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学者，大都认为谷物和一般物品货币价格低廉，换言之，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证明了这些金属量的不足，而且也可以作为当时该国家贫乏野蛮的证据。这种看法是和“一国富裕是由于金银丰饶，而贫乏则由于金银不足”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分不开的。关于这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我将于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说明，在此我只论述以下事实：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以这类金属供给世界商场的各矿山的贫瘠，决不能证明金银昂贵国家的贫穷与野蛮。贫国不能像富国那样购买那么多的金银，也不能支付金银那么高的价格。因此，这种金属的价值，在贫国绝不可能比富国更高。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的国家，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高得多。的确，自美洲矿山被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有增加，同时金银的价值也逐渐下降了。但金银价值的下降并不是由于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是由于偶然发现了旷古未有的丰饶的矿山。欧洲金银数量的增加与其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虽然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但是各自是由非常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自然联系。金银数量的增加纯属偶然，任何深谋远虑及政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与新政府的成立。这种新政府对于农业给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奖励，即保证了每个人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由于封建制度至今依旧残存在波兰，该国的贫乏状况差不多和美洲被发现以前一样。然而它也像在欧洲其他各地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上升了，金银的实际价值下落了。可见，在波兰贵金属的数量一定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增加了，其增加的数量同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可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物，没有增进该国的制造业及农业的发展，也没有改善该国居民的生活情况。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国，在美洲都拥有许多矿山，但在欧洲各国中，它们却是继波兰之后最贫穷的两个国家了。可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贵金属的价值却一定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因为贵金属是从这两个国家运往欧洲其他各地的，不但要负担运费和保险费，而且还由于这两国金银的出口或被禁止或需缴纳重税，还要支付走私的费用。因此，贵金属数量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比例来说，在这两国一定比欧洲其他各国大。可是，它们却比欧洲其他各国都穷。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度，但它们却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代替。贵金属价值高昂不是贫穷的证明。
正如金银价值的低落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富裕繁荣一样，金银价值的上升或者说谷物及一般物品货币价格的低落也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贫穷和野蛮。
一个国家的贫穷和野蛮，虽然不能取证于谷物货币价格的低廉，却可十之八九取证于牲畜、家禽及所有各种野生鸟兽的货币价格相应于谷物的货币价格的低廉。它清楚地证明了以下两个事实：第一，这种产物的繁多程度大于谷物，可知畜牧荒地所占的面积比谷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价比谷物耕地的地价低廉，可知该国大部分土地还没有耕作和改良。这二者证明，这种国家的资本和人口与该国土地面积所持的比例和一般的文明国不同，从而也就证明了该国的社会状态尚处在幼稚阶段。总之，我们从一种货物尤其是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所能推断的，只是当时以金银供给世界商业的各矿山的肥瘠，却决不能推断该国的贫富。然而，从某些种类货物的货币价格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对比的高低，我们却可几乎完全准确地推断出该国是富裕还是贫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会状态是接近野蛮还是接近文明。
如果物品货币价格上升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银价的跌落，那么所有货物所受的影响必然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银价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货物价格也一定以相应的比例抬高。但是，被人们当作问题议论纷纷的各种食品价格的上升程度却是参差不齐的。就本世纪的平均情况来看，人们公认的，即使那些以银价升高来说明谷价上升的人也承认谷价上升的幅度比其他食品价格上升的幅度小得多。由此可知，其他食品价格的上升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银价的下跌，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的原因。也许以上所提出的原因已经无须假设银价的跌落就能充分地说明为什么这些食品价格上升的幅度比谷物大了。完全由于白银价值降低造成的物价上涨，会同等地影响所有的货物，但谷物价格比其他食物上升的幅度较小。
