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贵重宝石的需求则全然由于它们的美感。除了作为装饰物外，它们不具有任何实用性。而它们美感的价值，又因为稀缺和开采的困难以及开采费用的高昂而大大增加。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几乎构成了宝石全部昂贵的价格。地租在宝石的极高价格中只占极小部分，甚至经常不占。只有贮藏最富饶的矿山才能提供相当可观的地租。珠宝商塔弗尼埃考察戈尔康达和维沙波尔两地的钻石矿山时得知，当地所有矿山都是为着国王的利益而开采的，而国王曾命令，除了那些生产最大和最好的钻石矿山外，关闭其余所有的矿山。似乎其他的钻石矿山对所有者来说都不值得开采。
由于贵金属及宝石的价格都受它们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矿山的价格所支配，因此一个矿山能向矿主提供的地租不是与其绝对富饶程度，而是与其相对富饶程度即它对其他矿山的优越程度成比例。如果有新矿山被发现，且这些新矿山又远远优于波托西矿山，就像波托西矿山远远优于欧洲矿山一样，那么银价就可能会下降很多，甚至于使波托西矿山也变得不值得开采。在西班牙发现西印度群岛以前，欧洲最富饶的矿山，也许已能对其所有者提供像秘鲁最富饶矿山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那么大的地租。虽然当时银子的数量与现在相比要少得多，但是它可以换取同等数量的其他货物，矿主的份额足以使他能够购买或支配与今天等量的劳动或商品。而产品和地租的价值，或者说产品和地租给公众与矿主所提供的实际收入，那时可能与现在相同。贵金属和宝石矿的地租，与它们的相对丰富程度而不是与它们的绝对丰富程度成比例。
不论是最富饶的贵金属矿，还是最富饶的宝石矿，它们都不能增加世界的财富。因为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源于它的稀缺。要是这类产品供应充足了，那么其价值必然下落。这时，金银餐具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奢华装饰物，就能以较少的劳动量或商品量购得。这可能就是世界能从那个充足中得到的唯一好处。供应的丰富并不会增加世界的财富。
在地面上的地产情况就大不同了。其产品和地租的价值与地产的绝对肥沃程度，而不是与其相对肥沃程度成比例。生产一定分量衣食住的土地，总能供给一定人数的衣食住，而且，不论地主享有的比率如何，他总能因此支配相当的劳动和该劳动所给他提供的商品。最贫瘠土地的价值并不会因为邻近的最肥沃的土地而降低，相反，其价值通常会因为邻近的肥沃土地而提高。肥沃土地所能供养的众多的人口，给贫瘠土地的许多产品提供了市场，而这个市场，在能以自己产品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民中是从来都不能找到的。但是在地面上的地产，产品和地租都是由绝对丰富的程度决定的。
凡是增加生产粮食的土地的肥力的东西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这些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由于土地的改良，许多人都有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因而对贵金属和宝石有了需求，对于衣服、住宅、家具和设备方面其他所有便利品和装饰品，也有了需求。粮食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正是粮食的富足使许多其他财富具有价值。当古巴和圣多明各刚被西班牙人发现时，那边的穷苦居民，常常用小块的黄金作为饰物插在头发里，别在衣服上。在他们眼里，那些小块黄金的价值就好像我们眼中比普通石头略微漂亮一些的小鹅卵石一样，把它们只视作值得拾捡而已，任何人想要就可以给他。在新来的客人开口索取时，他们就给对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他们看到西班牙人那么热切地想获得金块，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国家，它的许多人民，对于他们老是缺乏的食物有那么大的剩余量，愿意以足够供养全家好几年的大量食物，来交换少量会发亮的玩意儿。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此中缘由，那么西班牙人对于黄金的狂热，就不会使他们惊讶了。粮食的丰富提高其他产品的价值。
第三节能够和间或能够提供地租的
生产物个别价值间比例的变化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粮食日益丰富，这必然会增加对所有能供使用及装饰用的除了粮食之外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因此在整个改良过程中，可以预想得到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物的比较价值中只有一种变动。就是说，有时能够提供地租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应该总是伴随那种总是能提供某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成比例增长。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衣服、住宅材料、地球上有用的化石和矿物，以及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逐渐增加。它们所能换得的食物逐渐增多，也就是说变得越来越贵。因此，以上所说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情况，要是没有特殊的意外事件使这些物品中某些商品的供给增加得大大超过其需求的话，那就是这些商品在各种情况下将发生的情况。一般的进步过程使粮食以外的产品变得更加昂贵。
例如，砂石矿的价值，必然随其周围地方的不断进步和人口的增长而得到提升，尤其当它是附近地区唯一的一个砂石矿时。然而银矿的价值，即使在周围1000英里以内没有第二个银矿，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矿山所在国的不断进步而得到提升。砂石矿产品的市场，很少扩展到方圆几英里以外，因而其需求通常必须与这个小区域的进步程度和人口数量成比例。但是银矿产品的市场，却可扩展到整个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在进步且人口在不断增加，否则白银的需求不会因银矿附近某大国的进步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进步，但若在这进步的过程中，发现了比现有的银矿更为富饶的银矿，那么尽管对白银的需求有所增加，但由于供应的增长将会更大，所以银的真实价格反而会逐渐降低。也就是说，一定分量的白银，比如说1磅白银所能支配或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说1磅白银所能换得的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即谷物的数量，会越来越小。
世界上商业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白银的巨大市场。
如果白银市场的需求，由于一般的改良而增加，而与此同时供给却没有成比例地增长，那么银子的价值就会按照谷物的价值而逐渐提高。即一定分量白银所能换得的谷物量将逐渐增加，或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逐渐下降。在一般改良过程中白银会变得贵一些。
反之，如果由于某些意外事件的缘故连续好几年供应的增长远大于需求，那么银子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尽管有了这些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逐渐增高。然而如果某种事故在许多年中增加了供给，银子就可能变得便宜一些。
另一方面，如果银子的供给和其需求成比例增加，那么它就将能继续购买或交换几乎相同数量的谷物。尽管有了这些改良，谷物却继续保持着与以前几乎相同的平均货币价格。
