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后学的分化变质，势必削弱董仲舒思想学说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而恰当此时，足以与董仲舒思想学说相抗衡的另一种思潮蓬勃发展起来，并最终分享董仲舒思想学说一度拥有的对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这就是江公、尹更始、刘向一系的《谷梁》。因此可以说，董仲舒思想学说面对的第一次遭遇战，不是儒学之外的“异端邪说”，而是当年被董仲舒战而胜之的儒学内部，确切地说是《春秋》学内部的另一分支。
《谷梁》学是与《公羊》学并行发展的一种思想学说，它也渊源于子夏，中经荀子的传授，汉兴之后，由申公传瑕丘江公，江公为武帝时博士，与董仲舒同时。在推翻黄老之学的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公羊》、《谷梁》曾结成统一战线，前赴后继，终于将黄老之学逐出历史舞台。但在此之后，为了争夺最高法典解释权的独占地位，《公羊》学与《谷梁》学的统一战线终于瓦解，互为仇雠，展开了一场不下于与黄老之学激烈斗争的内部争夺战。然而由于种种机缘巧合，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取得了胜利，《谷梁》依然处于在野的地位。当时的情况是，“仲舒通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仪，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1]
不过，《谷梁》学虽然遭到武帝的冷遇，但武帝卫太子刘据学通《公羊》之后，“复私问《谷梁》而善之”；而江公虽然没有在政治权力结构中谋得什么地位，但退而传学，培养人材，以期在适当的时机起而反扑，夺取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历史没有辜负江公的一片用心，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特别是鲁人荣广、皓星公等从学于江公，不仅使《谷梁》学得以继续流传，而且使其势力逐渐获得扩展，只等待时机成熟，便可与《公羊》学再决雌雄。
荣广字王孙，高才敏捷，全面继承了申公、江公一系的鲁学传统，能尽传其《诗》、《春秋》。当《公羊》势力相当鼎盛之际，他勇于站出来向《公羊》挑战，与齐学《公羊》大师眭孟等人辩论数次且每每胜之，为《谷梁》学赢得了相当的信誉，“故学者颇复受《谷梁》”。另一方面，荣广也竭尽全力培养弟子，广植势力，弟子知名者有沛人蔡千秋，梁人周庆、丁姓等。他们后来都对《谷梁》战胜《公羊》立下了汗马功劳。蔡千秋也曾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深得《谷梁》之精神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谷梁》学取得与《公羊》学同等的地位。
当然，《谷梁》地位的上升，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而经历了武、昭、宣三朝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最后以石渠阁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宣帝为武帝卫太子刘据之孙，在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生命磨难之后继承皇位。他上台伊始，便有为乃祖父刘据彻底翻案的用心，更有彻底抛弃汉武帝思想路线和基本政策的意思。当他得知刘据本好《谷梁》，遂诱导性地询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史高，期望由他们提议提高《谷梁》学的地位。而恰巧这几个人皆为鲁国人，深受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影响，对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早有怨言。于是他们众口一辞，皆称《谷梁》本鲁学，《公羊》乃齐学，宜兴《谷梁》。
韦贤、夏侯胜、史高等人的回答正中宣帝下怀。然为妥善起见，宣帝又诏此时任郎的《谷梁》大师蔡千秋，使蔡与《公羊》学者辩讼《公》、《谷》得失。能言善辩的蔡千秋不负众望，终于取得辩论的胜利。宣帝于是更加喜欢《谷梁》，任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谷梁春秋》。
千秋死后，宣帝征江公之孙为博士。“始，江博士受胡常”，开《谷梁》胡氏学派。江博上死，又征荣广高足、蔡千秋的同学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受蔡千秋所选的十名《谷梁》传人。刘向此时也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从受《谷梁》。[2]此外，从蔡千秋受《谷梁》的还有后来以《左氏》学名家的尹更始。“汉《谷梁》学自荣广、皓星公开之，尹得其宗。”[3]“汉儒传《谷梁》学者，惟尹（更始）及刘向有书。”[4]由此可见，尹更始、刘向都是汉代《谷梁》学的中坚人物。
在宣帝的倡导与扶持下，《谷梁》学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极发展，实际上已经拥有与《公羊》学相埒的势力，惟一缺憾的是法定程序的认可。“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于是宣帝“乃诏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得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为《谷梁》学地位的真正确立铺平了道路。
甘露元年这次御前会议的实际进程及其结果，由于史料阙如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争论虽然激烈，但《谷梁》的实际地位尚未能最终确立。于是又过了两年，遂有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的召开。
石渠阁会议显然是为了解决甘露元年御前会议未曾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的文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计有：《尚书》类四十二篇，《礼》类三十八篇，《春秋》类三十七篇，《论语》类十八篇，《孝经》类有《五经杂议》十八篇，可惜这些文件都未能传下来。
