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它们的殖民地上建立的统治是专政的。这种统治通常把决断权授给下级官吏，由于相隔遥远，这种决断权的执行自然比平常还要强暴些。我们知道，在所有专制统治之下，首都相较于下面各地总具有更大的自由。君主自己决不想破坏正义的制度和压迫人民大众，这对他亦无利。在首都，君主的存在自然会使下级官吏收敛一些，但在较远的地方，人民的怨声传不到君主的耳朵里，下级官吏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要比以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帝国的最远省份还要远得多。自从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才能给那么遥远的省区人民以完全的保护。不过法国殖民地的行政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的行政相比，还是较为宽厚温和的。这种较好的统治行为，和法国的民族性格相称，也和形成所有民族性格的东西相称。他们政府的性质，与英国相比，虽然较为专横，然而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则较为守法和尊重自由。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优越性，主要在北美殖民地的进步上表现出来的。法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与英国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进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胜一筹，但英国蔗糖殖民地却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乎享受同样的政治自由。不过，法国没像英国那样阻碍殖民地精制自产的砂糖。更重要的是，他们政府的特质使他们对黑奴采取了一种更好的管理方法。
在所有欧洲殖民地内，甘蔗都是由黑奴栽种的。生长在欧洲温带的人民的体格，据说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掘地劳动。就现今的情况来说，栽种甘蔗都是手工劳动。虽然许多人认为使用锥犁会更有利，但犁耕的利润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牲畜的良好管理，同样奴隶耕作的利润与成效，必然取决于奴隶的良好管理。我相信一般都承认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于管理奴隶。对奴隶给予一些保护，使其不大受主人凌辱的法律，似乎在政府十分专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府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施行得更有效些。在制订有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在自由国家，主人或为殖民地议会代表，或为代表的选举人，所以地方长官除非经过充分的考虑，否则不敢干涉他们。地方长官不得不充分尊重那些奴隶主，这样就使他难于保护奴隶了。但在政府十分专制的国家，地方长官常常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管理，要是个人不依他的意见管理，他可以发出拘票逮捕他们，所以他要保护奴隶便容易得多。而普通的人道心，也自然会驱使他这样做。地方长官的保护使主人不敢过于轻视奴隶，因而不得不给予相当的关怀和比较温和的待遇。温和的待遇使奴隶不仅更诚实，而且更聪明，因此也变得更有用。他们的境遇更接近于自由佣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人更忠实，并照顾主人的利益。自由佣人常有的这些德行通常是奴隶决不会有的。在主人有完全自由并不受他人干涉的国家，奴隶通常就受着奴隶的待遇。
我相信，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历史都可证明这种议论，即奴隶在专制统治下比在自由统治下享有更好的待遇。在古罗马史上，我们第一次读到的行政长官干预保护奴隶不受主人暴力的史实就是发生在皇帝的统治下。维迪阿·波利奥在奥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仅仅犯了一点小过失的一个奴隶，截成小块，投入池中喂鱼，皇帝大为愤怒，命令立即将此奴释放，并把他的其他奴隶同时释放。在共和政治下，任何长官都没有充分的权力来保护奴隶，更谈不上处罚主人了。
应该指出，用以改良法国殖民地尤其是圣多明哥这个大殖民地的资本，几乎全部来自那些殖民地逐渐的改良与开垦。那几乎全是殖民地的土地和人民劳动的产物，或者说是由良好经营而逐渐蓄积并用以生产更多产物的那部分产物的价格。但英国蔗糖殖民地改良及开垦的资本，却有大部分来自英国，并不全部都是殖民地的土地和人民劳动的产物。英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财富充溢，一部分流到（如果我可这样说）这些殖民地。但法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全部原因，却是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经营。因此法国殖民者在这一点上必然要优于英国殖民者。这个优越性，在奴隶的管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上所述，是欧洲各国对所属殖民地的政策的大纲。
所以，关于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后来的繁荣（仅就内政方面说），欧洲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
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动机似乎都是痴想与不义。探求金银矿山，足见其痴想；觊觎并占有一个由从未损害欧洲人而且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初冒险家的善良土著人居住的国家，足见其不义。
诚然，后来建立殖民地的冒险家似乎除了妄想寻觅金银矿山外，还有其他比较合理和可称颂的动机，但就是这些动机也不能为欧洲的政策增添光彩。
英国的清教徒因在国内受限制而逃往美洲寻求自由，并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四个政府。英国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为不公正，亦逃至美洲，在马里兰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则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犹太人受宗教法庭的迫害，财产被剥夺后被流放到了巴西。他们以身作则地在原为流犯与娼妇居住的殖民地建立了某种秩序与产业，并教他们栽种甘蔗。所以，在所有这些不同情况下，使人民侨居美洲并开发美洲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智慧与精明，而是它们的乱政与横暴。
欧洲各国政府，对建立这种殖民地的一些最重要的计划和计划的实现并没有任何功劳。墨西哥的征服，不是西班牙枢密院的计划，而是古巴总督的计划，而使此计划实现的乃是大胆冒险家的精神。总督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冒险家，不久他就懊悔委托了这样一个人，只得竭力加以阻挠，但未能挫败这个计划。智利及秘鲁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陆上西班牙所有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在征服这些地方时，除了得到西班牙国王允许并以他的名义建设殖民地和加以征服外，不曾受到国家的任何奖励。这班冒险家，都是自己冒危险出费用的。西班牙政府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资助。至于英国政府，则对其所属一些最重要的北美殖民地的拓殖同样也没有什么奖励。