这三种情况似乎就包括了在改良进程中所能发生的所有可能的组合情况。如果我们能够以法国和英国发生的情况来判断，那么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这三种不同的组合情况似乎都在欧洲市场上发生过，而发生的顺序和我在这里所说的几乎相同。
过去四个世纪中有关白银价值的变动的离题论述
第一期
在1350年以及此前的数年间，英格兰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似乎都被估计为不低于陶衡4盎司的白银，约合我们现今货币的20先令。以后，似乎逐渐跌落到2盎司，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我们发现，这是16世纪初估定的小麦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似乎一直维持到1570年。
1305年，即爱德华三世第25年，颁布了所谓《劳动者法规》。在法规的前言中用大量的篇幅抱怨了佣工的蛮横无理，强迫他们的雇主提高他们的工资。所以，法规规定：所有佣工及劳动者，在此之后应满足在爱德华三世第20年及此前4年通常领得的工资及津贴（津贴在当时不仅包括服装，而且包括口粮），因此他们所得的口粮小麦，无论何地，只能以1蒲式耳10便士计算，而且，津贴是以小麦还是货币交付，也必须按照雇主的意愿。1蒲式耳10便士，在爱德华三世第25年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适中的小麦价格，因为它要求颁布一个特殊的法规来迫使佣工在交换他们日常的津贴和口粮时接受这个价格，而且在第25年以前的10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第16年，法规所指的那个时期，它被视作一个合理的价格。但是在爱德华三世16年，10便士含有半盎司银（陶衡），大约等于现今货币半克朗。因此，与当时货币6先令8便士相当、又与今日货币20先令相当的陶衡4盎司银，必定在当时被视作是1夸脱8蒲式耳的平均价格。
关于被认为是当时谷物的平均价格，该法令所提供的证明，无疑比历史学家及其他著述者记录的某些年度的谷价更可靠。因为他们所记，往往都侧重那些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的价格，我们很难根据这些推断当时的平均价格。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可以使我们相信，在14世纪初以及此前数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不会低于1夸脱4盎司，而其他各种谷物价格也与其相应。在本世纪初不低于这个数目。
1309年，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弗·得·波恩就任时曾举行了一次盛宴。威廉·桑恩不仅保存了那天的菜单，而且还记载了许多项目的价格。在那次宴席上消费的第一项为53夸脱小麦，价值19镑，即7先令2便士1夸脱，约合现今货币20先令2便士1夸脱；第二项是58夸脱麦芽酒，价值17镑10先令，即6先令1夸脱，约合于现今货币18先令；第三项是20夸脱燕麦，价值4镑，即4先令1夸脱，约合现今货币12先令。其中麦芽酒和燕麦的价格似乎高于它们与小麦价格的平均比例。
这些价格之所以被记载不是因为它们特别昂贵或特别低廉，而只是作为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有名的宴席所消费的大量粮食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偶然记载。
1262年，亨利三世第51年，恢复了所谓《面包麦酒法定价格》这个古代法令。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说，这个法令是其祖先的时代英格兰国王所制定的。由此推断，这个法令很可能是亨利二世时代制定的，甚或古老到诺尔曼征服时期。这个法令按照当时每夸脱由1先令至20先令的小麦价格，规定面包价格。但是，可假定这个法令通常考虑到了所有对平均价格的偏离，即高于或低于它的价格，所以在该假设下，含有陶衡6盎司银而相当于现今货币30先令的当时10先令，在此法令制定之初，必然被视为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而且，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第51年还被认为是其平均价格。因此，我们假定当时的平均价格不少于法定最高面包价格的1/3，或者说不少于含有陶衡4盎司银的当时货币的6先令8便士，是不会有很大错误的。
因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有理由做出这个结论：即在14世纪中叶及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或通常价格，大概不会在陶衡4盎司银以下。
从大约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小麦的平均或通常价格，即所谓被视作合理和适中的价格，似乎已逐渐降低到该价格的一半，最后降到大约等于陶衡2盎司银，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一直到1570年，估计仍维持在这个价格。
在诺萨伯兰五世亨利伯爵1512年的家务记录中，小麦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其一，是1夸脱6先令8便士；其二，是1夸脱5先令8便士。在1512年，6先令8便士只含有2盎司银（陶衡），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
由那些不同的法令可知，爱德华三世第25年到伊丽莎白在位初期这200多年的时间里，6先令8便士一直被认为是小麦的适中和合理的价格，即所谓的通常或平均价格。然而，在这时期内，由于银币的一些变革，此名义金额中的含银量一直在不断减少。不过，银的价值的增长，又足以补偿含银量的减少。因此，在立法当局看来，名义金额含银量减少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考虑。
因此，在1436年通过了一道法令：如果小麦价格低于每夸脱6先令8便士，那么无须特准即可出口。在1463年又通过一道法令：如果小麦价格没有超过每夸脱6先令8便士，那么就不允许进口。立法当局认为，当麦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可能方便出口；但若麦价上涨，那允许输入则是精明的措施。因此，6先令8便士的含银量与现今货币的13先令4便士的含银量几乎相等（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同一名义金额的含银量少了1/3）。当时6先令8便士曾被视作所谓通常或平均价格。
根据1554年腓力普王第一年和玛丽女王第二年以及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律，当小麦价格每夸脱超过6先令8便士（在当时比现今的同一名义金额的含银量多了不到2便士）时，就不允许其出口。但不久就发觉，要到价格如此低廉时才不限制谷物出口，这实际上就等于全然禁止了出口。于是，在伊丽莎白第5年，即1562年，又规定当小麦价格若不超过每夸脱10先令（在当时与现今的同一名义金额几乎含有相等的银量）时，就可随时在指定的港口出口。所以，这个6先令8便士的价格在当时是被认为所谓的小麦的通常或平均价格。它与1512年诺萨伯兰亨利伯爵家务记录中的价格几乎一致。
法国的情形亦与此相似。该国谷物的平均价格在15世纪末及16世纪初同样要比杜普雷·戴·圣莫尔以及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斯文作者所观察的前两个世纪中的谷价要低很多。在同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价也许同样都降低了。在法国也能够看到同样的下降。
