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武帝建元元年，汉武帝主持的策问，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对，颇得汉武帝的好感，董仲舒由此应该在西汉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无奈，这次策问的结果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丞相卫绾奏向汉武帝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于是董仲舒只得出任江都相。
为江都相是董仲舒从政的开始。江都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素骄、好勇”，且野心勃勃。他希望董仲舒能像管仲辅助齐桓公，范蠡、种、泄庸等“三仁”辅助越王勾践那样，帮助他夺取中央政权，“卒为霸主”。刘非并以此意征询董仲舒的意见说：“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皋、大夫车成，越王与此五大夫谋伐吴，遂灭之，雪会稽之耻，卒为霸主。范蠡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皆为贤。孔子曰：‘殷有三人。’今以越王之贤，与。蠡、种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
可惜，董仲舒是坚决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其《公羊春秋》学对臣弑君的不义行为和不利于“大一统”的行为更是嫉恶如仇。于是，董仲舒借古喻今，好言相劝刘非洁身自好，安分守己，万不可图谋不轨。他说：“仲舒知褊而学浅，不足以决之。虽然，王有问于臣，臣不敢不悉以对，礼也。臣仲舒闻，昔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齐，如何？’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但见问尚羞之，而况乃与为诈以伐吴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
仲舒接着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圣贤，何贤之有？”[1]明确告诫刘非应维护汉家王朝的政治统一而不要争霸。
董仲舒的意见获得刘非的认可，于是董仲舒平安无事地连任江都相六年。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春二月，辽东高庙灾。夏四月，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这两次自然灾害今天看来应该没有什么更神秘的原因。但在当时人们可不是这样认为。董仲舒便根据《春秋》关于灾异的观点，认为这两次火灾表明上天已经对武帝的行为表示了不满，武帝正确地反映是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出于对中央政权爱护的虔诚愿望，董仲舒匆匆写了《灾异记》。[2]并引申发挥道：“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3]很显然，董仲舒是借助于两次火灾建议武帝任人唯贤，要敢于诛杀“骨肉大臣”。[4]
董仲舒的这份《灾异记》虽然已经写就，但并没有及时送达武帝，而与董仲舒素来不和的主父偃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一情况，“窃其书而奏焉”。[5]“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6]年仅20余岁的汉武帝雄姿勃勃，血气方刚，岂容臣僚讥讽，于是责成吕步舒严加惩处。
吕步舒为董仲舒的弟子，他秉武帝的旨意处理这一事件，由于他不知《灾异记》为乃师董仲舒所著，遂认为著者“下愚”，并将作者逮捕入狱，准备斩首。后来，吕步舒大概知道作者为董仲舒，不得不在武帝面前哀求，武帝诏赦之，使董仲舒免于一死。[7]但可能正因此事的折腾，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从此再也不敢轻易谈论灾异了。
经过吕步舒的恳求，董仲舒“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居家以著述、授徒为事，“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8]在平静中度过了几年光景。
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崩。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重演建元元年故事，冬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夏五月，复征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在儒学势力重新崛起的过程中，董仲舒并没有什么突出活动，这大概是他由于《灾异记》的事已被搞得声名狼藉，既已被废为中大夫，再积极干预朝政不仅不太可能，而且对董仲舒个人来说也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公孙弘以白衣儒生而获得武帝的高度信任，“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但从学术水平上说，公孙弘之《春秋》学实在不如董仲舒。而在政治见解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更为严重的是，董仲舒看不起公孙弘的个人人格，“以弘为从谀，弘嫉之”。于是公孙弘便不能不变着法地收拾董仲舒。其最利害的一着，就是公孙弘向汉武帝建议徙董仲舒相胶西王。
胶西王也是汉武帝的哥哥，“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于是公孙弘乃汉武帝建议道：“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于是董仲舒从江都相徙胶西相。[9]
至于公孙弘为什么力荐董仲舒为凶残、蛮横的胶西王刘端的国相？这大概是因为：第一，董仲舒教了十年《公羊春秋》，弟子遍朝野，名声越来越大，因而引起公孙弘的不安和嫉妒；第二，董仲舒在家居的开始几年，可能还算本分，但后来随着名声的扩大，越来越干预朝政，“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法”。[10]这对身为丞相的公孙弘显然是难以容忍的。于是乎，公孙弘向武帝建议，唯董仲舒可为暴戾无行的胶西王的国相，企图假他人之手致董仲舒于死地。
胶西王虽然骄横，但当他得知董仲舒乃当世大儒，也就对董仲舒非常客气，“善待之”。然而董仲舒有了前此的教训，“恐久获罪”，只好找准一个机会，称病免归，回家赋闲去了。[11]董仲舒就此结束了他那短暂的从政生涯，回归到营造思想体系的学术生活中来了。
[1]《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又见《汉书·董仲舒传》。
[2]《史记·董仲舒传》索隐。
[3]《汉书·五行志》：
[4]苏舆：《董子年表》。
[5]《汉书·董仲舒传》。
[6]《史记·董仲舒传》。
[7]关于此事，《史记》、《汉书》等还有一些记载。《史记·主父偃传》说，主父偃因揭发董仲舒有功，受宠。“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汉书·刘向传》引韩说曰：“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尝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就此事件，洪迈评价道：“以武帝之嗜杀，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刺。驯至淮南、衡山二狱，死者数万人。然则下吏几死，非不幸也。”苏舆《董子年表》说：“案：仲舒此书，因时之论。使武帝早从其言，何至兴彼大狱。仲舒学术尚仁，而有时主刑，所以为大儒也。洪（迈）论失之。”
[8]《汉书·楚元王传》。
[9]《汉书·冯衍传》云：“仲舒言道德，见嫉于公孙弘，此忠臣所为流泪也。”王应麟《通鉴答问》四云：“《春秋》之学，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胜利欲之心，舍所学以求诡遇之。获宰相、封侯，人以为荣，识者则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公孙弘以儒显。’其意微矣。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若薰子可以为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传》云：‘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天下学士，靡不乡风。’夫弘以佞谀致斯位，犹翰音之登天，梯稗之有秋。而学者为之风动，明经志青紫，稽古矜车马，慕人爵之势荣，忘天爵之良贵，弘实启之。”
[10]《汉书·董仲舒传》。
[11]《汉书·叙传》说：“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下帷罩思，论道属书，说言访对，为世纯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