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做领导一定不要事必躬亲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
治理天下必须无所事事，如果事必躬亲，经常有事需要处理，就不能治理天下了。
道家认为，一切有为之治都会使天下之人“**其性”而“迁其德”，因此“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就应当“莫若无为”。无为，然后能无不为；无为，然后能有作为。统治者应该以清静无为、无欲无争规正自身，人民就自然地回归于纯朴，社会就自然地趋于安定，自会呈现国富民安的太平世界。相反的，如果事必躬亲，经常有事需要处理，就不能治理天下了。
有为与无为两个看似相反的作为，其实是相互贯通的。顺应客观，无为而治，并非完全听天由命，任人摆布，而是在顺应客观的同时，主动地、策略地、乐观地、自觉地去驾驭现实环境中所遇到的矛盾，并制定合理的方针、策略。
所以，“无为而治”，其实是貌似无为，实则有为，眼下无为，长远有为的一种为政策略。
“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符合辩证法的原理。“有为”是手段，“无为”也是手段，“治”才是目的。表面看来，“有为”和“无为”似乎是不相容的，但作为工作方法来看，它们能够殊途同归，共同达到“治”的目的。
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一个高层(相对来说)的领导者即使精明强干，能力超群，也是无法事必躬亲，样样“有为”的。他必须忽略可以忽略的东西，做到大事“有为’，小事“无为’。
那么，领导者如何做好“有为”与“无为”呢?
（1）领导者只需在事情的开始阶段表现出“有为”来。实践证明：很多事情不必领导者躬亲其过程，而只需要在开始表示一个态度就可以了。这种表态可叫“拍板”，也可叫“决策”。算是“有为”的举动。领导者仅在工程之始参加的“奠基仪式”、“开工动员”等亦属于此类性质。
有一个企业的老总，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企业家。她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公司里的事，无分大小，她都要亲自过问。她手下有5个副总级的干部，但她不放心，不放权，一个人忙得团团转，身体累垮了，企业还是不断出问题。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什么都想得到而又什么都不想失去。你必须学会选择，学会放弃。这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2）领导者只需在事情的中间环节上表现出“有为”来。此时的“有为”，是为了引导、完善群众运动，促使**的到来。而当**形成后，他应当奔向新的目标，在新的领域开始自己的“有为”。
诸葛亮可谓是一代英杰，身在茅庐之中，就已经看到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并且制定了辅助皇叔刘备匡复汉室的宏伟计划。然而他却日理万机，事事躬亲，乃至“自校簿书”，终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憾。
明朝的吕坤在《呻吟语?人品》中说到“有所不为，为必成！”“为”与“不为”是事物对立的的两个方面，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便能“为必成”，有所不为是大有所为的必要前提。相反，如果不分主次、轻重、缓急，任何事情都“为”，其结果必然是“无为”又“无成”。
“无为而治”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境界，一种智慧。与“舍得”有异曲同工之妙。“舍得”“舍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
“无为而治”的本质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最难得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意味着放弃，而放弃往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放弃意味着失去某些既得的利益，如权利、名誉、福利、家庭等等。而这些在某些人眼里往往是趋之若骛的东西，怎能弃之不要呢？因此，“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我们权衡轻重、利害、得失，作出正确选择。
常有些人指责老子哲学是消极保守、无所作为，是拱手不事事，是机械唯物论，是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甘守懦弱、逆来顺受，其实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
老子讲的"道"，只是客观存在的宇宙物理的基本法则，其法则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无为”并非是“不为”。
2．既要管的少，又要管理住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第十七章》
最好的管理者，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水平次一点的管理者，大家热爱他，赞美他；水平再次一点的管理者，大家都畏惧他；再其次的管理在者，大家轻侮他。
有人认为，“管人”就是施展手中的权力，通过一条三寸不烂之舌，让别人“俯首称臣”。事实上，“管人”可不那么简单，它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老子曾教导我们，作为管理人员要“无为”。做到了“无为”，实际上也就是有为。不仅是有为，而且是有“大为”。《庄子》中有一段阳子臣与老子的问答。
有一次，阳子臣问：
“假如有一个人，同时具有果断敏捷的行动与深入透彻的洞察力，并且勤于学道，这样就可以称为理想的官吏了吧?”