由于耕作的改良和进步的结果，白银和谷物相对价值增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对银子的需求增长了，而供应却仍然和从前一样，抑或是由于供应逐渐减少，而需求却仍然和从前一样。当时世界上已发现的银矿，大部分都已采掘将尽，因而开采费用大大增加。因而它也许部分由于前一原因，部分由于后一原因。15世纪末及16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相较于之前的几个世纪已趋向稳定。这种日趋稳定自然也就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因而贵金属及其他所有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自然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年产物的增加也自然要求更多的铸币来确保货物流通。富人数目的增多也自然会加大白银餐具和其他银饰品的需求。此外，认为当时以银供给欧洲市场的大部分银矿，可能采掘将尽，而且开采所需费用越来越高，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其中多数银矿是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开采的。这可能是由于对白银需求的增加或白银供给的减少。
大部分论述古代商品价格的作者都认为，自诺曼征服时代起，甚或从朱利阿·恺撒侵略之时起，直到美洲各矿山被发现的时候，银的价值都在不断降低。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部分是起因于他们对谷物及其他土地原生产物所作的观察，另一部分则起因于一种普遍的说法，即由于各国银产量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其价值则自然而然地随银量的增长而降低。然而大部分作者认为白银的价值在不断降低。
在观察谷物价格时，以下三种情况似乎时常把他们引入歧途：
第一，在古代几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实物支付，即以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然而有时候地主却规定，关于全年地租，他可随心所欲地要求佃户以实物支付，或以代替实物的一定数额货币支付。像这样所交付的实物可转换成一定数额的货币，在苏格兰可称作价格转换。由于在这种状况下，是收取实物还是收取货币这个选择权是掌握在地主手中的，因此为佃户的安全考虑，就必须使转换价格低于而不是高于市场平均价格。因而，许多地方的转换价格，通常都比平均市场价格的一半略高些。苏格兰大部分地方，至今还保持着交纳家禽这个习惯，且在有些地方还保持着交纳牲畜。要不是由于实施公定谷价制度而废除转换办法，那么可能在交纳谷物方面至今还沿用这种方法。所谓公定谷价，就是根据谷价公定委员会做出的判断，每年依照各州实际市场价格，对各种类各不同品质谷物的平均价格所评定的价格。这个制度照他们的说法在转换谷物地租上使佃户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也使地主更方便，双方都依照当年的公定价格而不是其他任何价格。但是一些搜集古代谷物价格的作者们，往往把苏格兰所谓转换价格误认为是实际市场价格。弗利伍德就曾承认有一次犯了这种错误。可是，为了著述的目的，他认为自己不宜于做出这种承认，所以直到他把这个转换价格用了1 5次之后才承认。那个价格是小麦1夸脱8先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这个金额所含的银量与现今货币16先令的含银量相同。但在他所研究的最后一年即 1562年，这个金额的含银量也不比现今的这个名义金额所含的银量多。混淆了换算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二，有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规，有时在抄写时由于抄写人的粗心而造成错误，有时实际上则是立法当局混乱起草。这些都会误导那些研究的作者。由于古代法定价格法规的抄写潦草。
古代关于法定价格的法令，似乎首先总是从规定小麦和大麦的价格处于最低时上等面包和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然后规定在这两种谷物价格逐渐涨到最低价格以上时面包和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然而，那些法令的抄写者往往以为，抄所规定的头三四个最低价格就足够了。我猜想他们想借此节省自己的劳动，而且他们也认为这已经足够表明较高的价格应按什么比例增加。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51年的关于面包和淡色啤酒公定价格法令中，面包的价格就是按照1夸脱小麦以当时的货币1先令到20先令的不同的价格规定的。然而在拉弗赫先生刻印法令汇编以前，在所有法令的抄写本中，抄写者从来没有抄写过超过12先令以上的价格的法规。因此，被这不完全抄本所误导的一些作家，就很自然地做出结论，即1夸脱6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8先令的普通价格，是当时小麦的一般或平均价格。
又如，大约在同一时间制定的刑车法和颈手枷法规定，淡色啤酒的价格按大麦1夸脱2先令到4先令不等的价格，每上涨6便士调整一次。但是，这4先令的价格并未被视作是当时大麦时常达到的最高价格，而且这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其他各种价格（较高或较低价格）应按该比例增减。这一点可以从法令的最后一句：“et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 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看得出来。这句话，文字虽然不十分确切，不过意思十分明确：“这样，淡色啤酒价格，随大麦的价格每涨跌6便士而上涨或下跌。”立法当局在起草这项法令时，似乎像抄写上述那条法令的人一样疏忽。或由于对法规的错误理解。
在苏格兰一部古律书《王位的尊严》的古代手稿中，载有一个公定价格的法令，其中规定面包价格是根据小麦的所有不同价格调整的，这些价格从每波尔（约等于英格兰半夸脱）10便士到3先令不等。在被认为是该法令制定的时候，苏格兰3便士约合现今英币9先令。拉迪蔓先生似乎依此断定，3先令为当时小麦最高价格，而10便士、1先令或者至多2先令则是当时的通常价格。但是查阅手稿后，就会明了那些价格其实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小麦和面包价格之间应有的比例的。这法令的最后说：“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 habendo 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意思是“关于谷物价格的其余情况你可以依据上面论述的情况来加以判断”。
第三，在远古时代，小麦有时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这往往会误导那些作者们认为，既然那时小麦的最低价格比后来的一些时候要低得多，那么其通常价格也必然要低很多。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发现古代小麦的最高价格也比后代小麦的最高价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价格低于后来所知道的小麦价格一样。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1夸脱小麦的两种价格：一个是当时的货币4镑16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4镑8先令；另一个是6镑8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都找不出一个与这些过高价格相近的价格。虽然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变动的，但是在动乱无序的社会里这样的变动尤为剧烈，因为在那样的动乱状态下造成的商业和通讯的中断会妨碍国家的富裕部分救济贫困部分。从12世纪中叶直至15世纪末，处于金雀花王室统治下的混乱的英格兰，一个地区可能很富饶，而另一个相距不很远的地区，可能由于季节灾害或邻近豪族侵入，毁坏庄稼，而陷于饥馑；如果有个敌对的贵族的领地介于这两地区中间，那么前者就不能对后者有所援助。然而，在15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在都铎王朝的强力统治下，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得敢于扰乱社会秩序。由于对特低价格的过分重视。
