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除居住在东方饭店外，也曾租屋居住。其地在宣武门内一条胡同，叫作“铁门”，那是他们新起的一个名字，觉得甚怪。记得佛家有“铁门槛”的话，这里却叫作“铁门”，不知何所取义。这条胡同是新造的，全仿上海的里弄格式，曲曲弯弯的里面有十余所房子。虽然那条胡同是仿上海里弄式的，里面的房子却仍是北京式的，一律是小型四合院。北京的房子，有大四合院，有小四合院，铁门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间，南屋两间，东、西屋各两间，门口还有一个小门房。北京很少楼房，都是平屋。
这种房子怎样的支配呢？大概北屋三间是主人家所住，又称之为上房；对面南屋两间，作为会客之用，或者做一个小书房。东屋做厨房，西屋可以做佣人室，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家庭了。中间是一个庭心，也不让它空闲，有的是筑一座花砌，可以让你杂莳花木；有的是装了两条石板凳，搭了几层花架子，北京人喜欢盆栽，亲手灌溉，顾而乐之。我住的这所屋子，是铁门进去的第三所，门牌就是第三号。房子是新造的，没有人住过，墙壁都是雪白的。窗是所谓和合窗，都是纸糊的，中间镶嵌一方玻璃，那时北京的窗户，都是如此。可是铁门有两事占胜了，一是电灯，一是自来水。这因为那是新造的屋子，若北京那些旧房子，还是没有的呢！
电灯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已是流行火油灯了，这东西既肮脏而又危险。至于自来水没有的地方，他们都是买水度日，每天要用几桶水，自有人送来。我这屋子，既装有电灯线，又有了自来水管子，并且是新造的，租金不过十三四元吧，与北京老房子比较，也算是高价了。有了房子，就要家具，我们苏州人的俗语，称之为“屋肚肠”，“屋肚肠”是不可少的，于是我便向木器店里，购买了几件家具。北京的木器店，也很不差呀，我觉得比上海的木器店好，上海的木器店，一味仿洋式，而偷工减料，不切实用的，北京的木器，倒是坚实而精致的。我购买了一张木床，他们北方人是睡火炕的，我们南方人哪里睡得惯？我又购买了一张小书桌，一个小书架，这是我的工具，差不多晨夕不离的。其余有些桌椅杂物之类，我都向北京有正书局借用的。说起北京有正书局，我又有插话了，原来狄楚青当时开办有正书局，不独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报馆与书店并驾齐驱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游很广。所以上海的老报馆，如《申报》《新闻报》，北京都没有分馆，《时报》一开办就有分馆了。北京的有正书局与《时报》分馆，当然成为一家，就有多少便利，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种孤本书籍，都是从北京来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红楼梦，也是如此。我与北京有正的蒋先生很相熟，铁门的房子，也是由他介绍指引得来的。
我为什么不住旅馆，而要另找一个房子居住呢？实在东方饭店已经住得很腻了。最讨厌的是天天吃西餐，这种所谓外国大菜，做得好，偶尔吃一餐两餐，也还觉得有味，那样天天吃一成不变的西餐，真是倒足胃口了，其他旅馆里有种种不舒服之处，笔难尽述。我自从脱离《时报》以后，来作北京之游，一则因久居上海，北京尚未到过，来此换换空气。二则上海朋友来北京的已多，他们都有职业，我不是可以闲**的人，遇有机会，也想谋一职，而又不愿意钻入官场中。林康侯、杨荫孙几位老朋友，都劝我不可小就，慢慢地来。但久居旅馆，也不是事。还有一个理由，我有一位女友，她要从南京到北京来。
部署既定，我乃雇用一男佣人，名张福，以其能烧饭、做菜、做北方面食，实为一普通厨子，那就既不受西餐的侵袭，也不必时常跑小馆子，打游击战了。
自从定居了铁门以后，有许多朋友知道了，时来见访。后来方知道张恨水也住在这条胡同里，我住在前进，他住在后进。他的朋友去访他，却也是我的朋友，先来访我。不过我们两人，这时还不相识，直到他后来到上海后方见面哩。那时在铁门访我的，有一位特客，乃是荀慧生（艺名白牡丹），他丰神俊美，姓了荀，不愧有荀令风仪。我本来不认识他，是一位南京朋友舒舍予（不是写小说的老舍），陪同来的。因此我在当时所谓四大名旦之中，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三人都认识，只有尚小云不认识。
