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劳动工资。产物是劳动的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以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工人所有，不会有地主也不会有雇主来与他分享。
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么劳动工资便会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改进而提高。然而所有物品的价格将更加低廉“更加低廉”一词，下句定义为“用较小量的劳动就能把它们生产出来”。，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也日渐降低了。在这种状态下，等量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自然可以互相进行交换；基于同一理由，耗费较少劳动量生产的商品也可以用于交换它们了。
不过虽然所有东西的价格在实际上都会变得更加低廉，但在表面上却可能变得更加高昂。换句话说，可以交换更多的其他商品了这句话如果像下面这样说，就可以减少混乱：“虽然所有东西按上面所说的低廉的意思会变得更加低廉，按普通所说的低廉和昂贵的意思，许多东西却会比以前更加昂贵。”。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大部分行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0倍，即一天的劳动量是最初劳动量的10倍时，某一种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却只提高了1倍，即一天的劳动量只是最初劳动量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这大部分产业一天的劳动生产物若与那一特殊产业一天的劳动生产物交换，那么前者10倍的工作量只能购买最初2倍的工作量。这样一来，后者的任何数量，例如一磅，就似乎比以前贵了5倍按这个词的普通意义来说，会比以前贵5倍。。而实际上即“按上面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它却是便宜了一半。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虽然5倍于从前，但生产或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劳动量却不过等于从前的1/2。所以，现在要获得它要比从前容易了一半如果用获取一种东西所必需的劳动量去衡量它的价值，那么“便宜一半”就意味着容易一半。。
但是这种由工人享有自己劳动全部产物的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就宣告终结了。所以，远在劳动生产力尚未作出显著改善以前，这种原始状态就已不复存在了。它对劳动报酬或者工资的影响如何，就不必进一步追溯了，那些都是徒劳的。这种状态到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时已经结束。
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工人能从土地种植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构成耕地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
种田的人很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收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费通常是由雇用他们的农场主用他的资本垫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工人的生产物，或者说除非自己的资本能连本带利收回，否则他就不会愿意雇用工人。因此，这种利润便是从耕地劳动所得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其次扣除的是利润，在农业中如此。
其实，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物都有同样的利润扣除。在所有工艺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工人在工作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给他们提供原材料、垫付工资与维持生活的费用。因而雇主要分享他们的劳动生产物，或者分享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而利润就存在于分享的这一份额之中。在其他工艺和制造业中也是如此。
一个独立工作的工人，有时也有足够的资本自己购买原材料，并维持自己的生活，直至产品完成的时候。他兼有工人及雇主的双重身分，能享有全部劳动生产物，即享有原料增添的全部价值。这包含通常属于两个不同身分的人所有的两种不同收入，即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独立工人得到工资和利润。
可是，这种案例并不是很多。就整个欧洲来说，其比例是，在老板下面工作的工人有20个，独立工人却只有1个。而且，劳动工资一词通常都被理解为:在工人是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时，劳动获得的工资。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所谓劳动的普通工资，各地都是一样，取决于利益不同的双方所订立的合同。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工人渴望尽量多得一些，雇主则渴望尽量少支付一些。工人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求提高劳动工资，后者则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求降低劳动工资。工资取决于雇主与工人双方订立的合同。
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要预知劳资双方在这种争辩中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易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可以更加容易地联合起来，再加上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工人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在我们的法律里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却有许多议会的法令会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工人坚持得更久。地主、农场主、制造者或商人，即使不雇用一个工人，也能靠积蓄的资本生活一两年；失业工人，一星期生活都很少能够支持住，能支持一个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从长远来说，雇主需要工人的程度，也许和工人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前一种的必要性却不是那么迫切。雇主居于优势。