弗里伍德曾搜集了1202年到1597年（包括这二年在内）小麦的所有价格，他都将这些价格转换为现时货币，并按照年代顺序，每12年分作一期，总共分为7期。同时在每一期的末尾，记有那12年里的平均价格。弗利伍德只搜集到了80年的价格，以致最后一期还差4个年度。因此我从伊顿公学的账簿上，补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价格。这是我做的唯一补充。从这些数据里，读者可以看出从13世纪开始直到16世纪中叶，每12年的平均价格是在逐渐下降的，而到16世纪末开始上升。弗利伍德所搜集的价格，似乎主要都是那些特别昂贵或特别便宜的，所以我不敢断言他们根据这些数据所做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只有它们可以证明，所以它们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想要阐明的东西。可是，弗利伍德也像大多数其他作者一样似乎都相信在此期间银子的价值由于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然而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确实是和这种意见不一致的，而杜普雷·圣·莫尔的见解，和我所努力说明的那种见解却完全一致。弗利伍德和圣·莫尔这两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诚诚恳恳地搜集往时的各种物价。他们两人的意见，虽是那么不相同，而他们两人所搜集的事实，至少就谷物价格说，是那么一致，这不免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一些最有见识的作者推断，古代银子的昂贵并不是全然因为谷物的价格低廉，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些其他土地原生物的价格低廉。据说，谷物作为一种制造品，在那个原始年代确实要比其他大部分商品昂贵。我认为所谓的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猎物那一类非制造品。这些商品，在那个野蛮和贫困的时代，无疑是要远远比谷物低廉的。但是这个低廉并不是银价过高的结果，而是商品本身价值低廉的结果。这不是因为银子在那个时代能购入或代表比富裕和进步时代更多的劳动量，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些商品购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劳动量。西属美洲的白银肯定要比欧洲便宜得多，即出产银子的国家比进口银子的国家的银子便宜，因为进口银子的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运输，货运和保险均需花费费用。但是乌罗阿却告诉我们，几年以前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仅仅需要花费21便士就可以在三四百头牛中任选一头牛。拜伦也告诉我们，在智利首都，一匹好马的价格仅为16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区域又没有完全开垦的国家，家禽、牲畜和猎物只需要极少量的劳动即可获得，因此它们也只能购买或支配极少量的劳动。这些商品在那里的低廉价格并不能说明那里银子的真实价值很高，而只能说明这些商品本身的真实价值很低。白银的价格有时用牲畜、家禽等的价格去衡量，但这些东西的低价只是表明其低廉，并不表明白银的昂贵。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衡量银子和其他所有商品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劳动，而非其他任何一种特殊商品或某一类商品。劳动是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土地几乎荒芜或人口稀少的国家，自然生产的家禽、牲畜和各种猎物，往往远多于居民所需消费的。在这种状态下，供给通常超过需求。所以，在社会的不同状态，进步的不同阶段，这些商品所代表或者可交换的劳动量极不相同。
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无论在哪个进步阶段中，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每种劳动的平均产量或多或少总是与平均消费相适应，也就是说，平均供应与平均需求相适应。而且，在进步的不同阶段，在同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生产同等数量的谷物，按平均水平，要求花费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换句话说，即要求接近同等数量的价格。因为，在耕作不断改良的状态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农具价格的不断增加所抵消，我们根据这些可以确信：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无论在哪个进步阶段中，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产物，能更准确地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因此根据观察，在财富和进步的所有不同阶段，谷物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更准确的价值尺度。所以，在上述所有那些不同阶段，我们把谷物与银子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与银子相比，更能准确地判断银子的真实价值。
此外，谷物或其他为人民一般爱好的植物性食物，在每一个文明国家构成了劳动者的主要食粮。由于农业的扩大，各国土地所生产的植物性食物要比动物性食物多得多，因而各地劳动者都把这个最便宜而又最丰富的有益健康的食品作为主要的生活资料。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非常高的地方，在劳动者生活资料中，鲜肉占极小部分，家禽占更小的部分，猎物则完全不存在。在法国，甚至在劳动报酬较法国略高的苏格兰，除了节日和某些特殊状况外，贫苦的劳动者很少吃鲜肉。因此，劳动的货币价值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谷物即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鲜肉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金银的真实价值，或者说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劳动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谷物数量，而不是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鲜肉和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数量。
然而，对谷物或其他商品价格的这些少量的观察应该不至于误导那些聪明的作者，当然前提是他们没有受到以下这个流行观点的影响：即由于白银的数量在各国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其价值也随之下降。不过看来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作者们也受到这一观念的误导：白银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价值下跌。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贵金属数量增加的原因只有两个：其一，由于供应贵金属的矿山的产量增多而货源充足；其二，由于人民劳动产品的增加，财富增加。前一个原因必然会引起贵金属的贬值，而后一个原因则与其无关。