但在这些殖民地已然建立，并且相当可观得足以引起母国政府的注意时，母国最初对它们颁布的一些条例，其目的也总是在于保证它垄断这些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它们的市场，以牺牲它们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因此，与其说是促进它们的繁荣，倒不如说是加以压抑。不过，欧洲各国施行这种垄断的措施并不相同，这就是欧洲各国殖民政策大相径庭的一点。其中，最好的是英国的措施。但英国的殖民政策，也只在一定程度上不像其他国家的殖民政策那么苛刻罢了。
这样说来，欧洲政策究竟在哪些方面有助于美洲各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现在的繁荣呢？在一个方面，只在一个方面，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它哺育了、造就了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事业、奠基如此伟大帝国的根基的人们。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能够造就这种人才，实际上亦不曾造就此种人才。这些殖民地应当把它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与他们所具有的伟大眼光归功于欧洲政策。一些最大最重要殖民地，就其内政来说，亦只有这一点应归功于欧洲的政策，其他的就谈不上了。
第三节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到东
印度的通路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美洲殖民地从欧洲政策所得的利益，已如上述。那么欧洲从发现和拓殖美洲又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这些利益大致可分成两类。第一，作为一个大国，欧洲从此等大事件所得到的一般利益；第二，各殖民国从所属殖民地所得到的特殊利益，因为它们对所属殖民地都享有统治权。
作为一个大国，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一）该国的享乐用品增加了，（二）该国的产业增长了。
出口到欧洲的美洲剩余生产物给欧洲大陆居民提供了许多种类的商品，要不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些商品的，其中有的是便利品与实用物品，有的是娱乐品，有的是装饰品，因此增加了他们的享乐用品。
显而易见，美洲的发现与拓殖促进了以下各国的产业：（一）与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二）不直接与美洲通商但以他国为媒介把大量货物送到美洲的国家，如奥属弗兰德斯和德国的某几个省。这几个国家通过上述国家为媒介，把大量亚麻布和其他货物输送到美洲。这所有的国家显然都由此而为它们的剩余产品获得了比较广阔的市场，因而必然会鼓励剩余产品的增加。
这类大事件同样也应该鼓励了那些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产物出口到美洲去过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的产业。这一点也许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类大事件能起到这个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美洲生产物有一部分是供匈牙利和波兰消费的，那里对于新世界的砂糖、巧克力、烟草也有一些需求。这类商品，必须用匈牙利和波兰产业产物或用一些这类产物购入的东西来购买。美洲的这类商品，都是新的价值，新的等价物，被出口到匈牙利和波兰以交换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这类商品出口到那里去，就等于给那里的剩余生产物开辟出一个新的较为广阔的市场，提高了它的价值，因而促进它的产量的增加。所以，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虽然可能没有任何部分出口到美洲，但可出口到其他国家，由其他国家用一部分美洲剩余生产物来购买。这种贸易原来是由美洲剩余生产物引起的，有赖于这种贸易，匈牙利和波兰的剩余生产物才找到了市场。
这类大事件，对于那些不曾把任何物品出口到美洲而且没有从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国家，也可能有助于其享乐用品的增加及其产业的扩大。因为这些国家，也可能从那些与美洲通商因而增加了剩余生产物的国家收到更多的其他商品。这种更多的商品，必然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所以必然增进其产业。于是会有更多新的等价物来交换其产业的剩余产品。这样就为这些剩余产品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进而提高了它们的价值，从而促进了它们在数量上的增加。每年投入到欧洲商业圈，并通过周转，每年分配给欧洲各国的商品总量，必然会由于美洲全部剩余生产物而增加。这个总量加大了，分归各国的数量亦会加大，这样就会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从而促进它们产业的发展。或者甚至没有从美洲得到任何产物的国家也是如此。
母国的垄断贸易，会减少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洲殖民地的享乐用品和产业，至少对它们起到抑制作用，使其不能照常发展。这是使人类大部分事务所赖而推动的大发条之一的活动受到阻抑的一种巨大力量。这种垄断贸易使殖民地产物在所有其他国家昂贵起来，这样就会减少对殖民地产品的消费需求，因而缩减了殖民地的产业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因为享乐用品价格越贵，人们在这方面的消费就越少。同时，生产所得到的回报越少，生产量也就越小。这种垄断贸易，又使所有其他国家的产物在殖民地昂贵起来，这样也就缩减了所有其他国家的产业，并缩减殖民地的享乐用品与产业。这是一个障碍物，某些国家为了想象上的利益，妨碍了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而殖民地所受的妨碍更大。它不仅尽量排斥所有其他国家，使其不能进入某一市场，而且尽量限制殖民地使其仅能在某一市场进行贸易。当其他市场都是开放的时候，而被排斥在某一市场之外；当其他市场封闭的时候，而被限制在某一市场之内。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但殖民地剩余生产物是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得以增进享乐用品和产业的源泉，而母国的垄断贸易却要大大损害这富足的源泉。母国的垄断贸易会减少欧洲和美洲的享受和产业，特别是对于后者。
各殖民国家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亦有两种：(一）各帝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二）那些据说从像欧洲或美洲这样具有特殊性质的殖民地那里得到的特殊利益。
各帝国从所属领地得到的一般利益如下：（一）各领地所提供的保卫帝国的兵力，（二）各领地所提供的维持帝国政府的费用。古罗马殖民地有时同时提供了这两种利益。古希腊殖民地有时提供兵力，但几乎不曾提供任何收入。它们基本上不承认隶属于母国。在战时，它们通常是母国的同盟，但在和平时期，它们的人民不是母国的属民。普通利益是提供军事力量以及收入。
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从来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保卫母国。它们的兵力还不足以保卫它们自己。在母国参加战争时，它们不但不能提供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国要大大分散其兵力来保护它们。所以，在这一点上，所有欧属殖民地，无一例外，不但没有增强母国的军事实力，反而削弱了其实力。没有一个殖民地提供过军事力量。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提供了一些收入以防卫母国或维持母国民政。至于欧洲其他各国，尤其是英国，对殖民地所课的税能与平时所付出的费用相等已属罕见了，在战时根本不足以支付殖民地所造成的支出。所以，这样的殖民地对其母国只是负担，不是财源。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母国的收入有所贡献。