据说，工人的结合常常听说，而雇主的结合却很少听说。如果有人信以为真，认为雇主并不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白真相，又不懂世故。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违反这种联合在任何地方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一个雇主在他邻居和其他雇主的心目中都要受到谴责。我们很少听说这种结合，因为那是一种不被人知的普通结合，或者可以说是自然的状态。此外，雇主们有时也组织特殊的结合，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其实际工资率以下。这些结合总是保持极度的沉默与秘密直到达到目的为止。工人这时虽痛切认识到资方的这种秘密结合，却往往无抵抗地屈服，虽然感到切肤之痛，其他人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不过，对于雇主的这种结合，工人们往往也组织对抗的防御性结合。而且，即使在没有这种雇主结合的时候，工人们有时也为提高劳动价格自动结合起来。他们所持的理由，有时是食物价格贵，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过多的利润。他们的结合，无论是防御性的或是攻击性的，总是闹得满城风雨。为求争端迅速解决，他们老是狂呼呐喊，有时甚至用极可怕的暴力。他们是绝望的，铤而走险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来保证不让自己饿死。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喧嚣联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们的异乎寻常的镇定，部分因为大多数工人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工人领袖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虽然听到雇主的联合比听到工人的联合少。
不过，在争议中，雇主虽然常处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比例，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工人的普通工资，似乎也不能减到这一比例之下。雇主们不能将工资降到某种比率以下。
一个人需要以工作来维持生计，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工人就不能赡养家室，无法传宗接代了。坎梯隆因此推测，最低级的普通工人，为供养两个子女，至少须取得2倍于自身所需的生活费，而其妻子，由于需要照料儿女，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的所需。但据一般计算，生下的儿童有一半在成年以前就要死亡。因此，根据这种算法，一般都想至少养育四个孩子，以便能有其中两个活到成人年龄。然而，四个孩子的必要抚养费几乎等于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他还说，一个强壮奴隶劳动的价值，是他的生活费用的2倍，一个最低级工人劳动的价值，不可能低于一个强壮奴隶劳动的价值。所以，至少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为赡养一个家庭，即使最低级普通工人夫妇二人劳动所得，也能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但是，这种超过额，是按上述比例，或是按其他比例，我就不去参与它的决定了。即一个人的劳动所得略高于用以维持家庭所需的费用。
可是，有某些情况，有时也使工人处于有利地位，他们能将工资提到大大超出这个比例。很明显，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工资可以大大超过这个比例。
当任何一个国家对那些靠工资过活的人，即工人、散工、各种佣人等的需求不断地增加，当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比前一年多时，工人就没有必要为提高工资而结合。工人不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去得到工人，这样他们就自动冲破了防止工资提高的自然结合。当对工人的需求增长时。
显而易见，对工资的需求增长，必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有两种：一，超过生活费所必需的收入；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本。这是由于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增长。
地主、年金领受者、有钱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收入超过他们认为足以维持自己家庭的需要时，他们一定会把剩余额的全部或一部分，用来雇用一些家仆没有试图去给“生活费”这个词下定义，因此将一个人的收入划分为什么是他的生活费所必需、什么是超过部分，就完全模糊不清了。。增加这个剩余额，他们所雇用的家仆自然也随之而增加。
织工、鞋匠这一类独立工作的工人所持的资本，如果比购买供自己工作的原材料及维持自己直到出售货物的需要更多时，他自然也会以这剩余额雇用一个乃至数个帮工，以便从他们的劳作中获利。这里的意思似乎是，维持一个家仆，即便是做最重要的工作，也不包括在一个家庭的“生活费”之内。增加这种剩余，自然增加了他所雇帮工的人数。
因此，对工资工人的需求，必随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不可能脱离它而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上面在《引言和本书计划》中，把国民财富当做是它每年的产物的同义语，一直没有提出过要考虑它的资本。。
然而，使劳动工资增加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是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是在最兴旺或者最快致富的国家出现。今日英格兰肯定比北美各地富上面在《引言和本书计划》中采用的按年度人均产出额计算财富的方法，从这里和下面的页数中被抛弃了，后面的许多段落中，使用按资本量计算财富的方法。，然而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各地高。在纽约地区，普通工人一日的工资为美币3先令6便士，合英币2先令；造船木匠，10先令6便士，外加英币6便士的糖酒一品脱，共合英币6先令6便士；泥水匠及建筑木匠，8先令，合英币4先令6便士；裁缝工人，5先令，合英币2先令10便士。这些价格都在伦敦的价格之上。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工资也和纽约同样高。在北美各地，食品的价格比在英格兰低得多。北美从来没有饥荒现象，即在歉收的年份，只不过减少输出，没减到自己供给不足。所以，如果劳动的货币价格比本国各地高，那么其真实价格，即其货币价格对工人提供的支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能力，比例一定更高。高工资是由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不是由它的实际大小引起的。