老子摇摇头，回答说：”这样的人只不过像个小官吏罢了!只有有限的才能却反被才能所累，结果使自己身心俱乏。如同虎豹因身上美丽的斑纹才招致猎人的捕杀；猴子因身体灵活，猎狗因擅长猎物，所以才被人抓去，用绳子给捆起来。有了优点反而招致灾祸，这样的人能说是理想的官吏吗?”
阳子臣又问：”那么，请问理想的官吏是怎样的呢?”
老子回答：”一个理想的官员功德普及众人，但在众人眼里一切功德都与他无关；其教化惠及周围事物，但人们却丝毫感觉不到他的教化。当他治理天下时不会留下任何施政的痕迹，但对万物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这才是老子”无为而治”的至理名言。
当然，无为不是叫领导者完全撒手不管的意思，而是要多一些领导，少一些管理。
老子认为，优秀的领导者者不会让手下觉得他在管人。领导和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趋同的、一致的，基本职能也是互融的、相通的，但两者仍然有着显著的区别。
（1）领导者强调未来，是播种者；管理者着眼点在目前，是花匠，懂得怎样修剪树枝，美化环境。
（2）领导者是曹操，懂得用‘望梅止渴’的远见和激励；管理者是孔明，擅长‘草船借箭’的计划与执行。
（3）领导者犹如建筑师，知道怎么设计最有效能的房子(组织)；管理者是包工，懂得怎样把房子(组织)造得最有效率。
（4）领导是做正确的事，即dotherightthings，管理是把事情做正确，即dothingsright。
我们时常看到，有的地方天天喊管理，制度一个接一个的出台，结果越管越乱，越管效率越低。导致人们“管的多，又管不住”的因素主要是：对下属不信任、害怕削弱自己的职权、害怕失去荣誉、过高估计自己的重要性等等。归根到底是人们对于领导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
谨记老子“太上，不知有之”这句话，就会受益无穷。
你不能因为自己是“领导”就对别人颐指气使，吆五喝六；也不能对下属平等到他们瞧不起你、不把你当回事的程度；你不能玩弄权术，让别人都觉得你黑你坏，也不能诚实到你心里有什么事别人马上就能看出来；你既不能城府太深，用心太过，也不能嘻嘻哈哈，随随便便；既不能冷酷到不近人情，又不能脸皮太薄，心肠太软。你既要做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又必须令出禁止，威严有度；既有菩萨心肠，又有魔鬼手段……管人是一门艺术，更是一套高深的谋略。
?长期以来，在美国广泛地存在着一种信念，美国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来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证明能胜任并能有效地掌管一个大型企业的人。其实，这一点并未切中要害。经营管理是一回事，领导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沃伦·本尼斯所说：“经理们的目标是必须把各种事情办得正确，领袖们的目标是必须做正确的事。”——尼克松（美国前总统）
3．无为而为，韬光养晦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
追求学问天天增益，离大道的距离越来越短。一步一步，最后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了。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就无所不能了。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就是说学习的越多，与“无为”的距离就越近，最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了，这是学问的最高境界。
举个例子，我们学习很多知识，刚开始学的时候发现知识真多，比如项目管理，九个知识领域，无穷无尽的名词解释，不头晕才怪，但等你学完，才发现不过如此，顺着项目操作的流程看下来就简单了，所以到这个地步就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没什么好学的了。而这个时候你对项目管理的把握已经“无不为”了。也如同武林高手的“无招胜有招”。
当然，老子在这里所说的“以至无为”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但即使这样，我们普通人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做任何事情都要尽量接近“无为”。
