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之所以在大后方关心兵役问题，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兵役问题的改善，在最初主要是他期待以此为抗战效力，因为按照他的本意并不想躲在大后方坐而论道，而是期望与他的学生、朋友们在疆场拼杀。所以，当梁漱溟积极推动改善兵役运动不被人们理解甚至产生若干误会的时候，他深感继续留在西南大后方已没有什么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
1938年11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闭幕，梁漱溟继续当选为驻会委员。只是他此时已然决定离开大后方转赴前线，所以向参政会力辞得脱。又经向最高当局请示，获蒋介石嘉勉赞助，同意梁漱溟以军委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华东、华北战区巡视，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军委会补助路费一万元，并派专车、专员随行。
1939年巡视华北敌后时留影（前左4为梁漱溟）
梁漱溟到华北去，是因为他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先前同他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同学、朋友在抗战爆发后因各种原因没有离开故土，梁漱溟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安危。尤其是先前在河南镇平整编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在秦亦文的率领下返回山东抗战，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不免引起梁漱溟的焦虑，促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到华北去一趟。
对于敌后的工作，梁漱溟素来抱有极大的兴趣。早在战前他就预计到，一旦中日开战，就会有很多地方为敌我双方的空白点，即我军已撤出，而敌军并未到。那么，在这些地方，乡下人最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帮助，此时此地的乡村工作亦必然较平时好做。因为在平时，乡村工作者虽然处处为农民打算，但因乡村工作者趋新，农民守旧，遂使乡村工作者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与农民形成彼此对立的样子。现在，敌人、环境压迫来，从事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农民要共同对付敌人和环境，便很自然地真正走到一起，由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由于环境所迫，非团结组织不足以应付，农民也自然容易由散漫走上团体生活的道路。正是怀有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梁漱溟决心到敌后去。
再者，早在抗战前梁漱溟就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过，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全面冲突，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梁漱溟一再强调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中国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在梁漱溟看来，当中国军队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后来，日军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这广大的疆土资源是交给敌人利用呢？还是中国人下功夫使日本人利用不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派更多人到华北华东敌后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当然，梁漱溟的用意并不是他负有什么特殊的使命返回华东华北，他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他1938年2月在徐州所写《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的随行人员黄艮庸秘书、王靖波参谋、王福溢医生等先乘军委会卡车赴西安，梁漱溟则于2日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相会。不料西安有敌机轰炸，飞机改在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游兰州，会晤了几个正在兰州的朋友。
2月10日，梁漱溟转赴西安，住在花园饭店。在西安，梁漱溟拜会了行营主任程潜，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商量，并委托他们代为电告前方将领，如遇梁漱溟经过时予以必要的协助、照料和方便。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处，承他们见告他们所常走的原武阳武一路，现在已被日军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滞留在西安无法送走。
由于与西安各方联系仍未解决进入山东的最佳路线，梁漱溟遂于2月20日抵达秋林镇，拜访旧识阎锡山畅谈大局，了解晋中战况。
返回西安后，梁漱溟一行于3月3日乘火车抵洛阳，拜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卫立煌对梁漱溟极为殷勤，坚劝梁漱溟不必忙着离开，等候合适的机会，在他亲自安排下，最后决定乘新近任命的苏鲁游击总司令于学忠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一起进入山东。
梁漱溟离开洛阳前往安徽阜阳，计划在那里与于学忠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乘小轮入皖。3月24日抵阜阳，然于学忠却已先行。幸梁漱溟的随行参谋长王靖波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学忠部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以梁漱溟准备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根据新的情况，王靖波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梁漱溟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是平安的。梁漱溟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司令彭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梁漱溟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梁漱溟一行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相对比较安全。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学忠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军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由山东乡村建设工作人员改编而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梁漱溟一行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日军进行鲁南大“扫**”，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战斗极为激烈。从此梁漱溟一行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由鲁南返回鲁西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日军鲁西“扫**”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南之濮阳。此地为丁树本专员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丁树本原为冯玉祥的部下，似与梁漱溟相识，一切情形又自不同。承丁树本派人送梁漱溟一行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梁漱溟的朋友、同学，即被改编为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第五支队从事抗战工作，于是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中国军队与日军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怀冰军长、庞炳勋总司令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梁漱溟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中国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已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须有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需；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梁漱溟的这次战地巡历风险甚大，感触良深，这对他后来一些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形成有着最直接、最直观的推动作用。例如梁漱溟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安徽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兼第十一游击纵队司令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中共力量进入其辖地；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军的力量。
皖北各县虽经日军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郭造勋专员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宗仁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造勋之所以拒绝新四军入境，其主要的理由是日军已从这里撤退，新四军既然是为了打日本，所以就不必到这里来了。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宗仁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是清一色的八路军势力。据闻当地失陷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军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军，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军不可。这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苏北与鲁南、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等各部分割管辖的地区。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军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者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梁漱溟赶到东里店的那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根据梁漱溟的观察，这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不曾见，抑以后来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
鲁西以聊城为中心，是抗日名将范筑先领导的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树本专员领导的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人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梁漱溟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梁漱溟经过时，范筑先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奔八路军，有的被改编为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丁树本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筑先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筑先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树本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生活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根据梁漱溟的观察，丁树本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现：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丁树本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梁漱溟经过濮阳时，沟路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二是空室清野。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还有中央军等，不如翼南简单。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梁漱溟一行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村子。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
例如晋城就是梁漱溟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部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部则正攻陵川，梁漱溟住庞部中，时时闻战报。而之前不久的庞部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梁漱溟认为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梁漱溟却见有八路军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梁漱溟尝有三句话说得极为痛心和真切：