我又想起一件事了，当梅兰芳第二次到上海时，送了我一页他自己画的扇面，画的是花卉，落了他的款。这一回我到北京，带了这扇面去，因为一面是空白，也就请他再写一写。兰芳很坦直，看了便说：“这不是我画的。那一次到上海来，大家商量送些什么与你们诸位，因请人画了十几页扇面，好似记得严独鹤、周瘦鹃等诸位先生，也每人都有一页的。我不敢欺骗您，过几天，我给您亲笔画一页就是了。”我谢谢他，我深赞他的以坦白诚挚待人。这几天来，荀慧生来访我，我知道他在习字，就取出这个扇面，请他在背面写字，他不敢写，他说：“我的字恶劣，远不及兰芳写得好。”我说：“不管它，你拿去写就是了。”后来他写了一段《洛神赋》的小楷，虽然拘束得很，也还工整。我配以扇骨，携以出门（从前夏天出门必携扇），不知在何处，那扇子却失踪了。
记得我移居铁门的时候，正在初夏天气，在北京正多游观的地方，可是我许多地方都没有去（故宫是否已开放，不记得了），长城也没有去（那时去长城没有现在的便利），颐和园却去过三次。到那种地方去，第一要有游伴，第二要有兴趣。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家都有职业，谁有闲工夫，陪你去游玩呢？也有许多好游的人，不必要人陪，自己可以独往独来。但是我却是疏懒成性，与其一个人去寻幽探胜，不如在家里静坐看书了。
不过有一个地方，在那长日无聊的时候，我却是常常去的。这在当时的名称，是中央公园，后来又改名为中山公园了。
中央公园有好几个茶座，供人啜茗消遣之所。一处是叫作“春明馆”，一处是叫作“长美轩”，又有一处的名次较特别，唤作“柏斯馨”。这三处茶座，每处仅有一间屋子，而且比邻而居，但茶客却是大有分别的。我先说“春明馆”，它那里的茶客，都是年龄很大的，大概是所谓老北京，苍颜白发，沉默寡言，似乎都是饱经世故的人。再说“长美轩”，它那里的茶客，却以中年人为最多，有几位茶客每天必到的，有几个桌子上，设有棋盘棋子，“长日闲消一局棋”，他们也是欢迎的。我见许多新闻界的人，都在此作茶叙，上海申报馆北京通讯员秦墨哂，也常在此做棋客。
至于“柏斯馨”，那是更热闹了，凡是上海来的人，以及东南各地方新来的人，无论男女，如到中央公园来，一定到“柏斯馨”。为什么叫作柏斯馨呢？原来中央公园的柏树是出名的，都是数百年前之物，它那里正是古柏参天，浓荫蔽日，但这个茶座不称馆，不称轩，而称曰“柏斯馨”，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忽然想起来了，记得《诗经》上有“松柏斯馨”一句，他像作八股小题文的搭截题一般，因此地无松只有柏，便去掉了“松”，而成为“柏斯馨”。（国民党北伐以后，中央公园改为中山公园，柏斯馨个名字也改了，改了什么名字，我未去过，也就忘了。）
我的朋友杨潜庵（常熟人，杨云史之弟），有诗咏之曰：“春明馆聚老人星，长美轩中髯尚青。茗座也分三部落，朱颜红粉柏斯馨。”真是如此的景象。但我到中央公园去，总是坐到柏斯馨的茶座，因为在那边，总有几个熟人，一见了总是打招呼：“这里来！这里来！”柏斯馨那边男女杂坐，太太小姐一大群，于是引起了胡同里姑娘也来了。它生涯发展，屋子里不能容纳，于是广设了露天茶座。好在北京地方在长夏时间，雨水极少，像这个夕阳挂在林梢，凉风披拂时候，莺莺燕燕，相率而来。茶博士格外殷勤，每一茶桌上，添设了瓜子、花生，以及糖果之类。这个露天茶座愈加扩大，本来春明馆、长美轩，也各有其室外空场地盘，但它们仅守其室内保守主义，而柏斯馨以越级茶座的声势，便侵越过来了。
中央公园另一个茶座，唤作“来今雨轩”，这是另一部分人集会之地，以学人政客为多，不与柏斯馨一班人同流合污，以示高傲。中央公园里面就是少什么可以饮食的小馆子，大概当时规定的，表示清洁，免使喧嚷吧？
我有几位好酒的朋友，公园散出来，都是访寻酒家，常邀约了我同去。这些都是热酒店，喝绍兴酒为主，是南方人来开设的。我的酒量很窄，绍兴酒只能喝半斤，适可而止，若要喝至十二两，便有些酡然了。虽是热酒店，上海和苏州不同，北京又和上海不同。北京酒店的喝绍酒，以碗计，不似苏沪的以壶计，一碗就是四两，四碗就是一斤，量高者可喝十余碗，我只能喝两碗，所谓浅尝即止耳。
据好饮的朋友说：北京的绍酒，比上海的为佳，我也觉得似为醇厚，本来从前绍酒之名，曰花雕（因酒瓮上雕花），曰京庄（装入京都，用以入贡的），此种掌故，酒徒都能言之，我没有考订过，近来绍兴酒又有许多名词，从前的名词，又要说它有封建气息了。北京的名点，我也吃过不少，什么萝卜丝饼、千层糕等等，都已忘却，但我觉得总不及我们苏州故乡之佳。北京也有稻香村茶食店，当然是冒牌，但他们什么檀香扇、麻将牌等也卖，竟成了苏州土产公司。北京也有许多忌讳，譬如在食物中，忌说一个“蛋”字。南方人常吃的“炒蛋”，他们称之为“摊黄菜”，我们常吃的“水铺鸡蛋”，他们唤作“卧果儿”，这三字不知何所取义，总之菜肴中遇到有蛋字的都避去。问他们是什么缘故呢？说：蛋字是骂人。北方人骂人，就是昏蛋、浑蛋、王八蛋，不绝于口呀！
