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北洋军阀时期，也正是最混乱的日子，其恶化、腐化的情形，笔难尽述。恶化方面的争权夺利、互相厮杀，继续不绝，我怕即使现代要修近代史的也搞不清楚吧？腐化方面，我这时正在北京，据所见闻，略述一二：
腐化方面最显著的是“赌”与“嫖”，探其源也不脱“财”“色”两字。如要分析一下，这个时期，不但军人腐化，官僚亦腐化，而且要我说起来，军人的腐化大半为官僚所引诱，因为军人当政，僚属要趋奉他，遂成此种现象。军人既作恶多端，而又日趋腐败，所以中国古贤哲所说的“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话是很有意义而足为矜式的。
我先说军阀的赌，那时候的北京，外国舶来品的赌风，即如扑克，如沙蟹，尚未流行，但麻将牌则已渐盛行于都人士之间。不过这个军阀中人，没有这个耐心，来此作方城之战，他们以为这些婆婆妈妈的娘儿所玩的把戏。他们喜欢痛快、豪爽、速战速决。还是中国传统下的牌九、摇摊，来得爽快，一二分钟即见输赢。中国的赌，本来也分两种，如打牌等等，称之为文赌，牌九等等则称之为武赌，武人喜欢武赌，也算是事理的适当呢。
张宗昌有一个绰号，叫作“狗肉将军”，这绰号的来源如何呢？他是不是和广东人一般的喜吃狗肉呢？非也。原来他们有个隐语，对于摊牌九，就叫作吃狗肉。因为广东的语音，“九”字读作“狗”，如“天九”读成“天狗”之类。那时广东军阀、广东议员，也都群集京师，常与张宗昌周旋，因此便得了这狗肉将军的徽号。可是张宗昌的赌品坏透了，牌九常是做庄家，输了常是骂人，赢了也是骂人，为什么赢了也是骂人呢？他是以骂人为口头禅的。北京那种赌法，一个做庄的人，旁边常有护卫的人，桌边还有给他收发筹码的人，叫作“开配”，好像是侍从武官一般，张宗昌就踞坐在那里，装疯作势，呼么喝六。
张宗昌赌钱，还要作弊。据说：有一次，也是他牌九做庄，输了钱不少，很想翻本，无奈牌风不振。有一副牌，天门上下门，都翻出来了，不是天罡，便是地九。他拈了自己两张牌，他是先欢喜拈开一张然后再拈开一张的。他先拈开的一张是“二四”，他想糟了，这张“二四”，无论配上什么牌，都不中用。他再拈开一张牌是“长二”，那“长二”是四点，搭配了“二四”六点，恰好是十点，是牌九中最坏的牌，名曰“蹩十”。他灵机一动，把那张“长二”的一头掀住了，说是：“一张‘么二’，是个‘至尊宝’，统吃！统吃！”说着，便把手中的两张牌，向乱牌中一丢。旁边的开配，知情识意，便把台面上的所有筹码，一鼓而擒之。他站起身来，哈哈一笑，说道：“翻本！翻本！”
我再说到张作霖，据说：张作霖倒喜欢文赌而不喜欢武赌，他居然能叉麻将。他是以胡子出身（清末民初，对于张作霖一辈，每呼之为红胡子、马贼），猜想起来，一定是个老粗，可是他并不粗鲁，是个深谋远虑的人。后来成为关外王，霸占东北三省，不愧为一草莽英雄。我不叙他的历史了，我只谈到他的叉麻雀事。他不是不懂得中国南北最流行的牌九那种武赌，但赌博的对方是何等人，亦须加以顾虑。
如果一位上司与他的下属赌博，不免有失身份，而且令大家拘束。张作霖现在已是老成持重的人了，他的儿子少帅已出道，人家都争呼他为老帅了。和牌九桌那些叫嚣呼喝的小子们为侣，似乎不成体统。
