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一种劳动加在一个劳动对象上就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劳动却没有这种作用。劳动对于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由于没有这种作用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到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说由雇主来垫付，但事实上雇主支付的是工人自己劳动所创的价值，他并没有多余的支出。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劳动对象上，劳动对象的价值便增加了。这样增加的价值往往大于工人工资部分，通常可填补工资的价值，并得到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所以致富的方法：雇佣许多工人；致贫的途径：维持许多家仆。但家仆的劳动，亦有它本身的价值，如同工人的劳动一样，家仆也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销售的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间，并非昙花一现。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那种物品或者说那种物品的价格，日后在必要时还可推动劳动数量与原来为生产这物品而投入的劳动量相等。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的商品上。家仆的服务性劳动在提供后，付诸东流，要将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是非常困难的。有两种劳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
社会上等阶层人士的劳动也是非生产性劳动的一种,某些社会上等阶层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都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表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售商品上，也不能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他们的生计由他人分年产品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职务之用好像很难实现。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功劳当然很大，但必须明白今年的政绩买不到明年的政绩；同样，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当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也很重要的，有些却可称之为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在这一类劳动中，即便是最低级的，亦有一些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所有其他劳动价值的原则。但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例如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者，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参加劳动的人，都要依赖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这种产品的数量无论多大，但并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这些产品用在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比例越大，用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就越小从而来年的产品也必定少。相反，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越少，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然越多，从而次年的产品也就越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以外，其他所有年产品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那一部分产品决定下一年的产品。
无论在哪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产品，无疑都是用来供给国内居民消费，给国内居民提供收入的。这些产品，无论是出自土地还是出自生产性劳动者之手，一经生产出来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补偿资本的，补充从资本中取出的食料、材料和制成品；另外一部分，则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年产品来说，一部分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耗费，另一部被资本所有者以利润形式收入，或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收入。就大型工厂的产品来说，绝大部分是用来补偿厂商的资本，剩余部分则用来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一部分产品替代资本，一部分构成利润和地租。
任何一个国家中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从来就是直接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直接用于构成利润或地租的收入则既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
任何人都把其资产的一部分当作资本而进行投资，没有一个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取得利润。因此，他只用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笔资产首先对其所有者提供了资本的作用赚得利润，然后又给生产性劳动者带来收入。至于他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资本，从开始使用时起，即由他的资本中提取出来，成为可供他直接消费的资本。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只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那些全然不劳动的人，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以维持生计。这里所谓收入，可分为两点：第一点，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一开始即指定作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润收入；第二点，在年产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一部分，但转移到可以获得它的人们手中之后，除维持他们的衣食外，他们往往不分差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例如，不仅是大地主和富裕商人，甚至于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他的收入相当可观的话，他也可能会雇用仆人，有时也可能会去看戏或者观看木偶剧，这样就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维持一些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了。并且，他或许还要纳一些税。这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不过按照常情，原计划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若在还未用以雇用到足够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推动他们工作进度以前，绝不应该舍本逐末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者在尚未工作得到工资以前，绝不可能拿出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且，那部分工资数量非常有限，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来判断，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多少，不过，他们总会有一些。就缴纳赋税来说，他们每个人所纳虽很有限，但因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人数很多，所以他们这一阶级所纳的，是非常可观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地租和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两种收入，最容易节省。它们的所有者可以用它来雇用生产者，同样也可以用来雇用非生产者。但是总体上看来，他们似乎用在后一方面往往多于前一方面。大领主通常用大部分住处来供养游手好闲的人，少部分用于供养勤劳的人们。富商的资本虽只用来雇用勤劳的工人，但也和大领主一样，他们的收入也大部分用来供养那些非生产性劳动者。
