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既像高悬于被统治者头上的利剑，时刻准备以强力镇压他们的反抗；又充当整个社会的利益杠杆，不断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使之维持平衡与稳定。而封建统治下的国家法律的发展以及运用，必然与帝制社会的进步与停滞、王朝的兴盛衰亡密切联系。
周朝在统治天下的时候重视的是以德治国，对旧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是非常维护的，所以《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因此，周朝时期的礼包含着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法家的出现，便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第一，用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第二，必须公正执法，这就要求“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因此，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汉武帝即位后，继承了先秦时期和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国自然是比较突出的。元鼎元年（前116 年），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的丈夫陈在为母亲长公主服丧其间“奸，禽兽行，当死”，事发后便自杀了，陈的隆虑侯也因此被废除。
作为母亲，隆虑公主对于顽劣的儿子昭平君是深感忧虑的。不久，隆虑公主患了重病，虽然经宫中名医治疗，但已病入膏肓。可她依然念念不忘儿子的前程，总想为儿子谋个万全之策，以免自己死后，儿子会遭到杀身之祸。
于是她把汉武帝找去，伤心地说：“哥哥，我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平素不学好，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管好他了。我害怕我死之后，他会触犯国法，判成死罪。现在，我以黄金千斤，钱1000 万，为他预赎死罪，请你答应我，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汉武帝答应了。可惜她的这一举动，仍然没有保住自己的独子。
昭平君在母亲死后越发骄奢，在一次醉酒后将隆虑公主的保姆杀死。
因为是人命官司，廷尉立即派兵把昭平君抓了起来，把他关押在内宫的监狱里。
按照汉朝法律，无故杀人者，必须偿命；但由于昭平君是汉武帝的亲外甥，廷尉不敢专断，便上奏汉武帝，请汉武帝论断其罪。汉武帝是个执法很严的人，这件事却使他左右为难。
按照法律，昭平君无故杀人行凶，理应判死罪。可是，汉武帝想到妹妹病危时向自己预赎昭平君死罪的情景，觉得于心不忍，禁不住落泪，说道：“我妹妹年纪很大才生了这么个儿子，病危时又向我预赎了他的死罪，现在他真的犯了死罪，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左右大臣看到这种情况，也纷纷上前说情，劝谏道：“既然公主生前已向陛下预赎了昭平君的死罪，陛下就赦免了他吧。”
不过，汉武帝毕竟是个注重法律的君主，他在沉默许久之后，终于抬起头来，望着群臣缓缓地说：“法令是朝廷制定的，如果我庇护外甥，而破坏了法令，岂不是有负于民？这样一来，我还有什么脸面进高祖庙呢？”说完，他毅然忍痛判斩昭平君。下诏令时，汉武帝已经泪流满面，悲伤不已。众大臣也都默默无言。
昭平君被押在监狱里，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大祸临头，因为他从来都不相信汉武帝会判自己死刑，认为顶多不过罚点儿钱完事。等到听了宣读的诏令，他才知道什么叫国法，但是已经晚了。
汉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在吸收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他重法治也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后不久，西汉统治集团彻底改变了“无为而治”的方针。“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在强化中央集权、加强统治力度的目的驱动下，新一轮帝国法制的建设、完善已势在必行。而这一时期的尊儒活动为汉廷最终形成“礼制为体，法制为用，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的法律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
