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清科举时代，有所谓“同年”的一种友谊。何谓同年？这非同年出世的同年，而是同年中试的同年。有乡试中式的同年，有会试中式的同年，从来是素不相识的，一旦成为同年，便亲切起来，有不可思议的。打破籍贯的界限，年谊有重于乡谊的；废除年龄的尊卑，一位年纪不过二十岁的新进，和年逾六十的老宿，总是尊之为兄，称其父为年伯，称其子为年侄，真像是一家人呢。这虽说是封建制度，可知中国人是要朋友的，笃于友情的，传统就是如此。我们读《论语》，开卷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句子。降至下流，江湖卖解之流，搭起场子，拍着胸脯，也说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科举时代的叙同年，出发点也是从友道而来。
科举既废，这个同年的名义也就消灭了，然而人们这个求友之心，却未消灭。于是不从科举中式着想，而从同时生出的年龄着想，结成联盟。其实这倒是可以真正称为同年，但因为同年两字，已为科举时代的同年占去，免于重复及误会，遂改称之为“同庚”，会叙的时候，则称之为“同庚会”。
我们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同庚会，这个名词，叫作“丙子同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清光绪二年丙子（公元一八七六年）那时代生出的。那时我们都在上海，我们的年龄，都是五十岁了。兴致却还很高。发起这个丙子同庚会的最高兴人是谁呢？一位是林康侯，一位是穆藕初，他们两位都是上海本地人，都是交游很广的人。一经号召以后，纷纷列名来加入的共有七十多人，都是丙子生，都是五十岁，都是住在上海租界内外的，有的是闻名已久的人，有的是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是丙子生，我也是五十岁，我也是常住在上海的，在林、穆两君发起的时候，早把我拉进去了，我也算发起人之一。
林康侯，我们是老朋友了，不必去说他，穆藕初乃是新相识，他是在美国学习农业的，也是一位老留学生了。他有一位哥哥穆杼斋，是前清一位举人，也是一位新人物，当最初南洋公学闹风潮，组织爱国学社时，杼斋很为出力。吴稚晖拳打章太炎，他也为之调停。有名于时。现在藕初学习农业回国以后，便是兴实业，办纱厂。但是上海纱厂已多，尤其是日本的喧宾夺主，肆意侵占，上海就有不少日本纱厂。棉花是美国人、印度人，向中国倾销。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工值的廉贱，以事剥削，而使他们发财。
所以穆藕初的计划，不在上海开纱厂，却在中国内地去开纱厂；不用美国人、印度人的棉花，而中国人自己种棉花以供厂用。在内地开纱厂，即使运输不便，他也无意要输出到外国去，倚靠外国人，发什么洋财。
所以他选择在河南省地方，开了一家纱厂，也就在河南各处地方种起棉花来。他是个农学家，研究了棉花种类，改良了棉花种子。我于此种事业完全外行，且年老善忘，语焉不详，想几位开明的事业家老前辈，还能想得起了吧。至于他的提倡昆剧，使数百年的文艺，得以重兴一时，那是尽人皆知，尤其使爱好文艺的人，为之鼓舞，可惜的是夕阳虽好，已近黄昏了。这一档子事，说起来又是一大篇，我今且搁起来，仍谈到同庚会的事。
我们一呼而召集了五十岁同年纪的人，有了七十多位，究竟是何意义，有何作用呢？为的兴学校吗？不是。为的成立一个什么政党之类吗？更不是。那只不过因为同庚之故，大家见了面，互呼一声庚兄而已。（按：这与科举时代的同年相同，只有年兄的称呼而没有年弟，现在同庚会，也只有庚兄的称呼而没有庚弟，可见是尊而不亲。）于是我们几位发起人商量之下，除了约齐了七十多位庚兄开了一个茶话会，大家见面认识以外，另外有了一个小组织。