随着更富饶的矿山被发现，更大量的贵金属进入市场，而它们所需要换取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却和从前完全一样，于是同等数量的金属必然就只能换取较小数量的商品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量的增加，若是由于矿山产量的增加，那么就必然会引起它们的贬值。由于矿山的丰富程度较大而产生的数量增加与价值下降有关。
反之，在一国财富增加时，或者说该国劳动年产物越来越多时，为了确保大量商品的流通，就必然需要更多的流通货币。而人民有了更大数量的商品来交换金银器皿，买得起金银器皿，自然会购买越来越多的金银器皿。他们的流通货币数量也因此需要增加。金银器皿的数量，由于追求虚荣和浮华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绘画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和珍奇品的数量，由于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由于雕刻家和画家在富裕和繁荣的时期可能比在贫困和萧条时期所得的报酬更优厚，所以金银也可能会变得更值钱些。
如果偶然发现的更加富饶的矿山并不能使金银的价格下降，那么各国的金银价格自然而然是伴随着各国财富的增长而上涨的，所以，不论矿山的状态如何，金银在富国的价格自然总比贫国的价格高。金银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目的自然是寻求能卖到最好价钱的市场。而对所有商品都支付得起最好价钱的国家，通常就是能对金银支付最好价格的国家。必须记住，劳动是支付给任何东西的最终价格。在劳动都得到同样良好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然而，金银在富国所能交换的生活资料，自然比贫国多，或者说金银在生活资料丰饶的国家所换得的生活资料，自然比生活资料的供给比较恶劣的国家所能换得的多。如果这两个国家相距很远，其间的差异便可能更大，因为尽管金银会自然地从较差的市场流向较好的市场，但是要运输大量的金银会十分困难，因此在两地间金银的价格很难接近同一个水平。如果这两个国家相距较近，那么由于运输的便利，上述差额就会小些，甚至有时可能小得难以觉察。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却相差很大，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英格兰比苏格兰富裕得多，但是谷物的价格在这两国间相差很小，小到仅可觉察的程度。就数量来说，苏格兰产的谷物似乎通常比英格兰产的价格要低廉得多，然而就质量来说，其价格却肯定比英格兰产的要高些。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得到大量的供给。不论何种商品，其价格在进口国通常总是比出口国高些。因此，英格兰的小麦在苏格兰必然要比在英格兰价格高些。但是从质量上来说，或者就小麦所能制成的面粉或麦片的数量和质量来说，英格兰小麦在苏格兰市场上出售的价格通常不比在市场上与之竞争的苏格兰小麦贵。
就生活资料价格来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来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在中国高。英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比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高，因为后者虽然在向富裕迈进，但进步的步伐要比英格兰慢许多，所以，其劳动的真实报酬也低得多。从苏格兰移居到英格兰的移民多，而从英格兰移出的移民很少，这足以证明，这两地的劳动需求有很大的差别。不同国家间劳动的真实报酬的比例自然不是受他们的实际财富或贫困所支配，而是受他们是处于进步、停滞或衰落的状态所支配。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由于金银在最富裕的国家中自然就具有最大的价值，那么它们在最贫穷的国家中自然只具有最小的价值，而在那些最贫穷的野蛮民族中，它们甚至没有任何价值。金银在最穷的国家最贱。
谷物在大城镇总是比偏远地区昂贵。但这昂贵，不是银价实际低廉的结果，而是谷物实际昂贵的结果。把银子运往城镇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比运往偏远地区少，而把谷物运往大城镇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谷物在城市比较贵，不是由于白银低廉，而是由于谷物昂贵。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业国，如荷兰及热那亚地区，其谷物昂贵的原因与那些大城镇谷物昂贵的原因相同。它们不能生产足够维持其居民的谷物。它们在工业上富裕，在制造方面和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方面，在制造航运以及其他运输和商业工具的手段方面，都有很好的手艺和技巧。然而，它们在谷物生产方面却一筹莫展，粮食必须从遥远的国家运来，所以它们必须通过提高其价格来支付从那些国家运来的运费。把白银运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比运往但泽少，但把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银子的真实价值在那两个地方必然十分接近，但是谷物的真实价格则大相径庭。假定现在荷兰或热那亚居民数目仍然未变，然而它们的真实富裕程度降低了，从遥远国家进口谷物的能力也减低了，那么伴随这种衰退出现的必然是白银数量的减少（不论是作为衰退的原因还是结果）。但此时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着银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涨到饥荒时的价格。当我们缺乏生活必需品时，我们必须放弃所有的奢侈品，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在贫困和萧条时期是下降的，正如它在富裕和繁荣时期是上涨的。而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其真实价格，即它们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在贫困和萧条时期上涨，在富裕和繁荣时期下降。因为这个时期总是谷物极端富足的时候，也可以说这是在富裕和繁荣时期的必然现象。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只是奢侈品。
因此，在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内，由于财富增进和土地改良加大而引起的贵金属数量的增加，不论程度如何，它在不列颠或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减少贵金属价值的倾向。所以，搜集古代谷物价格的作者，不论从对谷物还是从对其他商品的价格来观察，他们都没有理由推论说在这段时期里银子贬值了，他们更没有理由根据假定的财富的增进和土地改良的加大而得出这种结论。由于财富增加所造成的白银的增加，不会降低它的价值。
第二期
不论各位学者对于在第一阶段银子价值的增长的意见有多么不同，然而对于第二阶段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
在从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大约70年的时期里，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之间的比例，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动。这期间，银子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或者说能够交换的劳动量相较于从前减少了；而谷物的名义价格上涨了，不是从前通常出售的1夸脱2盎司白银，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而是1夸脱6盎司白银，约合现今货币三四十先令。