汉武帝时期在立法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把早期汉律偏重刑法、民法的格局加以改变，并且加入了大量的关于帝国政治关系、政治生活、官吏制度方面的条款。这些法律有一些是以增补形式出现的，有一些则是以单行法形式出现的。因此在数量上，当时《汉律》的增加是很惊人的。
元光五年（前130 年），汉武帝任命主持法律修订的官吏是两个令人谈之变色的铁腕人物：张汤与赵禹。这次制定的律令特点是条文苛细而且严酷。汉朝的法律的基本形式有律、令、科、比4 种，其中律、令是2 种最基本的形式。
律是汉朝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形式，既包括以《九章律》为核心的成文法典，也包括《越宫律》《傍章律》《朝律》《左官律》《酎金律》《上计律》《田租税律》等各方面的单行法律。
令是皇帝发布的诏令，也是汉朝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其内容相当广泛，是处理各项国家事务和解决具体纠纷的重要依据。由于令是皇帝直接发布的命令，因而法律效力最高，往往可以取代律。
科是律以外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种单行禁条，也称“事条”或“科条”。如汉武帝时有《重首匿之科》，东汉也颁布大量种类繁多的科条。
比是指律无正条规定时，比照相近律令条文或同类判例处断，相当于秦律中的“廷行事”。
法律条文的明显增加，使“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武帝对于汉律的增补，目的就在于加强中央控制，进一步强化皇权与专制体系。但盲目地依靠法律借以树立特权，势必会造成国家法典层出不穷，过于繁杂。最终的结果，一个是“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另一个是酷吏秉承皇帝个人意愿随意运用、解释判例，使所有的法律都成为专为皇权服务的暴力工具。
法律总是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且必须具有强制性。无论多么严密的法典，倘若要是没有执行的人，那么就只能被视为无用的文字而已，不可能成为约束全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
汉武帝时期，朝廷在大力增加汉律的同时，还选拔了一大批的铁腕人物来运用、执行法律，在文书中他们被称为“酷吏”。用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豪强、商人、农民起义。
公孙弘为相的元朔（前128―前123 年）年间，军旅数发，年岁歉收。
东郡农民揭竿而起，声势渐大，如同波涛轰响，震动整个朝廷。汉武帝豢养的“文学应对”之士中，吾丘寿王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吾丘寿王，复姓吾丘，双名寿王，是赵国人。他从小就很聪明，少年时期，他就以擅长下棋出名。后来追随董仲舒学习《春秋》，才华横溢，肚子装满了圣人的名言，有“天下少双海内寡”之誉。
吾丘寿王向往高贵，追求自由，才思敏捷，不畏权贵。他大胆创新，不落俗套，从来不人云亦云，也从来不会低三下四地委曲求全。而汉武帝认为自己不可一世。
起初，汉武帝让吾丘寿王陪自己下棋，吾丘寿王屡战屡胜，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他罢免了。这让他感到了前途渺茫，于是，他请求到黄门养马，没有得到许可，然后又请求驻防边塞，还是没有得到许可，最后干脆要求出击匈奴，还是没有得到许可。
直到后来，东郡发生农民起义，汉武帝任命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而不置太守，故号“四千石”，负责镇压敢于起义的农民。但是吾丘寿王相当仁慈，不愿意大砍大杀。到任之后，他看到农民主要是因为赋税繁重，官逼民反，他就减轻赋税，安定民心，同时招揽流民发展生产。
但是，他这种标本兼治的方法最终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认同，气得汉武帝诏赐玺书责问他：“你怎么这样窝囊？为什么你的表现与你的名声相差这么远？”
