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用于不同用途的劳动与资本其所有的利与弊，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在同一地方内，假若某一用途明显地优于其他用途或差于其他用途，就会有许多人离开比较不利的用途，而挤进比较有利的用途。这样，这种用途的利益，不久便会回归到与其他各种用途相等的水平。至少，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即在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情况确实如此。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有利和不利趋于平等。
确实，欧洲各地的货币工资及货币利润都随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用途不同而大不相同，但这种不相同部分起因于各种用途本身情况。这些情况，实际上，至少在一般人想象中，对某些职业的货币收入少的用途有所补偿，而对另一些职业的货币收入多的用途有所抵消；另外，部分则因为欧洲各国的政策都不让事物完全自由地发展。货币工资和利润的实际差别，部分地由于彼此抵消的情况，部分地由于缺乏完全自由。
我把本章分作两节以便分别讨论那些情况及那种政策。
第一节起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均等
下面是我所能观察到的五种主要情况：一方面对某些收入微薄的职业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另一些收入丰厚的职业加以抵消：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固定的有不固定的；第四，职业所须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有五种互相抵消的状况。
第一，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污洁、尊卑而不相同。例如，大多数地方就整年计算，缝工的收入比织工少，这是因为缝工的工作较为容易。织工的收入比铁匠少，这是因为织工的工作清洁得多。铁匠虽是一种技工，但12小时工作收入，往往不及一个普通煤矿工8小时的工作收入，这是因为铁匠的工作不像煤矿工那么污秽危险，而且他是白天在地面上工作。对于一切体面的职业，荣誉可以说是报酬的大部分。如本节后面所述，就收入来说，考虑到各方面，从事此等职业的报酬一般都偏低了点。反之，在不体面的职业上，情况正好相反。屠户的职业既粗蛮又令人讨厌，但在许多地方，他们的收入比大部分其他普通职业要多。刽子手的职业是最令人厌恶的职业，可是，与其工作量相比他的收入比任何普通职业都多。
钓鱼和打猎是未开化社会最重要的职业，在进步的社会里却成为最惬意的娱乐。古时为生活需要而渔猎，现在却成为消遣。所以在进步的社会内，把别人消遣的事当作职业的人，都是极端贫苦的。自西奥克里塔斯时代以来，渔民都极其贫困，私自打猎者在英国各地极贫苦。在严禁私自狩猎的国家中，被特别允许狩猎的人的状况也不见得优裕多少。许多人从事这些职业是由于他们对这些职业的自然兴趣，而不是由于这些职业能给他们提供优裕的生活。而他们劳动的产物的售价，与其劳动量相比，总是过于低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除了极少的收入外没有其他所得。某些非常令人愉快的职业报酬特别差。
不愉快和不体面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和它们对劳动工资的影响相同。小旅馆或小酒店的老板从来不是自己店铺的主人，醉客蛮横无理，他们只好忍受，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不体面和不愉快的。但在普通资本经营中，像这样以小额资本得到大额利润的营业是很少见的。
第二，劳动工资随业务学习的难易、学费的多少而不相同。工资随学习业务的成本而变动。
安装一台高价机器，必然期望机器完全报废以前所完成的定额可以收回投下的资本，并至少获得普通的利润。一个花去许多精力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的人，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工作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了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可以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机器也一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把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劳动看做熟练劳动，而把一切农村劳动者的劳动视作普通劳动。