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以为“大公至正”的方案遭到了国共两党的普遍反对，梁漱溟两面不讨好，两面受抱怨，尤其是中共方面的反对与抱怨更为激烈，周恩来骂梁漱溟是“伪君子”，指责梁漱溟一手包办的这个方案是落井下石，是帮助国民党打倒共产党，甚至比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还要恶劣，蒋介石只不过是要把共产党打倒在地，而梁漱溟还要踩上一脚。
周恩来的愤怒引起第三方面的高度恐慌和重视，李璜、罗隆基、莫德惠等人不论与梁漱溟的关系如何，都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梁漱溟解困。在他们积极帮助斡旋下，非常规地将方案撤销，总算没有酿成大错，使梁漱溟稍稍感到松口气。不过梁漱溟的政治生命至此大体终结，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没有政客的本事，没有操弄现实政治的才能，于是当事情告一段落后，梁漱溟坚拒各方面的盛情挽留，于1946年11月6日离开南京，经北平回到重庆北暗，继续进行他的新教育试验，并埋首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以期从思想上从文化传统上寻找中国现实政治的根源，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不时就现实政治的进展发表独立看法，坚守只发言不行动的立场。
1947年3月1日，梁漱溟在《观察》杂志发表文章，以“树立自己信用”，“力求彼此合作”两句话贡献给国人，特别是贡献给国内各方面有心之士。他说，基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以及西方新文化的认识，他的主张一向集中在如何引导崩溃的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建设道路上，而于任何题目的暴力革命，或任何题目的对内作战，均不承认，反对到底。
1948年集中精力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在新社会建设的征途上，梁漱溟认为，开头的一步必在国家权力粗得统一，这是建设的必要前提。至于真正统一之确立，必待建设乃得完成。也就是说，先求政治问题获得一初步解决；至于政治问题之完满解决，那要随新建设的完成而完成。梁漱溟指出，欲完成上述任务，首要的是各方面能和平合作，社会上增多一个有信用的人，即增多一分元气，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之进行即因之多一分积极可能。对于今天的中国，这就是极可贵之贡献。假若一个党派或一个团体，或一个负时望的人物，或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那所关系者就更大。梁漱溟在文中特别恳求这些人千万自爱，一言一动，出处进退，保持其已有之信用，再增其更高之信用；而千万不要不自爱惜，以致导致人们的失望。那将不仅是个人的自毁，而实在给予此可怜的社会又一大打击、一大破坏。个人将不仅对不起自己，实更负罪于国家社会。因此梁漱溟大声疾呼，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负有历史使命的政治人物一定要爱惜羽毛，树立自己信用第—。
树立自己信用第一，力求彼此合作第二。人们彼此间有信用，遇事自然能合作。反观国内时局，梁漱溟以为，国共两党是彼此不能合作之最大者。不过在梁漱溟看来，国共两党本是相争之两造，宿怨积仇，非有第三方面督迫之，便不能合作。在国共两党外，广大的第三方面如果不能合作起来，形成一大力量，以转移形势，奠安大局，才是真该受责备的。梁漱溟诚恳地向第三方面建议：一切有心人应当在有心无心、有形无形之间，随时随地倡导合作运动，培植合作基础，撒播合作种子，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险阻隔阂，使此涣散而且僵痹的社会融合复活起来。
在谈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梁漱溟说，他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与共产党各有一套，自有本末，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没。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他强调，他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而中国共产党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见解主张尽管不同，双方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在事实所必要上，让一步又何妨？梁漱溟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
梁漱溟的树立信用、无条件合作说，显然无视阶级利益的冲突，显然没有看到国共双方冲突的根本所在。不过在当时，在国共双方战场上的较量尚未见分晓之际，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也只能对大局作如此判断，并由此而为大局努力。
基于这些思考，梁漱溟于1947年5月间，应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的约请，赴南京参加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与“和平老人”张澜、许德珩、黄炎培等一道呼吁和平。他们参加这次参政会，是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去争取和平。
由于国民党太过自信，太缺乏和平诚意，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一再宣扬仍能秉持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的基本方针，强调只要中共以事实表示其诚意，政府无时不企求和平，自可用政治方法谋取解决，以解人民于倒悬。然而在实际政治运作方面，蒋介石却是另有一套，他自信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把握用“非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于是一味要与中共在战场上见分晓，和平又一次成为泡影。