东郡农民起义，是汉武帝执政期内最早的一次农民起义。至汉武帝的晚年，声势十分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天汉二年（前99 年），南阳、楚、燕、赵、泰山纷纷爆发起义。
起义队伍多者有上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他们攻城克邑，夺取武器，活捉和杀掉各地的郡守、都尉，全国为之震动。各地农民互相配合，活动在乡间的小股起义队伍此起彼伏。
汉武帝下令对“乱民”采取铁血镇压的政策，并派遣使者暴胜之等赴各地镇压。他身穿绣衣，手持斧头，追捕盗贼，威震州郡。绣衣御史暴胜之根据地方官上交朝廷以供军用的多寡进行处置，诛杀两千石以下不听从命令的官吏。
而王贺奉命巡查魏郡，监督地方官追捕“盗贼”。他行事平和厚道，遇畏葸不前、临阵脱逃者往往纵而不杀。而别处御史如暴胜之等人，诛杀二千石以下官吏及连带处死者不下万人。王贺以奉使不称职被免官。
天汉二年（前99 年）十一月，汉武帝在《诏关都尉》中下令严防关东“群盗”：“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汉武帝相继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到各郡县严加督察，又派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原九卿张德等，以虎符发兵分头围剿。
这些钦差大臣持节符，手里掌握专杀的权力，所到郡县，立即处死剿杀“暴民”不力的州、郡、县官吏，曾经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大批被杀。
因为长期对外用兵和维持腐朽奢靡的帝王生活，汉武帝大肆挥霍民脂民膏，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封建统治阶级大搞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宁成是汉武帝最早任用的酷吏之一，这个人盛气凌人，傲慢异常。
对下属则怒目施威，十分专横，治下的百姓对他更是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汉景帝十分欣赏宁成的严酷作风，因为在当时，长安左右宗室多违法乱纪，便起用宁成为中尉，巡查京师。他既辱下又傲上，将宗室豪杰收拾得人人惴恐，手足无措。
像宁成这样的严厉苛责的人才，汉武帝求之不得，即位之初即召宁成为内史，负责治理京师。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外戚们便纷纷要求汉武帝惩办宁成。当时的吏治尚有修谨之风，汉武帝的羽翼还显得很单薄，只好判宁成“髡钳”之罪，剃光了他的头发，让他戴上刑具，还去做了苦力。后来，宁成竟然弄开了束颈的铁圈，伪造了一个出关之符，伺机逃回老家。
宁成扬言道：“做官做不到二千石，做买卖赚不到千千万，活着也没意思！”几年的时间，他竟然创下了一个良田千顷、雇农千家、产业数以万计的大家业。在乡里照样吆五喝六，持吏长短。对贫苦农民的压迫，比郡守还要厉害。
当时还有一个做郡守的周阳由和宁成一样孤傲自恃、生杀恣意，在地方上的二千石级别的官吏中最称暴酷骄恣。亲信之人犯法，周阳由必枉法徇私，不予惩处；对所憎恶之人，必加之罪名，欲杀之而后快；地方豪强大族被他夷灭者很多。性格极其刚烈的汲黯和他同车出行之时，也不敢稳坐正中，而在偏侧相陪。
像宁成、周阳由这样非常狠毒的官员，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称他们为酷吏。司马迁说：“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失。”酷吏政治开始在社会上逐渐推广开来。
宁成与周阳由两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体现了酷吏的外在特征及政治内涵。他们严峻深刻、爱行苛法、嗜杀成癖，敢于凌辱上司，称得上是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爪牙。他们打击的对象是贫苦百姓、宗室贵族以及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因他们行动残酷迅捷，手段残忍毒辣，的确比“循吏”更易受到雄杰之主的青睐。
这些人以皇权做后盾，以酷杀而著称。他们的活动，对于抑制豪强地主的气焰，加强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有一些酷吏绝对不是清官廉吏。