这种政策似乎认为，前者的劳动比后者的劳动在性质上更细致更巧妙。在一些情况下也许是这样，但在大多数场合却非如此，我将在下面加以说明。所以，欧洲各国的法律习俗，为使某人有从事前一种劳动的资格，都要求他先做学徒，但严格程度各地不同。而对于后一种劳动，全听人自由，不加限制。在做学徒期间，学徒的全部劳动都归师傅所有。学徒的生活费，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由其父母或亲戚承担，至于衣服，几乎都是由父母亲或亲戚提供。而且依照普通习惯，学徒还须给师傅一些学费。不能给付金钱的学徒就要给付时间，即要做比一般年限长的学徒。不过，这对师傅未必有利，因为学徒往往都有怠惰情绪，而且长期学徒这一形式对学徒总是不利的。相反，就农村劳动来说，劳动者往往在被雇从事简易工作的时候学会了比较难的工作。在受雇期间，无论在什么阶段，他都能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欧洲各国的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工资，在道理上要稍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使他们成为高人一等的人。但是，一般地说，他们这种优越程度很有限。制造单色的亚麻布和呢绒这类普通制造品的工人，一天或一星期所得收入，平均下来不过略多于普通劳动者一天或一星期的收入。由于他们的工作比较稳定，所以全年总计所得也许略多些，但是很明显，这不过只足以补偿他们受教育所花的多出的费用。学徒的成本说明，为什么制造业者的工资比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来得高。
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学习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费用。所以，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收入当然要多得多，而实际上也是如此。自由职业者的教育更加费钱，因而有较高货币报酬。
但资本利润却很少受使用资本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的影响。大城镇通常所用的各种投资方法，就学习难易的程度说，似乎完全相等。对外贸易或国内贸易的这个部门业务不可能比另一个部门的业务繁难很多。
第三，各种职业的劳动工资因业务固定或不固定而不相同。利润不受上述情况的影响。
有些职业比其他职业固定得多。大部分制造业工匠，只要是能够劳作的，一年中几乎每日都有工作。但是，泥水匠或砖瓦匠会时常因为天气恶劣的原因便完全没有工作。而且，即便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工作仍然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所以他们可能常常没有工作。他们在被雇佣时的收入，不仅要足够维持他们无工作时期的生计，而且对于他在不安定境遇中不时产生的焦虑和沮丧的痛苦亦须得到一些补偿。所以，大部分制造业工人所得，推算起来和普通劳动者日工资几乎相等，但泥水匠和砖瓦匠所得却都有普通劳动工资的1倍半乃至2倍。普通劳动者一星期如可获得4、5先令，泥水匠和砖瓦匠往往可得7、8先令。前者如为6先令，后者常为9、10先令。前者如为9、10先令，像在伦敦那样，后者为15到18先令。但在各种熟练劳动中，泥水匠和砖瓦匠那样的劳动似乎最容易学习。据说，伦敦轿夫在夏天有时被雇为砖瓦匠。所以，这类劳动者的高工资，与其说是熟练的报酬，倒不如说是不安定的报酬。工资随职业的固定与否而变动。
建筑木匠所从事的业务，比泥水匠的工作似乎更细致、更重技巧。但在许多地方，不可说在一切地方，建筑木匠每天的工资却比泥水匠略低。这是因为他工作的有无，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但不像泥水匠那样完全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且又不像泥水匠那么容易受天气的影响。