所以，各母国从这些殖民地所得的利益，就只有后一种利益了，即据说由具有美洲殖民地这种非常特殊性质的领地造成的利益。大家公认，这所有特殊利益的唯一泉源就是垄断贸易。垄断贸易是唯一的特殊利益。
这种垄断贸易使那一部分被称为列举商品的英属殖民地剩余产品只能运往英国，而不能运往任何其他国家。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就不得不向英国购买。于是，这类物品在英国必然比在其他国家低廉，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英国享乐用品的增加，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英国产业的增加。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英国在以本国剩余生产物交换这些列举商品时，必然得到了更低的价格。例如，英国的制造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种制造品能够从它所属殖民地换得更多的砂糖与烟草。所以，在英国制造品及他国制造品都用以交换英属殖民地的砂糖及烟草时，这种优越的价格就使英国制造业得到一种奖励，这是其他各国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不能得到的。由于殖民地垄断贸易减少了，至少是阻抑了不能经营这种贸易的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所以对于能经营这种贸易的国家，显然比其他国家占有优势。一国的垄断贸易只是对所有其他国家不利。
不过这种优势，与其说是绝对的优势，不如说是相对的优势。实施这种垄断贸易的国家与其说是鼓励本国的产业与生产使其发展速度超过自由贸易下的自然应有的发展速度，倒不如说是由于压抑了其他各国的产业与生产而获得了这种优势。不是对其他国家有利。
例如，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烟草，就因为英国享有垄断权，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输入英国。至于法国，所需烟草的大部分通常从英国转运，所以这些烟草在法国的价格较高。如果法国及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都能随时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自由通商，那么这些殖民地的烟草，就不但能以比今日实际价格低廉的价格输入所有其他国家，而且能以更低的价格输入英国。烟草由于得到了一个未曾有过的如此之大的市场，那么其产量也许会大大增加，从而使栽种烟草的利润降到与栽种谷物的利润基本相同的正常水平。那时烟草价格可能会降落到略低于今日的价格。于是，与今日相比较，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都能以同量商品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购买较大数量的烟草，因而也能以更好的价格销售它们的产品。所以这种烟草，如果由于丰饶低廉，能增进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或产业，那么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就一定会比今日在这两方面有更大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他国而言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它也许要以比今日略低的价格购买其殖民地的烟草，因而以比今日略高的价格出售它本国的商品，但与他国相比较，它既不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前者，亦不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后者。它这时也许会得到一种绝对的优势，但一定会失去相对的优势。例如英国得到的烟草比法国所得到的便宜，但不比在没有垄断贸易时可能得到的更为便宜。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英国为了要取得殖民地贸易上这种相对的优势，为了要实施尽量排斥他国分享殖民地贸易那一种令人反感的有害计划，不仅牺牲了它和所有其他国家本来能从这种贸易取得的绝对优势的一部分，而且使它自己几乎在所有其他贸易部门遭受了一种绝对弱势。
在英国依据航海条例而垄断殖民地贸易时，先前投在这种贸易上的外国资本不得不撤离出去。先前经营这贸易的一部分的英国资本，现今要经营这贸易的全部。先前以殖民地所需欧洲产物的一部分供给殖民地的英国资本，现今要以殖民地所需欧洲产物的全部供给殖民地了。但英国资本不能供给这所需的全部，于是由英国资本供给的商品必然以很高价格在殖民地出售。而且，原先只购买殖民地剩余生产物一部分的资本现在要用来购买其全部了。但这样的资本绝不可能依照和原价差不了多少的价格把货物全部购进，因此它所买的物品必然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入的。但在资本的使用方面，商人能以非常高的价格出售，而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其利润必然是非常大的，而且会大大超过其他贸易部门普通利润标准。殖民地贸易利润上的这种优势必然把其他贸易部门资本的一部分吸引过来。资本这样的转移，必然会逐渐增加殖民地贸易中资本的竞争，因而必然逐渐减少其他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必须逐渐减少前者的利润，提高后者的利润，直至所有部门的利润不低于或者高出原来的水平。外国资本从殖民地贸易中撤出会提高这种贸易的利润，并从其他英国贸易中吸引资本过来，从而提高这些部门的利润。
这双重的结果——从所有其他贸易吸引资本；提高所有贸易的利润率，使略高于先前的利润率——不仅是这种垄断权最初建立时所产生的结果，而且是有这种垄断权确立以来所持续产生的结果。一直在产生这种影响。
第一，这种垄断权不断把其他贸易领域里的资本吸引到殖民地贸易上来。
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英国财富虽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其增加必定没有和殖民地贸易的增加保持同一的比例。一国的对外贸易，自然按其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其剩余生产物又自然按其全部生产物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英国几乎吞并了所有殖民地国外贸易的全部，而其资本却没和殖民地国外贸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如果不能不断地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里的资本，并吸取比原先投在那里的更大的资本，这个游戏就将无法继续玩下去。因此，自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殖民地贸易不断增加，而其他许多国外贸易部门，尤其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国外贸易却不断萎缩。我国以供外销为目的的制造品，不像航海法未订立以前那样适合于邻近的欧洲市场，或适合于较远的地中海周围各国的市场，而却有较大部分适合于更远的殖民地市场。换言之，不适合于有许多竞争者的市场，而适合于享有垄断权权的市场。德克尔爵士及其他作者认为国家其他外贸部门衰落的原因是赋税过重、征税方法不当、劳动价格昂贵、奢侈的增长等，其实全部都可以归纳为殖民地贸易的过度膨胀。英国的商业资本虽很大，但不是无限的。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英国资本大大增加，但没和殖民地贸易以同一的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断地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取一部分资本，因而使其他贸易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衰落，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经营这种贸易。
