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离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话别时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反杜林论》，你应仔细读一读。后来梁漱溟确实照办了，慢慢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慢慢地对他和毛泽东之间不了了之的争论也有了更多理解，从而也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努力了。
在西安，梁漱溟略作考察，30日便转赴开封。2月2日到山东曹州与往时一起从事乡村建设的朋友会晤。那时的山东，除鲁西鲁南一角，几乎全部沦陷，先前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那些人多退入河南境内或鲁西南。2月5日，梁漱溟应李宗仁之约抵达徐州，一面与散处那里的乡村建设工作者恢复联络，一面写成《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合印为小册子散发。
《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的大意是检讨过去，策励未来；《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除具体工作指示外，主要目的在于试图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抗战与乡村工作的基本关系。梁漱溟指出，乡村工作在平时的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在全民抗战已经兴起的时候，乡村工作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敌，于抗敌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在这总目标下，则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方面作出相应的变动：在政治工作中，启发民众政治意识，养成其组织能力，引导其政治生活趋向民主化；在经济工作中，促进农民合作，养成农民适应环境之自主能力，使经济重心转移于乡村，经济生活趋向社会化；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树立坚强的有形无形的国防基础等。不难看出，梁漱溟把抗战与建国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虽时有侧重，但要不离其根本理想。
为了指导山东乡村工作同仁抗战，料理山东工作的善后及部署，梁漱溟在徐州北关农场前后滞留了一个月。3月3日回到武汉，准备尽心从事毛泽东叮嘱的统一运动，争取将国共两党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演变成各党派的共同纲领。然那时国共两党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其根本原因似乎是蒋介石试图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将全国各党各派混合为一党，这自然引起坚持既联合又独立的中共不满，终于使共同纲领的起草胎死腹中。梁漱溟想求得全国各党派进一步团结的事，亦不便再谈，只能另谋机会。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有一个“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常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前后方农村问题，梁漱溟素来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因此便中参加几次，注意力遂又转移到抗战时期的乡村工作上。
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梁漱溟和一些关心农村问题的人借研究所召开座谈会的机会，商量向国民党提出几个关于农村问题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指出抗战需要依靠农村，而战前农村的破产和战时农村的扰乱却是那样的严重，为了使农村担负起抗战的重任，他们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设计的总机关。另一个建议强调抗战要从农村供应粮食，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因此要求政府当局对农业教育、农业改良、农业推广的机构加以调整健全并使之统一。第三个建议是有关保甲制度的，希望当局改善并充实地方下层机构。这三个建议都不是梁漱溟写的，但部分地代表了他关于战时农村问题的想法，并经他手交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提出，只是这些建议都没有下文。
4月，梁漱溟曾到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潢川及湖南长沙一行；5月，前往河南南阳及豫西镇平。河南、山东是梁漱溟先前数年工作的重点，他同一班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师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梁漱溟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梁漱溟与他们建立了很深的关系，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安危。中国军队大规模向大西南撤退后，这些学生、朋友因各方面的原因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
到镇平的时候，负责组织这些人员撤退的山东济宁专员梁耀祖不幸病倒了，梁漱溟前来实际上是代梁耀祖管理这支队伍，并代梁耀祖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接头，期望陈诚将这支队伍收编。这支队伍有教员、学生、干部，还带有一些壮丁，壮丁并不空手，而带有八百条枪，还有十几万元的现款。他们暂时住在镇平城外的一座大庙里，随时准备返回山东抗日。
山东乡村建设同仁的后撤大致是有计划进行的，他们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任命先前追随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秦亦文为大队长。1938年9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
在将这些撤退到豫西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安排妥当之后，梁漱溟于6月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各处，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
在成都，赶上四川省政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副司令开会，商议兵役问题。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缵绪与梁漱溟相识，于是邀请梁漱溟出席指导。梁漱溟那时于实际的兵役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指点，只就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
甲，政令统一，事权统一。
乙，秩序久定。
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
丁，人口户籍清楚。
梁漱溟认为，现在就全国说，初见统一；就四川一省说，亦是初见统一。其政令的统一，事权的统一，以事实上未曾就绪，多谈不到。秩序久定一点，就全国说，好多地方难讲，就四川说，亦正难讲。若地方制度，则自清末以至现在三十余年纷更不已，未得确立；下层机构，更是人才钱财两俱缺乏，距离“健全充实”四字不知差有几千里远。人口户籍一向虚伪造报，无可依据。四个基础条件没有，兵役当然也就办不好。
还在四川的时候，梁漱溟就接到消息，要求他返回武汉参加将要召开的国民参政会。