蒋介石的自信后来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正在酝酿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
5月20日，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大专学生代表到南京同南京大专学生一起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同一天，北平、天津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迅速波及全国，汇成全国学生运动的**，即“五二〇运动”。
“五二〇运动”发生的当天，梁漱溟刚从重庆飞南京，甫下飞机就听到了当天流血惨案消息。此后几天，梁漱溟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同时，并到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向受伤的学生表示慰问，又在中央大学发表讲话，鼓励学生“向外努力，向前奋斗，一直往前走”，同时树立起一种“更智慧”的态度。在谈到流血惨案时，梁漱溟提出两个问题供学生思考，即他是谁？我是谁？他希望学生由近及远，由惨案去思考中国当时正在逐步升级的内战，找出“是谁在阻碍我们”？很显然，梁漱溟的讲话是诱导青年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5月28日，蒋介石在招待全体参政会参政员的宴会上发表讲话，对于国统区的经济困难推卸责任，将“五二〇运动”定性为中共的阴谋，甚至“明告青年，勿中共党之毒计”，表示“吾人应知姑息足以长祸，不能因循放纵，败坏学风，牺牲国家之法令，妨害社会之秩序”，暗示只要学生敢于闹事，他就敢抓人乃至于杀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蒋介石国民党的强硬路线激起各地强烈反抗。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大举捕人，在重庆的民盟成员被逮捕的也有多人。鉴于这种紧张的局势，梁漱溟在南京未敢久留，即于6月2日晨径飞重庆，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
由于国民党百搬阻挠，梁漱溟虽然作了最大努力，营救工作却毫无成效。不仅如此，到了同年秋天，国民党政府蓄意解散民盟，国内政治格局势必又要发生新的变动。
得知民盟将要被解散的时候，张东荪从北平致函梁漱溟，希望梁漱溟能为保住民盟做些工作。信中称：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不料，梁漱溟其时的心理恰好相反，他认为，民盟只是全国合作的推动力，国共两党大战正酣，民盟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的组织，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险。为避免内部分裂，民盟最好暂入于休眠状态。这样，一旦时局需要，再拉出来还是完整的。不过，民盟自己却无法宣布休眠，现在由国民党政府代民盟宣布，岂不更好。于是，梁漱溟一面以此意答复张东荪，一面以此意奉告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民盟负责人。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借口，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签名发表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公告，通告全体盟员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民盟总部负责人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当此时，梁漱溟亦投函重庆《大公报》，声明从此不在民盟组织中。
梁漱溟主张民盟暂时进入休眠状态，并在民盟被迫解散时宣布退出组织，他的这些行动不仅在民盟内部没有第二人，即使今天看来也难以使人理解，具有铮铮铁骨、浩然正气的梁漱溟，何以有如此古怪的行动？
梁漱溟自有他的想法。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梁漱溟与国民党的这种妥协，并不意味着他和国民党的亲近，恰恰相反，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梁漱溟对国民党的疏远、憎恶日甚一日，并终于与国民党彻底分手。
1948年，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而后又节节败退。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国内局势根本改观，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已从根本上瓦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这天翻地覆的一年里，梁漱溟几乎毫无表示，大部分时间花在勉仁文学院，身体力行地在那里理头从事教育改革，力求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未来作些建树。
这样说，也不意味着梁漱溟对时局漠不关心，只是目不暇接的变化使他无从判断，无从发表意见，鉴于先前的教训，使他觉得在情形并不明朗时，在言论上还是应该持保留态度比较妥帖。待到形势基本明朗时，梁漱溟又一次忍不住出来为现实呼吁。不过，这次他已不同往日那么莽撞，而坚守在“只发言，不行动”的立场上。
1948年底，蒋介石不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已遭到了彻底失败，并招致美国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特别是桂系的怨恨和不满。12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而后，司徒雷登遵照美国政府的意思，在中国公开进行“倒蒋”活动。
在国民党内部，以李宗仁、白崇禧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利用蒋介石所处逆境，先后致电蒋介石，或提出和谈计划，意图逼蒋下台，实现桂系一统天下。在桂系影响下，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等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主张。