应该指出，不仅在航海条例建立起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之前，而且在殖民地贸易形成规模之前，英国就已经是一个商业大国了，其商业资本就已经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在对荷战争中英国海军比荷兰海军强大。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初爆发的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实力至少与荷法两国联合海军相等，也许还要强大。这种海军力量优势，好像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超过，至少在荷兰海军对荷兰商业今昔都保持同一比例的情况下是如此。但在这两次战争中，这强大海军力量的产生都不能归功于航海条例。第一次战争中，这个条例才刚刚拟订计划；第二次战争爆发前，这个条例虽已制定完成，但时间不久，还不可能产生很大的成效，而条例中建立殖民地垄断贸易部分的成效则更小。相较于今日，那时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贸易都是微不足道的。牙买加岛还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荒岛，没有什么居民，更没有什么耕作。纽约和新泽西为荷兰占有，圣克里斯托弗有一半为法国所占领。安提瓜岛、南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乔治亚、诺瓦斯科夏还没有殖民。弗吉尼亚、马里兰、新英格兰已经殖民，它们虽然是极繁荣的殖民地，但在那时，欧洲或美洲也许没有一个人能预见或料到那里的财富、人口和改良后来会那样飞速发展。在英国各殖民地中，当时的情形与今日的情形相类似的只有巴巴多斯一个岛。殖民地贸易（即在航海条例订立以后一段时间内，英国仅占有这种贸易的一部分，因为航海条例在订立几年以后，才被严格执行）绝不能在当时成为英国贸易繁荣的原因，亦不能在当时成为海军力量强大的原因。当时支持英国强大海军力量的贸易是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贸易。但英国今日所享有的这种贸易份额，在当时是不能够支持如此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殖民地日益增长的贸易对所有国家自由开放，那么英国所得而占有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归于英国——定然是它原先占有的巨大贸易的附加部分。垄断的结果是殖民地贸易增加了，但与其说增加了它原先垄断的贸易，倒不如说引起了贸易方向的完全改变。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只是改变了英国贸易的方向。
第二，这种垄断权必然会提高英国各种贸易部门的利润率，使其超过所有国家都可自由与英属殖民地通商时的自然利润率。
由于殖民地贸易被垄断，必然使大部分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殖民地贸易，所以由于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对所有外国资本的排斥必然会减少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的总量，使其少于自由贸易下自然会有的资本量。但由于垄断会减少该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所以必然会提高该贸易部门的利润率。由于它减少了所有其他贸易部门英国资本的竞争，所以必然提高所有其他贸易部门的英国利润率。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英国商业资本，在任何一个时期所处的状况和所具有的规模，不管怎样，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的延续期间必然提高英国的普遍利润率，使其在英国那一部门及所有其他贸易部门的利润率要高于没有这种垄断的情况。如果英国普通利润率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已大大下降——确实已大大下降——那么，要是没有这个条例所建立的垄断权促其提高，它就一定会降得更低。
但是，不论是什么使一国违反自然趋势而提高了其普通利润率，它必然也会给该国的其他各种没有垄断权的贸易带来绝对的和相对的不利。
假使它蒙受绝对的不利，因为在此等贸易部门，它的商人如不以比原来更高的价格售卖外国输入品及本国输出品，就不能取得较大的利润。他们的国家必须贵买贵卖，必须少买少卖，而它的享受和生产必然比它原来所能享受和生产的少。
假使它蒙受相对的不利，因为在此等贸易部门，不蒙受绝对不利的其他国家，和它比较，将处于较前更有利的地位，或处于不像从前那么不利的地位。于是，其他国家，能因此比它享受更多，生产更多。就是说，那便增大它们的优势，或减小它们的劣势。由于提高了它生产物的价格，它使其他国家的商人，能在国外市场上以比它低的价格出卖，因而把它不曾享有独占权的那所有贸易部门的商品，从外国市场排除出去。使其他国家在外国市场上比它售价更低。
我国商人常常埋怨说，英国工资高昂，是他们制造品在外国市场贱卖的原因。但关于他们资本利润的高昂，他们却三缄其口。他们常常埋怨他人的过分利得，但对他们自己的过分利得，却默然不发一言。英国资本利润的高昂，和英国劳动工资的高昂，在许多情况下，一样起了提高英国制造品价格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前者尤有此种作用。高利润比高工资使制造品价格提高更多。
我们可恰当地说：英国资本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从我国未曾享有独占权的各种贸易部门，尤其是从欧洲贸易和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中，被吸引过去；有一部分，被排除出去。因而英国资本从欧洲和地中海贸易中撤出。
一部分是这样被吸引过去的，殖民地贸易继续增大，一年一年总是感到经营殖民地贸易的资本的不足，造成殖民地贸易的高利润。这种高利润，把这些贸易部门的资本吸引过去。部分被殖民地贸易的高利润所吸引。
一部分资本是这样被排除出去的，英国建立的高利润率使其他各国，在英国不享有垄断权的所有贸易部门中，都处于优势。这种优势，把资本从这些贸易部门排除出去。部分为外国竞争所排挤。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把一部分原要投在其他贸易部门的英国资本吸引过去，它也使许多在殖民地无独占权时不会投在这些部门的外国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它使英国资本在这些贸易部门上的竞争减少了，因而使英国的利润率增高，超过应有水平。反之，它使外国资本的竞争增加，因而使外国的利润率减低到不应有的水平。这两种作用，显然使英国在其他贸易部门蒙受相对的不利。垄断权在提高英国的利润时，降低了外国的利润。
也许有人说，什么都没像殖民地贸易一样对英国那么有利，而迫使较大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贸易，这样就使这种资本转到对英国更有利的用途。
对于资本所属的国家，最有利的资本用途，乃是能够维持最大生产性劳动量和最能增加土地劳动年产物的用途。本书第二篇曾经指出，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与其往返的次数，恰成比例。例如，1000镑资本，投在一年经常往返一次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所能继续雇用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等于1000镑每年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如果一年往返两次或三次，则所能继续雇用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等于2000镑或3000镑每年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所以，一般地说，对邻国进行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对远国进行的更有利。由于同一理由，一般地说，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这一点我们亦在第二篇指出了。但是对邻国的贸易比对远方国家的贸易更有利，直接贸易比迂回贸易更有利。