早在抗战初期，梁漱溟即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列名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于1937年8月，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议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之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国民党真诚抗战的体现，当然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的覆盖面受到很大的局限，人数太少，工作也不是太规范，因而还不可能将此作为战时民意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这个进步依然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内各界的欢迎和支持，中共希望国民党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政权，希望其政策在各党派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下，能够“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为此，中共于1938年3月1日向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建立正式民意机关的主张。
鉴于当时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对中共的建议给予积极的回应。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31日通过的《国民参政会组织原则之确定》决议，鉴于国民大会在抗战非常时期既难召集，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通集天下贤才、民众领袖共襄大计，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一百五十名，梁漱溟列在“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的五十名中。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国民党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第一次为各主要抗日力量共同参与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场所。在抗战中，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共和各党派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团结合作的重要阵地。梁漱溟对国民参政会也有很高的期待，他表示：
国防参议会是得到一点成绩的，主要是在通过政府的许多外交方面的决定，收到和社会相通的效果。国民参政会虽然搜罗的人不够，但这是团结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善为应用，是可以发生相当效力的。参政会应避免无谓的口头争论，有所提议应事前妥商，各党各派的代表应常常聚餐畅谈，从内部求得彼此情意相通。开发民众运动问题，应从头讨论。对民众团体的存在问题与言论出版的自由问题，也应当讨论。
全面抗战一周年的前夕，即1938年7月6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假汉口两仪街20号上海大戏院举行开幕仪式。汪精卫被推为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王世杰为秘书长，彭学沛为副秘书长。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居正、于右任、张群、何应钦等党政要员以及张一磨、江恒源、梁漱溟等一百三十余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汪精卫在开会词中指出，国民参政会不是一个临时的议会，而是乘此抗战时期，藉参政会各位先生的努力，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蒋介石在致词中表示，国民参政会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起点，其最大意义和惟一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
下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宣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给大会的贺电，听取参政会秘书处会务报告，行政院长张群的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议长汪精卫关于电慰蒋介石及前方将士的提议；讨论通过了各审查委员会委员人选，梁漱溟出任第三审查委员会负责人。
第二天（7月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大会。会议听取内政部长何键的内政报告，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外交报告，议长汪精卫关于议事规则的解释；讨论通过参政员吴贻芳、史良等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各参政员一律献金，以资提倡的动议。中午十二时，全体与会人员为纪念全国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静默三分钟。
同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听取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教育报告，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财政报告。推举张炽章、吴玉章等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
8日上午，举行第四次大会，听取交通部长张嘉缴的交通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的经济报告。下午，各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政府报告，审查参政员提案。9日，各审查委员会继续举行审查会议。
7月10日上午，举行第五次大会，听取政府各部对参政员所提咨询事项的书面答复；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审查委员会关于《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胡景伊等提议）的决议，第三审查委员会关于《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邹韬奋等提议）、《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邹韬奋等提议）决议，第四审查委员会关于《在内地建立工矿基础，增加生产，以充实国力案》（政府交议）、《建设内地农业以促进后方生产充实抗战力量案》（政府交议）的决议。下午，各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11日上午，举行第六次大会，经济部、财政部答复参政员对财政、经济问题的咨询；政治部长陈诚作关于民众动员组织训练问题的报告；讨论通过《节约运动大纲》（政府交议），并汇集各参政员修正意见，提送政府采纳施行。下午，各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12日上午，举行第七次大会，听取于右任的监察工作报告，并案讨论郑震宇等关于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的三个提案。中共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等相继发言，表示拥护，最后形成决议案，全场起立鼓掌通过。会议还讨论通过第二审查委员会关于《请本会推派参政员五人至七人前往欧美各国从事访问案》（杭立武等提议）的决议，以及对政府外交报告的补充意见，第四审查委员会的相关五个提案的决议等。下午，各审查委员会继续会议。