北美虽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它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富裕。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在大不列颠，以及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在大约五百年内人口未能有1倍的增加，但在北美的不列颠殖民地，在20年或25年内，就增加了1倍。到现在，这种迅速增加主要不是因为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高龄居民往往能亲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会成为室家之累，反而是家庭富盛和幸福的源泉。在离开父母以前，每个儿女的劳动，根据计算，足有纯收益一百镑的价值。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青年寡妇，在欧洲中层及下层人民中，再婚的机会很少，但在北美地方，那些儿女常是诱使男子向她求婚的财产。儿童的价值，是对结婚的最大鼓励。所以，北美人的早婚是毫不稀奇的。可是，尽管早婚招致了人口很大幅度的增加，但北美人民却继续抱怨人手稀少。对工人需求的增加，和用来维持工人的资金增加，似乎比劳动供给的增加快得多。北美比英格兰更加兴旺发达。
一个国家尽管非常富有，但它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得到极高的工资。预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数额极大，但这数额如果数世纪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每年雇用的工人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工人人数，甚或还能超过。这样，工人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要获得工人而相互竞争。反之，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会自行增加，超过需要雇用的人数，就业机会常感不足，于是工人不得不竞相降价以便获得工作。假如，该国工人的工资，本来高于养活他们各自的身家所需，那么工人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害关系，不久就会使工资减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比例。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之一。然而，它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完全一致。中国也许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之前，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只够购买少量稻米，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悠闲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叫卖自己的生意。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停滞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它的城镇没有一处被居民所遗弃，也没有任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预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著减少。所以，最下层工人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维持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然而，中国并未走向衰退，那里的劳动者能维持自己的人数。
在预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下降的国家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工人，都比前一年少。许多在上层阶级成长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职业中找不到工作，也想在最低级的职业中找工作。这样，在最低级的职业中，就不但有了充斥了它自己的工人，而且还有其他各阶级的人纷纷涌入。最终职业的竞争变得异常剧烈，以致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十分贫乏的地步。而且，即使接受这些苛刻条件，还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不然也许只有搞穷凶极恶的勾当才能取得生活资料。接着，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就落到最下层的工人身上，后来波及所有上层阶级，直到国内居民减少到经过苛政或灾祸而硕果仅存的收入和资本所能容易维持的程度。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英格兰殖民地的现状，几乎就是如此。在一个人口已经大量减少而土地肥沃的国家，生活资料并不十分难找，可是每年还不免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我们就可以断言，那是因为维持劳动贫民的资金正在迅速减少。英国保护和统治北美的政治机构和压迫与压制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本质区别，通过这两地的不同情况来说明也许可以得到最好的答案。在一个衰落的国家情形就不是如此了。
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反之，劳动贫民的生活资料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兆，而他们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兆。
看来，不列颠现今的劳动工资，显然超过了维持工人一家生活所需的数额。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找证据，不必去对可以这样做的最低数目进行烦琐的不切实际的计算。有很多明显征兆，可以说明劳动工资在不列颠不是以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为准则的。在大不列颠，工资超过最低比率。
