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
明法篇
○（春秋）管子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本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本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是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闻公道而行私术矣。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私交，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
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选自《管子》）
【译文】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昌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子擅自做主过多。君主尊贵，臣子卑下，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善，而是君主的权势压倒了臣子的；百官恪尽职守，不是由于君主对臣子的恩惠，而是实施刑罚的结果。所以，如果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那么国家就要混乱；君主把国家大权授予于臣子，就会有亡国之祸。国家的危亡，有四种表现：政令一开始就无法发出，叫作“灭”；政令发出而中途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这些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
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之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之内私行小惠。所谓君主的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就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都能利用长短搞差错。
君主如果放弃法度，只是根据虚名来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门来互相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管理不好官吏，正是君主按照虚名来行赏，根据诽谤之言来实施处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联合做伪。于是，他们忘记了君主的存在，拼命互相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结交人多，同党也多，朝
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
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臣子们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都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的利益，却一次也不为国事谋划。朝廷里的臣子虽然很多，但他们不是拥护君主的；国家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而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家任事；小臣拿着俸禄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
因此，先王的治国，根据法度选用人才，而自己并不推荐；按照法度计量功劳，而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之人不可能被掩蔽，不肖之徒也不可能伪装；有空头虚名的人不能进用人，而遭受诽谤的人也不会被无辜罢免。这样，君臣之间的界限就分明了。君臣之间的界限分明，国家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亲自下去办事，但是他依靠法制去办就可以了。
修权
○（战国）商鞅
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蠧”也。故有“隙”、
“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蠧”矣。
（选自《商君书》）
【译文】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并且不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会安定。君主独掌权力控制人民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事业就会办成，相信君主的惩罚犯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珍惜权力看重信用，不会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所以君主许下很多施予恩惠的空话而不能实现，臣下就不会愿意效力；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而从不执行，民众就会轻视死刑。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而惩罚是武治，赏罚是法度的纲要，所以贤明的君主是看重法制的。贤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贤明，不被欺骗叫明察。所以重赏之下树立了信用，而重罚也是必然的。（重赏）不忘关系疏远的人，（重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百姓就不会欺骗统治者。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任由私人意见来统治国家，这是国家为什么混乱的原因。先王制定秤砣和秤杆，确立尺寸的标准，作为标准沿用至今，是因为制定的各种量制的界限明了。如果抛弃了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法度也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靠个人意见，都是不知类推事理的。不用法度就可断定人是智慧还是愚笨，贤明还是无能的就只有尧了，但世上不是人人都是尧。所以先王知道不可以任由私议和称誉个人来治理国家，必须规定法律明确标准，符合法律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要惩罚。赏罚的法度不失标准，民众就不会有争议。（如果）不按功劳来授予官爵，忠臣就不会尽力办事；不按军功行赏赋禄，战士就不会打仗。大臣侍奉君主，多数投君主所好。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奉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谗言奉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谗言身边就都是奸臣。
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忌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也不会忌妒功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不是从天下获取私利，是为天下而治理天下；选择能人而传位给他，不是疏远亲生儿子而亲近无血缘关系的人，而是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靠仁义得天下，五霸靠法律控制诸侯，都不是从天下掠取私利的，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所以有功名的君主，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他的统治。如今乱世的君臣都渺小得只重一国的利益和掌管自己官府的权力，这也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废除法度喜欢私议，那么奸臣就会买官来求得俸禄，一般官吏就会隐瞒民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人民的蠧虫。谚语说：“蛀虫多了，而树会折断，缝隙大了，而墙会坏。”如果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民众就会远离君主，这是国家是“缝隙”。国家常设官吏隐瞒下情，侵犯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民众的“蛀虫”。而国家有了“蛀虫”、“缝隙”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确定法律摒去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缝隙”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