当普通提供固定工作的行业碰巧在某个地方不是这样的时候，那么操这些职业的工人的收入总会高许多，大大超过这些职业工人的收入和普通劳动收入的通常比例。伦敦一切下层技工，像其他各地的日佣工那样，每日每周都可能被雇主雇用或解雇。因此，伦敦最下层技工，即裁缝工，一天也能获得5先令，尽管18便士可以说是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在小城镇及乡村地方，裁缝工的工资往往仅等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而且在伦敦，裁缝工动辄数星期没有工作，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除工作不稳定外，还加上艰苦、不愉快和不清洁，那么，即使这种工作是最普通的劳动，那些情况有时也使其收入上升到超过最熟练技工的收入。按件计算收入的煤矿工，在纽卡斯尔，一般收入可达到普通劳动工人的2倍，在苏格兰许多地方，甚至达到3倍。他们得到高收入，全是由于他们工作的艰苦、不愉快和不清洁。他们大抵都能随他们自己的意思，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就艰苦、不清洁和不愉快来说，伦敦运煤工人的职业几乎和煤矿工的职业相同，然而因炭船到达时间的不确定，必然会导致大部分运煤工人的工作带有不确定性。所以，煤矿工的收入如果是普通工人的2到3倍，那么，运煤工人有时能得到4倍、5倍。依据数年前的调查，运煤工人按照当时工资率，每天能得到6先令至10先令。就6先令来说，大约是伦敦普通劳动工资的4倍。不论何种职业，最低的普通收入往往是从事这职业的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他们的所得，尽管显得过高，不论他们的收入如何高，如果除了补偿工作中的一切不令人惬意的工作环境外还有剩余，那么在一个没有垄断权的行业里马上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于是很快也就会把其收入降低到一个较低的工资率。
至于任何行业的资本的普通利润，都不可能受资本用途的固定或不固定的影响。资本是否固定地使用，不取决于行业，而取决于经营行业的人。固定与否不影响利润。
第四，劳动的工资，因劳动者所须负担的责任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地方金匠和宝石匠的工资，不仅比需要同样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而且比需要更大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这是因为有贵重的材料托付给他们。工资依所负责任的大小而异。
我们把身体的健康委托给医生；把财产有时甚至把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或代理律师。像这样重大的信任决不能放心地托付给微不足道的人，所以他们的收入必须使他们能够保持这重大托付所需要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保持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必须受的长期教育必须花的巨额费用，势必使他们的劳动收入更加增高。
如果一个人仅仅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生意，他就没受到什么委托。至于他能否取得信用，不取决于他所经营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他人对他的财产、人品和智慧的意见是怎样。因此，不同行业中不同的利润率，不可能起因于经营各行业者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委托。
第五，各种职业的劳动工资，因取得资格可能性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个职业的学习者能否胜任所学的职业，此可能性的大小因职业不同而大不相同。就大部分机械职业来说，成功几乎都是有把握的，但就自由职业来说，却是很没有把握的。例如，送孩子学做鞋匠，无疑他能学会制鞋的技术；但若送孩子学法律，那么精通法律并能靠法律吃饭的可能性至少是20比1。就完全公平的彩票来说，中奖者应得到没有中奖的人所损失的全部。就成功者1人而不成功者20人的职业来说，这成功的1人，应享有不成功的20人应得而不能得的全部。所以，大概要到将近40岁时才能从职业取得一些收益的律师，其所得报酬应不仅足以补偿他自己为受教育所花的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大费用，而且足以补偿那些全无所得的20多人的教育时间与费用。尽管律师所收的费用有时显得过高，但他的真正报酬必然不止这些。计算某一地方的鞋匠或织工这类普通工人一年间可能收入的总额和他们一年间可能支出的总额，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收入一般多于支出。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总计各律师及各法学协会见习律师的支出与收入，你就会知道，即使你尽量提高他们年收入的估计，并尽量减低他们年支出的估计，他们的年收入，只等于年支出的极小部分。所以，法律业这个彩票，决不是完全公平的彩票。法律业与其他许多自由职业和荣誉职业一样，所得到的金钱报酬显然都是很不充分的。