富饶的美洲矿山的发现，似乎是这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减低的唯一原因。对于此种变动，大家都是同样的估计，关于银的比价下降这一事实及其原因，从未有过任何争论。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工业和土地改良上是大步前进了，因而对于银子的需求也必然相应地增加。但是，显然供应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因而银子的价值也大幅度地下降了。应当注意，美洲银矿的发现，直至1570年对英格兰的物价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甚至20多年前波托西银矿的发现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美洲银矿。
根据伊顿公学的记录，从1595年到1620年，包括1595年和1620年在内，温莎市场上，上等小麦1夸脱（或9蒲式耳）的平均价格为2镑1先令6又9/13便士，从这金额略去零数，再减去全额的1/9，即减去4先令7又1/3便士，那么1夸脱（或8蒲式耳）的价格为1镑16先令10又2/3便士。从这个金额同样略去零数，再由余下的金额，减除1/9即4先令1又1/9便士，即上等小麦与中等小麦这二者价格之差，那么中等小麦价格，约为1镑12先令8又3/9便士，约合白银6又1/3盎司。
又根据同一记录，从1621年到1636年，包括1621年和1636年两年在内，在同一市场上同等数量的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是2镑10先令。从这个金额按上述扣除，那么1夸脱或8蒲式耳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1镑19先令6便士，约合白银7又1/3盎司。
第三期
在1630年和1640年之间，即约在1636年，受美洲金矿发现的影响，白银的价值似乎已经跌到了最低点，白银价值与谷物价值的比价似乎也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在本世纪的这段时间里它似乎还略有上涨，甚至在上个世纪末可能就开始了这种上涨的势头。
从1637年到1700年，包括这两年在内，即上世纪最后64年间，在温莎市场上1夸脱（或9蒲式耳）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似乎一直是2镑11先令1/3便士，比16年前上涨了1先令1/3便士。但在这64年间发生了两个事件，以致当时谷物的缺乏远远超过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无须设想银价有进一步的下跌，单单这两个事件，就能够说明谷物价格这时小幅度上涨的原因了。
第一个事件是内战。它阻碍了耕作，中断了商业，导致谷物价格的上涨大大超过了当时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它对不列颠的各个不同市场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需要从极远的地方得到供应的伦敦附近的市场。据上述记录，1648年温莎市场上的上等小麦的价格一直是4镑5先令，而在1649年是1夸脱（或9蒲式耳）4镑。这两年谷物价格在2镑10先令（1637年前16年的平均价格）的基础上上涨了3镑5先令。要是把它在上一世纪最后的64年中平分，那就很能够说明当时谷价为什么稍稍上涨。不过，它们虽然是最高的谷物价格，但内战所引起的高价，很显然并不只有这些。
第二个事件，是1688年颁布的关于谷物出口的奖励法令。许多人通常都认为，由于奖励金可以促进耕作，那么在长时期内可能会导致谷物较大的富足，从而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趋于便宜。至于奖励金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对谷物生产和价格产生影响，我会在后面进行探讨。现在所要说的，只是1688年到1700年间它还未曾产生过什么影响。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奖励金的唯一效果是，通过鼓励出口每年的剩余产品，以致前一年的丰产不能补偿后一年的匮乏，从而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价格。从1693年到1699年间（包括这两年在内），英格兰普遍谷物匮乏，虽然气候不好是其主要原因，并因此使粮食匮乏扩展到欧洲相当大一部分地区，但我们应当知道，奖励金的颁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谷物的缺乏。所以，在1699年，有9个月时间禁止谷物出口。谷物出口奖金。
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第三件事。这件事虽不会引起谷物的缺乏，也不会增多通常对谷物所实际支付的白银数量，但必然要引起名义金额上的某些增加。这个事件就是由于削减和磨损所造成的银币贬值。这件坏事始于查理二世时代，而后一直持续到1695年。据劳恩迪斯所述：当时通用银币的价值，比其标准价值平均约低25%。但是，代表所有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与其说受标准银币应有含银量的支配，不如说是受银币实际含银量的支配。所以，这个名义金额在银币因削减和磨损而价值降低的情况下，必须高于当银币接近其标准价值时的金额。
在本世纪，银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现在更低于其标准重量了。不过虽然贬值得很厉害，其价值却由它可以与之兑换的金币价值支撑了下来。在上次金币改铸以前，金币虽磨损了不少，却没有银币磨损那么厉害。反之，在1695年，银币的价值却没有得到金币的支撑；金币1基尼当时通常可兑换削减和磨损的银币30先令。在上次金币改铸以前，银块价格每盎司很少能值5先令7便士以上，这价格只比铸币厂价格高5便士。但1695年，银块平均价格却为每盎司6先令5便士，即超过铸币厂价格15便士。所以，就是在上次金币改铸以前，金银两种铸币和银块比较，其低于标准价值的程度，最多不超过8%。反之，在1695年，据推测几乎要低于那个标准价值的25%。但是在本世纪初，也就是在威廉王进行大改铸之后，大部分通用银币，仍然比现今银币更接近其标准重量。本世纪中，没有发生像内战一样阻碍耕作中断商业的大灾难。而且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实行奖励金，必然总是会把谷物的价格抬到略高于按照当时实际耕种情况所应有的价格。在本世纪，奖励金有充分的时间产生通常它所应有的好的效果，促进耕作，从而增加谷物在国内市场的数量。所以，根据我将阐明和检验的一系列原则，可以设想它在一方面虽然在提高谷物价格上起了作用，同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见得不会产生稍稍减低物价的效果。许多人还认为，减低的效果比提高的效果更大。所以，根据伊顿公学的记录，在本世纪最初64年间，温莎市场上1夸脱（即9蒲式耳）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2镑6又19/32便士。这价格比上世纪最后64年间的平均价格约低10先令8便士，即25%以上；比1636年以前16年间（那时美洲富饶矿山的发现可以认为已经充分发挥效果）的平均价格，约低9先令6便士；比1620年以前26年间（那时美洲富饶矿山的发现尚未充分发挥效果）的平均价格，约低1先令。据上所述，在本世纪初的64年间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32先令1夸脱（8蒲式耳）。
由此可知，在本世纪中，银子的价值与谷物的价值的比例似乎是略微上涨了一些，而且这上涨的趋势，或许从上世纪末已经开始。自本世纪以来白银价值略有上升，上升在此以前即已开始。
1687年，在温莎市场上，1夸脱（9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为1镑5先令2便士。这是自1595年以来的最低价格。
格里戈里·金是一位通晓此类事情的著名学者。1688年，他推算认为在一般的丰收年份，小麦的生产者的平均价格为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即每夸脱28先令。据我所知，所谓的生产者价格，有时又称为契约价格，即农场主签订契约，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供给商人一定数量谷物时的价格。由于这种契约节省了农场主把谷物送到市场上去的费用和麻烦，因而契约价格通常低于所设想的平均市场价格。格里戈里·金判定当时一般丰收年份的普通契约价格为28先令1夸脱。据我所知，在上次连年天时不佳、谷物缺乏的时期以前，这个价格确实是所有正常年间的普通契约价格。