日本著名科学家系川英夫在他所著的《一位开拓者的思考》一书中，讲了一段极富哲理的话：“人生的重挫酷似翻船，为使身体不致由水流动力紧紧地吸附于船底，造成窒息性死亡，就要落水后借助坠落的劲儿蜷缩身体，一沉到底，然后再顺着水流浮出水面，以求摆脱葬身鱼腹的命运。人生处于逆境时，如硬要违背客观规律，结果只能加剧事态的恶化。逆境之中最关键的是顺应所处的环境并暗中积蓄力量。”
这里的“蜷缩身体”、“一沉到底”，看上去好像非常消极，一副听天由命，不再挣扎的样子，但却是死中求生的正确选择。如果不顾客观情势在坠水之后就拼命地胡乱扑腾一番，那倒会事与愿违，落得一个葬身鱼腹的下场。
一个是“无为”——不作挣扎，一个是“有为”——拼命挣扎。无为者生，有为者死。这就是“无为而为”的神妙。
“无为而无不为”，这几个字中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当中，如果有人想无所不为，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一无所为。领兵打仗也是这样，有所取就要有所舍，有所攻就要有所守，贪心太大，必遭祸害。
无为而为，遂有另一层意思，即暂时的“不为”是为了长远的“为”；表面的“不为”是为了实在的“为”。“无为而为”有时候是客观形势逼迫着你收敛锋芒，藏而不露，以求安身立命、以得来日重图大业。这就是所谓的“韬光养晦”之策。
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是一位有抱负有才干的政治家，很想为振兴国家干一番事业。
一次，齐景公命他去治理东阿，晏子非常高兴，准备到那里去大展宏图。可是，三年之后，向朝廷告状的越来越多，景公非常恼怒，他将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的官职。
晏子毕竟是很有头脑的，他早已知道了自己的“过错”，为了保住继续施展才能的机会，他非常谦恭地说：“臣已知错，请大王再给臣三年的时间，那时，人们必然会说臣的好话了。”
景公见晏子有知错必改的勇气，且言辞恳切，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又过了三年，景帝果然听到不少称颂晏子的话，他大为高兴，于是召晏子入朝，要予以封赏。不料，晏子却诚惶诚恐地不肯接受封赏。
齐景帝感到奇怪，就问晏子究竟是什么原因。晏子回答说：“第一次我去东阿，让人修筑道路，施行有利于百姓的措施，于是坏人责怪我；我主张节俭勤劳，尊老爱幼，惩治偷盗无赖，于是无赖怨恨我；权贵犯法，我也严加惩治，毫不宽恕，于是权贵们嫉恨我；周围的人如果有超出法度的要求，我就拒绝他们，于是周围的人责骂我。这些对我的恶语中伤四处传扬，甚至有人还在背后告我的黑状。这一次，我采取了顺其自然的作法。我不让人修路，拖延实施利民措施，坏人为此开心了；我轻视节俭勤劳、尊老爱幼，还释放鸡鸣狗盗之徒，无赖们为此高兴了；权贵们犯法，我不依法惩治而予以偏袒，权贵们为此无怨了；周围的人无论有什么请求，我都有求必应，周围的人为此满意了。于是，这些人又都到处颂扬我，您也信以为真了。三年前，您要处罚我，其实我该受赏；现在您要封赏我，其实我该受罚。大王，这些就是我不能接受封赏的原因。”
齐景公听后，恍然大悟，深感晏子是一位有德有才的良臣，就拜晏子为相，交给他治理全国的重任。后来，齐国实力大增，成为争霸天下的强国之一。
晏子前三年治理东阿，他所采取的政策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得罪人，面临着丢官免职的失败。如何挽救自己的仕途呢?晏子没有像平常人那样急于申辩，急于表功，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请求齐王再给他一次机会。齐王果然答应了。如果晏子这时候就说自己是如何能干、如何如何地受了委屈，那么齐景公肯定不能相信，反而会认为他狂妄自大，自吹自擂。在这里，晏子隐藏了自己的才能，装成确实犯了错误的样子，便是用了韬晦之策。
第二次去东阿，晏子收敛锋芒，暂时放弃自己的治政之道，凡事都顺其自然，几乎是无所作为。但好名声却纷至沓来，如果晏子永远都这样下去，那他肯定成不了大器，而且日后那虚假的好名声终究是要消失的。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其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煎小鱼，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当无为，为之则民伤。所以治大者不可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怠，怠则废。
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管理一个大国家，就像煎小鱼一般，是不能随便折腾的。