尽管这些行业有如此令人沮丧的地方，然而这些职业仍然能与其他职业同步发展，所有心胸豁达、慷慨大方的人都迫切想挤入这些行业。这是由于有两个鼓舞他们的原因：第一，希望做这些行业所能带来的名誉的渴望；第二，对于自己的才能甚至运气，一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天生的自信心。
一个人如果在一种做到中等水平也不容易的职业里表现特别突出，那就是所谓天才或卓越的才干的表现。由这卓越才干所博得的赞赏常是他的报酬的一部分，这部分报酬是大还是小，要看赞赏的程度是大还是小。对医生来说，这占全报酬的大部分；对律师来说，所占的部分更大；对诗人或哲学家来说，几乎占了全部。公众的称赞是卓越能力报酬的一部分。
世上有几种非常惬意而优美的才能，若能取得，定能博得某种赞赏，但若用这才能来谋利，世人就会根据意见或偏见认为是公开出卖灵魂。因此，为谋利而运用此种才能的人，所得金钱，不但须补偿他学习这种技能所花的时间、工夫和费用，且须补偿他以此谋生而招致的声名上的损失。俳优、歌剧唱角、歌剧舞蹈者等之所以有非常大的报酬，乃是起因于这两个原则：一，才能罕有而美好；二，由于运用这才能而蒙受的声名上的损失。我们一方面鄙视其人格，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才能给予非常优厚的报酬，这乍看起来，似乎很不合理，其实，正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要用很多酬劳来肯定他们的才能。假若世人对于这些职业的意见或偏见一旦改变，他们的金钱报酬很快就会减少。因为更多的人要从事这些职业，而竞争势必使他们劳动的价格很快降低。这类才能虽不是一般才能，但绝不是像世人所想象的那么稀罕。完全具有这种才能而不屑用以图利谋生的人，实在不是少数。更多人能学得这种才能，如果运用这种才能来谋生不至于损害名誉的话。除了特殊的情况，如演员、歌剧歌唱家等。
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这是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所说的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通病。但世人对于自己幸运的不合理猜测，却不大为人们所注意。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对自己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更普遍些。身体精神相当健旺的人，对自己的幸运，总不免抱有几分自信。每一个人，对得利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作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作了过低的评价。身体精神相当健旺的人，对于损失的机会，很少作过高的评价。
我们从购买彩票的人都认为能中彩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得利的机会估得过高。完全公平的彩票，换言之，以全部得利抵偿全部损失的彩票，不仅从来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因为要是这样，经营者便一无所得。就国营彩票来说，彩票实际上并不具有等于购买者所给付的价格的价值，但市场通常按超过实际价值之20%、30%乃至40%的价格售卖。彩票这种需求之所以发生的唯一原因，不过是大家想中大彩的痴心妄想。一个很稳重的人，虽明知用以购买彩票的小额资金的实际价值比中彩机会的实际价值也许要高过20%或30%，但也不认为，以小额资金钓取10000镑乃至20000镑的中彩机会是愚蠢的。奖金不超过20镑的彩票，纵使在其他方面比普通国营彩票更接近于完全的公平，但购买这种彩票的人恐怕要少得多。为要增加中大彩的机会，有的人，同时购买彩票数张，有的人，买更多的分条彩票。但是，你冒险购买越多的彩票，你就越可能是损失者，这是数学上再确定不过的定则。假若你冒险购买全部彩票，你肯定会亏损。你购买彩票的张数越多，你的损失就越接近于上述肯定的损失。彩票表明，对获得的机会估计过高。
我们从保险业者的轻微利润可以看出，损失机会往往估得过低，很少估得高于其价值的。把火灾保险或海上保险当作一种事业经营，所收的普通保险费必须足以补偿普通的损失，支付经营的费用，并提供资本要是用于一般经营所能取得的利润。只给付这么多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明显地只给付危险的真实价值，换言之，只给付他有充分的理由可指望的最低保险价格。虽然许多人从经营保险生意中取得微利，但很少人由此发大财。由此可见，一般得利与损失相抵的结果，对保险业不像对那些使许多人发财的其他行业那么有利。然而，尽管保险费一般都很低廉，许多人却非常轻视危险而不愿支付保险费。就全英国的房屋平均推算，20户中就有19户，甚或100户中有99户，不曾保有火险。海上风险，在许多人看来，比火灾更为可怕，所以，保险船只与未保险船只的比例就比保险房屋与未保险房屋的比例大得多。但无论在什么季节，甚至在战争期间，都有许多未保险船只往来航行。像这样未保险的航海，有时也不能全然断为不慎。一个大公司甚至一个大商人，如果有二三十只船同时航行在海面上，它们可以说是相互保障，而由此节约下来的保险费，也许足够补偿在一般情况下所可能遭受的损失而有余。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船只不保水险、房屋不保火险，都是没有经过精密计算的结果，完全是由于轻率无远虑和鲁莽地轻视危险造成的。
