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社会主义法治

○陶希晋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排除“人治”思想的干扰，应当说是我们司法工作者首先要遵守的准则。

关于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问题，是法学界谈论已久的一个问题。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曾提出和争论过，但是那时在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法学界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许多同志是主张实行法治的，但也有些同志追溯到古代，论证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所谓“礼治”、“德治”、“法治”、“无为而治”等说法，大体上说的是既有“人治”，又有“法治”，或者二者相结合。我认为与其把它作为一个从历史探讨的理论性问题来谈，不如把它作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实际问题来谈，更有现实意义。

一

对此问题，古代有各种不同的学说，但究竟古代历史上有没有我们所讲的“法治”？

法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有了国家就有了法，它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用以“治国平天下”的。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所谓法治，也可以说自有国家以后就有了的。可是问题在于古代历史上所有各代的国家，都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国家，尽管统治者也制定一些法律，但它绝不是代表广大人民意志，而只是代表少数统治者意志的。统治者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的。列宁在谈到罗马法典的时候就指出：“法律只保护奴隶主，惟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6页）由此可见，在古代的国家中，哪有什么真正的法治？在这点上，封建主义的统治，同奴隶主的统治，情况基本一样，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讲什么“变法”、“法治”，也可能有的人开明一些，讲什么“执法唯平”，但本质上他们仍然是代表一小撮封建主说话，目的仍是为着巩固他们剥削阶级的皇权统治。而且任何所谓“贤臣”变法，都必须符合宫廷的“圣意”，否则不仅法行不通，而且要犯滔天大罪。所以归根到底只有“人治”，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发展了法律虚无主义，发展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主张，他们真正是无法无天，践踏一切法律，并且取消和砸烂所有执法机关。可是滑稽得很，他们又编造历史上有什么一贯的所谓“儒法斗争”，说历史上似乎有的王朝也有什么“法治”。他们把“人治”与“法治”的概念，搞得混乱不堪。因此现在我们谈论“人治”与“法治”的问题，首先就应当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肃清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流毒。

二

什么叫做“人治”？什么叫做“法治”？

所谓“人治”，按古代的说法，最透辟的就是“朕即国家”, “言出法随”。现在来说，就是凭主观办事，有法不依，以言代法。有这种思想的人，口

头上也要法，但他自己却置身于法之外，凌驾于法之上。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法律规定或者另做解释，随时可以以权压法，不以法为准绳，而以权为准绳，以言为准绳。“四人帮”在这方面的表现最猖獗。

所谓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依法办事，以法治国。1956年，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两句话，叫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肯定了这两句话，又增加了两句，叫做“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这四句话连起来，我认为就是党中央强调的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含义。

“人治”与“法治”是完全对立的，这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它们可以相互结合或者相互并存。事实上，讲“人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又说，“光有法不行，还必须要有刚直不阿、不惜牺牲自己的执法者，既然有人的作用，那不就是包含了‘人治’吗？”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因为干什么事情都是有人的作用，不能说执法要靠人就是“人治”；同时，那些刚直不阿、不惜牺牲自己的执法者，正是坚持依法办事，体现着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实行的正是法治，而根本不是什么“人治”；而且，恰恰是这样一些人，不被那些有“人治”思想、习惯于以言代法的人所喜欢，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与“人治”、“法治”问题密切相联系的是民主问题。能否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的法，是由国家权力机关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并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制定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立法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法治又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证。要“人治”不要法治，实质上就是不要民主。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像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继续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民主真正做到制度化、法律化，那么，就会留给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人以可钻的空子，而社会主义法治也就有可能成为空谈。

总之，“人治”与“法治”显然是对立的。我们不要“人治”，要社会主义法治。“人治”与“法治”二者的分野，就在于前者不要民主，而后者密切联系着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分割的。

三

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知道，为要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必须有人民群众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逐渐完备的各种经济规范和合同制度等，来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他们各自相互间的所有经济关系；在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关系中，都必须依法办事。凡此一切，说明法律规范的作用今后越来越广泛，以法治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切实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低估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及其思想影响的存在。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该承认，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

较落后，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才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钻了空子。”在这里他已经把那种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和根源讲得很清楚，实际上也把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性讲清楚了。

要清除那种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和思想影响，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都知道，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把法律看成是束缚手脚的可遵守可不遵守的东西，以及凭权势随便干涉法律、不执行法律等现象，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可是在有些方面，仍然是严重存在的。特别是有些经济部门，对一些因瞎指挥、有意违反经济规律和操作规程等造成的生产事故，甚至对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简直不当做犯法，往往是做个什么“检讨”，说句什么“交学费”就算了。试问，这样做还有什么法纪可言！这种现象的存在，究其根源，最主要的一条，恐怕还是“人治”思想在作怪。

四

怎样克服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影响，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呢？

看来，首要的还是要继续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现在民主不是多了，而是发扬得还很不够，有些民主措施还只是从形式上注意的多，而民主实质的内容则注意不够。因此，还必须要真正做到“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民主”，通过切实的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积极性。其次，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健全法律制度。现在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备，特别是经济工作方面，还有不少是无法可依，必须组织力量加紧进行立法工作和法规整理工作。已经宣布实行的刑法和刑诉法等，可能有的地方准备工作还不充分，有的设施一时还难以办到。但是我们认为，有关法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例如审判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辩护制度以及依法定罪和按量刑幅度判刑等，法律既有明文规定，就必须切实执行，不能含糊。党中央早已明确地指出，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排除“人治”思想的干扰，应当说是我们司法工作者首先要遵守的准则。

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一点，就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法治同资产阶级的法治严格区别开来。资产阶级的法治，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有过进步意义的，但是，应当看到资产阶级的法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他们的所谓法治，也不过是用以统治劳动人民的一种巧妙的手段。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把所谓的法律说成是“万能”的，奉为神圣的，说“法律至上”。这些都是骗人的。我们社会主义的法治与资产阶级的法治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我们的法，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中起来的意志的表现；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服务的。我们实行的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概括起来，就是不要什么“人治”，而要社会主义法治。

（选自《新中国法制建设》，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