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蒋介石不得不正视现实，决定下野。12月31日晚，蒋介石邀请李宗仁、孙科等党政要员数十余人齐集官邸，商谈下野问题，并决定于次日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正当蒋介石与党政大员们商谈下野时，梁漱溟就在重庆特园从《大公报》经理王文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遂有感而发，连夜草成一篇题为《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的长文，以备《大公报》次日与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同时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历数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共产党，而在于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梁漱溟强调，“今天好战者既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政治倾向极为明显，他虽然仍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来看待，只是内心深处已分明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必将取得全国政权。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当梁漱溟草完此文时，蒋介石并没有发表引退声明，而只是发表了呼吁和平的《新年文告》。这样，梁漱溟的文章虽然写出，但明显不到发表的时机。
文章未能及时发表，梁漱溟赶忙写了两封信，一封致民盟主席张澜等负责人，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这两封信中，梁漱溟表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勉励大家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明确声明自己在三年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其中不同的地方是，对前者，梁漱溟请求准许他正式离盟；对后者，梁漱溟请求原谅自己不能响应其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与此同时，梁漱溟又在重庆《大公报》刊登给各方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向全社会表白自己的心迹，并就自己“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只是个人而不是组织的原则作了解释。梁漱溟解释说，自从国民党重新倡导和平以来，各方面的朋友因他过去既为和平尽力，都希望他此时再出来奔走，但他个人却无意于此。他的那些原则其实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已决定，并非始于今日。他之所以这样说这样做，可说是为了要一个发言权。因为他在思想见解上，是不能苟同于国内任何一个党派的。如果要行动，必须在一个组织之内，既在一个组织之内，“就只能把平素思想见解上许多异同之处闷在肚里不说。只要大家团结抗敌就好，或只要国内和平了就好。若妨碍团结，我是要争的，其他一切，我都暂时不谈。任你思想见解与我不合，我亦绝对不争辩。但我不能永远保留不谈谈呀！”梁漱溟接着说，现在或许该我说话的时候，为要说话，我至少要三年不行动。在今后几年内，“我将专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其思想见解主张贡献国人。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动”。
从表面上看，梁漱溟的这一决定，是几年前早就萌生的念头真正实现，但仔细想来，不难发现梁漱溟的决定既是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望和彻底分手，同时也含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但他又似乎固执地相信他的存在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因此他虽然采取了只发言不行动、不在组织内的措施，以避免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但在发言时仍是那样无所顾忌。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好让位给李宗仁，只是蒋介石的势力并未因此遽倒。而当天的《大公报》便刊出梁漱溟在新年时写成的那篇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文章，遂使家人亲故都不禁为他的安全担心，当然结果并未发生什么事。
李宗仁上台，亟亟于开展新的“和平”攻势，作出种种“和平”的姿态。在李宗仁发表的就任代总统文告中，表示“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声称愿意就和平问题与中共重新谈判，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等候与中共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梁漱溟与李宗仁是老相识，李宗仁对梁漱溟近年来特别是最近期的政治倾向当然非常清楚，因此对梁漱溟亦一电再电三电邀请不已，希望梁漱溟能够捐弃前嫌，重出江湖，奔走和平。
李宗仁的邀请当然是真诚的，不过梁漱溟回答说，他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公开声明在先，恕难应命。当然，梁漱溟也在回应中善意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李宗仁邀请李任仁帮助筹划和平。李任仁是桂系中的重要人物，曾任广西参议会议长，是国民党中央执委而从未参与中央政事者，是一个爱国家更酷爱民主的人。
二是建议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推重顾孟余，整顿国民党。梁漱溟认为，顾孟余是现在国民党元老中惟一人品学问最好的人，今天为国家设想，不应该让国民党完全垮台；相反地，应当盼望它再兴。但党内党外有资望之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之人足以领导了。在梁漱溟看来，只有顾孟余够资格。
