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品读《三国志》时，圈画批注得较多的是有关魏武帝曹操的内容，多次主张给曹操“翻案”，对曹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乱世英雄豪杰的赞美之情。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观点，认为“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即使到了晚年，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的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文韬武略曹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也是在历代颇多争议的人物。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随着小说《三国演义》走进千家万户和戏剧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使曹操的“奸雄”形象代代流传，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也有这种倾向。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1918年8月，他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
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方法”，“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上述语句时，曾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以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的赞同。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根据“分田之术”，屯田户用公家牛耕种，公家得六成，耕者得四成；用自己的牛耕种，则对半分。“五年中，仓廪丰实”，“公私有蓄”。这个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支援战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毛泽东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的“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一语，毛泽东密密画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方针。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该令内容是曹操自述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除对此做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予以许多指责，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毛泽东对卢弼的注做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的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传统戏曲中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即认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也给予高度评价。《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旁画着曲线，天头上批曰：“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建安三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之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一去不复返。后来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之担心。但曹操没有杀他，反而任他为鲁相。这只是曹操“不杀降”史实中的一例。曹操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宽宏气度，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曹操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与其子曹丕、曹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史称“三曹”。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会聚了许多文人学士，形成了被文学史称作黄金时代的“建安文学”。曹操的文学作品《蒿里行》《短歌行》《碣石篇》《龟虽寿》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宋代敖陶孙赞誉曹操的诗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他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至今被人传诵。毛泽东很喜欢曹操的诗文。在一本《古诗源》中，作者“武帝”旁，毛泽东用红笔画着两条粗线；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毛泽东红、蓝两色笔迹画的圈记；对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处，毛泽东都密密地加了旁圈。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边散步，口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创作了《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词中写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毛泽东给曹操定论的名篇。其中，“萧瑟秋风”是对《观沧海》中的“秋风萧瑟”点化而成。
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在致女儿李敏、李讷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在北戴河期间，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公正评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毛泽东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当时的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他又写信给因病休养的林彪推荐《龟虽寿》，说：“此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5年，毛泽东对北京大学女讲师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了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
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到这里，批道：曹操亲率大军攻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毛泽东读《三国志》评诸葛亮
受《三国演义》和一些三国戏的影响，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就对诸葛亮奉若神明，认为诸葛亮是古今第一的军事天才，甚至誉他为“智圣”；文人骚客们大多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纷纷为诸葛亮的失败寻找各种借口。
《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真正史书是《三国志》。鲁迅先生批《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三国志》中记载的真实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治理蜀国很有一套；但他在军事上闪光点其实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神机妙算。古今历史上真正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对诸葛亮的屯田、兵器革新、民族和戎等历史功绩是肯定的，但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基本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在召开会议时喜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方面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重视集体的智慧。
1948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李银桥正在西柏坡花山村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收拾整理，从外边散步回来的毛泽东像个孩子似的蹑手蹑脚地走到李银桥的身后，猛然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突然间，李银桥一个转身动作，双手急出抱住了毛泽东的双臂。毛泽东挣开双臂，笑道，“你这个卫士组长，我没有选错哩！”
李银桥说：“主席什么时候选错过人啊？”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
李银桥不解地问：“诸葛亮怎么错用关羽了？”
毛泽东回答：“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棋呢！关羽骄傲呢！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
李银桥点点头：“我只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失了街亭，害得诸葛亮用了空城计。”
毛泽东回答道：“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
荆州，《三国志》说“北据汉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其战略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由于诸葛亮用了骄傲且拒不执行联吴抗曹战略方针的关羽，才有了后来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悲剧。荆州失守，孙刘反目，蜀汉的局势便从此无可逆转。错用关羽守荆州，诸葛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蜀汉是毁灭性的打击。
用错马谡导致街亭之失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正如毛宗岗在评三国时所说的：
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于是南安不得不弃，安定不得不捐，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撤，西城之饷不得不收。遂使向之擒夏侯、斩崔谅、杀杨陵、取上、袭冀县、骂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乌有。悲夫！
总之，它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整个形势发生逆转，蜀军除了撤退之外，已别无他途。夸夸其谈的马谡失败的原因，毛宗岗对此也有比较恰当的评论：
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耳。孰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毛泽东又在《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做了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接受了教训，所以街亭之败，诸葛亮也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明帝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历来史家大都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赞誉有加，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很有卓见。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用“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华容道”等故事情节，使得诸葛亮几乎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而实际上，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应该非周瑜莫属。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刘备、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
1953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毛泽东尽管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但对其别的方面的才华很欣赏和推崇。
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讲述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问他：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毛泽东接着又问了南阳农民生活。在分手时，对他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给予充分的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1962年2月，毛泽东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并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1935年5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结盟的事情后，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1949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对习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他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1956年4月，在与天宝（桑吉悦希）、瓦扎木基谈及有些民族地区出现有被俘的叛乱分子，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毛泽东又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八擒八纵呢？据当时的凉山彝族代表瓦扎木基回忆，当他向毛泽东汇报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泽东从三国时诸葛亮说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