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只在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在这时期，对不幸的恐惧感无法抵消对幸运的希望。这从普通青年欢欢喜喜地应募参军或出海航行，比从上流社会青年热衷于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看得更加明显。青年时期特别容易高估获得的机会和低估丧失的风险。
普通士兵所蒙受的损失是很明显的。然而，青年志愿兵不顾危险，在新战争开始时，特别踊跃地应募。升迁的机会虽然几乎没有，但他们在青年的幻想中想到了许许多多可以获得但事实上并不能获得的荣誉和大功的机会。这些空虚的希望，就成为他们流血的全部代价。他们的报酬比普通劳动者低，而且在实际工作上，他们的劳苦比普通劳动者大得多。
总的说来，航海这个彩票，并没像陆军那个彩票那么不利。一个有声誉的工匠的儿子往往可以得到父亲的允许去航海。可是，如果他应募做陆军士兵，总要瞒着他的父亲。就前一职业来说，他人也看到有几分成功的机会，而就后一职业说，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会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伟大的海军上将，没像伟大的陆军上将博得那么多的民众崇拜。海上服务最大成功可得到的名利，也不像陆上同样的成功可得到的名利那么显赫。海陆军上将以下的军官，都有这样的差别。依据等级的规定，海军上校与陆军上校属于同一阶位。但在一般的评价上，不把这两者同样看待。由于彩票中大金额奖金比较少，所以小彩就比较多。因此，普通水兵，比普通陆军士兵，更常得到一定程度的名利。而获得中小彩的希望，乃是一般人愿充作水兵的主要原因。普通水兵的熟练与技巧，虽比几乎所有技工的熟练与技巧都强得多，而他们一生中虽不断地和困难与危险作搏斗，可是，在他们继续充当普通水兵的时候，尽管他们有那么熟练的技巧，和那么大的困难与危险，他们除了在运用熟练与技巧和克服困难与危险时，有点快感外，几乎没得到其他报酬。他们的工资，并不大于决定海员工资率的那一港口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由于他们不断往返于各港口间，所以，由不列颠各港口出航的海员，每月工资，比各港口任何其他劳动者的工资，更趋于一致。而且，由于伦敦港海员出入最多，所以伦敦海员工资率便决定其他各港口的海员工资率。伦敦各级工人大多数的工资约有爱丁堡同级工人工资的2倍。但由伦敦出航的水手，每月所得工资，很少比由利斯港出航的水手高出三四先令，这么大的差额是不常见的。就平时和就商船说，这种劳动在伦敦的价格，以月计，是21先令到大约27先令。然而伦敦普通劳动者以一星期9先令或10先令计算，每月可得到40先令乃至45先令。诚然，水手除工资外，还供有食粮，但其价值未必会超过他所得工资及普通劳动者所得工资的差额。即使有时超过了这差额，但这超过额也不能算是水手的纯利，因为水手不能和其家庭分享这种食粮，而必须用他的工资来养活他的妻子。
冒险生活的危险和九死一生，并不使青年人的勇气受挫折，有时似乎反而鼓励他们去选择这类职业。在下层阶级中间，慈母往往不愿把儿子送入海港城市的学校读书，害怕儿子看到海船，并受水手的谈话和冒险事迹的引诱，去参加海洋生活。在遥远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不使我们有所畏缩，因为我们渴望凭自己的勇敢与机智来摆脱危险，因此不会提高这类职业的劳动工资。至于即便勇敢与机智也没有什么大用的职业情形就两样了。而非常不卫生的职业的劳动工资总是特别丰厚，不卫生乃是一种不愉快，而它对劳动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应归入不愉快那个总项目。能够克服的危险吸引人，虽然不卫生使人厌恶。
各种资本用途的普通利润率，或多或少地随收益的确定与不确定而不同。一般地说，国内商业的收益，不像国外贸易那么不确定，而国外贸易的一些部门，又不像另一些部门那么不确定。例如，对北美贸易的收益，不像对牙买加贸易的收益那么不确定。普通利润率，随危险程度增高而增高，但增高的程度和危险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换句话说，增高的利润不一定能完全抵偿危险。破产在最危险职业上最常见。最危险的事业要算秘密输入。在冒险成功的情况下，其得利固然丰厚，但这种冒险无可避免地导致破产。成功的奢望，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诱使那么多冒险家去做这种风险大的生意，以致他们的竞争，使利润减低到不能够补偿风险的程度。要使危险完全得到补偿，其普通收益，应在资本普通利润外，不仅弥补一切不时的损失，还对冒险家提供一种与保险家的利润具有同样性质的利润。但是，如果普通收益足够提供这些，那么这些行业的破产危险就与其他行业差不多了。利润随收益的确定与否而不同。