北京的路政不修，已有好多人在笔记上提及了。有某君说：北京的道路，晴天像香炉，雨天像荷花缸。因为晴天满路都是灰沙，一到雨天，便满地泥泞，深入几寸了。北京人当时怀旧思古之心，牢不可破，什么事物，都以越旧越古为好。商店里的宣传品，动辄以百年前的老店为号召，所以他们虽生意已十分兴隆，门前的招牌，破坏不堪，也不肯更换。前门外大栅栏许多大商店，门前就是一条沟，沟的外围方是路。沟久不修，日积月累，也渐高了，几与店门看齐。有时沟中粪秽，直冲至店门以内，而他们也不肯修治。问他们为什么呢？说有关本店风水，名为“黄金入柜”。这不是我乱造谣言，当时实有此景状，直要到“解放”以后，新中国破旧立新，方才改革了吧！
我于这些大栅栏、廊房头条的大商店，都不曾去过，我最怕是买东西，尤其是那种讨价还价的货品。但是有一种卖帽子的商店，我却就光顾了好几次。北京天气冷，一到了冬天，人人都戴起了皮帽子。在前清时代，那些官老爷们，一天到晚，官服不离身，穿了皮的官服，就要戴皮的官帽。而且还有品级的制度，要几品以上，才可以戴貂帽，你若差一点，对不起，都老爷（御史）就参你一本，说你僭越了。你们看翁同龢的日记，到了冬天，必定记上一笔今天穿什么皮衣服，这不是浪费笔墨，很有关系呢。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制度都改革了，可是革去了制度，革不去皮帽子。为什么呢？这是实用呀，不是虚文呀，换汤不换药，官帽变成了便帽，皮帽子一时又摩登起来了。
皮帽子有种种型式，有三瓦块、四瓦块、敞口、平顶、安昆帽、拉虎帽许多名词，我也莫名其妙。质料则有獭皮、貂皮、海虎、玄狐等等，我也不能悉举其名。这种皮帽子，渐渐自北京流行到上海，但上海帽子店，未能如北京所制的精妙。我去北京，见到有型式新异的必买一顶。但我不善购物，必约了邵太太汤修慧同去，因为她最内行、最精明、最熟悉，这一带的大商店，差不多都认识她。我有一顶獭皮而平顶的，形同僧帽，戴了它已经十年，微有破损，爱其温暖，终未弃去，古人诗句云：“破帽多情却恋头”，真有此情景。
后来我看见许多俄国人，都戴这种皮帽子，方知道这是从欧化而来的。还有一种帽子，是用绒线织成的，有棕色的，有黑色的，戴了只露出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以之御风雪，可以夺中国旧时风帽之席。这种帽子，名之曰“罗宋帽”（从前上海一部分人，呼俄国为罗宋，呼美国为花旗，呼德国为茄门），这种罗宋帽，已风行于中国全国，以至于今，既而上海就有罗宋大菜、罗宋汤，自北而南，口碑载道。可知虽一物之微，你细加推想，也大有意义存在其中，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是大度包容，习焉不察呢。
我写了许多在北京琐屑的事，游骑无归，现今忙收笔再说到铁门。我在铁门这屋子的租期是一年，实在只住了九个月，还有三个月，我回到南方去了。那好像已是冬天了，我送我的女友回南京，我自己则到上海去过年了。到了明春，我再到北京来，那时北京的气氛更坏了，不但是纷乱，而且是险恶了。和北京的几位老朋友谈谈，他们都是横点头，我也不想在北京居住了。
回到铁门的屋子里，我这个雇用的仆役而兼厨子的张福，为我看家，此次主人回来，显然表示欢迎。谁知这个老实人，也大拆其滥污，趁我不在时，招留了一个野女人在家，作为双栖之计。我的所有家具器物，自然由他们享用，我留在那里衾枕卧具之类，幸亏锁在一个小木橱中，而我的一张木床，一定是他们的大舞台了。他们粗心大意，还留着一张该女人的照片，在我书桌的抽斗里，是一个将近中年的北方妇人，但决不是张福的妻子，因为他受佣的时候，曾说过他没有老婆的。我不曾谴责他，我想此番来，房子也要退租了，佣人也自然解雇了，这些事也不必再问了。我多发给一个月工资与他，把他遣散了。
所有在有正书局借来的家具，仍还给了他们。不但如此，我在这一年中也陆续添置了些轻便器具，除厨房用具，我给了张福外，一总送到有正书局，名为寄存，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北京的形势愈恶，有上海来就职的许多朋友，也都南归了。我这一回离开了北京后，再没有来过。以后北伐军兴，国民政府成立，北京便改称为北平了。解放以后，又恢复了北京的名称。我以待尽之年，衰病侵寻，北望燕云，弥深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