是什么小组织呢？这个名称叫作“千龄会”。我们约定了二十位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庚兄，成了那个千龄会，现在大家都是五十岁，二十个人合并起来，不是一千岁吗？那就是千龄会得名的由来。千龄会成立了，也就要问是何意义，有何作用呢？实在说不出什么意义，真是什么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吗？可也未必。至于有何作用呢？从千龄会中，又组织了一个“聚餐会”。聚餐会的作用如何呢？不过使廿位庚兄，每月聚餐一次而已。
聚餐会是这样的，每年十次，除一月与十二月不举行外，其余每月举行。每次举行时，各位庚兄均出餐费两元，共为四十元，以十人为一桌，可以成两桌（如吃西餐，不分桌次了），每次聚餐，以庚兄两位当值，所有餐费都交给他们，如四十元不够，由他们代填，有余移交下月当值的。（但从来没有不够的，那时顶好的菜，每桌不过十二元，西餐每客普通是一元，高价的一元二角五，庚兄们都不吃洋酒，除加一小账外，没有什么花费的。）
这个聚餐会，行之有十年吧（不过后来以人事关系，有些零零落落），在我所参加的聚餐会中，要算最长命的了。
这二十位庚兄，我现在已不能一一记出了，总之是十分之五六是上海本地人，那是无足为怪的，因为康侯与藕初两人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号召得来的，自然是同乡了。此外，苏州人只有两人，就是我与孙东吴。康侯屡次向我说，要约几位苏州人加入聚餐会，在苏州亲友中，和我同年龄的可不少，从前我们组织励学会时候，就有好多人，但是他们都不住在上海，谁高兴坐了火车、轮船来吃一餐呢？只有孙东吴（号企渊，老《申报》时代主笔，他比我进入新闻界还早），是住在上海的，就约了他。此外，记得有两位常州人，有几位浙江省人，有一位广东人，姓名却是都不记得了。
聚餐会中有两位特客，一位是姓卫的，也是上海本地人，这位卫庚兄是吃长素的。他的吃素，并不是信仰的。他的吃素，并不是信仰佛教而吃素，也不是为了卫生主义而吃素，据说他自出娘胎，即厌弃荤腥，上海人叫作“胎里素”。我有许多吃素的朋友，但他们鸡蛋、牛奶都是吃的，这位卫庚兄，连鸡蛋、牛奶也不沾唇的，称之为“净素”。谈起吃素，我又有一个插曲了。那一年，李石曾先生到了上海，丁福保（号仲祜，无锡人）请他吃饭。两人都是吃素的，当然都是素菜了。陪客中就有吴稚晖，他是不吃素的。座中都谈及吃素有益于卫生，吴稚晖喜欢说粗话，忽然发言道：“李先生上头吃素，下头是不吃素的？我们上头不吃素，下头却是吃素的。”什么上头下头，说得李石曾有点窘，原来李石曾七十七岁了，还新结婚。吴稚晖吃他的豆腐，他们两个老头儿，原是老搭档，开个玩笑，无足为异，却引得合座为之轩渠了。
我的插话太多了，仍要说到我们的聚餐会，所以为了卫庚兄吃素，每次聚餐，必关照要备几样素菜，中国馆子里不必说，也有厨子能做很好的素菜的，并且有几次，到了夏天，我们大家吃素菜，什么功德林、禅悦斋，上海有的是。至于西餐馆，要吃素菜，就麻烦了。可是那些宁波大菜馆，也能做到，什么蘑菇汤、冬菰汤、罐头芦笋、青豆白饭，乱搞一阵，也可以成为一客素大菜。
那时还有一种新发明的素菜，叫做“素鸡”，味美传誉人口，是一家宝记照相馆的主人欧阳先生（广东人）所发明的。虽然有的素菜馆也能做，但是因为是他发明的，向各素菜馆要收“版税”。发明素菜而要收版税，也是奇闻，那是狄楚青讲的。实在那个素鸡的原料是什么呢？乃是一种豆腐皮做的，而这种豆腐皮，上海不出产，却是从浙江路里来的。刚说插话太多，现在又说插话了。总之卫庚兄的“胎里素”，极为敏感，不耐荤腥味儿，我们是要早为之安排的。
再说另一位特客吧，姓翁，广东潮州人，是个富翁，是个鸦片烟土行老板。我说我们聚餐会里，只有这一位广东人，便是这位翁庚儿了。他是久居在上海的人，也已与上海人同化了。那一次聚餐，恰巧与我并坐，餐毕以后，却见他从身边取出一只小银匣，约比那个洋火匣子，略为大一些，开出盖来，里面排列得很整齐的一个个似小蜜枣儿的药物。我有许多朋友，常因胃病消化不良，饭后吃些消化药片，时所常有的，但我见这些消化片都是白色，怎么这却是黑色，只瞧了一瞧，不敢问他。