张作霖学会了叉麻将以后，便觉得很高兴，以为这是所谓上流社会的玩意儿。入关进京，见那北京的部长阶级，人人都会叉麻将的，尤其南方来的人。他们都是文官，都是文质彬彬的，谈起方城之战，也是很有兴趣，张作霖不免要小试其技了。张作霖的麻将牌，并不高明，他是羽毛还未丰满的，并不是一头老麻雀。但每次打牌，他都是赢家，虽然赢得不多，却使他十分高兴，以为他自己技术高超了。其实是这班官僚政客，用《红楼梦》上，王凤姐对付贾母的法子，使他开开心，好在输赢不大，这不过是五百块钱一底小麻将而已。
那时有一位某政客，想在东省谋一职，曾经某有力者推荐，老帅已经答应了，可是久欠没有发表。或者是觉得某政客人地不相宜，或者把这事早已忘怀了。有一天，遇到了一位旧友，现为老帅的顾问，他把自己的事，诉之于这位老友，可否见到老帅时，设法提起一下，如果他已忘了，或者因此想起。某顾问摇头说：“不好！你既有人推荐了，而我再为你说词，好像是追问他一般。他是个多疑的人，便要想起你为什么如此热衷，迫不及待地要在他那里谋事呢？”某政客愁眉不语，他的老友笑道：“我想得一策，老张近来很高兴打牌，我们借某总长住宅请他吃饭打牌。打牌的时候，座中就有你，你是麻将中的超级好手，但是只许输，不许赢。不妨使自己输到脱底，务必使张老赢到满意，到了那时候，山人自有妙策。”
某政客道：“要输多少呀？可是我现在手头枯窘呀！”他的老友道：“你要是拿这个吝啬主义，可不能在这个社会立身呢。不过老张平素打牌，以五百元底最配胃口，至多也不过一千元底。你要谋一个职业，或一个差使，花几千块钱，算不了什么事，人家都是上万哩！”某一天，依着他老友的话，如法炮制，借了某总长的宅子，由这位顾问出面，请老张吃饭打牌。张作霖这几天正空闲得很，颇想招人消遣，便欣然而往。除了这位顾问以外，还有两位客，一位就是某政客，一位也是顾问的朋友。
不是说老张平素只打五百块底吗？这天他们要加码，说是打一千块底的，那顾问还故作凑趣地说道：“他们要赢老帅的钱呢！”张作霖大人大物，不能与他们争执，显得小家子气，一千块底就是一千块底吧！
四人入局以后，张作霖一路顺风，要什么牌就来什么牌。连庄像总统的连任，清一色好似组织内阁。某政客不愧为麻将圣手，他可以把张作霖手中的十三张牌，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他已经在等和了，便自己拆了搭子，给他和满贯。十二圈牌结算下来，某政客输了两千多，张老帅赢了一千八，他自诩运气之佳，手段之好，赢钱还是小事耳，十分开心得意。某政客开了支票，付了赌款，匆匆即去。事后，某顾问陪着张老将在烟榻上烧烟，也深贺老帅运气佳，手段好。既而笑道：“今天某君输苦了！他不是富有的人，到北京来，想谋求一个职业的。”张作霖道：“他是你的朋友吗？那就把支票还了他，咱们一两千块钱，不在乎的。”某顾问道：“那不好！他也是要面子的，决不肯收回。他在前清还是一位京官哩，也很有些才干，老帅若能调剂他，给他一个什么职司，他就感激不尽哩！”张作霖道：“嗳！想起来了！某老也曾经推荐过他。”不出一星期，某政客就发表了一个很优的职司。
这两个故事，都是友朋所传达者，据说都是确实的。总之军阀时代的赌风称盛，无可讳言，千奇百怪的遗闻轶事，也笔难尽述。他们赌局，总是开在那些巨官贵人的大宅子里。此外北京也有公共娱乐所在，如招待所、俱乐部之类，门前军警林立，十分森严，而里面却是藏垢纳污之场。他们有什么赌局，总是要“叫条子”的（叫条子，就是征名妓女），八大胡同的规例，称之为“城里条子”，那些上海来的红姑娘，最是欢迎。有些是城里用汽车来接她们进去的，有些是自己雇了汽车进去的，她们听得是个赌局，皆大欢喜。虽然出“城里条子”的规定，每次不过十元，但遇着她爱好的客人赢钱时，临行塞了两支筹码与她，也不足为奇。到他们的临时的赌账房去领钱，每一支筹码就是一百元。