晏子之所以高明，就高明在他走这一步时已经看了下步。当景公要封赏他，他就乘机呈明了自己的心迹，讲述了自己的治政之道。这时候，有事实摆在面前，齐王非常信服，也乐于接受。晏子于是得到了治理全国的机会。所以，后三年的无所作为，隐藏着更大的作为。顺其自然，无为而为不仅使得晏子在官位难保时，戴稳了原来的那顶“帽子”，而且还获取了高官厚禄。
4．无争才能无祸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
就是由于他不与人争来争去，因此，天下就没有人能与他竞争了。
老子认为，一个人越是有私心，就越难以做自己；越想有所为，就越难以有所为。如果你与全国人去争国家，与全天下人去争天下，与所有领域中的人去争成败，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你如果不与他人去争，恬淡无为，或许会有所得，不争之争反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在老子看来，最无争的，莫过于水了。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的德性。它能使万物得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争利。例如古人所说：“到江送客掉，出岳润民田。”只要能做到利他的事，就永不推辞地做。但是，它却永远还不要占据高位，更不会把持要津。俗话说：“人往高处爬，水向低处流。”它在这个永远不平的物质的人世间，宁愿自居下流，藏垢纳污而包容一切。所以老子形容它，“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成大度能容的美德。因此，古人又有拿水形成的海洋和土形成的高山，写了一副对联，作为人生修为的指标：“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孙子》中说“夫兵形象水”。他认为最理想的作战方式应该像水一样，水中隐藏着巨大的力量，却没有固定的形状，视容器的不同而改变形状。所以，孙子以水喻兵，主张作战时要学习水的精神。他说：“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一样，打仗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态势。需视敌人的态势自在地变幻战略，方能掌握胜利之机。”因此，为将者首先要把握住大的原理，不可僵硬死板，墨守成规。需视情况的变化，灵活地运用原理，自由自在地变换我方的战略。具有这种灵活多变的伸缩性，那么在逃避对方攻击的同时，更能积极地积累自己的力量。就像水一样，虽然它具有往低处流的倾向，但是当它形成一股漩涡或急流时，再大的岩石，再粗的树干也都能轻易地冲走。
日本的围棋高手高川秀格，曾以“流水不争先”作为座右铭。他在围棋比赛时，将阵形布置成像水一样的悠散，不让对方感到畏惧。一旦开战，沉静的波澜立即发挥出所蕴含着的能量，迅速击溃对方的攻势，这就是灵活运用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中的道理。
“以其不争”，绝非被动人生。现实人生中“以其不争是指大有为而小“无为”，貌似无为，实则有为，眼下无为，长远有为的一种处世哲学。可以说是百态人生中“曲径通幽”、“曲线有为”的做法。顺天意、顺时势、顺民心、顺人性，绝不是做被动状，完全把自己交给大自然，像原始人那样任自然摆布，由天养活，而是在顺应客观的同时，主动地、策略地、乐观地、自觉地去驾驭命运之舟，在人生的海洋中航行，正所谓“我就是我自己的上帝”。
在这方面，春秋时期的范蠡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范蠡是越王勾践的谋士，知识渊博，精通兵法，与孙子、张良齐名。他与当时另一个赫赫有名的文种是辅佐越王勾践成为“春秋霸王”的两个关键人物。
范蠡与文种侍奉越王勾践，可谓辛勤劳苦，尽心尽力；经历二十多年，最终灭掉了吴国，同时也洗刷了勾践会稽兵败、为吴王洗马的耻辱。
勾践称霸中原后，范蠡、文种都被封官，其中范蠡被封为大将军，但范蠡居安思危，视权势为祸害，况且他知道越王勾践为人心胸偏狭，“只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安乐”，便坚决辞官不做，于是装上轻便的珍珠宝玉，和家人并携上西施乘船而去，驾一叶扁舟，走三江，泛五湖，然后浮海到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终生未回越国。
走前他给大夫文种留下一封书信，劝他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的长相是脖子长，嘴尖得像鸟，这样的人可以跟他共患难，但却不可以与他同欢乐，你应该离他而去!”
