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后，统治者看到了秦朝法治绝对化的种种弊端之后，为了更好地巩固封建政权，尚贤思想再度受到重视。这就为察举制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前196 年），汉高祖下诏说：“上古时代称王称霸有所作为者如周文王、齐桓公等，都是依赖了贤能之士的帮助。现在我们汉朝建立不久，需要大批人才帮忙治国安邦，而且到处都有贤能。
大家踊跃地站出来为我们出力吧，我们不会亏待大家的。”
这个诏令说明汉高祖颇有求贤若渴的心理，更说明汉初急需人才的情况。于是，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汉高祖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汉文帝时期，察举制度大体形成。汉文帝于二年（前178 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于十五年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考试和录用标准。
直到汉武帝时期，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建元元年（前140 年）十月，汉武帝下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依照丞相卫绾之奏，尽罢“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为察举制确定了以儒术取士的方向。
但由于窦太皇太后的干预，该政令无法得以推行。元光元年（前134 年）十一月，即窦太皇太后死后的第六个月，汉武帝根据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的建议，下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察举制是由周代的乡举里选“秀士”和诸侯每岁“贡士于天子”的制度演绎而来的。它在汉代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察举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来自郡国方面的阻力，有的郡、国每年甚至一人也不举。
对此，汉武帝非常恼怒。
一些部门的官员奏报：“不举孝，是不遵从皇帝的命令，应当以不敬治罪；不察廉，是不胜任本职，应当罢免。”“不敬”罪，在汉朝为重罪，轻则弃市处死，重则族诛。
汉武帝当即批准执行。从此以后，各郡国再也不敢懈怠，察举制度终于可以顺利推行。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员不荐贤有罪，荐贤有赏，这使察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渐渐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任县的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等。
汉武帝时代，大体上完成了由“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或“能臣政治”的转变。汉武帝开创了献策上书为郎的选官途径，在一定限度内欢迎批评政治的意见。
一时间四方人士上书言得失者多达千人，其中有些因此取得了相当高的职位。田千秋原任高寝郎这样的低级职官，就是因为上书言事被汉武帝看中，很快被任命为列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不过数月便升迁为丞相。
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式的选官制度。这一历史事实，标志着选官制度重要的进步，意义十分深远。所以董仲舒指出，官吏大多数出于郎中、中郎。但二千石子弟，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队伍的扩大，他们要求参加各级政权。
汉武帝为了适应地主阶级各阶层的要求，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改革了选官制度。他用察举、征辟等方式在博士子弟中考选人才，授以各级各类官职。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都是从这种途径进身而被重用的。创建察举制的优点如下：第一，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许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一般人根本没有条件成为官吏。而世袭的贵族往往奢侈腐化，无所用心，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军功制起初，只要有军功，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能授以爵位，如若没有军功，哪怕他出身再高贵也不能获得爵位，所谓“有功者荣显，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就是这个道理。
但到两汉时，有了高爵低爵的区分之后，一般人不可能获得高爵，换句话说，家庭出身此时使得爵位越来越无实际意义，百姓对是否拥有爵位也毫不挂心了。
第二，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而且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仕任官，这无疑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
而军功制不利于按才能来选拔官吏。在军功制下，授爵仅以其军功为依据，如此便剥夺了许多非身强体壮的士人之权利。韩非子有言：“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说得很有道理。秦朝实行“计首授爵”制，多次发生杀良冒功之事。
在军功制的蛊惑刺激下，将士疯狂屠杀，几乎每次战争都要死许多人，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世卿世禄制不利人才选拔之弊则更明显了。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出身的小贵族即使是昏庸之辈，也可继承父兄的职位。如此弊病大矣哉！
第三，察举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军功制相比更加明显。
在察举制下，察举权虽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
而在军功制下，极易出现地方诸侯“功高盖主”的现象，对皇权造成威胁。西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几乎全是军功制的受益者，结果造成地方王国势力强大，中央无法驾驭。地方王国问题遂成为西汉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这很能说明军功制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
第四，察举制在其实行之初一般能保证被察举者的“质量”。
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只有胜任者才能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荐者也会因此受罚，这使得察举人不敢随便乱推荐士人。还用策问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处自不待言。
同时，察举制也会产生弊端：
第一，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
汉朝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第二，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是察举制的前提，但这不易考量，因为很难对人的道德品质作出中肯的评价。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他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言行还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后发生蜕变。
第三，察举制广泛推行，地方乡闾因之有了评议之风，“清议”
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这种恶劣风气还遗留给了后世，在魏晋时尤为明显。“清议”名士中有许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政治好处的资本。
察举制是在汉代集权制国家中产生的，它为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效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