我们说过，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一经生产出来，就已经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资金了，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无论在哪个国家，生产者对不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而且这个比例，在贫国和富国的情况又是极其不同的。
当今欧洲各大富裕国家，往往将土地生产物的绝大部分用来补偿独立和富裕的农场主的资本，其余部分则用来支付它的利润与地主的地租。但在古代封建政府统治的时候，年产物的很少一部分已经足够补偿耕作的资本了。因为那时候耕作所需的资本，无非就是几头牛几匹马，而且这些牛马的食物只不过是在荒地上天然生长的产物而已。因此，也可把它们看作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这些牲畜，一般也是从属于地主的，而由地主租借给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他产品，也从属地主所有，或作为土地的地租，或作为毫无价值的资本利润。那些耕种土地的人通常都是农奴，他们的人身和财物都同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些不是农奴的耕种者是随时可以退租的佃户，他们所交纳的地租名义上常常比免役租也多不了什么，但它实际上已经等于土地的全部年产物了。在和平时期，地主可以随时征用这些佃户为劳役，在战乱时期，他们又须出去服兵役。他们虽然住得离地主的家远一些，但他们无异于住在地主家里的家奴，都是隶属于地主的。在封建时期他们的劳役都须听地主支配，土地生产物当然全部属于地主。然而现在欧洲的情况与封建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很少一部分用来支付土地的利润和地租，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1/3，有时还不到1/4。但从数量上来看，现今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部分都已经3倍或4倍于过去；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1/3或1/4，与封建时期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多了3倍到4倍了。在农业改良的进程中，地租虽然在比例上增加了许多，然而在对土地年产物的比例上却缩小了。在古代，地租占农产品的份额比现在更大。
现今欧洲各富裕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把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上。古代贸易所需的资本很少，制造业简陋，可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利润却很大。以往的利息率很少在10%以下。这便足以证明它们的利润必定能够支付高昂的利息。现在，欧洲各富裕国家的利息率，很少有在6%以上的；最发达的国家的利息率，甚至有时低至4%、3%甚或2%。因为富裕国家的资本较贫穷国家来说要多得多，所以富裕国家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穷国家大得多。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来说，那就通常小得多。
相较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自然要大得多。但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相较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自然要大得多。并且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为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以外，其余部分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还是用来雇用非生产性劳动就不一定了。但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总而言之，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比较，前者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比后者大得多。
无论在哪个国家，用于补偿资本的资金和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这两种基金的比例，都必然能够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和我们祖先相比较，我们更为勤劳，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人民的资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持懒惰人民的资金大得多。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懒惰了。俗话说得好：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资本运营可以为下等居民带来收益的工商业城镇，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英国和荷兰的大城镇，便是很好的例证。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是维持都市的主要来源，国家收入的开支也便成了人民的主要收入，这些人民大都是懒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就是很好的例证。说到法国，除了卢昂、波尔多两个城镇，其他各议会城镇的工商业毫不足道。一般普通人民大都是懒惰的、贫穷的，因为他们大都依靠法院人员以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来维持。卢昂、波尔多两市，因为地理优越，商业颇为发达。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或由沿海各地运来，卢昂都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点。波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个地区盛产葡萄酒，举世闻名，各国人都喜欢饮用，所以出口量非常大。拥有如此优厚的地理条件，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因为这样，这两个城镇的工业才蒸蒸日上。其他各议会城镇的情形便不同了。人们投下资本，都只为维持本市的消费，也就是说，投下的资本为数非常有限，绝不能超过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基本也是如此。在这三个城镇中，巴黎人民要算最勤劳的了，因为巴黎为制造业提供了自产自销的市场，营业对象主要是本城的消费者。既是王公贵族的寓所，又是工商繁盛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镇所处的地理位置都非常优越，适合于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但在一个有大量收入的城镇，除把资本用于供应本地的消费外，想利用地理优势使用资本，就不像在下等人民生计专靠资本的运用来维持的工商大城镇那么简单了。靠国家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都懒散惯了，使得一些应当勤快做事的人也受到影响。所以，在这地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爱丁堡的工商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前并不发达。由于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但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等，未曾迁移，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所以，爱丁堡的工商业远不及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收入，大都靠资本的运用。我们还可发现，在制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农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卜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两种基金的比例决定一国居民是勤劳还是懒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人民大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是懒惰的人民。资本的增减决定了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资本的数量决定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因节俭而增加，因浪费和行为不当而减少。一个人从收入中节省了多少，他的资本就同时增加了多少。资本增多的部分，他可以亲自投资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从中赚取利息（也就是利润），让别人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就像个人的资本只能靠他从年收入或年所得中节省出来的东西而增长一样，一个社会的资本与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个人的资本，只能以同样的方式才能得到增长。