最恶毒而丧心病狂的要算张宗昌，遇着“吃狗肉”手气不好的时候，他要临时强捉一个雏妓去**。他们那些赌徒，有这种野蛮的迷信，说是要见见红，运气就来了。赌局里是有吸鸦片烟的房间，他就在房间的烟榻上恣其**，不管这女孩子哀呼惨叫，他仍发展他的**威。外间的赌徒听得了，不见哀怜，反加以谑笑，此辈尚有人心吗？在国民党时代，上海的武人杨啸天，也有这个恶癖，有个私娼周老五，专搜集穷苦人家苦娃娃，供其兽欲，这也是沪人所熟知的。
还有当时北京有位著名人物夜壶张三（前在《回忆邵飘萍》一章中提及过），我不怕写那种龌龊文字，他叫作张汉举，也是我们的同业，新闻记者。他开了一家报馆，那时北京报馆多，共有五十多家，我早已记不得它是什么报了。他除了这一家之外，还有三件法宝：一、是一座宽大的房子；二、是要有一辆汽车；三、是他有一位黑市夫人。这三件法宝的功用如何呢？我且略为述之：
第一，为什么他要一座宽大的房子呢？并不是他的报馆所用，报馆只占一小间，摆摆样子而已。他的所以要宽大的房子，是预备为招待来宾之用。有设备得很华美的房间，有会客厅，有吸大烟的烟室之类。他所要招待的是何等人物呢？是各省到北京来的督军以及什么镇守使、巡阅使等等，总之是武人一派。所以他要每日探听：某省的督军，哪一天到北京来了，他便要到车站去迎接，迎接来了，便是他的主顾，而且总要使他们住得称心适意，方可以收近悦远来之效。
第二，为什么他要有一辆汽车呢？这时候，北京的私家车还不多，即使是总长阶级，也不过坐一辆马车，阔气一点的坐双马车。不过有几个大军阀，已是有汽车了，他们出来，必有两个马弁，站立于汽车两边的脚踏上，以树威风。现在张汉举为什么要一辆汽车？就是为的到火车站接客之用。那些外省的军人，跑到北京来，往往茫无头绪，尤其是初次来京的，也不知住在哪里。此刻由他开了汽车，亲自去迎接，正是欢迎之至呢。
第三，他有一位黑市夫人，大概也是八大胡同中的“窑变”（按：“窑变”两字，我得解释一下。中国的古瓷器中，有一种烧窑而变色的，变得甚为美丽，名曰“窑变”，颇为珍贵。北京的妓馆，称为“窑子”，有些嫁人而仍不脱窑风的，亦称之为“窑变”，这都是北京的名士，题出她这种促狭的名词呢），而这位黑市夫人，带来了一位父亲，能办筵席的厨子。那张汉举正用得着他，招待贵宾，不必上馆子，自己家里可以做菜，这又是何乐不为呢？
所以张汉举对于军阀要人们所需要的，都供应得很好，如果他们高兴要成一个赌局，有宽大的厅房，连吸鸦片烟的烟室也有，因为那班武人，都是老枪阶级。赌局总是连带了饭局，便有他的“准丈人”厨子大司务出手。住在他家的贵客们，或者要招几位胡同里的红姑娘来陪伴的话，也可以由他的黑市夫人介绍她的小姊妹来，畅叙幽情。倘使要留宿在他家里呢，也有很华丽的房间，最柔软的卧榻，马君武的诗句云：“温柔乡是英雄冢”。一个老粗的武人，怎不消魂。因此这夜壶张三，其名虽不雅驯，却是军阀时代的宠臣。