但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就其对英国资本用途的影响来说，在所有情况下，都迫使一部分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而在多数情况下，迫使一部分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第一，在所有情况下，殖民地贸易的垄断，都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在所有情况下，都迫使一部分资本，从欧洲贸易及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流入更远的美洲贸易及西印度贸易。美洲贸易及西印度贸易，不仅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因为这些地方情况特殊，往返的次数较少。我们说过，新殖民地总感到资本不足。新殖民地的资本，总是比它们能够大大有利地用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资本少得多。所以，它们总是不断需要自己资本以外的资本。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它们尽可能设法向母国借债，所以它们对于母国总负有债务。但殖民地人民借款的最普通方法，不是立据向母国富人借贷（虽然他们有时也这样做），而是尽可能拖欠来往商人，即以欧洲货物供给他们的商人的款项。他们每年的还款，往往只达欠款的1/3，有时还不及1/3。于是，他们的来往商人，垫付给他们的全部资本，很少能够在3年以内归还英国，有时甚至不能在4年或5年内归还。但是，5年才往返一次的英国资本1000镑，其能经常雇用的英国劳动也只及一年往返一次的英国资本1000镑的1/5。这样，这1000镑资本一年内所能继续雇用的劳动量，仅等于200镑资本一年内所能继续雇用的劳动量了。美洲移民以高价购买欧洲的货物，以高利息购买远期的期票，以大价钱调换短期的期票，虽可弥补其来往商人因他付款延期而蒙受的损失，甚或弥补这损失而有余，但这只能弥补其来往商人的损失，不能弥补英国的损失。在往返期间相隔很远的贸易中，商人的利润可能和在往返期间相隔很近而且往返次数很多的贸易中一样大，甚或更大。但他居住国的利益，他居住国所能继续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他居住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却必定因此而少得多。与欧洲贸易比较，甚至与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比较，美洲贸易的往返期间相隔更远，而且更不确定、更不规则，西印度贸易尤甚，我想凡对这些贸易部门略有经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
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流入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
不能运送到除了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市场去的列举商品，有几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国的消费需求，因此其中一部分商品不得不输到其他各国。但是，如果要这样做，必须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流回到消费品国外贸易，否则就无法办到。例如，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每年送到英国去的烟草，在96000桶以上，但英国自身的消费数量，据说只不过14000桶。于是，有82000桶以上的烟草，必须运输到法国、荷兰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去。运这82000桶烟草到英国，再把它转运到其他国家，然后从其他国家换回货物或货币的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就是投在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如果要把剩余的烟草售脱，这部分资本就必须这么用。如果计算一下此种资本要多少年才能全部回到英国，我们必须在对美洲贸易往返时间上，加上对其他各国贸易往返的时间。如果我国投在对美洲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非三年四年不能回到英国，那么投在这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全部资本，就非四年或五年不能回到英国了。与一年往返一次的资本比较，如果前者能够持续雇用1/3或1/4的本国劳动量，那么后者就只能继续雇用1/4或1/5的本国劳动量了。在某些输出港上，外国商人输出烟草，往往可赊欠。然而，在伦敦港，通常以现钱售卖，一般情况是现称现付。所以，在伦敦港，全部迂回贸易的最后往返期，比美洲贸易的往返期，多了堆栈停留不卖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有时也是很长的。倘若殖民地烟草不仅仅售给英国市场，那么输入我国的烟草，也许只不过是我国国内所需之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现在将这大量剩余烟草运输到其他国，然后用售得的钱购买供本国消费的物品，也许这就要用本国产业的直接产物或部分本国制造品来购买这些本国需要的消费品。现在，我国产业的直接产物或制造品，几乎不再只供应一个大市场，也许会供应很多较小的市场。英国现在经营的也许不再是一个大的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也许同时会经营很多小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由于往返频繁，现在只需要经营这一个大量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的一部分，也许只需一小部分，即不过1/3或1/4，就够经营很多笔小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就可持续雇用等量的英国劳动，就可同样维持英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样，这种贸易的各方面，就只需要少得多的资本，就有大量剩余资本可用于其他用途，例如改良土地，增加制造业，扩张贸易范围，至少也可以与投入这所有用途的其他英国资本相竞争，从而减低这所有用途的利润率，使英国比对其他国家在各个方面占有比现今更优越的地位。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也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消费品对外贸易，流入运送贸易，因而使部分原来用以维持英国产业的资本一部分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一部分用来维持其他各国的产业。垄断也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转入贩运贸易。
例如，用这82000桶剩余烟草每年从英国转输到其他国家然后购回的货物，并不完全在英国消费。其中，有一部分，例如从德意志和荷兰购回的麻布，必须运到殖民地去，专供它们消费。但是，这一部分英国资本，即用以购烟草和以烟草购麻布的这一部分英国资本，必不能再用来维持英国的产业，必须全部被抽出去，一部分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以本国产业产物购买这种烟草的国家的产业。
