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西汉前期六十多年的积蓄，汉武帝即位后的国家财政本来非常富裕。但由于汉武帝对外战争的耗费巨大，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过了二十年，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国家财政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在财政困难面前，汉武帝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元朔六年（前123年）六月，汉武帝颁布诏书，准许百姓出钱买爵位和赎回被监禁的人，也可以交钱免除罪行。又特设“赏官”，称为“武功爵”，共十七级，共值三千余万金。
一级称为造士，二级称为闲舆卫，三级称为良士，四级称为元戎士，五级称为官首，六级称为秉铎，七级称为千夫，八级称为乐卿，九级称为执戎，十级称为政戾庶长，十一级称为军卫。以下各级爵位名称失佚。
第一级定价铜钱17 万钱，往上每级增加2 万钱。至十七级合成三十余万钱。只要购买武功爵至第七级“千夫”的人，可以优先出任下级官吏，免除本人徭役，有罪可减刑二等。
汉武帝卖官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敛财。但买爵后能够免役，那么，就使国家失去了相当数量的徭役权。卖爵的收入没有用来营业，大部分用在军费、官俸和皇帝自身消费上。那些买得起官爵的人多是豪富之人，这些人入官府，造成官员素质降低，官场风气腐败，实在是弊大于利的办法。
汉武帝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那就是卜式。他原本是河南郡人，是孔子的门生。自幼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以种田和畜牧为生。
父母去世之后，家中只有个幼小的弟弟。等到弟弟成人后，卜式便把田地房屋财产都给了弟弟，自己只带走了一百多只羊，上山放牧。
在他上山放牧的十多年间，他的羊达到一千多只，自己买了田地房屋。而他弟弟由于只是玩乐而坐吃山空，家产耗尽，于是卜式又把自己积攒的家产分给弟弟。他的举动受到邻里的一致称赞。
当时汉朝正在和匈奴作战，国库很紧张。于是，卜式上书表示愿意把财产的一半拿出来支援边境战事。汉武帝听说后，立刻派使者询问他：“你这样做，是不是想做官呢？”
他则答道：“我从小就放羊，没学过做官的学问，不习惯过官吏的生活，我不愿意做官。”
使者接着问：“那家中是不是有冤屈打算上告？”
他又回答：“小人生下来就从不和人争执什么，对我的家乡人，生活困难的我就借他们钱粮，对行为不端正的人，我就开导教诲他。我住的那里，人们都依赖我，对我都很友好，我能有什么冤屈呢？”
使者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问：“既然是这样，那你拿一半财产出来是想做什么？”
卜式老实地回答道：“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应该到前线拼死作战，有钱财的人就应该捐献出来，资助军队。这样我们大汉就能把匈奴消灭了。”
当使者把卜式的话汇报给汉武帝后，皇上便把这些话说给丞相公孙弘听。公孙弘说道：“这可不符合人的本性。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能为了利益而破坏法纪。请陛下不要答应。”于是皇帝一直没回复卜式。
又过了一年多，汉军屡次出战，匈奴的浑邪王等投降，朝廷花费很大，仓储府库也空了。到了第二年，大量贫困民众流离迁徙，都靠朝廷供给其吃住，朝廷不能全部供养。
这时，卜式便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的郡守，分给迁徙来的百姓。河南郡守上报了当地富人资助贫民的名册，汉武帝看见卜式的名字，记起了他，说：“这就是从前想捐出家财一半助边的那人么？”于是，汉武帝赏赐卜式，把四百戍边人的十二万给养钱归他，卜式把这些钱通通还给朝廷。
此时，富豪都争着藏匿钱财，只有卜式拿出钱来助边。汉武帝便以卜式为长者，特别尊重他，以他做榜样教化百姓。还征召他，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又赐予他良田10 顷。
汉武帝想用这样的方式号召百姓，带动其他人向国家捐献钱财。
这些方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是杯水车薪，而且造成了吏治败坏等弊端。
汉武帝日夜思索，反复和大臣商议，想找条出路，以摆脱财政上的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想出了办法，制定出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
这些政策主要是通过加强封建国家的专制主义的经济力量，以富有的大商人为对象，将他们过去所得的利益转归汉朝政府。一场整理财政、增加国家收入的斗争，在汉武帝和大商人之间展开了。
盐和铁是古代社会维持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料。盐是生活必需品，每天不消耗一定分量的盐，人就没有气力进行生产。铁在中国封建时代，除了用来制作兵器外，主要用作制造农具，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汉代是铁制农具大发展、大推广、大普及的时代，铁的生产和买卖对国计民生有极大意义。掌握了盐和铁，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财政经济的收入。因此，谁掌握了盐铁的生产和流通，谁就可获大利、致大富。
