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著有《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间岛问题》。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的轴心人物，在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创意，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只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足以统一中国，也没有资本南北分治，不得已，南方革命党人只能接受南北妥协，接受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重建统一。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南方革命党出身的许多领袖像孙中山、黄兴等，都因各种原因渐渐淡出，唯独宋教仁面对新的政治架构兴致盎然，极为亢奋，似乎终于找到现代中国政治的钥匙。1912年，宋教仁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合并诸多小党，用同盟会名义与这些友党一起重建一个全新的国民党，发誓通过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平夺取政权，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革命通过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宋教仁这些想法与做法在过去很长时间被讥讽为“超级议会迷”；最近若干年评价有变，他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宪政先驱者之一。其实，如果从宋教仁的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宪政中国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期待。
走向革命
辛亥后百年意识形态重塑，使我们越来越不太清楚革命前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闹革命，他们难道就是为革命而革命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
其实，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
1894年，孙中山发奋为雄，倡言革命，就是因为他看到满人统治的大清不仅黑暗，而且腐朽。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不是因为中国技不如人，兵不如人，而是因为清朝政治统治太腐败、太黑暗。所以即便只有一个人，他也发誓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推翻满人的殖民统治。
说满人对中原进行殖民统治，是孙中山那一代人的认识局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统治者如果居安思危，如果奋发有为，如果注意社会公平和秩序平稳，被统治者就没有革命理由，更没有革命机会。
历史上不存在天生的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被动的。不仅孙中山如此，宋教仁等革命者莫不如此。
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80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享受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开始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经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政府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政府虽说宣布新政，实行改革，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又重新复苏，政治热情也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政府。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政府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政府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唯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这场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之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政府“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向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政府已经没有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满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政府，对着满人。
在这种气氛下，宋教仁一面在日本政法大学研读法律，一面和那批闹革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主张仿照世界先进国家，构建一个常态的“完全国家”，实行民主共和，进而使中国成为20世纪世界舞台上第一流强国。
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登有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遂被日本政府取缔。同时又幸运的是，到了1905年底，《二十世纪之支那》更名为《民报》继续出版，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这是宋教仁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暂且革命
我们过去说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是中国革命的**。这是对的。因为同盟会的成立，确实标志着反体制的革命进入**阶段。从革命意义上说，这是清政府不改革或假改革的必然后果。既然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清政府当然就得承担被改革、被革命的后果或压力。
不过，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革命**反过来必然反制清政府，促使清政府走向改革，走向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政府形成巨大刺激。清政府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政府就可以缓解变革的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政府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等待这些大臣考察归来，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目标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清政府预备立宪改革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跟着闹革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同意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诸如刘师培夫妇，诸如先前极端排满主义者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必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改革的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做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现在既然清政府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人。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进行政治活动，其本意就是到那里发动“马贼”起义。根据刘师培分析，“马贼”是宋教仁的背景与靠山，就像孙中山依靠华侨，黄兴依靠会党一样重要。至于宋教仁的动机及背景，也应该与徐锡麟、秋瑾及孙中山、黄兴策动的起义相似，都是为了拯救革命，唤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无意中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阴谋，这使宋教仁的计划随之改变。留居在那儿的日本人正在通过历史重塑，试图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说成是朝鲜固有领土。而朝鲜此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地方收入囊中。日本人、朝鲜人称这块地方为“间岛”。
针对日本人的阴谋，敏锐的宋教仁利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通过对中日韩历史文献详细检索与考订，证明这块土地至少从唐中叶至明末，一直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便朝鲜居民也不曾在这个漫长时间段到这块地方居住过。
除国际法知识外，宋教仁大量运用中、日、朝文献进行佐证，甚至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方法。这是一部天才著作，但宋教仁并没有利用这部著作去批判清政府卖国。相反，宋教仁写成这本书，据说有日本人愿意高价收购，也有出版商愿意炒作，但都没有打动宋教仁。
宋教仁另有想法。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这部后来命名为《间岛问题》的文稿送交中国驻日本公使李家驹，或者也曾希望李家驹将这部著作呈送现在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现在是清政府当朝政治红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老师李鸿章和太老师曾国藩。
我们当然不能说宋教仁将这部书稿作为投奔袁世凯的“投名状”，但历史确实就这样蹊跷。李家驹看到宋教仁这部书稿后感慨万千，想不到革命党人中还有这样有思想、有才华、有爱国情怀的青年人。李家驹迅即安排抄写两份送回国内，一部交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部送给外务部，转呈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郑孝胥通过另外渠道也见过宋教仁这部天才著作，并在不同场合为这部书鼓掌喝彩。郑孝胥此时为立宪公会会长，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为大佬，而且是此时接近体制，与体制比较近的人。