他们往往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既是他们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贪官的重要特点。因此，一批豪强地主被打下去了，一批酷吏贪官却滋生起来，这是汉武帝始料所未及的。
张汤就是酷吏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杜陵人，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
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做长安小吏，曾为守城内吏府的下属，由宁成介绍给丞相府，为丞相史，后来又由丞相田蚡的推荐，补侍御史。
元光五年（前130 年），汉武帝命张汤治陈皇后巫蛊案。所谓的“巫蛊”，就是埋木偶人于地下，诅咒害人的一种巫术。迷信的汉武帝，疑心陈皇后要诅咒他。
张汤接了这个案子，不敢不用心。他见汉武帝气愤不同寻常，便明白皇上不仅是在疑心陈皇后，同时也因为陈皇后年老色衰了。从皇宫里出来后，张汤明白汉武帝要利用自己，利用这一事件，趁机铲除陈皇后。
张汤不由心中暗喜，只要自己肯下得去手，不仅能讨皇上欢心，而且还能加官晋爵。第二天，张汤升堂。他不惜用尽所有的刑罚，陈皇后终因抵挡不了酷刑被屈打成招。
张汤捧着带血的口供，连夜奔到皇宫交差。汉武帝看后，点头赞许，马上下令把陈皇后的亲属等一并擒获。这一案件，共判处死刑三百多人。张汤因此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升为太中大夫。
张汤为了讨取皇帝的欢心，更加精心揣摸皇帝的意图，把皇上的好恶看作是非准绳，玩弄刀笔，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凡是遇到疑难案情，他必定奏上不同的处理意见，任汉武帝随意选择。经汉武帝批准意见，再正式确定。他说：“这是天子之意，不是臣下的高明。”
元朔三年（前126 年），汉武帝拜张汤为廷尉，掌司法平狱，审断郡国议定报请的疑罪。汉武帝正醉心缘饰儒术，一心提倡经学。
当时董仲舒已致仕，汉武帝多次派遣张汤到董仲舒的家里，咨询天下的得失。董仲舒以万能的《春秋》为审案的依据，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然后提供给廷尉作决狱的标准。张汤由此受到启发，奏请汉武帝以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治狱量刑。
所谓经义，就是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道德观念和统治意志，以此为标准而治狱，就是说可以抛开一切法律束缚，随心所欲地镇压臣民。
对汉武帝来说，这真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发明，汉武帝马上将其制度化。
文雅的历史学家又称之为“以礼入法”。
所以，“阳儒阴法”的汉武帝没有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精神接过来，发扬光大，而是将儒家的“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观念同法家的以严刑峻法治民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怪胎。
张汤是善于揣测皇上心意的高手，他看汉武帝有意想宽释某人，就把犯人交给平和的监吏审理；汉武帝要是有意重罪某人，张汤就把犯人交给苛酷的监吏审理。遇有疑难案件，一定事先向汉武帝报告，并为之理清头绪原由，等到汉武帝允许后，再书于法令谳法挈令，以之为日后量刑的标准。
在审理淮南、衡山、江都三大谋反案中，又是张汤穷究党羽，任意肆杀。他最痛恨的是地方豪强，必舞文巧诋，对羸弱之民往往呵护有加。
拜访诸公卿大僚不避寒暑，对那些故人子弟为吏者及其“穷兄弟”，也给予很多照应。因此，张汤虽然用法深酷，仁义之声却传于朝野，与“阳儒阴法”的精神完全一致。
张汤越来越得汉武帝赏识，这个人将儒、法这一软一硬的两把刀子挥舞得非常娴熟，忠心耿耿、绞尽脑汁地为君王剪除异己，镇压黎民，在君上的周围架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刀山。
元狩二年（前121 年），汉武帝提拔张汤做了御史大夫。其时，北部边塞，长城内外，农业文明的保护者汉军，正同游牧文明的代表匈奴连年大战。
在汉军的沉重打击下，游牧文明的前沿开始崩溃，浑邪王率数万兵将投降汉朝。正赶上山东水、旱连年，人民背井离乡，兴兵、安降、赈灾，要粮、要款、要车马，奏章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到京师。汉武帝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想不出到哪儿搜刮这些钱去。
