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九十年：党的文艺思想的探索与经验
陈舒劼
内容摘要：党的文艺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宝贵经验与财富。九十年的光辉历程中，党的文艺思想在文艺功能、文艺取向、文艺管理、文艺方针等方面做出了许多伟大的探索和实践。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在百花齐放中弘扬主旋律、引导与管理全球化时代文化生产等理论结晶，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贡献出重要的力量。
关键词：文艺功能、文艺取向、文艺管理、文艺方针
建党以来的九十年中，文艺始终是党的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党在国家危亡、战火纷飞的年代探索救国之路，到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文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辉煌的九十年里，党的文艺思想在实践与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文艺思想与文艺理论，将继续作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文艺功能的政治意义
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是文艺的本质功能之一。在建党以来的九十年中，党对于文艺工作所必须承担的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反映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服务于先进政治思想的传播需求，既是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特殊国情中文艺发展的必然轨迹。“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影响于政治。”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便发表文学主张，要求文学成为唤醒大众、宣传革命、助推革命的有效工具。在文艺占据民众日常生活重要位置的二十世纪初期，被比喻为与“枪杆子”相对应的“笔杆子”的文艺成为革命的两大支柱。在总结长征的意义时，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而“宣言书”和“宣传队”无疑都是强调长征在文艺意识形态宣传中的重要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公认为是革命时期党的文艺思想的经典文件。这份报告，对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原则、对象、方法等都做了明确的阐述。毛泽东认为，“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是革命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出现了赵树理、丁玲、孙犁、周立波、刘白羽等著名作家，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有力地扩大了解放区的影响力，推动了文艺宣传战线上的革命事业。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主要任务的变更，党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适时的调整和新的表述。邓小平提出了“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同时又不脱离政治”的观点。文艺虽然不再仅服务于政治性的工作要求，但为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仍然是文艺工作的重点。邓小平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随着党的事业的不断推进，文艺工作的革命斗争性虽然不再是重心所在，但文艺战线依然必须承担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文艺不再紧密地与革命斗争相联系，并不等同于文艺“自由化”、“虚无化”、“颓废化”的价值走向。新时期到来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域外的资源，一时间西方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各种“主义”、“方法”、“思想”大规模涌入，在这种情形下，抵制打着文艺自主性旗号的负面文艺思想倾向就显得尤为重要。江泽民语重心长地指出了“文艺与政治脱钩”的荒谬性：“政治具体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所谓不问政治、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只有认识到这个重要观点，才能正确地摆正文艺发展和政治需求之间的位置。江泽民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反对‘一切向钱看’，旗帜鲜明地鼓舞人们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发进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江泽民关于文艺必须担当政治使命的阐述，实际上是邓小平文艺思想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延续与发展。
反映时代的大趋势与大发展，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是一条贯穿党的九十年文艺思想的主线。随着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推进，这一主线仍然必须坚持不动摇。胡锦涛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高度上对文艺发展的根本原因做出了总结：“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进步文艺，刻写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赞扬进步文艺、呼唤进步文艺的根本原因。”“担当使命”、“讴歌时代”，这既是小康社会全面建设过程中我国文艺发展的大方向，也是我国文艺发展的内在源动力。
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文艺取向的价值意义
人民性是党的根本属性，党的文艺价值取向自然以人民为核心。“为人民服务”是党九十年来文艺工作的核心价值取向。党的文艺思想中人民性概念中的人民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与西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及“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一般的、抽象的人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文艺工作始终围绕着人民的需求展开。
毛泽东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与如何为
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与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从此成为我党文艺工作的宝贵经验之一。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五条规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这条规定实际上将文艺“为人民服务”写进了临时宪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致的“祝词”中，既强调了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指出“文艺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民在社会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并且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从而为“双为”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从此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方针替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革命文艺观逐渐让位给与四个现代化建设更为匹配的“双为”方针，文艺“为人民服务”以更为深广的内容体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与实践中。邓小平曾深情地说过，“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体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内涵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丰富，但其精神始终不变。江泽民认为，只有党的文艺工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挂钩，才是其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在此基础之上，胡锦涛就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进一步作出深刻而细致的论述：“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真情热爱人民、真正了解人民、真诚理解人民，才能创作出深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优秀作品。……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深入企业、乡村、社区、军营、校园生活最前沿，不断创作出让人民满意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顺应时代要求的文艺作品，必然要扎根人民性的沃土之中，才能具备坚实的基础、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胸襟。