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赏，他除了利用宋这些研究成果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维护中国主权外，也托人郑重邀请宋教仁回来参与外务部工作。如能成行，袁世凯答应给宋教仁四品衔。这在当年绝对是进入了体制内的“高干”序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怎样地欣赏。
宋教仁收到袁世凯的邀请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只是根据宋教仁被刺去世后革命党人的回忆，宋教仁好像对袁世凯的邀请不屑一顾。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说清政府欲请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邀请没有回应。至于后来袁世凯通过驻日公使愿意支付两千酬金，也有人说被宋教仁拒绝。还有传闻说宋教仁面对这些**，曾大义凛然表示自己费尽心血写作《间岛问题》，只是为中国争土地，而非为个人赚稿酬。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看法均出现在一个特殊背景下，这个背景就是革命党因宋教仁被杀，正准备与袁世凯闹决裂，正准备开始“二次革命”，那么这些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宋教仁无意回归主流社会，无意像刘师培那样回国参与变革，参与立宪，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刻印此书？公开出版既有利于传播正确知识，也有利于中国政府对日谈判，更重要的，不是还可以顺带批判清政府卖国、清政府无能吗？
显然，过去的说辞有不够周密之处。宋教仁不是不想通过此书回归主流，只是自己的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回归主流时遇到了问题。即便清政府不介意他的过去，但革命党人很难容忍宋教仁走到这一步。就像刘师培夫妇一样，宋教仁真要踏上回归主流社会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宋教仁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回归主流，但宋教仁与袁世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应该由此开始，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契机，尽管宋教仁暂且留在了革命阵营，暂且继续革命。
转向宪政
宋教仁因种种原因无法回归体制参与变革，参与立宪，暂且留在革命阵营继续革命。其实，革命者此时对于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并不是那么清楚，并非具有明确界限。即便理论上超强的梁启超，其实也是一会儿革命，一会儿改良，至于那些追随他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以及一切关心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人，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比较模糊的。革命与改良，并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只要遇到合适机会，革命与改良照样可以合一，可以相互接纳。这在宋教仁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据记载，宋教仁没有像刘师培等人那样回归体制参与宪政，而是在体制外继续革命，但是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其实宋教仁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心中并没有谱。只是由于清政府在君主立宪最后时刻失误连连，反而使革命等到了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宋教仁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参与工作，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为军政府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鄂州约法》对于湖北军政府乃至稍后独立各省，都具有根本法或借鉴意义。
从文本进行分析，《鄂州约法》并没有什么革命气息，通篇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很显然，宋教仁主导起草《鄂州约法》与孙中山一直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军政、训政及宪政三阶段革命理论毫无关系。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在本质上与清政府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归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而已。很显然，宋教仁的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后人大多夸大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质，夸大宋教仁身上的革命性质。其实，就宋教仁个人而言，他确实在过去很多年参与革命，领导革命党人反对满人的斗争，但是宋教仁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多年来对西方近代宪政理论的研究和认知，都使他确信中国应该走上宪政的路。
湖北军政府的中心地位很快就被上海取代了。11月中旬，宋教仁离开武昌转往上海，开始在那里为筹建全国性新政府殚精竭虑，费尽心机。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负责新政府法律制定。
在筹备南京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设想是内阁制，后来许多人以为宋教仁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想当第一任内阁总理。其实这是不对的，即便宋教仁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宪政专家宋教仁一定清楚他不可能当永远的总理。其实如果从政治架构角度说，宋教仁的主张其实就是希望构建一个稳定的宪政架构，内阁可以永远地倒阁、组阁，但大总统在选举出来之后，一个任期制内是不变的，是稳定的。这就是一种宪政主张，是一种有限的政府权力。
宋教仁的这个主张因为孙中山的归来而没有实现，孙中山顺利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就改为总统制，孙中山拥有最大权力。然而，孙中山当年提出这样的动议的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很快又会被迫放弃权力，南京临时政府必须终结，必须将权力转移给在北京成立的袁世凯中华民国政府。
为了遏制袁世凯，用孙中山的话说，为了防止袁世凯滥权，溢出民主法制的轨道，孙中山利用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议修改组织法，将新政府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是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人修法，为后来开了很不好的先例。不过，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宋教仁先前的主张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了，孙中山宣布退出政坛，宣布竭尽全力从事民生，用十年时间修筑十万里铁路。黄兴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出任南京留守，负责南京临时政府及南方军人遣散等使命。更多革命者比如李燮和等，始终抱着功成身退的心态，或解甲归田，或专心从事专业，对现实政治格外热心，以为可以一展抱负的革命党领袖层面的，大约只有宋教仁。其他如蔡元培等，毕竟还算是教育专业人士，而非专业政治家。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而宪政的原则在竞争，只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而不是暴力革命，方才是宪政国家，宪政原则。基于这样的理由，宋教仁先是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
内阁总长显然不是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或许正如许多朋友比如章太炎所猜测的那样应该是内阁总理，而章太炎也确实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这样的判断相信宋教仁也一定听到过不少。别人的判断恭维加上自己的认知，宋教仁找到一个机会就辞去了总长职务，专心致志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应该做的事。
民国政治在宋教仁看来就应该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要点就是责任内阁，大党组阁，所以宋教仁在1912年7月退出政府之后，就将全副精力专注于政党建设，参照同盟会旧有架构，并以同盟会的名义，邀请各友党、各小党合组一个大的国民党。参与宋教仁国民党的小党有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他们于1912年8月召开合并成立大会，宣布新国民党的成立，宣布推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当然还是宋教仁。很显然，宋教仁希望继续利用孙中山的政治招牌去从事和平竞争的民主宪政。
筹组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是民国元年中国政治奇观，几百个政党在一夜之间仿佛奔涌而出，然后整合合并，渐渐形成一些具有独立政见，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大党。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就属于这样的性质，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年底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谋取议会多数，然后组阁。
宋教仁的想法没有丝毫错误，他对民主政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也非常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期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步到位成长为成熟的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谋取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民国元年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戛然止步，孙中山拍案而起，“二次革命”爆发。中国迅即进入一个政治动**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