在本世纪最初64年间和最近特别严重的歉收年份以前，谷物的价格比上世纪最后64年略低。这个事实的证据不仅有英国温莎市场的价格表，而且还有苏格兰各郡公定的谷价调查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先生所精心搜集的不同市场的账簿。对于这样一件难以证实的事情，它的证据的充分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至于最近10年或12年的谷物价格的高昂，完全可由年成不好来说明，而不必想到银价下跌这个事实。
因此，银价在不断下跌的见解实在没有任何确凿的根据。它既不根据对谷价的观察，也没有根据对其他食品价格的观察。
可能有人会说，即使照上面的叙述，等量的银在今日所能购得的某种食品的数量也远远少于在上个世纪所能购得的该种食品的数量。他们还说，对于这个变化究竟是由于该货物价值的上涨还是银价的下跌，即使确定了也不过是做出一种无用的区别，对于一个只持有一定数量的白银去做买卖或只有某种固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并无帮助。我当然不能说，知道这个区别就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到货物，但是我也不能因此下结论说这个区别是毫无用处的。价格上涨与白银价值下跌的区分不是无用的。
一个国家的繁荣状态也可由这个区别得到一个简单的证明。所以这个区别的确定对于大众并非没有用处。如果由于银价的下落，某种食品价格上升，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种情况推得的只是美洲矿山的丰饶。尽管有了这种情况，像葡萄牙、波兰那样，其实际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可能日渐衰微或者日渐增加，像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但如果这些食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生产该食品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增大，即由于该土地肥沃程度的提高或土地耕作的改善和耕地的扩展使土地更适于谷物生产，那我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地判定该国正处在繁荣和进步的状态。土地是所有大国的国家财富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部分。此种区别，对于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价值有否增加，即能为这一部分的价值增长提供如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那对于公众而言无疑又是有益处的，至少能给予公众一些满足。
不但如此，在规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这个区别对公众也有一些帮助。如果某种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银价的下落，那么这些雇员的金银报酬就应按这个下落的比例而增加。否则其真实报酬将按照同一比例减少。但如果食物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该食物价值随着生产它们的土地肥沃程度的改善而增加，那么，要按什么比例来抬高他们的金钱报酬或者是否应抬高，就成为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扩张必然会按照谷物的价格或多或少地提高所有动物性食物的价格，它也一定会使所有植物性食物和谷物对比的价格或多或少地下落。它必然会提高动物性食物价格，因为生产这些食物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过改良而变得适于生产谷物，这样就能为地主和农场主提供谷田的地租和利润。它必然会降低植物性食物的价格，因为通过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就提高了土地的产量。而且，农业的改良也会引进许多比谷物需要的土地少、劳动力少的植物性食物，他们在市场上的价格更低廉。如马铃薯、玉米或者所谓印度玉蜀黍，它们是欧洲农业或者说欧洲本身从通商及航海的巨大扩张而得到的两大改良。此外，在原始农业状态下，许多植物性食物仅局限于在菜园中用锄头耕种。到了农业改良状态下，这些植物就开始在普通的田地里用犁来栽植，如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因此，在社会改良的进程中，如果某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必然上涨，而另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就必然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判定前者的涨价在什么程度上能由后者的跌价来抵偿。当家禽肉的价格涨到极点时（除猪肉外，所有家畜肉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达到极点），此后其他各种动物性食物价格的上涨就不会对一般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活状况产生多大的影响。英格兰大部分贫民的生活状况肯定不是由于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价格的上涨而陷于生活的贫穷，因为马铃薯的跌价必定给予了一定的补救。在规定一国低级廉工的工资时可能有用。
在现今食物短缺的年份，谷物昂贵的价格无疑会使贫民受到困苦。但在一般丰收的年份，谷物以普通或平均价格出售时，任何其他天然生产物价格的自然上升都不会使贫民的生活状况受到多大的影响。如食盐、肥皂、皮革、麦芽、麦酒等制造品价格因征税而人为的上涨时，他们也许会受到一些影响。
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可是，技术改良会自然而然地导致降低差不多所有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伴随着技术的改良，所有制造业的制造工艺费用大都会逐渐降低。机器的改善，技术的改进，生产过程中更科学的分工，这些都是技术改良的结果，也正是这些结果使任何产品所需的劳动量骤减。当然，随着社会的日益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必然会大大上涨，然而所需劳动量的大大减少，一般足以补偿劳动价格的上涨甚至还绰绰有余。但是改良的自然影响是降低制造品的价格。
当然，有些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真实价格的上涨远远高于从改良上所得的所有利益。例如在许多木器的生产中，以最先进机器、最娴熟技巧及最科学分工得到的所有利益，可能还抵不上木材真实价格因为土地改良而引起的上涨。在少数制造品中，原料价格的上升抵消了执行工作的改良。
不过，在原材料的真实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有限的情况下，产品的真实价格肯定会大大降低。但在其他场合价格下降很多。