因此，使劳动工资各不相同的五种情况，只有两种会影响到资本利润，那就是工作是愉快还是不愉快，是安全还是危险。就愉快或不愉快来说，大多数不同资本用途，都相差不远，或者全无差别，但在各种不同的劳动用途，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资本的普通利润，虽然随危险程度的增高而增高，但增高程度未必和危险程度都成比例。由此可见，在同一社会或其附近的地方，各种资本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润率比各种劳动的货币收入更接近于一个水平。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普通劳动者所得，和生意好的律师与医生所得的差异，明显地比任何两种行业的普通利润的差异大得多。况且，各种行业利润表面上的差异往往是靠不住的，这是因为我们未必都把应该算作工资和应当算作利润的区别开来。利润不如工资那样不平等，利润的不平等往往是由于把工资包括在内。
药剂师的利润一词已经成为一个笑话，表示一些事情被过分夸大。但是这种表面上很大的利润，往往只是合理的劳动工资。就技能来说，药剂师比其他一切技工精巧得多。他所受付托的责任，也重得多。他是贫民的医生，而在病痛或危险比较轻微的情况下，也是富人的医生。所以，他的报酬，应当和他的技能与他所受付托相称，而且一般是包含在出售药品的价格中。但是，在大商业城镇中，生意最兴隆的药剂师，每年出卖的全部药品的成本也许不过三四十镑。他所卖的价格，虽然是三四百镑，也就是说，虽以10倍的利润出售，但这利润，一般地说，也许只是他的合理工资。他的合理工资，除了加在药品价格上，简直没有第二种方法取得。他的表面利润的大部分，乃是穿上利润外衣的真实工资。
在小的海滨城镇，一个小的杂货商以100镑的资本可以获取40%或50%的利润；而当地的一个相当大的批发商以100镑的资本却很难赚到8%或10%的利润。他所经营的杂货业，对该地居民的便利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但由于狭小的市场，所以不允许更大资本投在这种营业上。不过一个人不仅应靠自己的生意过活，而且应该过着和生意所要求的各种资格相称的生活。除具有小额资本外，他不仅须能读、能写、能算，还须能相当准确地判断五六十种商品的价格与品质，并能以最低廉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简言之，这种商人必须具备大商人所需具备的一切知识。他之所以不能成为大商人，只因为他没有充足的资本。像这样有才能的人，每年取得三四十镑作为劳动的收入，是不过分的。从他的看似很大的资本利润中，除去上述报酬，那么剩余的部分恐怕不会比普通利润多。在这种情况下，表面利润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是真实工资。
零售商与批发商在表面上的利润之间的差异在城镇比在小市镇和农村小得多。在杂货行业能投资一万镑的地方，杂货商人的劳动工资对于这么大资本的真实利润来说，不过是很小的一个附加部分。所以，在那种地方，出于这个原因，富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和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更趋于一致。正如市里的零售价格一般和小市镇及农村同样低廉，而且往往比后者低廉得多。例如，杂货一般是低廉得多；面包与肉类往往是同样便宜。把杂货运往城镇的费用并不比运往小市镇或农村多，而把谷物和牲畜运往城镇的费用就大得多，因为它们大部分要从远得多的地方运来。杂货的原价在城镇和农村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货物价格中附加利润最少的地方，便最便宜。面包和肉类的原价，大城市比农村高，所以，大城市的利润虽然比较低，但这些物品的售价未必高，却常常是同样便宜。就面包及肉类这类商品来说，其表面利润减少的原因，就是其原价增加的原因。市场的扩大，一方面由于所用资本较多而减少其表面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需要从远的地方运来而增加其原价。这表面利润的减少与原价的增加，在许多情况下看来几乎可以互相抵消，这也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谷物和牲畜在联合王国的不同地区价格通常很不相同，而面包和肉类的价格在联合王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一般十分接近。零售利润和批发利润在城市比在乡村差别较小。