此外，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迫使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这看起来似乎就完全破坏了英国所有产业之间的自然均衡。英国产业，不和许多小市场相适应，却主要和一个大市场相适应。英国的贸易，不在许多小商业系统进行，而主要被引到一个大商业系统上去。这样，它的整个工商业系统，变得比以前不安全了，其政治组织的全部状态，也变得比以前不健康了。英国的现今状态有些像一个不健全的机体，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长得过大，以致容易导致发生许多危险的疾病，而这些危险疾病在那种各部分发展比较均衡的机体里是不常发生的。人为地造成的一个大血管过分的膨胀，并迫使大量的产业与商业在这个血管中流淌，这样如果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滞，就会导致全部政治组织陷于严重的紊乱与瘫痪。英国人民对于母国与殖民地决裂的恐惧，大大超过了他们对西班牙无敌舰队或法国侵袭的恐惧。这种恐惧，无论有没有道理，却使一般人，至少使各商人，都觉得把印花税法令废除是很好的措施。我们大部分商人通常认为，要是殖民地市场连续数年完全排斥英国商品，那么，他们的贸易就会完全停止了；我国大部分制造业者，也通常认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事业就会完全被破坏；我国大部分工人，也通常认为，这样一来他们会完全失业。但是，如果与大陆任何邻国绝交，虽然也会使某些人民造成停止或中断其工作，但不会引起那么普遍的情绪。因为如果一些小血管内血液循环停滞，血液很容易流到大血管，而不会引起任何危险性疾病。但是，如果任何大血管的血液要是停滞，不可避免的直接结果，便是**、半身不遂，乃至死亡。一种制造业，由于奖励金，或由于国内市场及殖民地市场的独占，不自然地过度膨胀，超过自然发展的正常程度，那么只要稍有停滞或中断，往往就会引起骚扰与紊乱，使政府惊骇，国会惊慌失措。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我国主要的制造业许多突然完全停止营业，定会引起很大的紊乱与骚扰。使得英国的全部工商业不那么安全，因为它被驱入仅有的一个渠道。
将来无论什么时候，要把英国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使英国能够甚或强制它从这种过大的用途撤回一部分资本，投在利润较少的行业上。要逐渐减缩对一个产业部门的投入，逐渐增大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投入，要一步一步地，把所有产业部门恢复到自然的、健全的，并为完全自由制度所必然建立的比例，即仅能由完全自由制度加以保持的比例。唯一的方策，似乎只有适度地、逐渐地放宽给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一个很大程度的自由为止。假设对所有国家立即开放殖民地贸易，那不仅会引起一些暂时性困难，而且将使现今以劳动与资本经营这种贸易的人，蒙受大的永久的损失。不说别的，单说那输入82000桶烟草的船只，突然废而不用，就会受到重大的损失。这就是看重商业主义所有法规的不幸结果！这些法规，不仅给政治组织造成了危险性很大的紊乱，而且这种紊乱，即使不引起（至少在短时间内不引起）更大的紊乱，也往往很难矫正。所以，殖民地贸易应怎样逐渐公开；什么限制应首先撤除，最后撤销什么限制；或完全自由与公平的自然制度应该怎样逐渐恢复，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留待未来的政治家和立法者运用智慧去解决。逐渐放松垄断是可取的。
一年多以来（即1774年12月1日以来），北美洲十二联邦完全排斥了英国商品。在殖民地贸易中失去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这在一般人的想法中，一定觉得会使英国人切身地感到损失的痛。幸运地，发生了五件不曾预见并且不曾想到的事情，让他们没有这种痛感。这五件事是：（一）这些殖民地，相互约定不买英国商品，但是为做好准备，提前把适合于它们市场的所有英国商品全部买尽了；（二）西班牙船队，为着特别的需要，曾在这一年之内买尽了德意志及北欧的许多商品，尤其是亚麻布。那些商品，甚至在英国市场，亦常和英国制造品竞争；（三）俄罗斯与土耳其媾和，使得土耳其市场有了异常的需要。因为，早些时候土耳其陷在国难当中，但是俄罗斯舰队又在爱琴海巡逻，土耳其市场的供应品非常缺乏；（四）在过去一些时间里，北欧对于英国制造品的需要，每年递增；（五）波兰最近被瓜分完后，局势开始安定，为该大国开拓了一个市场，这一年使英国制造品，除了北欧日益增加的需要外，又加上了这个市场异常的需要。这五件事情中除了第四件之外，按性质说都是具有暂时性和偶然性的。假设不幸地这十二联邦长时间地持续排斥英国货物，那么英国失去了殖民地贸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仍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因为来得渐缓，所以不会像突然发生的痛苦那么难受。同时，英国的劳动与资本也能发现新的用途与方向，让此种痛苦变得不很明显。如果不是由于五种暂时性事件，对于目前从十二个省的贸易中被排挤出来会更为严重地感觉到。
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此种贸易，所以在所有情况下，英国资本由对近国的消费品对外贸易，改投到远国的消费品对外贸易。在多数情况下，使英国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内贸易改投到间接的消费品对外贸易。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使英国资本从所有消费品对外贸易改投到运送贸易。所以，在所有场合，英国资本从所雇生产性劳动量较多的方面改投到所雇生产性劳动量少的方面。另外，它使那么巨大的英国产业与商业，仅仅只适合于一个特殊市场，这样就使英国产业与商业的总体状态，比其生产物能适合较多市场的情况更不确定、更不安全。垄断是坏的。
我们必须认真区别殖民地贸易的影响及殖民地贸易独占的影响。前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益的，后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为前者是那么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贸易被垄断，而垄断又是那么有害，就整体来说，殖民地贸易仍是有益的，而且是大大有益的。不过，如果没有垄断，其有益程度就会大得多。贸易本身是好的。
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给英国产业的邻近市场也就是欧洲市场与地中海沿岸各国市场所不能容纳的那一部分产物，开拓了一个虽是很远但却很大的市场。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不会让英国从原来运销邻近各市场的产物中抽出任何部分，却会使殖民地不断拿出新等价物来交换英国剩余生产物，从而鼓励英国不断增加它的剩余生产物。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更倾向于增加英国生产性劳动量，而不是倾向于改变其原来的用途。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让所有其他国家进入竞争，这样新市场或新行业上的利润率就不会上升到一般水平之上了。新市场，可以不从旧市场吸取任何东西，但就会创造（要是可以这样说）一个新生产物来供给自己。而这新生物就会构成一个新资本来经营这新行业，当然新行业同样可以不从旧行业吸取一点东西。这种贸易按其自然的状态来说会增加英国的生产性劳动量。
反过来，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因为排斥其他国家的竞争，从而提高新市场及新行业上的利润率，肯定将从旧市场吸取产物，从旧行业吸取资本。增大我国在殖民地贸易中的份额，就是这种独占公开提出的目的。假设殖民地贸易中我国所占的份额，并不比没有垄断时多，那就失去了设立这种垄断的理由。这种贸易的往返速度比大部分其他贸易的往返要慢，而时间相隔也较久。如果迫使任何一国的大部分的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肯定让那里每年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的总量，每年所生产的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的总量要比原来的少。这样就会使这国居民的收入达不到自然状态下的收入，因此减少他们的蓄积能力。那不仅在所有时候，让其资本不能照常雇用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让其资本也不能照常增加，这样就让它不能雇用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垄断则会减少它。
但是，对英国来说，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结果，足以抵消垄断的恶劣结果然后还有余，所以，虽有垄断的坏处，但像现在进行的这等贸易，不仅有利，而且是大大有利。由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新行业要比因独占而损失的那一部分旧市场与旧行业大得多。由殖民地贸易而创造（如果可这样说）的新产业与新资本，在英国所能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要比因为资本从往返次数较多的贸易部门突然撤回而失去的生产性劳动量来得多。但是，要是像今天进行的那种殖民地贸易，对英国还是有好处的话，那不是因为垄断，而是因为垄断以外的其他原因。贸易的自然良好效果抵消了垄断的不良效果而有余。