但是这位翁庚兄已经觉察了，一面把这个小黑枣儿向嘴里塞，一面喝了一口浓茶，对我微笑道：“你猜是什么呀，那是烟膏，那是鸦片烟膏呀！”我诧问道：“鸦片烟膏怎可生吞的呢？”因为我在亲戚友朋中，所见的吸鸦片烟人不少，都是熟吸的，没有生吸的，都是躺着吸的，没有坐着吸的。因此便有烟榻、烟盘、烟枪、烟灯的种种道具，如果随随便便像啖朱古力糖的一般，未免太简便了吗。不想后来更有什么大麻毒草，流行于世界，简便之中，还有更简便的呢。那时我们这位翁庚兄回答我道：“我可以生食，你们不可以生食，老实说，我的烟瘾大非此不足以抵瘾。在家里，我也像寻常吸烟的人一样，出门则‘一日不可无此君’了。”不过我们这个千龄会中，除他以外，其余十九人，没有一位与芙蓉城主有缘的，所以我称之为特客了。
我们这个丙子同庚会，最盛的一个时期，莫如“集体做寿”。那个时候，集体结婚已有了端倪，而集体做寿，乃是我们开的破天荒。因为那一年岁次乙亥，依照旧历，我们大家已是六十岁了。千龄二字，也已打破，已集合成为一千二百岁了。
这时林康侯、穆藕初两位当初发起人，也都在上海，他们是最兴高采烈的，于是我们便商量这个集体做寿了。第一是关于时期，我们的做寿，应在什么日子呢？因为我们的生日，各人不同，有的在正月里，有的在十二月里，当然不能在某一位庚兄生日那天，也要凑在这廿个人齐在上海，不能缺一。于是选择了四月（旧历）哪一天，这个日子，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第二，是要找一处宽大的地方，可以容纳数百人的，而且也要妆点成一个寿堂式的。做寿是要开寿筵的，我们预备每一庚兄名下开一席，每席坐十人（用圆桌面，上海的通例），这二十席就是二百人了。邀的是什么人呢？除了庚兄自己以外，全是他家庭中人，或是他的至亲好友。此外不发帖，不请客，不收礼。上海那时的风气，无论婚丧喜庆，都是送一顶幛子，作为礼物，如果发帖请客，将有千余人到来，没有这个大餐厅，便是送下来的寿幛，也无处可以悬挂呢。
既然说是集团做寿，也就是可以说集资做寿了。怎样的集资方法呢？便是每一位庚兄，只要出资二十元。在我写此稿的时候，二十元算什么，只供高级的白领阶级一客午餐而已。而那时的每一位庚兄二十元，合共为四百元，要供应二百人的寿筵宏开，还要演戏听歌，聚家庭老幼妇孺于一堂，尽一日的欢娱哩。假如不信，可以分析你听：上海那时的筵席，最高的也不过十二元一席，可以坐十人。酒是只中国酒，不吃外国酒的，席上如有女宾，她们是点滴不饮的。所以每席菜除了例应的小账，以及例外的花费以外，还有多余的。
上面不是说到除了寿筵宏开之外，还有演戏听歌的一个节目吗？那是我们靠了穆藕初的福而得以享受的。自从北方的京戏盛行以来，南方的昆剧日渐衰落，甚至那些老伶工无以为炊，饿死街头，而这一种高级的文艺，也几绝灭了。穆藕初从美学了农业回国以后，便是种棉花，开纱厂以外，就是提倡这个昆剧，使之复兴。这个过程，有诸位先生都详细说过了，想那些老曲家，还能回忆到此吧。这次我们集体做寿，为仙霓社这班同人所知，就是大家称之为传字班的（因其名字上都有一传字），他们一向受惠于穆先生的，拟尽义务，贡献一台戏，以为祝寿。藕初说，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你们的职业所在，未可牺牲，于是送了他们一百元，还另开了一席，请他们吃了一顿。
这戏剧是七点钟开锣，一直演到了深夜十二点。我们那天是借的南京路新新旅馆的大餐厅，临时搭起了一个戏台，这种小戏台，现在上海各大旅馆都有了。而且像那种昆剧之类，不必要什么大戏台的。那天的戏目，想是藕初和他们斟酌商量过的，当时每个餐席上，都有一张戏单，可惜所演唱的戏，我都有些忘怀了。只有一出在《狮吼记》中的《梳妆》《跪池》，还能记得。这是嘲笑怕老婆的，记得是朱传茗演河东柳氏，周传瑛演陈季常，郑传演苏东坡，可谓功力悉敌。为什么要点这个戏呢？因为那天各餐席上有不少夫人、太太在座。因为我们各位庚兄都已六十岁了，像我那样的老夫老妻，不必说它，也正有老树著花，娶了二三十岁新太太的，恐也是有的。藕初所以点了这出戏，不无有些儿幽默，好在座中各位庚兄的太太们，决不会对此而生气的。