文种于是托病不再上朝，但却没有听从范蠡的意见，离开越国。最终越王果然赐与文种一把宝剑，并且说：“你教给了我四种讨伐吴国的计谋，我只用了三种，还有第四种你到先王那里用吧!”文种无奈，只得自刎于家中。
而范蠡呢，泛舟过海来到齐国后，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从事商贸，没过多久，财产已经无法计数。齐国人都知道他的贤能，便要请他做丞相。范蠡却不肯，散尽财产，悄悄离去，来到陶地安居。陶地是天下的交通中心，贸易重地，他善于等待时机，贱买贵卖，每次只追求微薄的利润。没有多久，财产累计达到百万，富可敌国。他从商的19年中，他曾经“三掷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
再后来，范蠡将生意交给儿子，而自己每天与西施泛舟五湖，尽享人间之福。这样的美满收场，不就是因为范蠡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先见之明吗?
同为辅佐越王勾践成为“春秋霸王”的功臣，但两个人最后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成为天下巨富，与西施泛舟湖上，不亦乐乎；而另一个却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最后被迫自刎于家中。
这其中的关键，便是范蠢明白“无争才能无祸”的道理，不贪图高官厚禄；而文种对自己的权势富贵还恋恋不舍，最后连性命也丢了。
老子的”不争”并非目的，而是策略。正是这种“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的策略艺术，使领导者能退而避免过错，保全自身；进而消解矛盾，乱中求治。“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屈求伸，以曲求全的生存哲学，很有些现代心理学的自我心理保健的味道。
老子这里的“不争”内容很广泛，包括不争长短，不争高下，不争是非，等等。
有人说，“骄傲”其实是两回事：没有真本事又看不起人，是骄；有真本事而自视甚高，是傲。自视甚高的人如把傲气表现出来，对人轻慢无礼，也是很不好的。人不能没真本事，不能不看重自己；有真本事因而自视甚高，向内升华，傲在骨子里，成为有气节，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自轻自贱、自辱人格，就是“矜”。因为矜是一种向内、重我的傲，它与向外、轻人的骄傲是完全相反的。它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
真正修养深厚、庄矜自重的人，不与人争长叫短，因为他们把自身的优势，向内变成为一种人格涵养，向外变成为一种不屑计较的态度。宋代宰相富弼年轻时，有人告诉他：某某骂你。富弼说：恐怕是骂别人吧。这个又说：叫着你的姓名骂的，怎么是骂别人呢?富弼说：恐怕是骂与我同名字的人。据说，那位骂他的人，听到这事以后，自己惭愧得不得了。为什么惭愧呢?因为与自己一比，富弼人格表现上庄矜自重的优势都太突出了。
周作人也曾讲过一件事：他在北京街上行走，曾见绅士戴獭皮帽，穿獭皮大衣，衔纸烟，坐包车上，在前门外热闹胡同里错车时，被后边车夫不小心用车把叉了后领，这绅士回头一望，仍然回被人骂，被车把叉后领，肯定都是不舒服的事，以大骂相报答也未尝不可。但那未免就要不好看，未免就要现出丑态。为这点小事，自贬身份，等而下之，不值得。因此，矜而不争，是一种高度的自信、高度的自尊，是在人格价值上超越对方、压倒对方。
当然，所谓“矜而不争”，是有条件、有场合、有限度的，所以它并非要求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争以致甘受欺侮。因此，所谓“矜而不争”，不仅只是自己自尊自重的一种处世态度，而且也要有事实与优势地位，不然，矜无所矜，就成为阿Q，成为懦夫了。
那也不是我们做人所要修养的内容。
与人无争，就能亲近于人；与物无争，就能育抚万物；与名无争，名就自动到来；与利无争，利就聚集而采。祸患的到来，全是争的结果。如果能与人无争，则人安；与事无争，则事安；人事无争，则世界亦安矣。
北宋王安石《老子注》说："圣人，无我也。有我，则与物构，而物我相引矣。万物，敌我也，吾不与之敌，故后之。"
老子的“无为”观念，并非如某些人所讲，是“企图调和现实矛盾而进入无为之域，达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是"有为不如无为，有用不如无用，活着不如死了“，而只是不争。不争，是指不与事物的自性必然相争，也即是不与事物的当然之“道”相争。