文件未能传下来，但石渠阁会议的结果相当清楚，于《春秋》学，则是《谷梁》学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与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学平分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使《谷梁》得立学官，“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周庆、丁姓成为《谷梁》博士，后者官至中山太傅，授《谷梁》于楚人申章昌；申章昌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5]而《公羊》学的地位则从此江河日下，势力日趋缩减。
《公羊》学在石渠阁会议的失利，有其偶然的因素，也是其必然的结果。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宣帝、萧望之外，《公羊》学有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貌、尹推、宋显；《谷梁》学有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严、尹二人作为双方的首席发言人，而二人的个人素质则有显著差别，严主正直，墨守陈规，既不肯委曲从俗以求富贵，安能随机应变，即席发言？尹不仅深得《谷梁》之学的精神（“尹得其宗”），而且从其后来又学《左氏》的表现推测，他应属于那些相当善于因时因地而改变自己主张的人。那么，由严、尹相辩，结果不是极为明白吗？
经过一个阶段的辩论，《公羊》家每每失利，于是提出增加侍郎许广。基于对等的原则，《谷梁》学也相应增加中郎王亥。每方各五人，讨论的问题有三十余条，每条一篇文章，此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春秋》类奏议三十七篇。两派学者虽然都以经义对，但最后的结论多从《谷梁》。《公羊》学不仅无还手之力，恐怕已无招架之功。再加上宣帝和萧望之对《谷梁》学的袒护，《公羊》学不失败，可能吗？
董仲舒后学在第一次遭遇战中就败下阵来，这不能不影响董仲舒学说的地位。我们看到，董仲舒的学说在两汉社会虽仍有人信奉，实际上已很难说占据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东汉古文经学盛行，作为今文学派宗师的董仲舒自然不会受到重视。
不惟汉代社会如此，即使从汉以后二千年中国历史来观察，董仲舒思想的某些方面如道德修养论、性论等一直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但作为完整思想体系的董仲舒学说则不被重视也是事实，董氏著作长期得不到系统整理即为显明的例证。
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思想的历史评价并不甚高。但作为个人，董仲舒又确实受到历代的重视与推崇。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的评论已见前述，即使在汉代之后也仍有人对董仲舒的人格、博学表示极端的尊重。三国时人何晏说：“儒雅博通，莫贤乎董仲舒。”[6]北宋学者司马光也作诗颂扬董仲舒，他写道：“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耳去，圣言饱满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7]依然侧重于博学、人格两个方面。
对于董仲舒思想见解的称赞似乎始于程朱。程子说：“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扬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8]虽然从总体上肯定董仲舒学说的思想价值，“最得圣贤之意”，但也不无微词。[9]
朱熹的见解和程子较为接近，他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贾谊）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又说：“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至于天下国家事业，恐施展未必得。”他还将董仲舒与扬雄、王通、韩愈等人进行比较，认为王通“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仲舒却纯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韩退之却见得又活泼，然亦只是见得下面一层，上面一层都不曾见得。大概此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见得下面一层，源头处都不晓。”“只有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道得数句著（如‘正谊不谋利’之类），然亦非他真见得这道理。”[10]
程朱对董仲舒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董仲舒对“性”的理解上。董仲舒认为“性者，生之质”，“以情为人之欲”，“命非圣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节”。“明于无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知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很显然，董仲舒认为，命是外在而施加于内在的东西，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性，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有的本质特征；而情，则是人类本能的欲望。由于自然之功，人群不可能划而为一，而是存在形形色色的差异，“或寿或夭，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1]董仲舒主要在于论证礼乐教化的必要性。而程朱基于理学家的立场，认为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只当云，性者，生之理也；气者，生之质也”。“盖欲为善，欲为恶，皆人之情也”。董仲舒的说法“貌似见得性善模样。终是说得骑墙，不分明端的”。[12]显然，这是以理学的观念评价董仲舒。
像程朱对董仲舒的评论，虽然近似于苛求，但总体上还算公允。而在历史上，另外两种状况则显得更不易接受，即一种出于门户或其他偏见的指责，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盲目歌颂。
