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将梁漱溟转移出国统区，并不仅仅是中共的意思，民盟中的许多朋友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劝的。只是梁漱溟有自已的考虑，他对这些建议，这些好意，一概婉言谢绝，他愿意在桂林以静制动。他的意思是，抗战胜利在即，国共两党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他虽然与蒋介石、国民党有些不愉快，但还不到彻底闹翻，靠到中共一边的时候。为了保持他将来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以及保持他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的能力，梁漱溟不愿就此完全倒向中共。
不仅不愿倒向中共，在整个形势格局不明朗的时候，梁漱溟也不愿倒向国民党，而宁愿保持独立的几乎被冷落的地位。1943年秋，国民党在国内外的压力下，重弹宪政老调，邀请各方面人士参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人士为委员，并电邀梁漱溟去重庆参加。在重庆的民盟朋友也希望梁漱溟尽快参加。然而，这又被梁漱溟几乎不假任何思考而拒绝。当然，这次拒绝与上次拒绝中共略有不同，除了不愿“一边倒”之外，还有见解上的分歧。
国民党之所以急于实行宪政，决不是为了多给人民一些自由和民主，恰恰相反，是为了限制乃至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原来在此之前不久，国共冲突日益严重，国内分裂日趋明显，一些在野党派纷纷提出改革政治，加强团结，根除纠纷，以利抗战的“治标”方案，但国民党对这些方案根本不予理睬，而向人们许诺不容易兑现的宪政方案。加上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登台，以宪政为号召，更促使蒋介石下决心以宪政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人为地制造一次又一次宪政热潮。
根据梁漱溟素来的见解，对中国来说，宪政可以远图，而非急务：“我绝不是说宪政在中国没有前途，不过像这样以宪政作手段玩，是难望它由此而成功的。”欧美式宪政不合乎中国社会实际，平时为然，战时尤然，战后亦然。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求得全国团结，党派合作。国民党若真有诚意，那么就应当先解决党派问题、军队问题，树立并且实践民主精神与信念：“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宪政虽为远图，而民主精神则为眼前所急需。”
梁漱溟的这一观点，初看起来极为矛盾，一方面反对政府“促成”宪政的努力，另一方面鼓励和希望政府实践民主精神，将宪政与民主视为互为对立的两件事。这一貌似矛盾的理论，正是梁漱溟思想见解的独特之处。因为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研究，梁漱溟认定欧美式的宪政在近期内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按照梁漱溟自述，对自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他并不是从来就持这种态度。起初，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自然是渴望宪政在中国早日实现。那时候，谈宪政的人多半集中在“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制”两点，心目中所向往的是英国式的宪政，榜样便是东邻日本。当时人都相信，日本从一蓑尔小国而能一战胜中国，再战胜俄国，全为实现宪政之效。日本人既可以学习西方而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因此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绝不会发生宪政可能不可能的疑问，而只是估计到程度深浅可能与日本、英国有所不同。
然而，清廷从九年预备立宪，轻而易举地拒绝了即开国会的请求，并将各省国会请愿代表驱逐出京，遂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清廷失望，转向推翻清朝的革命。辛亥后，民国建立，宪政应该有希望，结果一经袁世凯破坏，再经北洋军阀的玩弄，宪政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宪政运动也由此进入后期，即将寿终正寝。其何以如此？梁漱溟说，这决不是袁世凯、曹锟、段祺瑞等人的罪过，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条件使然：“个人的意识不是凭空来的；更且离开社会的支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说支持，不一定要积极支持而后为支持；消极容忍他，亦便是支持他了。”
中国的社会条件不足以实现宪政，不独表现在多数人消极容忍乃至暗自欢迎袁世凯之流的行为，而且因为这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实现宪政的政治条件。宪政之在中国，犹如无根之物，单凭几条宪法文字，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作用。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梁漱溟无意中国实现宪政，而永远维护传统格局和现状。恰恰相反，正因为梁漱溟对宪政在中国实现的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因此，他的努力与认识比起那些赶时髦、瞎起哄更有价值。梁漱溟强调，当务之急不是制定几条文字，而是要从实处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由民族的全体日益觉醒，而最终自然而然地实现宪政：“自然就好，不自然必出毛病。假如生产力没有增进，文化水准没有提高，而早行普选，不是给少数人以盗窃民意之机会，便是决大计于众愚而误事。”在抗战胜利在即时，不是不谈宪政，但不要为宪政而谈宪政，不要离开团结与民主这一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团结与民主，那么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种具体的解决办法，果为朝野各方所公认，而且信守不渝，梁漱溟以为这就是一种顶好的宪政。基于这种认真的考虑，梁漱溟决计不应蒋介石之召，而在桂林过着隐居式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中国开始由战争状态转向和平建设的时期，民主宪政实现的可能性大增。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在此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又先后发出两封类似的邀请电。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中国国内和平的办法，避免内战发生。
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难的和平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唇枪舌战和智慧较量，国共双方终于在10月10日签订会谈纪要，在和平建国等基本方针上达成共识，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从字面上看，国共两党代表签署的《双十协定》除个别条款与梁漱溟的理想和主张稍有差异外，总体上还能使梁漱溟感到满意。面对这种日趋好转的国内政治形势，梁漱溟在广西贺县八步乡村的家中不禁暗喜，觉得“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然而，梁漱溟这几年为了抗战，为了各方团结，未遑就此问题向各方面申说意见。现在“大局已有眉目”，梁漱溟决计从此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于中国文化研究，以期在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方面有所贡献。
不惟如此。在梁漱溟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证明，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生态度“将届功成身退，代之者便是原初中国人生态度”，未来世界的新思潮“将是对于中国人生之领悟与采取。中国就是以其人生态度贡献给世界，而为世界和平奠立其基础”。既如此，梁漱溟便义无反顾地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的探究。
基干这样一种考虑，梁漱溟决定离开贺县八步，并特地致函几年来在现实政治上与他一同尽力的李济深、李任仁两位朋友，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心迹，然后经梧州到广州，希望找到一处更适宜做文化研究的地方。