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其说是为了欧洲原生产物所开的新市场，还不如说是为了欧洲制造品所开的新市场。农业是所有新殖民地非常适当的业务，因为它的土地低廉，所以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显得更加有利。因此，殖民地有丰富的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仅不需要进口土地原生产物，而且往往还有大量的剩余产物出口。新殖民地的农业，通常从另外行业吸取工人，或者把工人拉住，不让其流入其他任何行业。留给必需品制造业使用的工人已经不怎么多了，另外装饰品制造业可使用的工人根本已经没有了。因此，对于这两种大部分的制造品，他们都认为，与其亲自制造，还不如向其他国购买合算。殖民地贸易对于欧洲农业的鼓励主要是间接的，因为它是通过直接鼓励欧洲制造业，从而间接鼓励欧洲农业。殖民地贸易所维持的欧洲制造业，让欧洲土地生产物开拓了一个新市场，并且是最有利的市场，也就是谷物和牲畜、面包和家畜肉的国内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美洲贸易而大大扩张了欧洲这方面的市场。殖民地为欧洲的制造品而不是为它的天然产物提供市场。
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充分证明了，富庶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不但不能让任何国家建立制造业，甚至都不能维持制造业。西葡两国在还没有任何大殖民地之前就是工业国家了。但自从它们占有了世界上最富沃的殖民地以来，就不是工业国了。垄断权没有维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制造业。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占的恶劣影响，因为加上其他原因，可能几乎已把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影响全抵消完了。这些其他原因好像是：其他各种垄断；金银价格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低；对输出品课征不适当的税，导致不能参加外国市场；对国内各地间货物的运输课征不适当的税，导致缩小了国内市场；非常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不平等以及不公正，通常保护有钱有势的债务人，让他们能避免债权人的追索，并让国内劳动阶级不再敢制造货物来供其消费。对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不敢拒绝赊卖，而有钱有势的人欠的钱能否归还，又非常不确定。
反过来，在英国，因为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就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垄断的恶劣影响。这些其他原因好像是：贸易的一般自由，那里虽然有某些限制，但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较，至少有相等的自由，可能还有更大的自由；输出相当自由，本国产业的产物，基本上无论什么种类，无论输到什么国家，都可以无税输出；最重要的是本国产业的产物，从本国运到其他地方，不需要报告任何官厅，不需要受到任何盘问检查，换句话说，可以享受毫无限制的自由；并且最重要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让最低阶级的英国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最高阶级英国人民的尊重，使每个人可以保证有各自的劳动果实，这样就对各类产业都给予了最大且最有效的鼓励。在英国，贸易的良好影响大大抵消了垄断的不良影响。
但是，假设英国制造业因为殖民地贸易而有所进步（事实上确曾如此），那并不是依靠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而是依靠着垄断以外的其他途径。垄断的结果，不是增加英国制造品的产量，而是改变了英国制造品一部分的性质与形式，让它违反自然趋势不再适合于往返频繁而期间相隔又非常短暂的市场，但是适合于往返迟缓而期间相隔又非常久的市场。因此，其结果依然是改变了一部分英国资本的用途，很大程度上减少这部分资本所能维持的制造业的数量，于是不但没有增加英国制造业的总量，反而把它减少了。殖民地贸易有利于英国制造业，不是由于垄断，而是由于垄断以外的原因。
所以，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像商业体系的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样，阻止抑制了国家其他的所有产业，并且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其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了那为着本国利益而设立的产业。
无论母国在某个特定期间有多少资本，这种垄断肯定会妨碍其资本，让它不能够维持原来能够维持的那么巨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让它不能给劳动大众提供原来可以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因为资本只能通过节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碍资本不能提供原来可以提供的那么多收入的垄断，就肯定妨碍资本，让其不能按原来可以增加的速度增加起来，所以不可以维持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不可以给国内劳动大众提供更多的收入。一个巨大的收入源泉，也就是劳动的工资，因为有了这种垄断，肯定在任何时候，都不像没有垄断的时候那么富足了。垄断降低了母国的工资。
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因此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现实生产额和加投资本后土地可能生产额之差决定了土地改良的利润。如果这些差额所能提供的利润，比等量资本能从商业取得的利润还要大，那么土地改良事业就从各种商业中吸去资本。如果所提供的利润要小于商业利润，商业就会从土地改良事业中吸去部分资本。因此，只要是提高商业利润率的方法，就会让土地改良事业的利润减低，或者让它的低利润降得更低。在前一状况下，就是让资本不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后一状况下，就是把资本从这种用途中吸引出来。垄断妨碍土地的改良，肯定会延迟另外一个大的收入源泉——土地地租的自然增加。此外，垄断提高利润率，肯定提高市场利息率，让它达到不应该达到的水平。不过与地租成反比例的土地的价格，就是往往按照一些年地租而计算的买价肯定会随利息率上升而下降，随着利息率下降而上升。这样一来，垄断在下面两个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也就是延迟地租的自然增加，另外也延迟与地租成反比例的土地价格的自然增加。垄断提高利润，因而有降低土地地租和价格的倾向。
垄断使所有收入的原始来源，即劳动的工资、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像无独占时那么富足。为了要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小阶级的利益，垄断妨害了这个国家其他阶级的利益和所有其他国家任何阶级的利益。这样使得所有的原始收入来源均不那么富足。