第一，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甚至最低级劳动也有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的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工资。因为冬季有薪炭临时开支，所以冬季家庭生活费在一年中为最大。生活费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显然说明劳动工资不受这种开支的必要性支配，而是受工作的数量及其认定价值支配的。换句话说，工人应贮藏夏季工资的一部分以应付冬季的支出，而他全年的工资，并不超过他一年中维持自身家庭所必需的数额。可是，奴隶或绝对仰赖他人为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他的日常生活资料会和他的日常需要成比例。
第二，不列颠的劳动工资，并不随着食品的价格波动。食品价格，到处都年年不同，常常月月更变一次。但有许多地方的劳动的货币工资，有时半世纪都保持不变。因此，在食品最昂贵的时候，这些地方的贫穷工人如果能够维持他的身家，那么，在食品价格一般而供给又很充足的时候，必能过舒适生活；而在食品异常低廉的时候，必能过优裕生活。近10年来，不列颠有许多地方食物昂贵，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随着显著提高。的确，有些地方有所提高，但那与其说起因于食物价格的上涨，倒不如说起因于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不随食物价格波动。
第三，就不同年度来说，食品价格的变动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动，而就不同地方说，劳动工资的变动却大于食品价格的变动。面包和肉类的价格一般相同或大约相同。这两种商品以及大多数其他零售商品（按劳动贫民购买所有东西的方式），价格在大城镇比在僻远地方是同样低廉或者更加低廉，其原因我以后说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这方面的不同，要归因于苏格兰的和解法。。但大城镇与其附近地带的劳动工资，往往比数英里以外地方的劳动工资，高1/5或1/4，即20%或25%。伦敦及其附近，劳动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每日18便士。数英里以外，即减低到14便士或15便士。爱丁堡及其附近价格为每日10便士，数英里以外，就低了8便士。这是苏格兰低地一带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在那里比英格兰变化少得多。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然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另一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会促使体积最庞大的商品从一个教区运往另一教区，甚至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可以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因而不久就使它们降到大体相通水平。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因此，贫苦工人能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维持家庭生活，那他们在价格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优裕的生活。各地工资的变化大于各地物价的变化。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在地方或时间上不与食品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正相反。
一般人常食谷物的价格，苏格兰比英格兰高，苏格兰从英格兰每年得到大量的供应。苏格兰购入谷物，英格兰供应谷物，在苏格兰谷物必须高于在输出谷物的英格兰售卖的价格，但英格兰谷物在苏格兰市场售卖的价格，不可能比与它相竞争的同质量苏格兰本地谷物的价格高。谷物的品质良否，主要看它可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在这个方面，英格兰谷物，远胜于苏格兰谷物，所以，从外表上说，或从其体积上说，英格兰谷物的价格，高于苏格兰谷物的价格，但就其实质即品质或重量说，英格兰的谷物是贵一些。可是，劳动价格，在苏格兰却比英格兰低。因此，如果贫苦工人在联合王国的这一地区即苏格兰，能维持其家庭，那么在另一地区即英格兰，就必能过富裕的生活。现今，燕麦片为苏格兰普通人民的最好食物，这和英格兰同阶级人民最常食的食物比较，一般是坏得多。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两地人民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可是许多人却往往不可思议地倒果为因。甲富而乙贫，并不是因为甲有马，乙却步行，而是因为甲富能备有马车，乙穷而不得不步行。
按各年度计算，上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比现世纪高。现在，这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必欲加以可能有的实证，那么苏格兰比英格兰更为明确。因为苏格兰每年的公定谷价可作证明，苏格兰每年按市场实际状况，依宣誓手续，评定所属各地种种谷物的价格。如果这种直接证据还需要间接证据作为旁证，那么我说，法国甚或欧洲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前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略高于现世纪，虽无可置疑，但上世纪两地劳动价格，比现世纪低得多，亦同样无可置疑。因此，假如贫穷工人，在前世纪能够维持他的家用，那么他现在必定能过着舒适得多的生活。上世纪，在苏格兰大多数地方，普通劳动的最普通日工资，夏天为6便士，冬天为5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一些地方，工资还是一星期3先令或大约3先令。现在，在苏格兰低地，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8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在邻近英格兰因而可能受英格兰影响的各州，在劳动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爱州等附近，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10便士，有时或为1先令。英格兰农工商业的改进，远较苏格兰为早。劳动的需求以及劳动的价格，必随此等改良而增加。因此，在上世纪和现世纪，英格兰的劳动工资高于苏格兰。而且从那时以来，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大大增加，但由于英格兰各地支付的工资，在种类上比苏格兰多，所以，要确定英格兰工资的增加率，比苏格兰困难。 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饷银，与现今同为8便士。当初规定这种薪饷额度时，必然是以普通工人普通工资为标准，因为步兵大都征自这个阶级。查理二世时代，高等法院院长黑尔斯马修·黑尔斯爵士。