1688年，议会通过了对谷物出口设置奖励金。当时乡绅在立法机关所占席数较现今为多，他们感到谷物的货币价格在逐渐下降。奖励金是把谷物价格人为地抬高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世在位时代那种程度的权宜之计。所以，在谷物价格每夸脱涨到48先令以前，都要采取这个所谓的权宜之计。这个价格与格里戈里·金在同年推算的一般丰收年份的生产者价格相比要高20先令，即约高5/7。如果他的估算得到了十分普遍的赞许的话，那也是完全应该的。除了在极度歉收的年度，1夸脱48先令的价格就只有借助于奖励金的那类人为手段，否则绝无实现可能。不过，当时威廉王政府的实力还没有完全巩固，正在恳求乡绅制定年度土地税。政府方面既然有求于乡绅，也就没有理由拒绝乡绅的任何建议。
由此可见，在上世纪末期，银子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例有所上升。到了本世纪，这种上升趋势，虽然由于奖励金的必然作用不能按照当时的实际耕作情形而更显著，但银价大体上仍继续上升。
在丰收的年份里通过偶然一次意外的出口，奖励金必然会把谷物价格提高到没有奖励金的那些年份的价格之上。通过继续保持谷物在最富足的年份里的价格以鼓励耕作是那个制度公开宣布的目的。除了扩大耕作的效果以外，奖励金在丰年和歉年均提高了谷价。
诚然，在谷物极端缺乏的年份奖励金制度一般就停止了。但是，那些年份里的谷价仍不免受奖励金制度的影响。丰年谷物，既然由于奖励金引起了异常的出口，那么必然会常常阻碍用一年的富足补偿另一年的匮乏。
因而奖励金不论在丰收年份还是在匮乏年份，都会把谷价抬高，超过按照实际耕作情况所本来会有的价格。因此，本世纪最初64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世纪最后64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低。在同一耕作状态下，如果没有奖励金的作用，谷物价格必然会低得多了。
可以这样说，没有奖励金的作用，耕作状态或许就会有所不同。奖励金制度对于一国农业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将在后面专门阐述奖励金制度时努力说明。在这里，我只打算说明银价和谷价成比例上涨这一事实，并不只是英格兰所特有的现象。这现象，在同一时期且以几乎同一比例也在法国发生。这事实，曾经被三位非常忠实、勤勉而努力的谷价研究者杜普雷·德·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和谷物政策论著者都观察到了。
但法国在1764年以前，曾以法律禁止谷物输出。因此我们很难设想，几乎相同于发生在一个禁止谷物输出国家的价格下降现象，在另一个国家却归因于奖励谷物出口。
也许，把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中的这个变化视作银子在欧洲市场的真实价值的某些逐步上涨，比视作谷物的真实平均价值的任何下跌还更合适一些。前面已经提到过，谷物相较于银子或任何其他商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一个更为准确的价值尺度。美洲富饶矿山的发现，导致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了3到4倍，这个变化通常都被归因于银子真实价值的下降，而非谷物真实价值的上涨。所以，本世纪最初64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如果比上世纪大部分年度的谷物平均价格低廉，我们应该同样把它归因于银子真实价值的上涨，而非谷物真实价值的下降。变化应当看做是由于白银价值上升，而不是由于谷物价值下落。
过去10年或12年谷物价格的昂贵，曾使人怀疑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仍然在继续下跌。但是这个谷物价格的昂贵显然是由于天气不利造成的，因此我们可把它视为一个偶发事件，而并不是一个长期事件。在最近10或12年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气候都很不好，加上波兰的内乱（这些国家通常都是依靠波兰市场的供应），于是谷物的匮乏情况更加严重。像这样长时期的气候不好，虽然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但也绝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只要是对过去谷价做过深入研究的人，都不难举出几个相似的例子。此外，异常歉收的十年相较于异常丰收的十年，并没有更多让人奇怪的地方。从1741年到1750年的谷价低廉，与最近8年乃至10年间的谷价高昂正好是一个对照。据伊顿公学的记录，1741年到1750年间，温莎市场上，1夸脱（9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仅为1镑13先令9又4/5便士。这比本世纪最初64年间的平均价格，将近低了6先令3便士。依此推断，在这10年间，1夸脱（8蒲式耳）中等小麦，平均价格就仅为1镑6先令8便士了。最近谷物价格的高昂是由于天气不良。
但是，1741年与1750年间的谷物价格，肯定是由于有奖励金的缘故，才没有在国内市场上按自然的趋势下落。据海关统计，这十年间所出口的各种谷物的数量，竟达到8029156夸脱1蒲式耳。为此而支付的奖励金达到1514962镑17先令4便士半。1749年，首相佩兰在下院陈述说，在之前三年作为谷物出口的奖励金支出了一个巨大的金额。他这样说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而且在来年可能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单是那一年支出的奖励金就达到324176镑10先令6便士。这种强制的出口必然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上涨，至于上涨多少则不需要再说了。
不列颠的劳动货币价格在本世纪确实是上涨了。但这种变动并不是欧洲市场上银价下降的结果，而是由于不列颠的普遍繁荣对劳动的需求增加的结果。法国的繁荣程度不及英国，该国的劳动货币价格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就明显地伴随着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逐渐下降。在上世纪乃至本世纪中叶，法国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几乎始终如一地约为小麦1塞蒂埃的平均价格的1/20，1塞蒂埃略多于4温切斯特蒲式耳。前面说过，不列颠劳动的真实报酬，即支付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数量，在本世纪已有了很大的增长。其货币价格的上涨，似乎不是由于欧洲市场上银价的普遍下降，而是由于不列颠有特殊的好景况，使该国特殊市场上劳动的真实价格上升。
在美洲发现以后的一段时期中，白银在欧洲市场上依旧是以原来的价格或略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售。因而这一期间矿业开采的利润很大，大大超过其自然率。但此后不久，把银子进口到欧洲的人就发现全年的进口量不可能都以这种高价出售。银子能交换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少，价格也不断降低，直至跌落到其自然价格，或者说跌到仅够按照自然率支付其上市所需支付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了。秘鲁大部分银矿向西班牙国王所交纳的税高达毛产的1/10。根据已有的观察，它几乎占去了全部地租的份额。这个赋税最初为总产额的一半，不久即减低至1/3，接着又减至1/5，最后为1/10，一直持续到现在。在秘鲁大部分银矿中，这似乎就是偿还开矿者的资本及支付其平均利润后所剩下的全部了。曾经很高的利润现在已低到只够维持继续开采的程度。这也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1504年，即1545年发现波托西银矿前41年,西班牙国王所收的税已降低到登记白银的1/5。在1636年以前的90年间，这些对西班牙国王纳税的美洲最丰饶矿山，有足够时间发挥影响，使欧洲市场上的银价，降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90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使任何非垄断商品的价格，降低到其自然价格，即纳税的同时仍能长期出售的最低价格。