那些督军们到北京来，把公事办好以后也就要回去了。身受了张汉举的逢迎招待，当然有多少谢意。手头阔绰的多给他一些不算一回事，遇到了啬刻的，少给了他，他就要开腔了：“近来办报真不容易呀！我这个报，已经赔贴了不少哩。为了宣传主义文化事业，总是要硬挺下去，不过我的报是持论公正的，上峰每日都要观看的，您大帅能赐予一点津贴，感且不朽！”那时这个对方，也只好解他悭囊了。张汉举是在北京以帮闲驰名的，不想帮到梅兰芳那里，做了一个替死鬼。梅兰芳一生幸福，只有这一次最为伤心，而孟小冬一代女名伶，遂至蹉跎了毕生。我虽不懂戏，除兰芳外，于福芝芳（梅夫人）、孟小冬的戏都曾看过，他们唱了一辈子戏，不想自己却演成悲剧呢。
北洋军阀时代的武人好赌，可惊可笑的故事儿，我听得很多，可惜都已忘怀了。有些从外省来的军人，本是到北京来领饷的，昏天暗地一赌，把所领的饷银尽输光，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贪污作弊，克扣军粮，总是老百姓倒霉。至于在北京的大军阀呢，他们好似坐山虎，来一个，吃一个，不怕你不弃甲曳兵而走。即使输了，他们也有法子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京的有些银行，都与他们有联络，据说：他们向银行要钱，并不用支票，随便取一张纸条儿，写一个数目就行了。因为他们像鬼画符一般的字，银行里都认得。在赌台的时候，有时急不及待，把香烟纸壳拆开来胡乱写个数目，派人到银行里，银行里也照样付了。
张勋，你别瞧他是个老粗呀！他是很狡猾的，在某一次进京时他们约着他赌钱，他说：“好！咱们来玩一下子！”他未来之前，先派两个辫子兵，掮了两个“钉包”来（“钉包”者，银库里装银条、元宝所用，譬如有五十两元宝二十只，便是一千两，一千两便是一“钉包”，用木箱装好，用钉钉牢，贴上封皮，这个就叫作“钉包”）。大概张勋是领了饷银得来的。大家见了笑道：“大帅！这是算什么呢？”张勋道：“赌钱是要有本钱的，不能只想赢，也要预备输的，咱们不与银行往来，也不喜欢什么钞票，输了，您掮一个‘钉包’去，不是很爽快吗？”大家说：“大帅鸿运当头，不会输的，输了也不必急急付款。”其实张勋也早已算定，他们赢了，也不好意思掮了“钉包”去；他们输了，我就老实不客气伸手要现款了。
在北洋军阀时代，不但武官好赌，文官也有多数好赌的，张岱杉先生就是豪赌客之一。不过他们既做官，于公事、私事上要分清楚，不能乱来。有位哲学家说：好赌是人的本性，先有精神之赌，渐趋于物欲之赌，甚而至于争权夺利，战斗杀伐，也可以一赌字赅之。赌是出于人之好胜，故赌之赢与输，文言中即称之为胜与败也，段祺瑞好围棋，自以为是高手。一日，与他的儿子共斗棋，自以为必可胜过儿子，谁知是输了，他怒极，伸手刮了儿子两个巴掌，一时传为笑柄。与儿子着围棋，并没有什么银钱做输赢的，而他乃激怒如此，这纯乎是一个好胜之心作祟了。
我说当时北京这班官僚的豪赌，并非虚语，一局终结，输去十万、二十万元，无足为奇。他们不用现款，以自己的资产为赌本，住宅别墅，书画古董，股票证券，都可作为抵偿，就是姨太太还不曾听说让渡过。他们还很讲究赌品，古人所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不像那班武人们，赢了狂呼大吼，表示得意；输了粗言秽语，肆意骂人。据他们那个团体中人说：赌品中以王克敏为最高，无论输多少，夷然处之，口中咬的雪茄烟，灰有一寸多长，可以永久不坠。比他次一等的，输得太多了，不免要皱眉头或微微地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