前一种状况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末年，刘歆虽然称颂董仲舒为汉代儒学不祧之宗，谓“承秦灭学，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世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13]但刘歆出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对董仲舒肆意贬损，称董仲舒连孔子的弟子游、子夏都不如。王充虽然钦佩董仲舒的人格与学问，承认董仲舒“不违儒家，不反孔子”，“仲舒之言道德政事，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14]“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15]肯定董仲舒依据《春秋》之义所阐释的政治见解的合理性，对董仲舒政治学说的外在形式灾异谴生说表示能够理解，但似乎又不满意于这种形式。他说：“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但“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16]
如果放到中国思想发展特别是天人关系理论发展的广阔背景看，王充对董仲舒的不满实际上意味着他对天人理论问题的思考又预示着对董仲舒的超越，他隐约地觉得，董仲舒对天人理论的解释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又不是那么明晰，对荀子思想的批判也似乎过于背离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命题的真实意义，因此，他才感到这样一种困惑。
王充的困惑到了唐代便由不明晰变得明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认识虽然有新的提高，其实说到底不过是对荀子思想的复归。因此他们当然更不能满意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解释。柳宗元写道：“负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斯皆诡谲阔涎，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是故受命不于天；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17]从理论价值和思维深度上说，柳宗元对董仲舒等人的指责不无道理，但他显然忘记了董仲舒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董仲舒天人理论对荀子思想纠正的理论意义，因而似不免有苛求古人之嫌。
类似的苛求不始于柳宗元，也不终于柳宗元。北宋学者欧阳修在谈到董仲舒的思想价值时也说：“董生儒者，其论深极《春秋》之旨，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惜哉，惜哉！”[18]言下之意，似对董仲舒的天人之际的理论也不满意。
对欧阳修的说法，无需我们费笔墨，南宋学者黄震曾针锋相对地指出：“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又学者所宜审也。”[19]黄震对欧阳修的指责或许是对的，但他全部否定《春秋繁露》的价值似乎也不足取。
南宋时另一著名学者叶适，基于其功利主义的立场，不仅指责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错误，而且批评其道德伦理观念。叶适说：“董仲舒首推孔氏，观刘向一家之论，其为儒者重轻可知矣。后世学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故略为分别精粗离合之际，归于统壹，毋由绝潢而自谓宗海也。”那么“精粗”何以分别呢？叶适说，大道必有要，至论必有极，然这些内容“仲舒不能知。所能知者，《春秋》灾异而已。此类者，非要非极也”。“仲舒负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责，今也前以灾异禁之，后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还至之立效。”故“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固不能戚然救止其内也”。而且，“仲舒劝武帝以更化，张而大之，武帝之所欲也，然其酷反甚于秦也”，“仲舒比晁错，公孙弘虽无刻薄从谀之失，然不见武帝受病处，不能统一圣人之道以切其身”。尤其是“正其谊不谋其利”一语，“初见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20]像这样对董仲舒思想的价值进行全盘否定，恐怕也很难说合乎历史真实。
其实，从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不可避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时代局限性。谈论董仲舒的思想价值也决不能脱离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条件，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那么，伟大之处可能正是藐小之点。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的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而提出的稳定社会有序状态的对策，如果离开了“传统社会”这个条件，这一见解的理论价值固然要大大地打个折扣。像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基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蓬勃发展的客观现实，将经典儒家的观点解释为也极端重视利，“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利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口号。仅就颜元的思想价值来说，这一点无可厚非，他对经典儒家的解释虽不一定合乎经典儒家的原貌，但毕竟合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积淀的一般规律，自有其价值所在。但是，颜元不顾其前此“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指责“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21]则亦未免苛求古人之嫌。