虽然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资本利润在首都一般小于小城镇和农村，但以小资本开始而发大财的人在首都却常常不少，而在小城镇和农村却很少有一个。在小市镇和农村，由于市场狭隘，生意未必都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所以，在这些地方，个别商人的利润率虽很高，利润的总额却不很大，他们的年积累金也不可能很多。反之，大城市的生意能随资本的增加而扩大，而勤俭商人的信用，增加得比其资本增加快得多。这样，他的生意随他的信用及资本这两者的增大而扩张；他的利润总额随他的生意的扩张而扩张；他每年所积累的资金也随他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加大。但是，即使在大城市，也很少有人在一种正常的、确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行业里发大财，而发大财主要是由于长时期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的经营。诚然，大城市中往往有从事所谓投机生意而突然致富的，但投机商人并不是经营正常的、确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业务。他今年是谷物商，明年是酒商，后年又是砂糖商、烟草商或茶商。不论何种行业，只要他预先看到这行业有超过普通利润的希望，他便马上加入，一旦预先看到那种行业的利润将要降落到和其他行业相等时，他又马上离开。因此，他的利润和损失，不能和其他任何正常的、确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行业的利润与损失相提并论。大胆的冒险者，有时也许由于两三次投机的成功而获得很多财产，有时也许会由于两三次投机的失败而损失很多财产。这种生意，除大城市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进行。因为经营这种生意所需要的情报，只在商务最繁盛和交易最频繁的地方才会有。城市的较小利润率提供较大的财富，但大部分是由于投机。
上述五种情况，虽然使劳动收入与资本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均等，却不使劳动或资本不同用途所有实际上和想象上的利害不均等。这些情况的性质，使得一些用途上小的金钱得利得到补偿，并使另一些用途上大的金钱得利有所抵消。这样，五种情况使不同的货币利润彼此抵消。
但是，要使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能有这样的均等，那么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也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那些用途须在那地方及其附近，为人所周知，而且确立很久。第二，那些用途必须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第三，那些用途，必须是使用者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
第一，只有那些用途在那地方及其附近，为人所周知而且确立很久，才会有这样的均等。用途必须是众所周知并且是牢固确立的。
在所有其他情况都相同的地方，新行业的工资大都高于旧行业。当计划者打算设立一种新制造业时，他最初必须以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或高于本行业应有的工资，从其他行业引诱工人过来，而且他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敢把工资降到一般水平。有些制造品完全由于时尚和一时爱好而产生，这些制造品总会不断变动，很少能持久，因而不能把它们视作稳定的制造业。反之，另一些制造品的产生主要由于使用或需要，它们不大变化，同一形式和构造，可以行销数百年。所以，前一类制造业与后一类制造业比较，工资就比较高。伯明翰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前一类；设菲尔德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后一类。这两个不同地方的工资据说与它们不同产品的性质相适应。因为新行业提供较高的工资。
新的制造业、商业或农业经营，都是一种投机，设计者为自己设想了超乎寻常的利润。这种利润，有时是很大的，但有时也许是很小的。一般说来，这种新行业的利润，和当地及附近其他旧行业的利润，没有什么常规的比例。如果计划成功了，利润在最初通常是很高的。但当这行业或营业一经确立而为人所周知的时候，竞争就使其利润降到和其他行业相同的水平。以及高利润。
第二，只在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下时，才能实现其利与害的平等。用途必须处于其自然状态。