，推算工人六口（父亲母亲，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子女二人）之家的费用，一星期为10先令，即一年需26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靠劳动来赚得此数，他们就得靠乞讨或盗窃来凑成此数。黑尔斯对于这问题，似曾下了一番工夫去研究参阅他所订立的济贫计划，见伯恩《济贫法史》。。师从熟习政治数学博得德维南博士的格里戈里·金，也曾推算一般工人及外佣工的普通收入，以平均由三个半人合成的家庭计算，一年需费15镑。从表面上看，金的计算，似与黑尔斯的计算有出入，但实则大体一致。他们都认为，这种家庭一星期的费用，每人约20便士。从那时以来，王国多数地方，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费用，都有大的增加，不过有的地方增加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少些，而且所增加的，没有像最近刊布的关于现今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必须指出，任何地方的劳动价格，都不能极正确地确定，因为，就算是同一地方同一种类的劳动，也往往依照工人的巧拙以及雇主的大方或者吝啬，给付不同的价格。在工资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想要确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资。而且，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法律虽屡次企图规定工资，但实际上，却从未作出适当的规定。在上个世纪，苏格兰的谷物比英格兰贵，而工资则较低。
现世纪，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使工人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的增加，可能在比例上大于劳动货币价格的增加。不仅谷物已略为便宜，而且令勤劳人民惬意的卫生的食物，其价格也变得大为低廉。例如，现今王国大多数地方马铃薯价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从前用锹而今日普遍用犁种植的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也可以说和马铃薯同样低廉，所有各种蔬菜都更加便宜。我们知道，前一世纪英国消费的大部分苹果和洋葱，都是由弗兰德输入的。麻布制造和呢绒制造的大改良，给工人提供了更为物美价廉的衣服。粗金属制造的大大改进，使他们能得到较低廉的和好的劳动工具，以及许多令人惬意的和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盐、蜡烛、皮革和酵母酒却已经变得大为昂贵，主要是由于对它们课征的税捐。世人往往说，奢侈之风波及下等阶级，连贫穷工人现在也对以前的衣食住条件感到不满足，他们这样说，使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其真实价格增大了。
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好处呢，还是没有好处？答案似乎一看就是十分明白的。各种佣人、工人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的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当绝大部分成员贫穷困苦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是兴旺和幸福的。此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得劳动产物的一部分，以便能得到勉强过得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时，那才算是公平。劳动的高收益是有益于社会的。
贫困无疑不会鼓励人们结婚，但并不能永远阻止人们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子女20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两三个。在上流社会中常见的不孕症在下流社会中极不常见。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起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贫穷不能阻止生育。
贫穷虽然不能阻止生育，但却极其不利于儿童。柔嫩植物长出来了，但在土地开裂和气候严酷的环境中，不久就枯死。我常听说，苏格兰高地常有一母产子20个而活的只有一个的实例。几个富有经验的军官告诉我说，士兵在联队内生的全部子女，都不能来填补部队中士兵的人数，甚至不能拿来当吹鼓手。但是，在兵营附近看到的可爱孩子，却比其他地方多。这些孩子很少长到十三四岁。有些地方生出来的儿童，在四岁前，死去一半；有许多地方，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九、十岁前死去一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样高的死亡率在普通家庭中较为常见，他们没有能力像处境好的人那样去抚养孩子。一般地说，他们的结婚，虽比上流社会的人更为多产，但他们的儿童中，达到成年的却比较少。与普通人民的儿童比较，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内收养的儿童，死亡率还要大。但不利于抚养儿童。
每一种动物都自然而然地与它们的生活资料成比例地繁殖，超过了这个比例没有一个能够繁殖。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因而限制了繁殖。
丰厚的酬劳能使他们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供应，从而能养活更多的子女，这样自然就会扩宽和扩大上述限度。应该指出，上述限度扩大的程度，也必然尽可能和劳动需求所需要的程度有所相称。如果劳动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工人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如果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比此目的需要的更少，人手缺乏不久就会为此提高。与其在任何时候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过度繁殖就会使之降到与这个必要的比例。因此，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促进；生产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在美国，在欧洲各国，在中国，正是这种需求调节和决定繁殖的状态：它使得繁殖在北美迅速进行，在欧洲缓慢而逐渐地进行，在中国完全停止进行。而丰厚的劳动报酬则鼓励繁殖。
据说，奴隶的损耗，其损失在雇主，自由佣工的损耗，其损失却在他自身。
