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德治”
○邓伟志
道德和法律是互相补充的。法是具有强制性的，换句话说是硬性的；德是靠褒贬来感化的，是用舆论来引导的，换句话说是软性的。硬有硬的用处，软有软的用处。治理复杂的大千世界，不能没有硬，可也不能没有软。软硬兼施，强制与引导相结合，效力才能大起来。
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靠什么？前些年有“人治说”和“法治说”两种意见。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全在于法律是多数人意志的集中体现。
其实，在人治和法治之外还有个“德治”的问题存在。所谓“德治”就是用道德规范来规范人，用道德手段来引导人。
道德和法律是互相补充的。法是具有强制性的，换句话说是硬性的；德是靠褒贬来感化的，是用舆论来引导的，换句话说是软性的。硬有硬的用处，软有软的用处。治理复杂的大千世界，不能没有硬，可也不能没有软。软硬兼施，强制与引导相结合，效力才能大起来。
道德和法律又是互相转化的。二者有时是严格区分的，有时又是重合的。有些说法今天看来不可能写进法律条文，只可能是道德标准，可是，随着道德水准的提髙，明天就可以充实到法律条文之中，从而促进法律水
准的提高。比如说，打孩子是不是犯法，是不是合德，在世界各国大相径庭。在我国，已开始认为打孩子不好，可以相信，若干年以后，举国上下会视打孩子为违法。
中国在“文革”以后，对法治的重要性比前几十年在认识上进步了很多，是十分可喜的。近几年，立法的步伐在加快，今年又将有许多法出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相应地强化“德治”。道德的作用范围要比法律广泛。不用说，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健全，就是健全了，也决不可能无所不包，不可能也不应该处处以法律为准绳。可是，道德几乎是能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哪里有人，哪里就应该有道德。法是阶级、国家出现以后的产物。可是，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就有道德存在，将来在阶级消灭以后，国家消亡以后，法律会消失，而道德将长期存在下去。
再说，道德是靠人耳人脑变成自觉行动的，而法是靠执法机关的审讯和裁判来解决的。由他人强制的东西，未必能巩固；靠自觉、自律的行为，具有长效。早在1300年前，唐太宗同他的谏议大夫魏征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从以往的帝王兴衰看，凡是以法律治国的，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但它很快就会把国家搞垮。他觉得，治天下要得人心，得人心才是治本。显然，唐太宗的观点是有极
大片面性的。但是，他认为得人心是治本，则是寓意深刻的。不是吗？为什么会有“二进宫”、“三进宫”的重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法律入脑。法律有道德配合，法与德才会一起入脑。
在一片否定“人治”的呼声中，我也想为“人治”说几句。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法律也是由人来修改、由人来执行的。先立什么法，后立什么法，法律完善与否，把法往哪个方向修改，都能显示出人的水平。人的素质的提高，直接关系到立法与执法。认为“人治”毫无作用也是片面的。如今有许多法，或者说有许多法律条文难以兑现，还不是因为人的素质不高，法不治众，当“官”的素质不高，法不治“官”嘛！
人治、法治、德治是治国之三要。法治是最强有力的，德治是温药，是有长效的，而人治也是不可少的。正因为人治不可少，所以我们才重视选举，重视人才的选拔。可是，从事“人治”之人要有德，从事“法治”之人也要有德，从事“德治”之人更要有德。少了德，“法治”会等于零，“人治”会成为负数。加强道德意识，改善道德教育，研究适合经济基础的道德规范，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是促进廉政、净化社会风气之必需。
（选自《邓伟志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