只有通过提高普通利润率，垄断才能使任何一个阶级得利或能够得利。然而，一般说来，高利润率对国家所必然产生的各种坏影响，除上述外，还有一种更坏的影响。根据经验来看，这种坏影响和高利润率是分不开的，它的害处也许比上述各种坏影响合起来的还要恶劣。无论何处，高利润率都会破坏商人在其他情况下自然会有的节俭性。当利润很高时，俭朴似乎是多余的，而穷奢极侈似乎更适合于宽裕的境遇。大商业资本家，必定是各国实业界的领袖和指导者。他们对国内全部勤劳人民生活方式的榜样作用，比任何其他阶级的作用大得多。如果雇主是小心的、节俭的，雇工也大都会这样；如果主人是奢侈的、随便的，那么工人也会按照主人的工作方式工作，按照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样，本来最会蓄积的人都不能在手里有所蓄积了。这样一来，这些本来最会使该基金增加的人们也就无法使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有所增益。国家的资本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渐枯竭。国内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日益减少。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异常的利润，曾增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吗？他们减缓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贫穷吗？促使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产业得到发展了吗？这两个商业都市的商人的耗费如此之大，以至于异常的利润不仅没能增加国家的总资本，而且不足维持原有的资本不变。我甚至可以说，外国资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闯进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贸易中去了。为了把外国资本从本国资本日渐不够经营的这种贸易中驱赶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天逐渐加强这种不合理的垄断。试比较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的生活方式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的生活方式，你就会感到，受高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与受低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是怎样的不同啊。诚然，伦敦的商人，虽不像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样都成了堂堂贵族，但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相比较也并不是那么小心、节俭。但是，据说，大部分伦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却比不上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伦敦的利润率比前者要低得多，而比后者却要高得多。俗话说，“来得快，去得也快”。无论在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与其说受实际消费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说受赚钱花费的难易程度支配。更严重的是它摧毁了极端的节俭。
这样，垄断给某一阶级带来的狭隘的利益，在其他许多方面妨害国家的一般利益。垄断政策是小地主的政策。
仅仅为了要发展顾客群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之下，似乎仅仅适合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而实际上，那种计划对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也是完全不合适的，但适用于其政府受小买卖商人支配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也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会认为用广大同胞的血汗和财富来建设并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是存在利益的。假设，你对一个小商店老板说，你卖给我一块地皮，我就会常常在你铺子里买衣物，虽然你铺子里的卖价比别家铺子昂贵。他不见得会很踊跃地接受你的提议。但若另一个人卖给你这样一块地皮，并吩咐你要在那个小商店里购买你所需的所有衣物，这小店老板就会对他非常感激。有些英国人不能安居在国内，英国会给他们在远地购买一块大地皮。当然，这土地价格便宜，不是今天的一般地价，即30年年租的价钱，而只等于首次发现、踏勘海岸和夺取土地所需的各种费用。但土地是良好的、广阔的，耕作者有大量土地可以耕作，有时又可以自由随意在任何地方售卖其生产物，所以不过三四十年（1620~1660年），那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富足繁荣的民族。于是，英国的小买卖商人及其他各种商人，都想长此以往垄断这些人的光顾。他们并不说，他们原来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土地，然后又用一部分货币来改良土地，他们只向国会请愿，美洲殖民地人民将来只许向他们的店铺买卖：（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所有欧洲产品都得向他们的店铺购买；（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们认为适于购买的那些殖民地产品，全数卖给他们的店铺。他们并不认为全部产品都适于购买，因为其中有某些部分输入英国可能妨害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某些业务。因此，对于这部分产品，他们自然希望移民们尽量对外地售卖，越远越好。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建议把这些产品的销售市场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的各个国家。这种小买卖商人的提议，在有名的航海条例中真的定为一个条款了。
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就是维持垄断。殖民地在这种专营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却不曾提供任何收入，来维持母国的政府，也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这种垄断是殖民地隶属我国的主要标志，也是我国从这种隶属关系中所得的唯一果实。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关系的耗费，其实都是用以维持这种垄断。在现今骚扰事件发生之前，殖民地按平时编制的一般军费，为20个步兵团的给养、炮兵队及军需品的费用和他们所需特殊食品的供应，以及为防范其他各国船只秘密出入而不断维持北美海岸和西印度海岸警界所需海军力量的费用。这平时编制的全部军费，是英国支出中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只是用于殖民地统治耗费最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要知道费用总额，我们必须在这平时编制每年军事费用之外，加上英国在各个时期为防卫殖民地所花费的款项的利息。尤其必须加上的是最近一次战争的全部费用和这以前的那次战争的费用的大部分。最近一次战争纯然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它的全部费用，无论用在什么地方，德国或是东印度，都应该要算在殖民地账上。这笔账总数在9000万镑以上，它不但包含新发行的公债，还包含了每镑附加两先令的地税，以及每年动用的减债基金。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主要是殖民地战争，其主要目的，是阻止和搜查殖民地与西班牙本土秘密通商的船舶。这项支出的全部费用，其实是等于维持垄断的奖励金。它表面上的目的，好像是为奖励英国制造业、发展英国商业，而它的实际结果，却是提高商业利润率，使我国商人能够以超出正常比例的资本，转投到往返较为迟缓而回报周期较长的贸易部门。如果奖励金能阻止那两种事件不发生，那么发给这样一种奖励金是值得的。英国在殖民地上的开支全都是为了垄断，而且数额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