在本世纪和上世纪阶段，物价下跌最明显的是那些以贱金属为原材料的制造品。在上世纪中叶可能需要20余镑才能买到的不错的手表机件，而如今也许20先令就足够了。刀匠铁匠们用贱金属为原材料制造的产品，包括钢铁玩具，以及从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出品的所有货物，它们价格的下跌程度虽然不及表价的下跌程度，不过也足以使欧洲其他各地的工人们吃惊。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承认，在以前即使用2倍乃至3倍的价格，也不能生产出同样优质的产品。可能以贱金属为原材料的这种制造业，比其他任何制造业都更适合于进行科学分工，更可进行机械化改造。因此其制造品价格的特别低廉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在同一时期，服装制造业内却没有出现如此大幅度的跌价。恰恰相反，最最上等的服装价格在这25年乃至30年间，与其质量相比，却按比例地有所上涨。据说，这是因为衣料是用西班牙羊毛织成的，而羊毛的价格上涨了许多。又有人说在本世纪，100%由英格兰羊毛制成的约克郡呢绒的价格确实与其品质按比例已下跌了不少。可是质量问题确实多少带有不确定性。所以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未必真实。服装业里的分工情况当今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机器，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动。不过在这两方面可能都有小小改进，使它们的价格下跌了一些。在同一时期衣服价格没有多大下降。
然而，我们若把此种制造业的当今价格和更古远的15世纪末叶的价格相比，则其跌价就显著得多。那是由于当时的分工程度，远不如当今科学精细，使用的机器也远不如当今先进。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颁布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码售价不得多于16先令，违者每码将罚40先令。”由此可知，含银量约与今天货币24先令相等的16先令，在当时看作是上等呢每码的合理售价。当时颁布此法令，目的在避免日常奢侈，由此便知普通售价肯定在16先令以上。然而每码1基尼在当今可看作是此等织物的最高价格。由此可知，即使假设呢料质量相同，况且当今的质量可能还要好很多，最上等呢料的货币价格自15世纪末叶以来，也有显著的下跌，而它的真实价格则下跌得更大。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每夸脱的平均价格是6先令8便士，因此16先令就是小麦2夸脱而且也是3蒲式耳多的价格。如果现在小麦1夸脱的价格是28先令，则当时最上等呢料每码的真实价格肯定至少等于现在货币3镑6先令6便士。当时购买一码这种呢料的人，必须放弃当日3镑6先令6便士的劳动量与生活必需品量的支配权。粗呢的真实价格虽然亦也有下跌，然而它的下跌幅度没有上等呢那么大。
1463年即爱德华四世第三年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所有家用仆人、普通作业者、居住在城外或郊外的所有工匠所雇用的雇工穿着的衣料价格不得高于每码2先令。当时2先令所含银量大概与今天的货币4先令相同。可是，现在每码售价4先令的衣料可能比当时最穷苦雇工穿着的呢衣料要好得多。因此这些人所穿衣物的货币价格按质量的比例来算，现在的比当时的要便宜些，衣料的真实价格肯定也下跌了很多。在当时每蒲式耳小麦的合理售价是10便士，很自然2先令就是当时约2蒲式耳和2配克小麦的合理价格。而现在按每蒲式耳合3先令6便士算，则2蒲式耳2配克小麦便值8先令9便士。也就是说当时贫困雇工为了购买这种衣料必须放弃购买相当于今日8先令9便士所能购得的物品量。这一法令目的在于限制贫民的奢侈和浪费，也可知当时贫民通常所穿的衣料比现在要昂贵得多。
根据同一法令，规定那个阶层的人民不得穿价格超过14便士一双（约等于今天的货币20便士）的长袜。当时14便士大概是1蒲式耳和2配克小麦的价格，以现在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算，现在将值5先令3便士。在今天，一双值5先令3便士的长袜对最穷苦的雇工来说也是十分昂贵的物品，然而，在当时的下等雇工为了一双长袜必须支付与这数目相同的价格。
在爱德华四世时代，也许欧洲并非任何地方都知道织袜技术。而这也许是其昂贵的原因之一。当时他们的长袜都是由普通布匹织成。据说英格兰最早穿袜的是伊丽莎白女王，而且是由西班牙大使赠送的。当时长袜是由普通呢绒制成。
古代精粗毛织业所用的机器远没有今天的先进。这些机器在近数百年来，经过三次大改良，也许还有不少次小改良，这些改良的具体次数和重要性，现在都很难加以断定。这三次重大改良分别是：第一，用纺轮替换老式锭子和纺锤，通过这一改良使得同量的劳动能完成2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一些新式机器，大大地方便和有效地节省了绒线毛线的卷绕时间或者说经纬纱在放入织机前的安排，这种工作在这些机器尚未出现之前是极其累赘繁琐的。第三，使用漂布机代替人在水里踩踏使布密致的方法。在16世纪初期，在英格兰还没有出现任何种类的水车和风车，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各地区也是一样。只有意大利在早些时候引进了这些机械。
当时的这些条件也许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精粗毛织品为什么比现在昂贵得多的原因。在以前，这些货物运输到市场也要更多劳动，所以在上市后这些商品必须交换更大量商品的价格。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价格下降。
在以前英格兰的粗纺制造工艺与当今的工业刚起步的国家是一样的，它可能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制造业，其各种不同的工作可能家庭的毎个成员都担当过。然而他们一般只在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时才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并非是他们大部分生活用品的主要来源。劳动者当作副业制成的物品，其价格总比以纺织为职业作为主要生计的人完成的制品的价格要低廉得多，这是我们之前已经指出的。至于精纺业，当时英格兰尚无这一产业，只有商业发达国家弗兰德才有。而且在当时该地从事精纺业的人大概和现在的人们是一样的，他们是以纺织为生的。而且，弗兰德制造品是一种外国制造品，必须向国王缴纳一些关税，也就是所谓物品通行所需的吨税和磅税。当然这些关税可能不会很高。当时欧洲国家的政策不在于设高关税以限制外国制品的进口，恰恰相反，他们希望通过优惠商人使本国不能自制的便利品和奢侈品能以廉价提供给豪绅显贵。
这种情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在古代粗纺品的真实价格与精纺品的真实价格远远低于现在价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