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
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
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我之中还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对于老百姓的苦，梁漱溟寄予无限的同情，他以为，似乎人类的所有恶性都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不说，只以中国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许多行为也都令人发指。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1939年4月发布的公告中，就哀词劝告各友军，不要过分扰民，指责各部队向老百姓摊派冒领给养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军纪不良，引起人民的反感，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或被逼为虎作化情事。
李树春为山东省民政厅长，廖安邦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他们所指责的“各部队”，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这自然引起梁漱溟的共鸣，遂于巡历途中将这些内容摘要电告重庆最高军政当局。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二十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梁漱溟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梁漱溟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他初去时，于5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没有一滴水，他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8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梁漱溟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军。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梁漱溟，有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等五个县城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几多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在巡历途中，梁漱溟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他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梁漱溟等特派员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可是望此也望不到的。
通过对华北华东战区的考察，梁漱溟深切地意识到，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支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哪里亦不能比。
梁漱溟巡历后要说的第二句话，是指敌人之势已衰。他认为这方面的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后来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梁漱溟沿途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梁漱溟说，这种状况至少在山东、河南是如此。
至于梁漱溟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
关心留在河南、山东敌后的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梁漱溟赴华北、华东战区进行视察目的之一。我们知道，由撤退到河南镇平的山东乡村建设工作人员改编的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在豫北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率领开入山东境内，并奉部划归山东省政府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
6月初，梁漱溟一行抵达东里店。师生相见，分外高兴。然而仅仅过了五天，东里店便遭敌人围攻，激战后，梁漱溟与秦亦文等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亦文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梁漱溟隐藏之地往北约百余里。于是梁漱溟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秦亦文部。
秦亦文部有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入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梁漱溟一行往北去就秦亦文，梁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梁漱溟一行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亦文指定秘书公竹川并警卫队六十名专门卫护梁漱溟，遇必要时，梁漱溟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脚下高低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
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亦文先请梁漱溟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去休息。梁漱溟一行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为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鉴于此种情况，梁漱溟一行实在应当马上走开，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枪声在村子西面大作，知道不好。梁漱溟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梁漱溟一行进村。而梁漱溟一行则以大雨迷蒙，人马疲困，无法看到山上的敌人。随后敌人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梁漱溟曾派人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梁漱溟机会逃走。梁漱溟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一路在后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能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梁漱溟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梁漱溟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他们隐于最后，并以梁漱溟等人的行装易被认出，解衣换衣，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在梁漱溟等人躲藏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而劝梁漱溟等人离洞他逃。梁漱溟一行始亦愿他去，暗中摸索而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梁漱溟等人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梁漱溟及其随员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梁漱溟等人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梁漱溟等人实在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梁漱溟六人外，洞内已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洞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而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假如敌人向洞内望一望，梁漱溟的随员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梁漱溟在随员的保护下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他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梁漱溟等人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梁漱溟一行到家，日落时，领他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残部径返鲁西。梁漱溟等人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秘书公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于是梁漱溟一行六人随着公竹川投止于蒙阴公姓家。公姓为蒙阴第一大姓，当地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所以梁漱溟一行在公竹川的安排下，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公竹川一直将梁漱溟一行送至平安地带方才返回家去。
梁漱溟华东华北战地巡游，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但在梁漱溟个人感觉，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北行的用意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仁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损失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梁漱溟此行之际，正值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梁漱溟指出我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功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无能为力，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梁漱溟此后致力团结而已，在巡历途中实在没有能讲一句话。
八个月的旅途中，梁漱溟见闻不少，感想亦多。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为了抗战，中国老百姓遭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梁漱溟等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中国的老百姓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力图挽救，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全明白。梁漱溟感慨：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梁漱溟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梁漱溟的第二个感想是民国建立三十年来似乎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梁漱溟一行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梁漱溟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梁漱溟的这一要求更强烈。
再明白点说，梁漱溟从这感想中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梁漱溟平素主张的自信。
梁漱溟的第三个感想是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行。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势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在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而现在日本人竟加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日本人和伪军。这完全证明不是敌人力强，而是我们中国人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梁漱溟认为，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梁漱溟的第四个感想是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正是由于中国老百姓为抗战忍辱负重的精神，使梁漱溟进一步看到抗战必胜的前途。不要说日军经过几年的战斗，士气已衰，反战厌战情绪随处可见，而伪军内部腐化分化现象更日趋严重，投诚反正者日多。在这个意义上说，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不过，从我方来说，问题不仅有，而且也相当严重。
梁漱溟此行的真正收获似乎在于他又重新回到人民中间，真正体验了一下中国老百姓在战时的生活实况，因此，此行对梁漱溟后来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39年9月17日，梁漱溟一行回到洛阳，算是此行的正式结束。
梁漱溟通过对华北、华东战地考察，一方面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也感到中国目前最大问题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他认为，这个政治问题已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而是与中国的老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现实层面的表现就是日趋严重的党派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