节约是增加资本的直接原因，不是勤劳。然而，在节俭之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是不管勤劳能够得到什么，如果没有节俭去节约、去贮存，资本就不可能增大。
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进一步增加物品的价值。他们的劳动，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
每年节省下来的资本就像每年的花费一样，最终还是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消费方式都大不相同。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招待懒惰的客人和家用的仆人消费掉，这些人消费完了就算了，不会留下什么作为报酬。若想要把节省下来的部分直接转化为资本投资，虽然也同样是消费，但消费对象是劳动者、制造者、技工。他们不仅能再生产出价值填补他们的工资，并提供利润。现在假设富人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将全部货币购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分配给前一种人。如果节省的部分，当做赚取利润的资本直接转作资本，用于投资借贷，或雇佣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最后，他由这节省部分购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分配给后一种人。消费是一样的，但消费者不同。储蓄的东西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
一个节俭的人每年节省下来的收入不仅足以维持当年或者下一年增加的生产性人手的生活，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无论何时，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这种基金，将如何分派，用到什么地方，并没有法律条文的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营业证书加以规定，但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则保护它的安全性，那就是每个将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确利益。如果不把这基金按照原先指定的用途使用，而是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样不按原指定滥用基金的人必然是要遭受损失的。
挥霍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的人：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就如同把某些虔诚基金的收入滥用在亵渎的用途上一样，他把其父辈用节俭积累下来要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的生活基金支付了游手好闲的人的工资。由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也跟着减少了，因此，全国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品价值也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自然也减少了。如果某些人的挥霍不能由其他人的节俭而得到补偿，那么每一个挥霍者的行为通过用勤劳者的面包来喂养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仅会使自身变成乞丐，而且会使整个国家变穷。挥霍者使这种资金转做其他用途。
纵使挥霍者所买的全是国内生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产品，结果还是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资金。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所以，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是免不了低于其本来应有的价值。
有人会说，如果奢侈者消费的都是国内产品，不曾将资金往外输出，国内货币是不会减少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非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了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这同等数量的货币将依然保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同等价值的消费物品，相当于生产了两个价值，同等数量的货币留在国内，产生结果却极不相同。
而且，一个国家在其年产品价值日趋减少之时，绝不能保留同等数量的货币。货币的功能无非是流通消费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依赖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进行买卖，而分配给它们的消费者。因此，一个国家每年能够使用的货币量必须由国内每年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来决定。这些消费品包括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品，也包括少量用部分本国产品购买而来的外国产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也会跟着减少，因此，国内每年所用的货币量必然也减少了。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的货币绝不会弃无所用。货币所有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绝不会愿意让自己的货币闲置着。国内没有用途，他就会不顾法律约束，不顾禁令，想方设法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各种有用的消费物品。货币每年的输出，将持续在一定时间内，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逆境中繁荣时代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可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这样看来，这种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说来，这种输出，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凋敝的痛苦。此外，当年产物减少时，货币会流往国外。
当一个国家的年产物价值增加时，货币量也会跟着增加。因为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不断增加，所以所需货币也随之增加。因此有部分新增的产物便会寻找适合的地方出售，购买这些产品的金银必将增加。这种金银的增加，并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而是社会繁荣的结果。金银无非就是从矿山挖掘出来，再运到市场上，必然需要一定的劳动与资本，这项生意的投资人和工人们，需要一定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这些总和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秘鲁，购买金银都是如此。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就用不着为金银会长期缺乏这个问题而困扰；国家闲置的金银，也不会长期留在国内。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每一个挥霍者都是社会公敌，而每一个简朴的人都是社会的捐助者。因此，不论我们把国家的真实财富和收入想象成什么，像朴素的道理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劳动量与土地的年产值构成了一个国家真实财富和收入；抑或是像一些庸俗的偏见所说的那样，构成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产量。