元狩三年（前120 年），大农令郑当时向汉武帝推荐盐商东郭咸阳和孔仅二人。东郭咸阳是齐国人，他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孔仅是梁国睢阳人，他是大冶铁商人。
汉武帝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原属少府管辖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
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参与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
和“言利”之事。桑弘羊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据说在百日抓周的时候，就抓的是官印而非金银。但商业给了他十分深远的影响，童年时代的桑弘羊整天游戏于喧闹的市场和店铺，周围人谈的都是生意经。
那时商人计算数字用筹码，七八岁的桑弘羊已把6 寸长的筹码摆弄得非常熟练了。13 岁的时候，他已有超人的计算水平，且不用筹码，只用“心计”就行了。
桑弘羊的父兄非常开明、有远见，他们一改商人不让子弟做官，只让经商的传统习惯。桑弘羊13 岁的时候，便以心算的特长被召选到宫廷任侍中。汉武帝有了这三个人——一个理财家，两个精通业务的专家——就委托他们全权办理盐、铁专卖。
专卖政策规定：煮盐、冶铁及其贩卖全部收归官府，不许私人经营。
盐民不准自置煮盐锅，煮盐锅由国家发给。私自煮盐的，不仅被没收生产用的器物，还要被处以斩去左脚趾的刑罚。盐民产盐自负盈亏，国家按官价收购。收购到的盐基本上是就地出售，或由官家、商贾运销各地。
盐价由国家规定，如要变动，须经皇帝批准。
铁的专卖，包括矿山开掘、钢铁冶炼和铁器铸作三个环节。凡是矿山所在郡县，都设铁官，统管三个环节。没有矿山的地方，设小铁官，只掌管铁器的铸作和销售。
冶铁和铁器制作由卒徒和工匠担任。铁官对铁的质量、规格、产量、产值，定出一定的标准。铁官使用大批官徒，从事艰苦繁重的冶铁、铸铁劳动。全国设置盐官的有27 个郡，36 县，另加一个东平国；设置铁官的有39 个郡，48 个县。
盐官和铁官都归大农管，直属中央政府。盐铁专卖政策完备详尽，汉武帝对孔仅和东郭咸阳制定的专卖计划和细则非常满意。为了拉拢盐铁商人，并防止他们捣乱、破坏，汉武帝下令任用盐铁商人中的大户，充当各地盐铁官府属吏。这样，既能用其所长，又能以法律约束。如果他们知法犯法，那就是自讨苦吃。这一策略有效地保证了盐铁专卖政策的执行。
孔仅推行盐铁专卖政策，并在铸造农具方面做出了成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武帝很是高兴，于是在元鼎二年（前115 年）拜他为大农，列于九卿之位。桑弘羊也因管理财政有功，被拜为大农丞，管理全国的会计事务。
盐铁专卖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汉武帝“外事四夷，内事兴作”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这对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是有贡献的，但不免带有封建官营事业共有的弊病。如不少铁器质量低劣，规格不合要求，价格昂贵，还有强迫人民购买及强征人民作役的弊病。
对于汉武帝来说，这是他整理财政的成功措施之一。他善于用人，善于采纳合理的建议，并加以实行，这就保证了他的成功。
统一铸钱成为汉武帝整理财政、统一币制的重要标志。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中介物，货币混乱会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自由铸钱，不仅使国家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并且助长了封国、豪强割据势力的发展。
汉武帝即位之后，关于钱币不一、通货膨胀等令人头疼的问题奏呈上来时，汉武帝马上意识到严重性，为此茶饭不思，非常忧愁。于是汉武帝决定采取币制改革。
元狩三年（前120 年）末，汉武帝在未央宫前殿召集有关大臣商讨此事。改革的目的十分明确，“更钱造币以瞻用，而摧浮**并兼之徒”。
一是靠发行新币来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二是从富豪手中要钱。事实上，这两者是一回事。此时，深受汉武帝重用而参与决策的是御史大夫张汤，张汤拿出了一个方案：
第一种是白金币，由银、锡铸成。白金币用银锡合金铸成，分为三品：上品重8 两，圆形，龙纹，面值3000 万钱；中品重6 两，方形，马纹，面值500 万钱；下品重4 两，椭圆形，龟纹，面值300 万钱。
第二种是铜币，取消半两钱，改铸为三铢钱。
第三种是皮币，用御苑中的白鹿皮制成。每个皮币长宽1 尺，缘上绣五彩花纹，面值四十万钱。
元狩四年（前119 年）初，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正式同时发行。白金币和三铢钱在市场上流通，这使得朝廷大发“横财”。但“盗铸”不久也随之出现了。尽管在发行三币的时候，汉武帝曾经下过禁止私人仿造的命令，但是皮币、白金币的面值超过实际价值不知多少倍，巨额利润诱使一些人铤而走险。