5．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其未兆易谋——《老子·第六十四章》
事物没有征兆则容易图谋。
老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在稳定的时候容易维持；事情还没有出现变化的迹象时，容易被谋划；在脆弱的时候容易分解；在微小的时候容易消除。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变化时就把它做好，要在动乱还没有发生时就把它治理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见微而知著，要善于发现问题的先兆，把问题和动乱解决在萌芽状态。
老子的这个智慧可以活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来。
比如，当我们的爱已经不再存在，当两个人的爱的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婚姻破裂的时候，这已经到了最坏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它总归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总归有一个慢慢渐变的过程，总归有一个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由朦胧到渐明的这样一个进程。老子的智慧教导我们，要及早地发现婚姻中的问题。
为什麽呢？因为一切纷乱的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如果有违反正常的事情，刚要发生，便能一目了然，能够一目了然，才容易找出对策。否则，不能在还没有问题的时候预见问题，发现苗头，就会出问题。
比如，谈到婚姻的转折，最常听到的一句便是“七年之痒”。其实，现代人的婚姻，往往等不到7年，便已“痒不可支”。**的厮守是否变成无味的相对，甚至最终分手，作为当事人并非完全不可把握。预知这些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认真面对和把握，可以说，这才是避免婚姻危机产生的重要秘诀。
乔天民的苦恼，他的妻子郭凤云从来不知道。乔天民是个爱面子的男人，在同事和朋友面前，他永远会扮成婚姻幸福的样子。但其实他对这个婚姻从来没有满意过。“我知道她很爱我。但是，真的，我经常觉得很不舒服。”
不快乐的种子其实一早就已埋下。郭凤云与乔天民是多年邻居，自情窦初开时便恋上对方，经过10年坚持不懈的等待，终于等到他来求婚。然而真相是，答应结婚并不是因为他终于爱上了她，而是觉得无法不给郭凤云一个交待。
郭凤云在别人眼里看来，并无什么明显的缺点。温柔，勤快，苗条，做着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且极爱乔天民。或许她惟一欠缺的便是对丈夫的了解。“她自己非常爱我，就认为我一定也非常爱她，因此就觉得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问题。她一点都不知道，其实常有异性对我表示好感。”乔天民对此很郁闷。
“晚上回家，我喜欢看看碟片，结婚前她经常陪我看，结婚后起初还看看，后来便只顾着自己看电视了。其实我一个人看碟片很寂寞，而且看完了总想谈谈感觉，但一看到她赖在沙发里看肥皂剧的样子，就觉得懒得讲话了。”
3年看似美满的婚姻之后，乔天民的医院新来了一位女同事。不漂亮，又因为太瘦太苍白而显得不够健康，但是乔天民动摇了。“你知道吗？我看过的所有电影，她都看过。我们常在MSN上聊电影，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乔天民说。
郭凤云就像很多具有灵敏本能的妻子，及时发现了丈夫的异常。她向丈夫哭诉，又去找那所谓的“第三者”谈话，甚至每天去乔天民的医院接他下班。一番折腾之后，以那位女同事辞职走人收场。而郭凤云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沙发上，继续着她的肥皂剧之旅。
所有人都可以预见，虽然这一次郭凤云留住了丈夫，她还会遇到下一次，再下一次，直到丈夫彻底没有了内疚感，直到丈夫彻底地爱上了别人。
问题出在哪里？第三者的出现？不，问题出在那段平静的日子里。太多人一直到婚姻已经病入膏肓才急忙想着补救，其实就像一只桃子，当表面坏了的时候，里面已经烂了。