不当行为的结果往往与挥霍者的行为相同。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和工业上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而言，一个不小心或是一个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都将使之有减损的趋势。当然，投入到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也只是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由于资本使用不当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就不可避免会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幸而就大国的情形来说，个人的奢侈以及不当行为对其不能有多大影响。不过幸好有另一部分人勤俭节约，总能够抵消这一部分人的奢侈以及不当行为。
一个人之所以会奢侈浪费，是因为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这种享乐欲望之强烈，是很难控制的。但这种情况通常来说总归是暂时的、偶然的。一个人之所以会勤劳节俭，是因为他想改变自身现有的状况。这愿望冷静而执著，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没有放弃过。从出生到死亡那天，这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满足于自身当时的身份地位以及财产。我们都是上进的人，一心想改良，问题就在这里，到底该如何改良呢？增加财产显而易见是最明显的途径。然而将收入节省一部分并储蓄起来也是增加财产最适合的方法。在我们有生之年虽然都有浪费的欲望，但总的来说，节俭的心理，还是占一定优势的。
接着谈不当行为。无论何时何地，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人占的其实是极小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经常看到有不少破产的人，但在这大千世界，失败的人总还是极小部分的，也许这只是一千个人中的一个。对于一个清白的人来说，破产实在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实在不多，不知道避免它的人也不是说没有。
私人奢侈妄为，会把个人陷于贫穷，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此陷入贫穷，然而政府奢侈妄为就不一样了。在许多国家，公众的收入绝大一部分是用来维持非生产者。例如朝廷中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海军陆军等等。因为他们平时不从事生产，所以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劳动产物来维持生活。如果这类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他们在某一年内消费掉的产品，没有多余来维持来年的再生产的劳动生产者。所以，下一年的再生产量就下降了，导致一年不如一年。时间一长，国家的贫穷就会来临。因此，这一类非生产者使得人民不得不消耗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因为非生产者应该消费人民的一部分剩余收入占用比例过多，最后无论劳动者多么节俭都无法补偿如此大的浪费。公共的浪费和不审慎比私人的更加可怕。
然而，从经验上来判断，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的节俭和一些良好的行为，又似乎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之后又可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善自身状况是一致的、经常的，不断地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动力。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重大失误，使事情日趋改良。就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恢复原来的健康。
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受雇用劳动者的生产力都可以增加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价值。很明显，增加资本和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数量的前提。增加那方便劳动、缩减劳动力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机械进行改良，就能提高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要么，就是将工作合理分配。但无论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加资本。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也少不了增加资本投入。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每个人专心做一种工作与一个人兼任各种工作相比必须增加不少资本。因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年产量提高了，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贸易扩大了。显而易见，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一部分人民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所侵蚀了的资本的数额占的比例一定少于另一部分人民的节俭慎重所增加资本的数额。既然讲到这儿了，我就应当声明一下，国泰民安了，即使政府不是节省慎重的，国家情况也可以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也应当正确判断这种进步，将两个相离太近的时代放在一起比较是比不出什么来的。进步是如此逐渐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我们经常因为看到某种产业衰退或某一地区的衰落，便怀疑整个国家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把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与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代相比较，前者必然比后者多得多。现在英国年产量的增长，很少有人怀疑，但在这一百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就有几本书说英格兰的财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业衰落。这些书籍不全是党派的宣传品，里面很多都是非常诚实、聪明的作者所写的，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将查理二世复辟时代和二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必定多得多了。兰开斯特争胜时代末期与伊丽莎白时代比较，英格兰的年产品增加很多。再往前看约克与兰开斯特时代必定胜于诺曼征服的时代；诺曼征服的时代，当然又胜于撒克逊人统治的时代。撒克逊人统治的时代，应该说不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但与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居民的状况，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是很重大的进步了。
然而，在这各个时期中，政府和私人都有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多次根本不必要的并且费用浩大的战争，原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被转移用来维持非生产者。在战乱时期大量的浪费、资本的破坏，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觉这不但会妨碍财富的自然蓄积（实际上确是如此），而且会使国家在这时期末陷于更为贫困的地位。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处于最幸福最富裕的阶段，但那时发生了战乱。如果我们是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为英格兰的前途所担忧，也许又将陷入贫困之中，或者完全灭亡。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就发生了大瘟疫，再加上英国与荷兰两次战后的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对法耗费巨大的大战，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乱。排除其他的不讲，单单就四次英法大战后，英国就欠下14500万镑以上的债务，外加战争所引起的各种特殊支出，总共债务不少于两亿镑。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大部分都用来维持非生产者。若没有发生战争，当时用于战争的那笔开销，大部分一定会是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将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再生产出来，并能提供利润，那么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也就相当可观了，随之逐年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筑物一定更多了；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宽广；已改良土地的耕作更加完善了；制造业也必然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也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如何让它增加起来，我们很难预想。虽然有许多公共的和私人的浪费，并发生了许多其他的骚乱和不幸。