然而到了广州，梁漱溟方才知道国事并不容乐观，他原来在贺县八步乡下所作的判断只是一种盲目乐观，是根本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乃至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中国内战的危险一刻也没有停止，而且有日趋恶化之势。美国为了其全球利益特别是在远东、在亚洲的利益，在战后虽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但是无疑在积极推行强化国民党统治的政策，一方面阻止日军向八路军就地投降，命令日本军队守住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指定国民党军队“为接受中国本部日军投降的惟一代表”。另一方面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在极短的时间里将远在西南、西北的军队运到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内政治、军事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内战一触即发。
国民党对抗战胜利后的内战可能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只是苦于军事方面的准备不足，才争取主动电邀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与此同时又在积极进行内战的全面准备。1945年8月29日，即毛泽东到达重庆第二天，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主持编定的《剿匪手本》；9月16日，蒋介石又亲自密令发送《剿匪手本》；10月13日，即《双十协定》签字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密令，要求这些将领“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
对国民党的真实态度和小动作，中国共产党了如指掌，并不甘示弱，有勇气和国民党在战场上再次较量。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17日，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问题的报告，他清醒地认识到已经达成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泽东坦然表示，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打，那就将他们彻底干净地消灭掉。
事实上，在国共两巨头正在谈判的那两个月中，国共两党的军队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冲突，仅大的战役就有上党、绥远、邯郸三大战役。
当梁漱溟在广州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时，不能不使他对不久前的决定进行反省，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内战运动。1945年11月，梁漱溟从广州匆忙赶到重庆。
梁漱溟赶到重庆，正值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抗战胜利后，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帮助下，大批开进东北，企图迅速消灭中共在东北的力量，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然而，由于当时的东北控制在苏联人手里，因此蒋介石委派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后改行辕）主任及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东北接收及对苏谈判；任命经济学家张嘉墩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经济方面的接收。然而由于苏联人对蒋介石政权的不信任，而不甘心把东北地区拱手交给国民党。熊式辉、张嘉缴的接收工作几乎毫无进展，无法进行。11月15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张嘉墩从东北撤退，不接收了。
熊式辉奉命撤退后，苏联方面觉得就此结束又不好向国际上交待，因此将张嘉墩留下，并协商国民党由美国空运军队接收东北。而中国共产党对东北也极为重视，深知如控制了东北，中共辖地便可与苏联、蒙古、朝鲜相接，从而使解放区摆脱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局面。同时，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粮食充足，掌握了东北就可以使部队获得足够的粮草，成为坚强的战略后方。所以中共中央也特别重视争夺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清醒地认识到只要能够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个月，即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先后选派罗荣桓、黄克诚等将领率十三万大军日夜兼程开赴东北，仅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有四分之一以上进入东北，其中包括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富春、林枫等重要人物。一时间，东北成为国共两党激烈争夺之地。梁漱溟此时深感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可能在东北地区爆发具有国际背景的内战。因此，他无法坐视不理，无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现实政治里，留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的调停工作了。
东北局势一触即发，而东北之外的局部冲突则自抗战胜利后一直未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避免全面内战，国共两党根据重庆谈判期间协商的原则，决定从1945年10月20日起继续谈判解决受降、解放区政权、军队整编和召开政协的具体办法等问题。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方针除了一如既往地积极着手统编中共军队外，特别强调恢复华北和华中的交通，目的是确保国民党方面向东北顺利运兵。而中共方面则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进占和向东北运兵，各原驻防区不动，以无条件停战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谈判，国共谈判代表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停战协定，10日晨正式签署，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向各自军队发布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抗战胜利后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暂时结束，和平的希望再度出现。
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国共两党的代表外，尚有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梁漱溟作为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主张先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即它一直念念不忘的将共产党军队收编为政府军，再实行政治民主化。而中共当然不愿率先放弃自己的军队，则坚持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化，即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国共两党将各自的军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联合政府，完成军队国家化。
很显然，中共的主张基本上代表了梁漱溟这些民主人士的心声，他们理所当然地站在或倾向于中共一边。