可是后者的损耗和前者的一样会使他们的雇主遭受损失。各种职工和佣工，都必须给付这样的工资，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他们的需求的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等情况，而维持其种类。支付给工匠和各种佣工的工资，必须按照社会需求的增长而增加，减少而降低，维持工匠和佣工的人数。若钱财由习惯漫无秩序的富人管理，管理上自然亦是漫无秩序；若由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管理，管理上亦是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在相同的情况下却需要更多的费用。因此，从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所完成的工作会比奴隶所完成的工作价格终归要低廉一些。即使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也是这样。虽然不是那么高昂，自由人的损耗也像奴隶的损耗一样得到偿付。
所以，劳动的丰厚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普遍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发出悲叹。
或许应当指出，在进步状态中，即不是在社会已达到极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它不断地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最舒适最幸福的；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人口的繁殖，增进普通人民的勤勉，而劳动工资则作为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工人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例如，在英格兰就和在苏格兰不同，在大城镇周围就和在穷乡僻壤不同。诚然，有些工人如能在四天中挣得足以维持一星期生活的生活资料，将无所事事地虚度过其余三天，但就大多数工人来说，并不如此。反之，在工资按件计算时，许多工人往往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然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据说，在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木匠，都不能保持最精壮气力到八年以上。这种现象，在工资按件计算的许多其他行业，也经常发生。几乎每一类工匠，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上操劳过度，常患某种职业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关于这类疾病，曾著有专书。我们不把我们的士兵看做勤劳人民，但在他们从事某项特殊工程而按件领受工资时，军官常须与领工者约定他们每日的报酬，按他们的报酬率，不得超过一定数额。在这条件订定之前，士兵常因相互竞争希望得到较大报酬而操劳过度，损害健康。常常有人抱怨，一星期中四天的紧张工作是其他三天偷懒的原因。大多数人在连续数天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自然会强烈地想要休息。这种欲望如果不受到强烈或巨大的必要性限制，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本性的要求，必须用某种态度去满足，有时候也只不过是悠然自得而已。如不依从这要求，其结果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就算结果不是那样，迟早亦会产生职业上的特殊疾病。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工人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这样不仅能使工作长久，还能保持身心的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完成大量的工作。高工资鼓励勤勉。
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工人大抵较平常懒惰；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则较平常勤勉。因此得出结论说，生活资料的丰富会使他们的勤勉放松，而生活资料贫乏，会使之加速。如果说生活资料较平常略为丰富，也许使一部分工人偷闲，那是无可置疑的，但若说大多数工人，都会因此倦怠于作业，或者说，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时，比吃得好时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更好，在疾病时，比健康时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说法。对普通的人来说，饥馑的年岁，往往是疾病和死亡肆虐的年岁，而疾病和死亡，势必减少他们的劳动产物。物价贱的年份会鼓励懒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在物资丰富的年岁，佣工们常常会离开自己的雇主，去碰碰运气，看凭借自己的勤勉能赢得多少生活资料。但食品价格的低廉，也鼓励雇主，尤其是农场主，雇用更多的佣工。因为在这时期，农场主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售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佣工，以期得到较大的利润。对佣工的需求增加，而供应这需求的人数却减少。所以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低廉时上升。物价贱的年份工资高。
在物资缺乏的年份里，生活资料来得很不容易，也不确定。这样使佣工们都急切地回到雇主那里。求职的人数，既然超过了就职的机会，许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条件，来获取职业。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度，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低落。
因此，各种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和工人订结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年度更为有利。而且他们觉得，工人在前一情况下，比在后一情况下更为恭顺，更愿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认为，物价高昂的年度对他们的事业更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级，还有另外的理由乐于看到物价贵的年份。不过，若说一般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较多，那是再荒谬不过的。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比一个按件酬劳的佣工更为勤勉。前者享受自己的劳动结果，后者和雇主分享。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就这一点说，独立工人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大得多。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工人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因而雇主们称赞物价贵的年份。