政府的浪费虽然曾阻碍了英格兰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使它停止发展。现在的英格兰与复辟时代、革命时代相比较，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是多得多了。与过去相比英格兰现在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多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还是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坚持不懈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俭、储蓄慎重，不动声色地、慢慢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因为这种努力，英国才能受到法律保障，并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的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而且，将来永远都会这样下去，这也并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导致居民都很懒散、奢侈。英格兰王公大臣不但不自我反省，颁布节俭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还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际上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可曾想过，他们自己才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只要管好自己的开支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人民的浪费远不及他们，若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哪里谈得上呢？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将减少社会资本，而花费等于收入的人，蓄积与资本相同，也不蚕食资本，资本不变多也不减少。但我们必须明白，在那么多花费方式中，有一些更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个人收入有不同的消费方式，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不会留下什么，更不用说对将来有什么好处。有的人花钱购买持久耐用的物品，今日享用了，还可以积蓄起来，从而减少明日的开销，或者增进明日的开销更有价值。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女仆成群，厩满犬马，大吃大用。但有些富翁宁愿食事俭约，奴婢减少，将收入用来修饰庄园，大兴建筑，广置家具，收藏书画等等。有些人愿意买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明珰璎珞，灼烁满前。还有些，则有如前数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宠臣，衣服满箱，锦绣满床。设有甲乙二富翁，两人的财产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乙则用其大部分收入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最后，甲的境况必然比乙的好得多。甲还有一些货物，虽其价值不如当时所费，但总有多少价值。乙则连痕迹也没留下来，十年或二十年浪费的结果，到头来成了一无所有。支出用在耐用品上的人比支出用在易坏品上的人更加富裕。
有益于增加个人财富的消费方法，也能够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可以转瞬间变得对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阶级对其厌倦的时候，中下阶级的人民，便可购得它们。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这样使用钱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况就逐渐改进了。在一个长期富裕的国家中，下等人民虽然自己无法出资建造大厦，但往往占有大厦；虽自己无法购买上等家具，但往往使用上等家具。古代西穆尔的宅邸，就是现在巴斯道上的旅店；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那是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嫁妆，作为邻国通婚的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了敦弗林的酒店。在一些没落的古城，我们有时可发现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现在居住在那的人所盖得起的。房屋里面许多还可适用的，非常讲究的，但已是老式的家具。这些家具绝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钱定制的。那些王宫别墅，书籍图像，以及各种珍奇物品，时常是一种光荣又是一种装饰，我想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如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没落了，却仍然博得了世人的赞赏。
把收入花费在持久耐用的物品上，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有利于养成俭朴的习惯。假如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在社会人士有所讥评之前幡然醒悟。像这样铺张浪费的人，不是迫于破产，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如果原来是仆人成群，骤然撤减，原来是华筵广设，骤然俭省，如果原来是陈设丰丽，骤然节用，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承认以往错误的行为。反之，如果他原来就爱花钱添置房屋、家具、书籍或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他改变习惯了，人家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此类物品，前已购置，无需源源购置不绝。在别人看来，他改变习性的原因，应该不是财力不济，而应该是他对此已经失去了兴趣。过去的花用容易停止。
花费在生产者身上，能增加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花费用来维持非生产者，不能增加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一夕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粮食，其中也许有一半将被倒掉，它的浪费可不小啊。如果将宴会的开支，用以雇用泥水匠、木工、装饰机械工等等，虽然消耗的粮食数量相等，所供养人数必然会增加。工人们将一分一毫地购买这些粮食，一分都不会浪费。维持生产者便可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维持非生产者却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不过，我并不是想借此表明前一种花费方式总是比后一种花费方式更为慷慨或者大方。当一个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于好客和款待时，他是和他的友人和同伴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用以购买那些耐久物品时，他就只是考虑到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想同他人分享。因此，后一种的花费，特别是花于购珠宝、衣饰等等这些琐细东西，时常表现出一种轻浮而自卑的性格。我只不过想说明，花钱购买耐用品能够促进商品的价值积累，能助长有价商品的蓄积，对于私人的节俭习惯加以鼓励表扬，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从而维持更多的生产者而不是非生产者，所以较有利于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因此就说它表示一种慷慨大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