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记述的人物有帝王将相,有官僚地主,有商人学者,也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如占卜者、刺客、游侠等,在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里的广阔历史背景上,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个个或雄奇悲壮、或婉约缠绵的历史故事,做到了史学的严谨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在《史记》记述的众多风云人物中,毛泽东瞩目较多、评论较多的,要算秦末争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了。毛泽东在经过一番对比后,评价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据《史记》载: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义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的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关于项羽的败因,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了几条:一、放弃关中,心怀楚地;二、放弃义帝,自为霸王;三、自恃有攻伐本领,不知师法古人;四、欲以武力平天下。对于刘邦的取胜,司马迁认为他能够对有功的将士和谋臣给予应得的奖赏,而项羽则轻视有功的人,特别是对一些有见地的谋臣时常猜忌并予打击,致使将士和谋臣离心离德。

刘邦当皇帝后,自己总结成功之道是善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运筹策帏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在谈到刘、项的成败时,倾向于刘邦的自我总结。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后来,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又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最为称赞刘邦的是善用人、善纳谏。1962年1月30日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是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被戳痛。

显然,毛泽东这里的用意是借古喻今,以史论政。

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不会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有关。在毛泽东看来,崇尚“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由此使人联想到1949年4月,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毛泽东对此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宣言。

刘邦是一介平民百姓,文化水平不高,而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这引起了平民领袖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并且由此得出了“老粗出人物”的论断。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汉高祖刘邦“起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做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高远抱负的“老粗”本色。毛泽东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然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点相一致。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是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贫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在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即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毛泽东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干出大事的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的感兴趣。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史记·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词。但是,“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所以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就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社会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

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刘邦如此,朱元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