三是建议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
对于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和平”攻势，中共一方面采取了宽容与争取的态度，一方面又坚持原则不让步。早在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在内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在李宗仁上台后，中共领袖多次声明，国民党政府必须按照中共提出的八条去做，和平谈判才有可能。谈判代表邵力子发愁不好办，行政院长孙科则直率表示不能接受。
国民党陷人了绝境，和谈遇到难题。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只得“发言”打圆场，以期解决和谈中的“难题”。梁漱溟认为，要克服这个难题，首先要平息中共的愤怒；要平息中共的愤怒，必须对国民党进行指责，而且要指责得真诚又恰到好处。梁漱溟充满**地对国民党之在高位者说：
试问连续三年大战，烽火蔓延数百万方里，前线将士死多少？战区无辜人民死多少？全国各地各界直接间接所受苦难者有多少？国家元气斫丧多少？国际地位降低多少？这一切一切，你们当初主战者以及赞助作战者，对国家对人民都不负责任吗？过去多少人反对内战，你们不许。多少人请愿和平，你们不许。不但不许，多少人且因此遭打，因此入狱，因此死亡。今天一旦你们打不下去，又由你们的口里说要和平。到底是和对，是战对？今日之和是，则昨日之战非。难道反来复去，都只由你们去讲，而全国人就不能向你们讲一讲道理吗？把国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害到如此地步，即不说罪行，亦是莫大过失。你们对这过失，竟不负责吗？请你们扪心自己想一想！
然而一提到和平条件，你们什么都可以让步，连你们自称神圣的宪法，要废要改亦容易商量，独只有你们自身不容伤损一点——战犯问题不能接受。好像天下人都有罪，只你们无罪？好像天下人都该死，只有你们万万死不得！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
这段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但梁漱溟谈锋一转，又说：
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亦没有意味。
那么，怎祥才有“意味”呢？梁漱溟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凡是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同蒋介石引退下野，闭门思过。
第二，国民党这样做了之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国家人民所遭损害，同感疚歉。今后各方只要讲理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达成改造，绝不用兵，以免重苦人民又毁国家。
第三，由全国在国共两党之外，公推信誉素著之公正人士五人或七人，负责邀集证人采集证据，考察过去事实，确定破坏和平造成内战惨剧者究竟是哪些人，再经过公开审判和辩论，即为定谳，永垂史乘。那些负罪于国于民的人，每人送给他两个字作谥，如古人所云“名曰幽厉，百世莫改”。这就够了，用不着什么刑罚。
梁漱溟的慷慨激昂，真实的愿望或许是对和平的最后一丝希望，而在中共看来，无疑是为了替国民党解脱、解套；而在国民党看来，梁漱溟又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梁漱溟两面不讨好，所谓“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反而引起各方面的深刻误解，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的可悲之处。
很显然，梁漱溟当时并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在稍后所写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公开要求中共不要再用武力。他说：
我承认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处都是，终须加以清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今人说“除恶务尽，革命要彻底”。殊不知今日之事，若说作革命，那只是一种宽泛不甚恰当的话。假如你承认这方是革命，就应该承认那方是戡乱。但我则坚决认定他们是内战（虽则其间有是非有曲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不难看出，梁漱溟的这些话不仅对国民党明显袒护，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根本理论上采取轻蔑态度，不以为然，不屑一顾。或许他的愿望是善良的，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梁漱溟的这些话不能不起到一些负面作用。
1949年4月1日，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预定4月5日与中共代表团举行正式谈判。李宗仁等坚持先签订停战协议，再商谈和平条件；而中共则坚持无论战与和，人民解放军要渡江，并限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13日，双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国内和平协议》八条二十四款，国民党方面对之提出四十多条修改意见。15日，中共提出最后修正案，并提出4月20日为最后签字限期，逾期不签，表示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20日，李宗仁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要求他们向中共提出“临时停战协定”，并让其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最后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同日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强渡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