白金币的原材料是银和锡，少府有大量的银和锡，民间也很多。于是，盗铸白金币的难以计数，其中不乏达官贵人，甚至王侯。汉武帝下令杀了一批人，也没能制止。
皮币的原材料是白鹿皮，白鹿只有皇上的禁苑中才有，民间无法盗作，但大农令颜异又对皮币的等值问题提出异议。他说：“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币仅40 万，本末不相称。”
他这话虽然迂腐至极，但汉武帝造皮币的目的就是强取王侯们的金钱以解决眼下的财政危机，哪里管什么“本末相称”与否。当元狩四年令初下时，有人告诉颜异发行皮币有许多不妥之处，“异不应，微反唇”。造皮币是张汤提议的，而张汤又与颜异素来有隙。
于是，张汤奏劾颜异身为九卿，见令不便，不明言而腹非，论死，此后始有腹非之法。这个事件恐怕事出有因。王侯们深受皮币之“害”，有苦难言。颜异的态度和言论，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是为诸侯王们张目的。颜异被杀后，再也没人敢对皮币提出异议了。
而三铢钱太轻，周边是平的，没有廓，盗铸者经常从三铢钱的背面磨下铜屑，再用来铸钱。三铢钱只发行了一年的时间，到元狩五年（前118 年）就无法再维持了。
元鼎二年（前115 年），在一些大臣的建议下，汉武帝又颁下诏令铸造“赤仄钱”。赤仄钱又名“赤侧钱”，其廓是用赤铜铸的。一枚赤仄钱当五铢钱五枚。凡是交纳算赋、口赋，必须得用赤仄钱。汉武帝希望靠铸造难度大的赤仄钱来杜绝伪钱。同时，这无疑又是敛钱的方法之一。
赤仄钱发行后，逐渐取代了白金币，人们非常喜欢储存赤仄钱。为了维护白金币的信誉，官府曾经采取一些强硬措施，可是收效甚微。第二年，汉武帝不得不宣布废止白金币。
不仅如此，如果赤仄钱大量发行，必然贬值。按规定一枚赤仄钱当5 枚五铢钱，但发行不久就兑换不了5 枚，有时兑换4 枚，有时仅能兑换3 枚。而且各地区、各时期的兑换比值也不完全一样。赤仄钱的发行造成了币制的更大混乱。这样就迫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新的行动，以遏制混乱。否则，币制改革不但不能解决财政危机，还将使眼下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于是，汉武帝总结百余年货币改制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如果要真正禁止盗铸货币，保证货币的质量，确保货币的正常流通，就必须完全由中央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元鼎四年（前113 年），汉武帝采用大农丞桑弘羊的建议，下令：
第一，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指定上林苑水衡都尉所辖的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掌管鼓铸、刻范和原料，统一铸造货币。
第二，新铸造的货币重五铢，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因为五铢钱是由上林三官所铸，故而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三官钱是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非三官钱不得流通。
第三，郡国所有的旧币一律作废销毁，将铸钱的铜输入三官。
此次币制的改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政府把全国各地的铜材收归中央，堵塞了盗铸的材料来源；二是三官钱的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完全一致，盗铸无厚利可图；三是钱币制作技术高，质量好，私人没有能力盗铸。从此以后，盗铸的风气大为减少，朝廷基本上能够控制货币的铸造与发行。
最终，这次币制改革获得了成功，取得了对富商大贾、豪强等私铸钱币斗争的胜利。货币的统一、货币的稳定，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所铸的五铢钱，一直流通到隋王朝，七百年不废。
据史书记载，从汉武帝统一币制起到西汉末年，西汉政府总共铸造了280 亿枚五铢钱。五铢钱制大体上是用于稳定和巩固货币市场的，这种方孔圆廓的五铢钱在七百年时间内，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主要流通货币，也为帝王提出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和教训。
汉武帝所进行的统一货币、盐铁专卖等经济改革措施都已经初见成效，有的措施正在深化完善，财政形势大有好转。汉武帝颇感欣慰。
元封元年（前110 年），已经升为御史大夫的卜式听到种种反映：官府卖出的盐不是咸的，而是苦的；官府统售的铁工具脆弱不牢，一下地就断裂，而价钱却很贵。老百姓不欢迎这种产品，官吏却强迫老百姓非买不可。还有，征收商人的船税太多了，以致经商的人减少，日用货物也少了，物价上涨。
这些问题关系到了国计民生。于是，卜式找大司农孔仅商量，孔仅也感到是个问题。经过反复磋商，他们决定向汉武帝反映盐铁专卖中的这些问题。
汉武帝听后，十分不高兴，一怒之下便把卜式贬为太子太傅，并且撤了孔仅的职位，继而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统管大农官的事。