此外好像有张传芳的《春香闹学》，也是时下最流行的，连京戏里也常常插进去的。《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所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早已传诵人口，曲子是好的，演出来不免使人觉得沉闷幽凄，在这个寿筵上是不合宜的。总之这一次的演出，看得人人都满意，比了京戏里那种胡搞乱闹的要好得多。这个仙霓社，现在能演唱的不过十余人，而这次来演出的还不满十人，仅是这八九人，如何能演出这许多戏呢？要知道演唱昆剧的人是平等的，不像唱京戏的人，一被人捧，就自命不凡，乱搭臭架子的。譬如说：他们中一位名旦，唱完《杨妃醉酒》以后，下几出戏里缺少一个宫女站班，他便脱去绣袍玉带，扮作宫女站班了。唱生的也是如此，一个李太白，一个唐明皇，一转眼间，都变成跑龙套了。试问京戏里的大老板能如此吗？
我不再多说了，语云：“盛极必衰”。自从这六十岁集体做寿以后，我们这个每月聚餐会，也渐露凋零之象。人事与世事，交相煎迫，康侯与藕初，时时不在上海，好像六军无主。以这二十位庚兄中，也已有谢世的，未能遇缺即补，老成凋谢，国难频仍，从六十岁到七十岁，这一个过程中，华发苍颜，大家也没有什么好兴会了。
我要说的，那时北京也有一个丙子同庚会，它发起在我们之后，不是在五十岁成立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千龄会。更不知道他们共有多少人。但却知道都是知名之士，都是宦海中人，大半是东南各省人。记得好像有王克敏、张寿镛、曹汝霖（后来见曹写了一部《一生之回忆》，上面印有一个小印章，朱文是“生于丙子”四字，方征实），更有一位是我们苏州人潘子欣，常住在天津的，北方人呼之为潘七爷，重诺仗义。我这位老朋友，谈起他来，又是一大篇，这个插曲，暂时不唱了。其他还有几个丙子同庚的，当时记得，至今都遗忘了。他们还有风雅的事，说是苏东坡也是生于丙子的，考据他的生年月日，致祭一番，作诗酒之会，我们可是没有给苏公做冥寿呀。
我还要附录一笔，上海有了丙子同庚会之后，又有一个甲午同庚会。不用说，那就是甲午那一年生的（前清战败于日本，也是中国可纪念的年份），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同庚会。这个同庚会，可说全是名人，有一大半人我都认得的。吴湖帆是这个同庚会中人，梅兰芳也是这个同庚会中人。本来湖帆与兰芳两人是不认识的，只是大家闻声相思而已。那一天，湖帆说：“我要去访问梅兰芳，不知他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马斯南路，可是湖帆懒洋洋，没有就去。我又向梅兰芳说了，兰芳喜跃道：“吴湖帆先生我已渴慕了好久，哪有他来访我之理，您为我介绍，我即日先去拜访他。”到了明天，兰芳便到嵩山路去拜访湖帆，从此谈画论艺，两人又是庚兄，又是好友了。
俱往矣！梅兰芳与吴湖帆相继逝世，不要说我们丙子同庚会已是凋谢，他们这甲午同庚会也就零落了。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新陈代谢，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安排。记得在十年以前的某月日，我与林康侯同在香港，我们谈及丙子同庚会事。康侯说：“从前我们千龄会中的二十人，除了我们二人之外，其他十八人，早都逝世了。”我说：“当然是轮到我们了。”于是我们二人，互相戏谑，互相推测。我说：“应是我先别君而去。”康侯问：“有何理由？”我说：“我的生日在二月，而你的生日在四月，我比你早出世两个月，亦应比你早去世也。”康侯道：“不！我身体不好，精神衰弱，应是我先。”
其时我们年皆八十有八了，转瞬即将九十。及不幸康侯于一九六四年即在香港先我而逝世，年八十九，尚未逾九十，而我乃于此硕果仅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