张汤不愧是股肱之臣，给汉武帝出了一连串的好办法：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垄断盐铁，出告缗令，排豪强兼并之家，巧诋助法以行之。
汉武帝在张汤的帮助之下，广开财路，大发利市。但是，这条“黄道”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富商大贾、豪强大族纷纷反对，许多奸吏乘此机会枉法贪赃，侵渔获利。
因此，汉武帝授意张汤严厉镇压。大司农颜异对造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相差很大的皮币持反对意见，汉武帝非常不高兴。颜异的宾客曾对颜异非议过汉武帝的这些措施，而颜异身为九卿，见措施中有不当之处，却不入朝当面阐述自己的意见，反而加以“腹诽”。张汤察觉了汉武帝的脸色，就以这个罪名论定了颜异的死罪。
颜异被判处死刑后震惊朝野。这时，白发苍苍的汲黯质问张汤：“你身为朝廷九卿之一，却上不能继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让你这样的人来当政，百姓们真是没法过日子了。”
张汤不理他，径自走了。后来，有人启禀汉武帝，问大司农位居九卿被张汤判为腹诽罪处死的原因是什么时，汉武帝便请张汤自己回答。这时，张汤说道：
皇上，腹诽罪就是论心定罪。臣问大司农颜异对皇上颁布的农桑法令有何意见，臣见他嘴唇动了动，虽然话未出口，但臣可以断定他心里对朝廷不满，所以判他死罪。
在此之后，就出现了“腹诽之法”。办案量刑，根本不用证据，只需要说你“腹诽”君主就足够横尸东市了。
一时间，朝野上下到处都布满了血腥之气，百姓有冤无处申、无处诉。酷吏中还有一个叫杜周的人，他是被张汤欣赏举荐为廷尉的南阳酷吏。他在一年办理的上千个案件中，大的案子能同时逮捕株连几百人，小的案子也要牵连几十人，远者几千里，近者数百里，被拘捕到廷尉府的人，凡是不服的都要加以黥笞刑讯，按事先规定的罪状认供，大部分被诬告为“不道”以上的罪名，判以死刑。
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张汤，对汉武帝更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只有敢作敢为、刚直誉满朝野的汲黯，仍然对朝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虽然早就被张汤和公孙弘排挤出朝，但他还公开宣言：御史大夫张汤，对皇帝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
汉武帝的宏图伟业，就是依靠张汤这样的酷吏才得以开创的；那一大片一大片耀眼的猩红，是由他撑着酷吏们的腰涂抹上去的，在专制的阳光下，倒也显得非常壮丽。
张汤奏事，喋喋不休，汉武帝听得入迷，竟然连饭都忘记吃了。丞相名存实废，汉武帝处理内政外交，只听张汤一个人的。酷吏政治完全形成，君主专制稳若磐石，安如泰山。汉武帝那五花八门的欲望，也接连不断地实现着。他的伟业雄图上，闪闪烁烁的欲望之星更多了。
但转眼发生突变，张汤媚上欺下，得罪公卿大臣者甚众，尤其以朱买臣为首的一些大臣。朱买臣原是吴人，是大器晚成的布衣大臣。他出身贫寒，年轻时靠打柴为生，边打柴边读书，后被同乡好友严助举荐给汉武帝。汉武帝见他精通《春秋》《楚辞》，很是喜欢，就任命他为中大夫。因奉旨破东越，被汉武帝升为主爵都尉，后任丞相长史。
因张汤处理淮南王谋反一案时，张汤诬告朱买臣的好友严助与淮南王刘安谋反有关，因此，汉武帝下令将严助斩首。朱买臣因此怨恨张汤。
等到朱买臣为丞相长史，张汤多次执行办理丞相事务，就故意欺侮凌辱丞相府里的3 名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去拜见张汤的时候，张汤就坐在**，不以礼相待。因此，三长史对张汤心怀怨恨，待机报复，朱买臣常想舍命害死张汤。
于是他邀约曾经被张汤怠慢的边通和王朝去狩猎，三个长史骑着马在山林路上边走边商议。朱买臣说：“张汤的权势愈来愈大，连丞相都怕他三分，他想除掉谁就除掉谁，也许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们了。”
王朝和边通都是曾经当过二千石大臣的人，因为有冒犯而被贬官，现在当朝宰相庄青翟手下任长史。因为曾被张汤羞辱过，所以也对张汤恨之入骨，三人一拍即合。
王朝愤愤地说：“难道我们都像长史李文一样死在他的屠刀下？”
边通问：“张汤有权有势，皇上又那么宠他，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朱买臣说：“办法是人想的嘛，他能冤死李文，我们难道不能效尤？”