永远都别认为你的婚姻绝对不会出问题。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问题已经很有理由出现了——由于你的忽视。倘若你欣赏你的伴侣，认为对方很优秀，那么别人也一样有可能具备同样的眼光。在乔天民与郭凤云结婚之初，他曾下决心要好好待这个真诚爱他的女人。然而当外界的**出现时，当他需要得到郭凤云的帮助时，郭凤云却麻木不仁，认为婚姻便是永久的避风港，错过了与丈夫经营感情的极佳时期，放任婚姻出现裂缝。
随时了解和关注你的配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预防所需要的成本是最低的，最积极的预防，也比最简单的补救来得轻松易行。
紫气东来:
传说老子过函谷关前，关尹喜见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比喻吉祥的征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司马贞索隐引汉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后遂以“紫气东来”表示祥瑞。
6．“无我”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
我们之所以会有忧患，是因为我们有自我的存在。如果我们忘掉自我，我们还有什么忧患的呢？
老子所说的“无身”，也就是“无我”。老子认为，人一旦达到“无我”的境界，就没有什么忧患了。
北宋王安石《老子注》说：”圣人，无我也。有我，则与物构，而物我相引矣。万物，敌我也，吾不与之敌，故后之。”也就是说“得道”的人都必须达到“无我”的状态，否则，就会“与物构”，思维就会受到世俗的左右，就无法做正确的判断了。
道家一向呼吁“无我”的最高境界，老子以及后来的庄子都是如此。道家的另一本经典巨著《庄子》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天，庄子打柴回来，很累，就躺在自己的茅屋旁睡着了。恍惚中，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欣然自得地飞舞着的一只蝴蝶，他感到多么愉快和惬意啊！竟然忘记了自己原本是庄周。
突然间醒起来，惊惶不定之间好象来到另一个世界。庄子很惊诧，掐了掐自己的大腿，方知原来是自己。
这是《庄子》里一个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一般称作“庄周梦蝶”。在这个故事里，庄子不知是自己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子呢？
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在醒时的所见所感是真实的，梦境是幻觉，是不真实的。醒是一种境界，梦是另一种境界，二者是不相同的；庄子是庄子，蝴蝶是蝴蝶，二者也是不相同的。
但这不是庄子的感受。
李白《古风》云：“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也就是说庄周与蝴蝶已经“物化”为一体了。庄子已经看不到自己，而是和自然合而为一了。这就是“无我”。
对此，可以做以下推理：如果“我”一会儿可以是庄周，一会儿可以是蝴蝶。那么，“我”到底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不确定的了。所以说，“我”之所在是始终处于变幻不定之中，庄子称之为“物化”。
庄子认为：世上万物，尽管千变万化，都只是道的物化而已。庄周也罢，蝴蝶也罢，本质上都只是虚无的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叫“齐物”。
“齐物”和“物化”的本质就是“物”“我”两忘，也就是“无我”。
庄子的这种“物”“我”两忘，其实是对老子“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老子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王国维给我们做了很好的阐释。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这里的“无我”，不仅是指四肢肉体会“无我”，连精神也要“无我”。按照老子的“无我”哲学，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间的其他动物或植物本身并不卑贱，人自身也并不高贵。大家都是平等无二，合二为一的。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达到“无我”的人生最高境界。