苛求古人自然不对，但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味地颂扬古人也很难说正确。在董仲舒之后一千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董仲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享受着相当多的人的盲目崇拜与颂扬。自从元代异族统治者把董仲舒拉入孔庙陪孔夫子吃冷猪肉之后，明清统治者都对董仲舒表示了极大的尊敬。然而他们实际上是在利用董仲舒的偶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很难从学术上评定这种做法有多少合理性。[22]
当然，对董仲舒的有意利用莫过于康有为一派近代今文学者，他们为了改变董仲舒竭尽毕生精力构思的中国传统社会，又不得不借助董仲舒的偶像“托古改制”，挖掘董仲舒亲手建构的传统社会大厦的墙角。康有为称：“及读《繁露》，则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商为三统，如探家人筐箧，日道不休。……大贤如孟、荀，为孔门龙象，求得孔子立制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奥义，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故所发言轶荀超孟，实为儒学群书之所无。”[23]康氏将董仲舒推到孟、荀子上，除其满足于改制的目的外，还能和他计较什么科学性呢？
相对说来，同属今文经学派的皮锡瑞，他对董仲舒的评价就比康有为要公允一些。他说：“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纯。然则《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纯矣”，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董仲舒使“圣人之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24]换言之，董仲舒将孔子已说未说的话都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这大体合乎董仲舒思想贡献的真相，但许为“最纯”，则未必是。
总之，董仲舒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他的理解与评价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要归，今日看来不必再基于现实的需要去改铸董仲舒的面貌，而应当尽力去探求董仲舒学说的真实的历史面目。
[1]《汉书·儒林传》。
[2]《汉书·懦林传》：
[3]《春秋谷梁传章句序》。
[4]马国翰：《玉函山房佚书》之《春秋谷梁章句》辑录。
[5]《汉书·懦林传》。
[6]《太平御览》447引。
[7]《司马文公文集·读书堂》。
[8]《端伯传师说》，《二程集》第7页，中华书局1981年。
[9]·苏舆《董子年表》案：“程子许自汉以来，有儒者气象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扬雄。然于雄颇议其行已。无间然者，独毛、董耳。又云：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朱子则云：‘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又云：‘仲舒识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如云仁、义、礼、乐皆其具。此等说话皆好。若陆宣公论事却精密，第恐本原处不如仲舒。’又答沈晦叔云：‘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答陈正已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诋之。’又云：‘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道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齐推崇者至矣。”
[10]《朱子语类》第3257—3262页，中华书局1986年。
[11]《汉书·董仲舒传》。
[12]《朱子语类》第3263页。
[13]《汉书·楚元王传》-
[14]《论衡·案书篇》。
[15]《论衡·程才篇》。
[16]《论衡·案书篇》。
[17]柳宗元：《贞符》，《柳宗元集》第30—35页，中华书局1979年。
[18]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欧阳文忠公全集》卷73。
[19]黄震：《东发日钞》。
[2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第322—324页，中华书局1977年。
[21]颜元：《四书正误》卷一《大学》，《颜元集》第163页，中华书局1987年。
[22]陆陇其论贾谊、董仲舒优劣云：“贾之言多及于利害，而董则主于义利也。贾之言多至于激烈，而董则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犹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本于庄敬诚恪之余。涉于利害者，与世运争胜负，而一害去未必无一害兴。主于义理者，与性情为流通，而义中自有利，义中自无害。”又曰：“贾以才胜，董以学胜。以圣门言之，董生猖者也，贾生狂者也。”又曰：“学董生而不得，犹不失为迁阔之儒。学贾生而不得，则功利夸诈而已。”王西庄《十七史商榷》云：“学者若能识得康成深处，方知程朱义理之学，汉儒已见及。程朱研精义理，仍即汉懦意趣。吾于薰生则云。”苏舆《黄子年表》谓：“后世以训诂、义理分汉、宋学派，不知董君书实为义理之宗。故余以为汉儒经学，当首董次郑。则知说经有体，不必别标门户矣。”一云：“两汉多用董学。魏晋南北朝多用郑学，宋以后多用朱学：董学在《春秋》，郑学在《礼》，朱学在《四书》。今人调和汉宋，专取郑朱语句相同者，牵合比附，用心虽勤，亦失所宗矣。”
[23]康有为：《董氏春秋学自序》，上海大同译书局刊万木草堂丛书本。
[24]皮锡瑞：《论董子之学最纯微言大义存于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经学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