“明白了。”头脑灵活的王朝立马点头。
边通也恍然大悟，说道：“朱兄的办法是……”
“把田信抓起来审问，指控张汤勾结商人受贿致富。”
“……那田信要是不招呢？”
“把张汤发明的37 种刑法都用上，不就行了嘛。”
“逼他招供……好办法。”王朝点头叫好。
朱买臣把酒樽一甩，高声叫道：“就来他个物证、人证俱全。”
“好主意。”
“满上干杯！”三人又高兴地饮了起来。
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庄青翟宰相因霸陵被盗一事也憎恨张汤，于是，也趁机指使朱买臣、边通、王朝三长史弹劾张汤，这样揭发控诉张汤的奏本顿时像雪片飞到汉武帝处。张汤听说鲁谒居病重就去探视，家人见是张汤忙通报进去。
“还不快请。”鲁谒居躺在**说。
张汤进到屋里，见鲁谒居气色不好，就在他的**坐下问候。
“您老哪儿不舒服？”
“心慌气喘，肿得厉害。”
张汤就起身掀开了他的被子，一看他腿脚肿得很厉害，就卷起袖子为他按摩腿脚。
鲁谒居说：“张大人，看来，人不能做坏事，自从李文死后我就天天晚上做噩梦……”
“鲁兄！”张汤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胡思乱想，有我呢，你怕什么？”
张汤边按摩边鼓励他。
“张大人，听说皇上对李文之死也有怀疑了，可能已经有人去告发了，张大人，我……我怕呀！”
“鲁谒居，你后悔了，你若是这样，谁也开脱不了你的诬告罪！”张汤一字一句地说。
“你威胁我吗？”鲁谒居惶恐地说。
“你自己三思。”
张汤没有想到他们两人的言行已被鲁谒居的弟弟偷听了去。
鲁谒君受到张汤威胁，没几天病情加重，不治身亡。
朱买臣等三人对田信严刑拷打后，田信只得招供，于是三人便上书状告张汤受贿致富。
汉武帝看了三人的告状正在烦恼，杨得意来报：“皇上，赵王求见。”
“宣。”
赵王进来禀道：“皇上，李文之死有冤。”
“有证据吗？”汉武帝问。
赵王便说：“皇上，我带来了证人，是鲁谒居的弟弟。”
这赵王名叫刘彭祖，他受封的赵国在北部，因其经营的冶铁铸造业遭到了执行官营冶铁政策的张汤的无情打击，从而与张汤势不两立。
鲁谒居因参与迫害李文被张汤胁迫致死，鲁文居要为兄长报仇，就去求助赵王，赵王当然乐意，当即带他面见皇上。
“带进来。”
鲁文居进来叩道：“小民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
“你说李文之死有冤，有何证据？”
“禀皇上，我兄长病重，张汤来探视，我亲耳听见他们的密谈，我兄长悔恨作了诬告李文的伪证。我也听见张汤威胁我兄长，所以我怀疑我兄长是被张汤吓死的。”
“带张汤！”汉武帝大怒，立即升殿要惩处张汤。“张汤，你看看，这些都是弹劾你的参本，李文是怎样死的？你跟田信有什么干系？”
“皇上，张汤冤枉。”
汉武帝一挥手，表示不愿听，令道：“御史中丞咸宜。张汤交由你审处。”
这个咸宜其实也是一个与张汤有隙的酷吏，张汤的案子交给他办，他自然不会手软。这时，同情李文憎恨张汤的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严惩张汤。
被下在大狱中的张汤沮丧着脸，披散着头发，背靠墙坐着发呆。栅门口一狱吏说：“张汤，赵大人来了，起来迎接。”
张汤想，昔日你们这些下属见了我腰弓得屁股快顶着天，现在却这德行，真是些势利眼狗。
赵禹进来了，他是张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也是与张汤共同定酷刑、酷律的人。他虽然同情张汤，但皇帝的旨意岂敢违抗，他一摆手，狱卒端上了好酒、好菜。
赵禹斟了一杯酒说：“来，张大人，喝酒。”
“是来为我送行的吧？”张汤没有接酒盅。
张汤明白了，这个硬汉子脸上滚下了一串泪。说道：“我是杀了不少人，也灭了不少族，可这……这都是按皇上的旨意办的呀。唉，我张汤有何罪？犯何错？我不过是头替罪羊呀……”
说完之后，张汤用颤颤的声音说：“给我笔墨。”于是写道：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
赵禹拿起来看，还没有看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张汤已撞墙而死。张汤被迫自杀，他的家产总共不到500 金。张母用牛车载着儿子的棺木去安葬，棺无外椁。
汉武帝知道了这件事，觉得自己亏待了张汤，就将朱买臣等三丞相长史杀掉。丞相庄青翟也被锁拿入狱，后来自杀。张汤一死，汉武帝顿觉断一臂膊。他找遍了当朝，盘算着由谁来填补张汤死后的空缺。
曾经与张汤共定苛法的少府赵禹，现在年纪稍微大了些，为吏变得宽厚起来。
汉武帝让他做了几年廷尉，但他终于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贬到燕国做相去了。其他一些酷吏如王温舒、减宣、尹齐等人嗜血如命，做廷尉还不太老到。元封二年（前109 年），汉武帝任命杜周为廷尉，希望利用他铲除天下的不法臣子。
