先有胡适的留美同学梅光迪、任鸿隽，后有著名文学翻译家林纾以及以怪杰而著称的辜鸿铭，再有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林损及马叙伦，还有著名学者章士钊以及在现代中国颇负盛名的杂志《学衡》派的一班人，如吴宓、胡先辅等。只是由于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毕竟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这些反对并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不过，也必须指出的是，当时间过了快一个世纪之后，反对者的言论也有值得重新检视的必要。
其实是右翼
如前所说，林纾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最先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似乎还没有想好反对的理由，所以他说他知道古文不应当被废除，但是说不出详细的理由。他的这个还算诚实的态度遭到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奚落，于是他的看法就没有受到白话文倡导者应有的重视。
其实，林纾的主张真的应该引起注意，他虽然对文言为什么应该保留，白话为什么应该被适度采纳，说不出多少理由，但他确实是近代中国文学改良运动前驱者之一。林纾以翻译西洋文学名著闻名于世，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林纾在朋友的合作下，先后翻译了两百多种西洋文学名著，畅销国中，他的翻译小说与严复的“严译名著”齐名，而严复又是他的福建小同乡，因而康有为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的判词。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严复始终坚持用典雅的文言进行翻译进行写作，而林纾则比较早地尝试过用民间语言丰富文言的可能，尝试用民间俗语、俚语进行书面创作的可能性。
在文化理念上，林纾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忠实信徒，崇尚程朱理学，但也不是盲目信从，对于理学迂腐虚伪等处，也能有清醒的意识，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这些揭露当然是理学的负面，所以他身体力行，维护礼教，试图恢复儒学正宗，指责近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们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
在文学观念上，林纾信奉桐城派，以义法为核心，以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韩愈等人的文章为天下楷模，最值得效法，强调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书，留心天下之事，如此，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当然，对于桐城派的问题，林纾也有认识，因此并不主张墨守成规，一味保守，而是主张守法度，但是要有高出法度的眼光；循法度，但是要有超出法度之外的道力。
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林纾用白居易讽喻诗手法写了《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率多抨击时弊之作，这不仅表明他在政治上属于维新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文学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及对民间文学因素的汲取。所以当白话一兴，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话之际，林纾也在他朋友林白水等人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上开辟专栏，作“白话道情”，风行一时。很显然，林纾早在19世纪末年就是文学改革者，他承认旧的白话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只是温和地反对，如果人们不能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汲取古典文学营养，就不能写好白话文。
所以，当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发表后，林纾似乎本着自己的良知，比较友好地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表示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不要刻意将文言文彻底消灭掉，在某种程度上说，林纾的主张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都相似，就是在向更大多数民众提倡白话文，倡导读书人尽量用白话文写作的同时，也应该为文言文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间，至少使中国文化的这一重要载体不致在他们那一代人失传。
林纾的这个意见如果仔细想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即便到了今天白话文已经成为文学的主体时，我们依然会觉得古文魅力无穷，是现代语言的智慧资源。然而当时的一边倒特别是陈独秀不容商量的态度，极大挫伤了林纾的情绪。1917年初，钱玄同出面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建议，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钱玄同的好斗性格使他不忘顺带攻击桐城派等旧文学，并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蛊惑人心的概念，这就不是简单的学术论争，而是带有一定的人身攻击的意味。
尽管如此，林纾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刻意反对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他甚至到了1919年3月，依然为《公言报》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专栏，相继发表《母送儿》《日本江司令》《白话道情》等，俨然为白话文运动中的一员开路先锋。林纾其实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他有心变革中国的旧文学，但又不主张将旧文学彻底放弃，他在1917年的《论古文之不当废》中反复强调古文对现代语言的资源价值，至1919年作《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亦依然论证古文白话并行不悖的道理，强调废古文用白话亦正不知所谓古文，古文白话似乎自古以来相辅相成，所谓古文者，其实就是白话的根柢，没有古文根柢，就不可能写出好的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林纾的这些意见如果能够听进一点点，中国文学改良或许将是另外一种情形。
从林纾政治、文学观念看，很难说他就是一位极端保守的守旧主义者，他似乎只是主张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保持适度的保守，不要过于激进。林纾的本意原本只是间接和谦和的，他不过是说古文文学作品也自有其价值，不应被革弃，而应当像西方对待拉丁文那样加以保存。“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说确实是对的，但在那时的气氛中根本没有人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