迈桑斯是法国一位博学多能的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任贡税收税官。他企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制造业中所生产的货币和数量来表明穷人在物价贱的年代比在物价贵的年代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迈桑斯表明，在法国的某些制造业中，物价贱的年份产出较多。
苏格兰的麻布制造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品制造业是成长中的制造业，它们的产品总的来说虽然时有变动，但在产量和产值上都是一直在上升。可通过考察它们的年度报告，我没有发现它们的生产变化同每年物价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关联。诚然，在物资非常不足的1740年，这两种制造品产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资也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苏格兰制造品产量却比常年多。在美国印花税法废除以后，约克郡的制造业产量确实下降了，直到1766年，产量才上升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及其次年，产量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年，此后一直不断增长。
以贩销远地为目的的所有大制造业的产品量，与其说必然取决于产地旺季价格是高或是低，倒不如说取决于消费国中影响商品需求的那些情况，取决于和平还是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盛衰，取决于那些商品的主要顾客是高兴买还是不高兴买。此外，可能在价格低廉年份完成的大部分特殊工作，从来不进入制造业和公共登记册。离开雇主的男佣工，成为独立工人。妇女回到父母家中，从事纺织，给自身及家庭制造衣服。连独立工人也未必都制造售给大众的商品，而为邻人雇请，制造家庭用品。因此，他们的劳动产品常常不列入公共登记册中，这些登记册登记的记录有时十分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常常据以虚幻地宣称这个最大的帝国是如何繁荣和衰落的。生产依存于其他的情况，其中许多在价贱年份中不曾考虑到。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一定都与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完全相反，但我们不可因此认为，食品价格对于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对劳动的需求；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按照它是在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换言之，按照它所需要的是增加的人口、减少的人口或是不增不减的人口，而决定必须给予工人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取决于购买这数量所需要的金额。所以，在食品价格低的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却很高。如果食品的价格高，即使对劳动的需求没有发生改变，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将更高。可见劳动价格与食物价格之间有联系。
这是因为在突然发生的非常大的丰年，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维持和雇用比他们前一年所雇用的多的工人，而这些超过通常需要的工人，未必都能雇到，于是，要雇用更多工人的雇主，便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抬高起来。在丰富的年份，对劳动的需求更大。
在突然的和特殊的物资缺乏年份，情形恰好相反。用来雇用工人的资金，较前年度少，便有许多人失业，于是他们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都下落。1740年是特别缺乏的一年，许多人愿意但求生存而工作。以后几年是比较丰富的年份，比较难雇到劳动者和佣工。缺乏的年份，对劳动的需求减少。
在物价高昂的年月里，由于食品匮乏，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使劳动的价格降低，而食品价格的高昂又促使劳动价格提高。反之，价格低廉的年月里，通过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倾向于提高劳动价格，而食品的廉价则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在食品价格只有一般变动的情况下，那两种对立原因，似乎会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之所以在哪都较食物价格稳定得多、经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食物价格变化的效果就这样被抵消。
劳动工资的增加，必然按照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并按照价格增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可是提高劳动工资的基本原因，是资本的增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较少量的劳动能生产较大量的产品。雇用很多工人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妥当分配他们的业务，使他们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为了同样的原因，他力图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工人们所想得到的最好的机器。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工人间发生的事情，由于同一理由，也在全社会的工人间发生。工人的数目越多，他们就自然地被划分为不同的职业和工种。由于有了这些改良的机械，许多物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量的减少，就不只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工资的增加会提高价格，然而其原因会降低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