杜周是南阳郡杜衍县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义纵任南阳太守时，“以为爪牙”，推荐他为廷尉史。他为张汤服务，得到了张汤的赞许，官至御史，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问题。
他在查办过程中，严格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加以重用。
杜周果然不负汉武帝的殷切期望，上台后大兴诏狱，二千石官系狱者，不下百余人。地方上报来的章疏，一年中多达千余件。案子大的牵连几百人，小的也有几十人。到庭审理时，狱吏严令被告服罪如所刻之本章，如果不服，即棰楚交下，迫其服罪。
于是，吏民闻有逮证者全都亡命江湖。酷吏们大兴诬蔑奸告的风气，诏狱逮捕者达7 万人之众。此外，又以深文苛法罗织罪名，抓捕十万多人。朝中尚且指鹿为马、恣意杀戮，地方上更可想而知了。
汉武帝对宁成的贪酷之才非常欣赏，在他发财之后重新起用他做关都尉。只一年多的时间，出入关口的吏民皆云“宁叫面对带崽的母老虎，也不愿碰上发怒的宁成”。定襄吏民难以支应军需，纷纷“乱败”，汉武帝立刻起用另一个著名酷吏义纵为定襄太守。
义纵深知汉武帝的意思，把定襄狱中的两百多名轻罪犯人、私入郡邸狱探监的两百多人同时捕杀，罪名是为死刑犯解脱桎梏。合郡之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类似这样的惨案在全国已经不计其数。法律本身已经非常苛刻了，酷吏们还要法外施刑，任意而为。事实上，专制统治的巩固要依赖于这样的人治。皇帝的意志、诏令就是法律，张汤、杜周等人看汉武帝的脸色办案，从这个角度看，正是遵法守纪的表现。
君主所制定的任何诏令以及成文法，都只是大小不一样的行星，要围绕光芒四射的恒星旋转。所以说，“法治”只治臣民不治君主，是绝对的。这一年，还有另外一个上任的酷吏名叫王温舒。八月时，王温舒已经听说他将要调任河内太守。他对河内调查了一下，听说河内郡有不少“豪奸”之家。他决定，自己上任后要来一次大屠杀。
调令果真来了。王温舒计算着日子：现在已是九月了，按正常的规矩，这个时候上任后，抓捕“豪奸”再报给朝廷，只怕返回消息时，要等到明年的立春。
而春天是不能杀人的，一切都要在秋季结束之前完成。于是，为了赶时间，王温舒命令河内郡派出50 匹快马，从河内到长安沿途设驿站，用快马传递消息，奏报不到两日，郡里就收到了朝廷的批文，河内郡的人对此惊叹万分。
一时间，河内郡到处都是刑场和捕快，刀斧手每日举着明晃晃的鬼头大刀，斩头好像切菜般令人生畏。郡中之人，互相牵连的有一千多家，大者灭族，小者致死，没收全部家产，还要交纳罚金。
到十二月底，郡内已是血流成河，十里之内，不见净水。夜间，街上没有行人，各家锁门闭户，鸡犬之声也淹没在空前的黑暗里。
立春这一天终于到了，王温舒来到长安，叩见汉武帝说：“皇上如果再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定能使河内歌舞升平，百姓欢呼万岁。”
汉武帝听完，觉得王温舒办事得力，应该把他牢牢掌握住并加以利用，便把此人升迁为中尉，命他负责长安京城的治安。王温舒在中尉任内，专用一些好杀人的恶吏为爪牙，鼓励告密，百姓对他的爪牙畏之如虎，逃避恐怕是来不及了，凡入狱的人大部分都被折磨致死。
汉武帝曾想起用居家的宁成为郡守，当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进谏说：“臣居山东任小吏的时候，宁成为济南都尉，他治理地方如同以狼牧羊，诚然不可使他治民。”
这样，汉武帝便让宁成出任函谷关都尉。这一年多时间，吏民出入关的，都传说宁愿撞见老虎，也不愿看到宁成发怒。酷吏以苛法为治，以杀人邀功，杀人多的升官。
重任酷吏，必然伴随着重法。按照法家的原则，法律一经制定，不管亲疏贵贱，一断于法，君主也不能随个人好恶随意破坏。法令一经宣布，君主应与庶民一律遵行，不得随意曲解、改订，才能取信于民。有法可依，犯法必纠，使人民知道怎样避免犯法，封建社会的秩序才能维持。
可是，汉武帝滥用皇权，本人不再遵守已有的律条，法律的尊严成了他自己的尊严。他对汉律的大肆修订，是随心所欲的。招进张汤、赵禹这帮酷吏，恢复汉初已经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诽谤妖言法等苛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对于执法较宽的官吏，以纵容犯罪的罪名处死。
而对枉法杀人的酷吏，却给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