对各种不同工种劳动的需要有时比通常要大些，有时又比通常要小些。在前一种情况下，劳动的收益上升，增高到普通水平以上，在后一种情况下，劳动的收益又降到普通水平以下。对农村劳动的需求，在锄草期和收获期比一年中大部分时期都大，其工资也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高；在战争中，四五万原为商船服务的海员，被迫为国王服务，这样，对商船海员的需求，必然由于员额短缺而增加，而这时海员的工资，常由每月21先令至27先令上升到40先令至60先令。反之在一个凋敝的制造业里，许多工人不愿离开他们的老行当，而宁愿接受比他们劳动的性质所应得的工资低一些的工资。因为在每一种工作中对劳动的需求随时不同。
资本的利润随使用资本所投入的商品的价格而变动。当任何商品的价格高出普通或平均率时，用于把商品运往市场的资本中的某一部分的利润至少要上升到高于利润的正常水平；而当价格下降时，利润也降到正常水平以下。一切商品的价格，或多或少地都会变动，但一些商品的价格，变动得比其他商品大得多。就人类劳动所生产的货物来说，每年所用的劳动量，必是这样受每年需求的支配，以致每年平均产量，都尽可能接近于每年平均消费量。前面说过，有些用途，以同量劳动，总会生产同量或几乎同量商品。例如在麻布或呢绒制造业中，同一数量的劳动者，年年几乎制造同一数量的麻布或呢绒。所以，像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动，只能起因于需求上的偶然变动。国丧使黑布的价格增高，但是，对素麻布及呢绒的需求几乎没有变动，所以，其价格也几乎没有变动。但有些用途，使用相同量劳动，未必都生产相同量商品。例如，就谷物、葡萄酒、砂糖、烟草等来说，相同量的劳动在每年生产的数量方面就很不相同。所以，此类商品的价格，不仅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而且随商品数量方面更大和更频繁的变动而变动，因此这类商品价格的变动是非常大的。于是，经营此类商品的一些商人的利润，必然随此类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投机商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从事这种商品的买卖，当他见到它们价格会上涨时就竭力买进，当预见到价格趋跌时，他就抛售它们。
第三，只有当这些用途是使用者唯一的或主要的用途时，才会出现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用途中利与害在整体上的平衡。
当某一个人以某一种职业为生，但是这职业并不占有他的大部分时间时，他往往就愿意在闲暇期间从事另一种职业，并接受低于按那种工作的性质所应有的报酬的工资。
在苏格兰许多地方，迄今还有被称为农村雇工的人。不过，这种人现在比数年前减少了。他们是地主和农场主的一种外佣工。他们由雇主方面通常取得的报酬是一间住宅，一块种蔬菜的小园，一块够饲养一头母牛的草场，再加上一两亩不好的耕地。当雇主需要他们的劳动时，雇主就每周付给他们约值16便士的燕麦片。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雇主或是只需要他们的少许劳动或是全不需要，而他们自己小耕地的耕种，也不会占去能由他自己随意处理的全部时间。所以，当这些雇工比现今多的时候，据说，他们都愿意在闲暇时间，以极小的报酬为任何人工作，都愿意以低于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劳作。在古代，这种雇工遍布于欧洲各地。在土地种得很坏而人口稀少的国家，大部分地主和农场主，要不是使用这办法，那么在需要特别多劳动者的季节，就不能雇到。此等劳动者偶然得到的日报酬或星期报酬，显然不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他们的小块租用地，应当是他们劳动价格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不过，那些收集古代劳动及食品价格并乐于把这两者描述得很低的作者，看来却把他们偶尔从雇主那里获得的日报酬以及周报酬看做了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
这些劳动的产物往往以低于其应有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苏格兰许多地方编织的袜子的价格就比任何地方用织机织成的袜子的价格便宜得多。那就是因为编织此等袜的劳动者都是从其他职业获得了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每年设得兰都有1000双以上袜子输入利斯，其价格每双由5便士至7便士。我听说，设得兰群岛的首都勒韦克，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每日为10便士。但是，在设得兰群岛，他们一双袜子的价值却是1基尼，甚至还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