事实上，桑弘羊也早已看到盐铁专卖中存在的问题。他还知道，主管盐、铁的官吏为了卖出质量差价格高的盐、铁，往往互相争市，影响了盐、铁的价格稳定。但是，桑弘羊没有采取提意见的方式，而是经过深入调查、反复思考，认为对郡国送京贡物的运输和京师市场的供销应该进行改革。
汉初，各郡国都向中央政府贡献输送当地的土特产品，假若产于其他郡中的，还得派人到远方采购，然后雇人转运到京师。这样做其实给商人提供了很好的从中渔利的机会，他们乘机抬高物价，大发其财。贡献的物品几经周折，长途运输，肯定会损耗和破坏，有时贡献的价值还抵不上运输费用。劳民伤财，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使政府蒙受损失。
鉴于这种情况，桑弘羊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控制和管理，收权于中央，收财于中央。他奏请汉武帝行“均输”“平准”之法。
其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主持运输各郡国的贡纳物品；在长安设平准官，掌握运到京师的货物和物价。各地的均输机关与京师的平准机关互通信息、互相配合。
第二，各郡国向中央贡纳的物品，全部按当地市价，购买成当地出产的物品，交纳国家后，由均输官负责将它运输到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然后就地购买当地出产的物品，输送到其他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这样辗转运输、销售，国家利用地区存在的差价，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最后根据平准官提供的信息，在最适宜的地区购买京师所需要的货物，运到京师。
第三，在京师的平准官，将各地运到长安的货物在京师市场上卖掉，利润上缴国家。并且要遵从“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标准，平抑市场物价。这样既确保了对京师人民的供应，又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
桑弘羊的方案果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均输”“平准”的实行，使物价相对地稳定下来，政府不仅支出大大减少，还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这项政策又能再次抑制大商人，完全符合汉武帝重农抑商的方针政策。
统一货币、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是桑弘羊改革经济、理财兴利最得力的措施。他能在不太多地增加农民赋税负担的情况下，满足国家浩繁的财政需求，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所以，他一直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器重。
为了打击积货逐利的商贾，他颁布算缗、告缗令。元狩四年（前119 年），山东发生了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阶级矛盾大有一触即发的势态。
一些富商大贾拥有大量资财，过着奢侈无度的豪华生活。他们不但“不佐国家之急”，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严重地破坏了地主经济的基础。这就使汉朝地主政权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这两项法令包括了4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抽取一算，即120 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作“算缗”。
第二，除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第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作“告缗”。
第四，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算缗主要是针对商贾的。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下令规定，百姓告缗，可以得到被告发者的一半资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杨可立了头功。
一个商人，只要被人告发并经查实，立刻被拘入狱。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汉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
商贾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汉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延续近十年，使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才停止了告缗。
告缗以及盐铁官营等政策，为汉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