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新乐府七德舞法曲后，即继以二王后及海漫漫二篇。此二篇为微之乐府新题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当亦无此二题。所以知者，微之和公垂之作，取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公垂必依之发兴。至于「周武隋文之子孙」，固不易为作诗时居东都之公垂所同时得见，而秦皇汉武求仙之戒，若非宪宗文学侍从之臣，似亦末由敷陈也。然则此二篇乃乐天所增创，而非因袭李氏之旧题，自不难推见。至乐天何以忽增创此二新题之故，则贞观政要第贰壹慎所好篇之第叁章云：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
似即为二王后一篇之所本。其第贰章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士。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似即为海漫漫一篇之所本。颇疑乐天于繙检贞观政要寻撦材料以作七德舞时，尚觉有余賸之义可供采摭，遂取以成此二篇也。而七德舞自「亡卒遗骸散帛收。」以下至「思摩奋呼乞効死」诸事迹，多见于贞观政要第贰拾仁恻篇中，其慎所好篇即次于仁恻篇之后为第贰壹篇，亦足为此说之佐证也。
复次，今戈本政要之次序先后，虽不皆仍原本之旧，但慎所好篇中求神仙条在贞观二年列第贰，隋炀帝条在贞观四年列第叁，则似未有所改易。乐天之诗不依政要之先后次序，而取二王后列诸海漫漫之前者，盖二王后之助郊祭与七德舞法曲皆性质上有密切关系，可以相连，其海漫漫篇则性质似较泛也。至海漫漫篇所以特列于第肆篇，有以示异于其他通常讽谏诸篇者，老子亦为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且受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尊号，庙号太清宫，则荐享老子与明堂太庙郊祀为同一性质，不过与血族祖先之七庙又稍有别耳。乐天于元和二年充翰林学士时，曾撰季冬荐献太清宫词文。（见白氏长庆集肆拾。）自易联想及此，而有「玄元圣祖」之句也。此四篇性质近似，皆标明祖宗垂戒子孙之微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者。故相联缀自为一组，此组遂为新乐府之冠也。
又二王后一篇更有可论者，元微之上阳白发人有：
随炀枝条袭封邑。
之语，原注又云：
近古封前代子孙为二王三恪。
乐天此篇之作，殆受其启发也。
其海漫漫一篇更有可论者，旧唐书壹肆宪宗纪上（太平御览壹佰肆亦引此文，较为明晰，今参合录之。）云：
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六］经无异。后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上深然之。
寅恪案：李藩之语与海漫漫所言几无不同。岂李白二公各不相谋而适冥合耶？此殊可疑也。以时间先后论，乐天新乐府据其自题作于元和四年，而史载李藩之语于元和五年，则白先而李后。若此二事不能无所关涉，似李语出于白诗。然以常识言之，其可能不多。颇疑乐天新乐府虽大体作于元和四年，其实时时修改增补，不独海漫漫一篇如此，即杏为梁等篇亦有成于元和四年以后之疑，俟于论杏为梁时总括言之，今姑不涉及焉。
又杜阳杂编中略云：
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使回，云，于海上泊州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有数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知其异，遂请谒见。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当旋去为吾传语。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上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
寅恪案：苏鹗撰书，虽多诡异之说，不足深信，然阉寺以神仙事蛊惑君上，自是常情，而元和之时中国与新罗频有使节往还。（参旧唐书壹玖玖上新唐书贰贰拾新罗传唐会要玖伍新罗条。）是知其亦有所据。此以元和五年为言，亦可与上说相参证也。
宪宗为有唐一代中兴之英主，然卒以服食柳泌所制丹药，躁渴至极，左右宦官多因此得罪，遂为陈弘志所弑。（见通鉴贰肆壹唐纪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及十五年春正月条。）观元和五年宪宗问李藩之语，知其已好神仙之道。乐天是时即在翰林，颇疑亦有所闻知。故海漫漫篇所言，殆陈谏于几先者。此篇末句以老子不言药为说，远引祖训，近切时宜，诚新乐府大序所谓为君而作者也。
二王后篇「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句，就寅恪一时记忆所及，则有吕氏春秋壹孟春纪贵公篇云：
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所谓太公六韬壹文韬文师篇云：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魏征群书治要叁壹六韬序云：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同书同卷武韬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马总意林壹引六韬云：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
自皆与诗语有关。意林纂辑于贞元之初，与乐天作诗之时代甚近，颇可能为乐天此二句之所依据。但群书治要似为其所从出，盖李相国论事集壹进历代君臣事迹五十余状略云：
元和四年奏，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政（寅恪案，此避高宗讳改作政。）要，置在座侧，常自省阅，书于国史，着为不刊。今陛下朝夕观览，必致贞观之盛理。
李绛与乐天于元和四年，即乐天作此诗之年，同为翰林学士，而深相交好。深之既如此推崇魏氏之书，则乐天此诗之依据群书治要，最为可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