欧洲市场上的银价，本有可能进一步跌落，不仅使税率降低到1736年的1/10，而且还必须像金税一样，减低至1/20，否则应使现今仍继续开采的大部分美洲矿山停止开采。这些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银的需求在逐渐增加，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亦在逐渐扩大，这不仅维持住了欧洲市场上的银价，而且还把银价抬高了,使它多少高于上世纪中叶的水平。为市场的逐渐扩大所阻止。
自美洲被发现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一直在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逐渐变得越来越大。美洲被发现后，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瑞典、丹麦，甚至俄罗斯，在农业及制造业上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意大利的没落是在秘鲁被征服以前,此后则恢复了一点元气。西班牙及葡萄牙，确实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极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也没有达到一般想象的程度。在16世纪初叶，西班牙即使与法国比较，也是一个极贫穷的国家。而自那以后,法国已有很大改进。所以，常常巡游这两国的查理五世，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法国是所有富足，在西班牙是所有匮乏。欧洲农业和制造业的增产必然需要增加其流通所需的银币量，而富翁的增加也必然要求银制器皿和银制饰物的增加。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银矿产物的新市场。这地方农业、工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也比欧洲最繁荣国家快得多，因此对银的需求的增加自然也快得多。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新市场。以前在那里一向对银没有需求。这个新的市场一部分因为铸币，一部分因为打制器皿，所以不断增大对银的需求了。大部分西属和葡属殖民地，也全为新市场。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其居民纯为不知工艺不知农业的野蛮民族。现在工艺和农业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引入到了那里。墨西哥与秘鲁两国，虽不能完全视为新市场，但市场确实是比过去扩大了很多。虽然出版了许多有关这些国家古代辉煌的书，但稍有头脑和判断能力的读者在阅读他们的发现史和被征服史时，都将清楚地看到那里的居民在农工商业上比今日乌克兰的鞑靼人更为无知。即使两国中比较进步的秘鲁人，虽然知道以金银做装饰品，却不知铸金银为货币。他们的商业，完全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所以，几乎没有分工这回事。耕作土地的人都必须自己建造房屋、家具,自己缝制衣服、鞋子和自己制作农具。他们之间，虽有一些工匠，但据说全由君王贵族或牧师所供养，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仆人或奴隶。墨西哥和秘鲁所有的古代工艺，从来没有以任何制造品供应过欧洲市场。西班牙的军队虽然不过五百人，甚至往往不到那个数目的一半，却几乎在各地都难以获得食物。这个在当时作为人口众多和耕作很好的代表,据说几乎也是他们到达一地就要在那里引起饥荒。这种事实足以证明，记述这些国家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在许多方面没有像英国殖民地那样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技术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长，但西班牙殖民地在所有这几方面，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进步得快。因为它们土地肥沃,气候良好,土地充足而便宜。这是所有新殖民地共有的优点。有了这些优点，就足以补偿其政治上的许多缺点。弗雷齐埃曾于1713年访问秘鲁，他描述利马市人口在25000至28000人之间。但1740年到1746年间曾居住此地的乌洛阿却宣称那里人口超过了5万。这两位著者关于智利及秘鲁其他许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计算的差异，与此略同。由于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怀疑他们两个人的记载不实,所以它至少说明一点,那就是当地人口的增加，并不逊于英属殖民地。所以，这所有迹象表明美洲是其本国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那里对于白银的需求的增加，必定比欧洲最繁荣国家还迅速得多。
第三，东印度为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个市场。自这些矿山被开采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持续增加。打那时起，由亚卡普科船队而进行的美洲和东印度间的直接贸易，不断扩大，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交易更是以更大的比例在扩大。在16世纪，与东印度进行正规贸易的欧洲国家，只有葡萄牙。但同世纪末，荷兰人开始打破这个垄断。不到几年，他们就把葡萄牙人赶走，使他们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两个国家瓜分了绝大部分东印度贸易。葡萄牙人的贸易日见衰退，而荷兰人的贸易继续以更大的比例不断增长。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上世纪与印度进行过交易，到这一世纪才有大幅增长。瑞典人及丹麦人与东印度的贸易，则开始于本世纪。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商队，穿过西伯利亚及鞑靼到达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交易。总之，除法国与东方的贸易因最近的战争而被毁灭了以外，其余各国对东方的贸易，几乎都在持续扩大。欧洲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日益增多，使得东印度的各行各业逐渐发展。例如，在16世纪中叶，茶叶是欧洲很少用的一种商品。然而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本国国民当作饮料而输入的茶叶，每年就超过一百五十万磅,而且这还不够满足需求，还有更多的茶叶从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长期走私进入英国。在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期，又常由法国海岸走私进入。此外，中国的瓷器，马六甲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无数货物，欧洲的消费额以相近的比例增加。所以，就用在东印度贸易上的船舶来说，前世纪任何时候全欧洲所用的船舶的吨位，比最近航运锐减，以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所用的船舶的吨位，怕多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