爱因斯坦在发现短程线理论前，就经过长期的观察、测量和计算。他简直成了“一个中了魔的人”。一次，他从梯子摔到地上，家人将他抬到**。可是，爱因斯坦却仍沉醉在他的理论思考之中，向众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下落者要笔直地掉下来呢?”弄得家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是这样长时间专注地思考之后，短程线理论诞生了。
科学理论的创立是“无我”的产儿，艺术作品的问世也同样离不开“物我两忘”的精神。
一天，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来到罗丹朴素的乡间住宅。他走进了罗丹的工作室。罗丹带他参观自己的近作——一个女性半身像。他审视着这幅作品，对茨威格说：“只有那肩膀上面，线条仍旧嫌太硬。对不起……”
说着说着，他就顺手拿起一把小刀细心地修起这座雕像，旁若无人地干了一个多小时，没和客人说一句话。除了创造他理想中的雕像之外，他把什么都忘记了，好像天地间只有工作的存在。当他修整完雕像，用湿布将它盖上，便向门口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忽然发现了客人的存在。他一惊，连忙说：“对不起，先生，我简直把你忘记了。”
虽然茨威格被冷落了一个多小时，但他却认识到：“一个人可以如此完全忘记了时间与整个的世界，这个认识，使我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感动。”
回到现实中来，如果我们将老子的这种“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智慧予以总结，至少有以下几点：
（1）通过瞑目存神，屏息万缘，而忘掉自己的四肢五体，从而使灵魂逍遥自在。
人类的身体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不得不去每天为它谋衣糊口，去奋斗，去抗争，自然会惹出许多的烦恼和痛苦来。等到我们物我两忘，就不受时空的限制，心中无有牵挂障碍了，赤洒洒，圆陀陀，光灼灼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自然也就不会为了那些衣食住行而操心烦恼了。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什么灾难和不快呢！
（2）将生死寿夭、苦乐悲欢、是非荣辱、高低贵贱放在心上是愚人的悲哀，这样的人还在“有我”的境界里苦苦挣扎。在老子看来，既然人间的生死寿夭、苦乐悲欢、是非荣辱、高低贵贱没有什么区别，是虚幻不实的，是梦，人们就应该把它们看淡，身处其中而心处其外，不去辩识，不去执着，来了就让它们自然而然地来好了，去了就让它们自然而然地去好了。可是人们却往往做不到，结果是自寻烦恼，等到事情过去了，才醒悟过来，才悔不该当初。
（3）人的生存，本质可以说是寻求物与我的动态平衡。我们认识和感知世界，以及他人的世界，但是世界也感知我们。这样的互动的感知可以是良性的和平稳的发展进程，也可以是紊乱的和断续的发展进程，因而不同个体之间的认识水平千差百异。而物与我的统一最后可以形成个体的主观世界的终极平衡，这也是上述互动的最理想结果。这样的极致境界，任何人是永远无法绝对接近，但是所有的思想者追求的是对于这样的完美境界的相对逼近！
上下五千年的过来人们都在极力探求真正的生活态度，今人呢？
工作里的分争，为个人利益得失的烦忧所左右；情爱的患得患失，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悲喜；人际的纷繁……累的东西太多！有没有净土？有没有可以歇息的地方？有没有不设防的交流之地？
只有参透“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真正内涵，努力使自己达到“无我”的境界，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才能看清人世的本来面目，才是洞沏人世的来龙去脉，才能跳出人世的纷扰，才能回归人的本性，就像大梦醒后才知大梦一样。
司马迁《史记》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