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文艺价值取向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向度的内容：服务人民与引导人民。党的文艺思想既强调了文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也强调过文艺的启蒙性与引导力。毛泽东对此曾有一段经典论述：“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其背上的包袱，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而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这段论述要求文艺创作“扬长补短”，将赞扬人民群众的优点与引导人民群众克服自身的缺点相结合，体现出深厚的理论辩证性。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文艺引导性的一面主要体现为促进人民大众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的提升，这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需求：文化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保证了文艺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在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的当下语境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向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认同建构的核心所在，对抵制“拜金主义”、“逃避责任”、“拒绝理想”、“自我麻痹”等庸俗社会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是民族文化时代性的高度所在。
三、在百花齐放中弘扬主旋律：文艺方针的实践意义
如果说“承担时代责任”实现了文艺的政治意义，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体现了文艺的价值取向，那么“在百花齐放中弘扬主旋律”则是文艺政策实践方针的体现。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又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要“百家争鸣”，在此基础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1956年成为我党繁荣文艺事业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重在“放”和“争鸣”，鼓励文艺工作者在各自领域中追求真理、民主讨论，尊重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与多样表现方式。“双百”方针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际风云激烈变幻、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背景下提出，它闪烁着矛盾论的哲学光辉，其基本精神一直贯穿到当下的文艺工作中。
“双百”方针在新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江泽民指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和“弘扬主旋律”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双百”方针是“弘扬主旋律”的前提条件，而“弘扬主旋律”也是“双百”方针必然的走向与呈现。“百花齐放”为的是“推陈出新”，而主旋律的高扬，必须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
的氛围中才可能出现。江泽民详细阐释过“弘扬主旋律”的内容与意义：“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弘扬主旋律，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发展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题。”胡锦涛也曾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讲话中，强调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主旋律是文艺工作者庄严而神圣使命：“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正确认识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深刻体验人民前进的准确信号，敏锐发现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自觉响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之中，把文艺的生动创造寓于时代进步的运动之中，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升起更加昂扬的理想风帆，描绘更加美好的生活蓝图，激励更加坚定的奋进信心，满腔热情地讴歌时代主旋律，努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功立业。”“在百花齐放中弘扬主旋律”的文艺政策实践方针，为我国现代文艺事业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艺术工作贴近生活、联系实际，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和认同。仅以电影为例，《建国大业》、《生死抉择》、《大决战》系列、《解放》等电影的上映，引起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反响，关于这些文艺作品的讨论纷纷成为当时的文化事件。
为了促进文艺创作讴歌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还先后设立一系列奖项，鼓励文艺创作在百花齐放中弘扬主旋律，如“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电视飞天奖、文化部新剧目文华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等。其中，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主要评选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影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一本好的社科图书、一篇好的社科理论文章、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并对组织这些精神产品生产成绩突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部队有关部门授予组织工作奖。多年以来，“五个一工程”围绕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导方针，为社会奉献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为文化市场的良性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证明了“在百花齐放中弘扬主旋律”的文艺政策的优越性。
四、文化生产的规划与引导：文艺管理的形式意义
文艺创作看似仅与艺术工作者个人相关，但文艺创作总是受到外部思潮语境的影响，受时代总体条件的制约。尤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文化创作与政治需求必然紧密结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与深化，中国的发展更加深入地融合到世界发展的体系之中。互联网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传播开来，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这些变化使文化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生产与发展中出现的愈来愈多的新情况，要求文化管理必须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妥善应对。如果放弃文化领导权，放任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生，不仅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曾提出许多具体的文艺创作方法与创作原则。毛泽东指出，“现时期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毛泽东判断的正确性已经被历史证明，“三突出”、“两结合”、“集体创作”等概念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词条。如最早出现在解放区文艺实践中的“集体创作”，提倡工农兵直接参与文艺创作，将无产阶级文化队伍的建设与文化生产相结合，推出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创作方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这种创作方法对文化的普及与繁荣产生过相当的推动作用。一批著名的文学作品就是这种创作方法的产物，如为人民群众所熟知的长篇小说《红岩》，以及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歌剧《白毛女》等。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许多文化艺术工作的展开仍然需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划与引导。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注意文艺管理的科学性：“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后，对许多大型文化艺术工作的开展需要协调、组织和管理，政府部门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胡锦涛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文艺观念、文艺创作方式、文艺队伍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文艺的生产、服务、传播、消费形式日益多样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文艺事业，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热心服务，大力支持，不断提高领导文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全球化”、“区域化”、“产业化”和“网络化”这四大文化发展趋势所代表的文化管理的新潮流，要求我国当下的文化管理变革要做出适当的回应，要求政府文化管理必须有所创新。政府文化管理创新体系的建构，是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是推进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回应新公共管理挑战的战略选择。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符合文艺发展规律、整合文化产业力量、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文艺管理，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