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立五个小组，即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和军事。梁漱溟最初被分在宪法草案小组，但他拒不参加，而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尽力，仍然梦想着军队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因此参加了军事小组。军事小组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等事宜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将原则付诸实施。军事小组协商整军原则时，美国代表不参加；而整军会议谈判军队如何整编时，则请美方参加，协助进行。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宪法草案、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合称为“政协决议”。政协决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因而颇合梁漱溟等民主人士的心意。如决议规定，实行军党分治的原则，“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战争之工具”；“实行军民分治”的原则，“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等，实际上是梁漱溟多年来的理想与追求。
政协会议的成功，使梁漱溟又一次萌发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研究的想法。1月26日，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都已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的时候，周恩来准备次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然后回来签字。临行前，周恩来抽晚上的时间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看望梁漱溟等人，表示政协即将取得协议，马上就要改组政府，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当时，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三人不约而同对周恩来表示，他们的努力可以告一段落了，他们不愿参加政府。
张君劢、张东荪二人或许如梁漱溟所猜测的那样，只是口头说说，作个姿态而已，而梁漱溟则早有成竹，当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托周恩来带到延安。信的大意是说明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今后要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远离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毛泽东予以谅解。
30日，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又带来毛泽东给梁漱溟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梁漱溟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能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二者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要停止行动而后开始言论呢？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
周恩来说的话较毛泽东的信更为严厉，简直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其实他们当时都未必清楚梁漱溟的真实想法。只有梁自己“心中有底”，“非如此不可”。因为，自梁漱溟去香港为民主同盟办《光明报》以来，国民党对梁就极不满意，当他从香港历经艰辛回到内地时，原本准备回到重庆继续充当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的职责，无奈国民党高层特别是蒋介石个人对梁漱溟十分恼怒，甚至表示不愿再见到他。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将这个意思明确告诉刘百闵，由刘到桂林向梁漱溟转达，所以此后几年，梁漱溟只得住在桂林，并几乎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公开反对派。现在，经过停战谈判、政协会议，梁漱溟与国民党的关系稍有修补，他当然懂得适可而止。如果他仍希望保有第三者、第三方面的有利地位，他就必须对国共两党保持等距离。否则，他和共产党一起去夺国民党的权，那么他与国民党刚刚修补好的关系势必再次遭到破坏。这在国共两党的斗争尚未最后揭晓的时候，梁漱溟当然不愿意这样做。这样说并不否认梁漱溟欲从现实政治中摆脱出来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真诚愿望，只是这种真诚愿望的产生与切身的利害关系并不矛盾。
毛泽东的书信劝告、周恩来的当面批评，都没有说服梁漱溟放弃现实政治努力的想法。1月31日，政协闭幕的晚宴上，梁漱溟将自己刚刚写好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出示在座各方朋友周恩来、张群、张东荪诸位传看，然后交给胡政之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历数自己在抗战开始以来八年中的种种努力，说明自己之所以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思想文化工作的用心，称“今幸内战停止，协商告成，中国有步入坦途之望”，因此自己将不准备再在政治上努力。同时梁漱溟也强调：“今后我不在现实政治上努力，我要站远一步来说话。我并未认为中国政治问题现在是解决了。相反地我正认为现在拟议中之宪法，不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我的见解既与大家朋友不同，则让我发抒所见，即属一种必要。对于现实政治之努力，尽可由大家朋友去干，而我可不参加。我抽身出来，绝非不努力，而是调换工作到另一方面。”
为避免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共方面的可能误会，申述前文未尽之意，过了几日，梁漱溟又写成《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主要是想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问题，即言论与行动是否可以兼得。梁漱溟说，这些年来，他追随各位先进之后奔走国内团结，争取民主，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对有些行动的理论依据持根本的怀疑或反对态度，如他深恨时人思想不出西欧或苏联窠臼，他个人从来认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走不通，奢谈宪政是“文不对题”。但当此时，他即使不愿为之奋斗，为了团结，也根本不便发表反对意见，只能“保留言论”，一直有许多话闷在肚子里没有说。否则，只能为他人张目，亲者痛仇者快。但是，这种言论也不便老闷在心里，必须找适当时机说出才好。现在，抗战胜利了，国共和解了，剩下的就是和平建国。梁漱溟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他既要说话，就要批评到各个方面的朋友，甚至要批评到民盟内部各小党派的宪政梦想，对于当前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梁漱溟都准备提出自己的主张。基于这种期待，梁漱溟当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又不便于说话了。知难行易。理想为事实之母，言论必居行动之先。这样，在实际行动上少他一人并不算少，而为了准备一条“建国大道”，他则不得不致力于言论。因为，建国并不只是政治方面的事情，而是要建设全盘文化，“政治不过是其浅表处，问题的根本还在整个文化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觉得他脱离现实政治而从事言论工作，可能是中国当时最为需要的。
梁漱溟的思考，平心而论自有其道理。他在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后，便于1946年2月间跑了一趟成都，3月间曾飞北平，4月10日又飞昆明，找地点找人才，准备设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
无奈国内形势决非如梁漱溟估计的那样乐观，国共两党的争斗并没有因政协会议闭幕而结束，相反却愈演愈烈。于是，梁漱溟八年来的努力便无法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