13日上午，举行第八次大会，交通部书面答复余家菊关于交通工作的咨询，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口头答复张申府等关于抗战建国具体计划的询问。讨论通过第一、第二审查委员会对若干重要军事外交问题的决议。下午，第一、第三审查委员会继续会议。
14日全天，举行第九次大会，交通部、财政部、监察院、考试院等书面答复参政员咨询事项，并案讨论通过政府交议和褚辅成等关于改善各级行政机构的四个提案、政府交议和曾琦等提出的关于设立省县市地方民意机构的五个提案，讨论通过吴玉章等关于改善保甲制度、救济难民、战时教育等提案，通过驻会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
7月15日上午，举行第十次大会，选举驻会委员；讨论大会宣言草案。下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休会。梁漱溟当选为驻会委员。
在这密集的几天会议中，梁漱溟作为参政员在这次会上除按素来的主张从事团结统一的工作外，主要是提了一个建议案和三个询问案，内容都与战时农村问题相关，似乎也与3月向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相接近。
建议案要求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并于政府中设置常设机关，集合了解农村情形的专家详加讨论农村问题，提出整理补救农村问题的方案。这个提案内容平常，并不是专门替农民说话，而仍是为国家为政府设想，政府实不必害怕。果能实行，则上下之情得以稍通，乡村实际好处却不小。同时各部门各机关互得配合联络，一切事业才得进行起来，于工作效率关系亦大。
原案经审查委员会审查修正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大会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次长何廉，以私人关系约请梁漱溟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
建议案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三个询问案的答复是无法答复。在第一个询问案中，梁漱溟依据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八条有“全力发展农业经济”之文，以为此诚当前首务。惟此中关系方面甚多，例如农村金融系统之树立、农业技术之改进、农产之输出与流通、合作组织之普遍推行、农民教育以及农村治安诸端，想在政府必有统筹之规划，切实之进行。规划者应请提交本会议决，进行者应请提交本会报告。此案经政府答复说：在经济部工作报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个询问案是问政府在改善和充实农会方面有何计划：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于是梁漱溟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而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这桩事不知到底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审查委员会审查，而梁漱溟正负第三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结果仍不得其详。
国民参政会在召开第一次会议后，梁漱溟力辞驻会委员，主要是担心随着参政会继续西迁，他会离那些坚持在山东、华北等地继续抗战的学生越来越远，他不愿离开他的朋友学生而躲到后方，早在1937年12月刚到武汉时他便对人说：“你们向南我向北，你们向西我向东。”其意在于不愿意离开抗日前线。
会后，梁漱溟先到衡山，又折回武汉，以安排山东乡村工作人员回鲁抗敌，本拟再留武汉一段时间，但因参政会随政府继续西迁，梁漱溟只好与他的那些朋友学生暂别，随参政会到西南大后方去了。
入川后，梁漱溟内心仍不安宁：与豫北、山东抗敌前线的朋友相隔太远，消息阻断，对于前方既不能有所尽力，遂决定在西南大后方择一要紧问题而努力。
在当时，对于西南大后方来说，无疑以补充兵员，大量征集，加紧训练为第一等要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得不到好兵源，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这对素来对农村问题无限关怀的梁漱溟来说，当然不容坐视，不容躲闪，而应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既能减少乡村的痛苦，又能为国家求得好兵员。于是梁漱溟开始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
梁漱溟对兵役问题的关注已有一段时间了，他在本年中曾到四川调查研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兵役问题办不好有许多原因，而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征兵法规形同虚设，不仅所行另有命令指示，而且下层办理的实际情况与上级的政令指示亦多有不合。于是国家法制为一事，政府政令又为一事，实际办理又为一事。他建议，如欲改善征兵工作，必须将三事还为一事，要求政令符合于法制，实际办理者将合于政令。简言之，就是认真依法征兵。
当然，兵役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书本上的事，一面要在乡村调查，汇集事实；一面要向政府主管方面寻求了解，除法令外并及办理的实际情况。在这两方面梁漱溟皆有机缘可资进行，恰又遇到一批热心于此事的朋友和社会大众的帮忙。
梁漱溟有一位朋友，“中国农村社”的王寅生，曾在武汉主持“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的座谈会，因而相熟。这次相遇于重庆。彼此谈起来，相约于此致力。二人外，又约了孔庚、吕超等人。吕超为川军前辈，现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孔庚为辛亥元老，又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积极参与“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对农村及兵役问题有很深的感受。梁漱溟认为，借他们的资望地位，许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于是他们四人联名发起兵役问题座谈会于重庆。
其时社会各方面正为兵役问题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踊跃参加，而兵役负责机关亦时常派员出席说明。此一座谈会，不断举行，从1938年9月亘续至一年以上，实为难得盛事。到1939年10月，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
座谈会的讨论使梁漱溟获益匪浅，他的一些想法逐渐成熟，方案也日趋完善。稍后，梁漱溟拟成具体计划，于全省动员机构、兵役监察系统、出征军人家属协助委员会、出征军人家属联合会各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一面须得行政当局了解采用，一面须得地方有资望有信用的省县乡各级领袖热心出头赞助才行。那时就四川说，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王缵绪自为征兵负责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挥他的则为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关于兵役一事，重庆行营实居主脑地位，倒不是军政部直接来指挥军管区。王缵绪一面，梁漱溟在6月间已和他谈过此事，于是梁漱溟决定继续找他谈谈，寻求支持。然而最要紧的，在梁漱溟看来，还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张澜，又与梁漱溟相好。至于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来明通。政府和地方两面肯积极做，教育界大家帮忙，兵役改善似乎是不成问题的。
9月末到10月初，张澜已被梁漱溟说动，愿意为改善兵役这一大问题努力。他们就偕同访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商量。张群正为兵役办不好发愁，闻言十分欣喜。对于梁漱溟所说的三方面配合的原则极表承认，对于张澜肯帮忙如获至宝，马上即从人的方面、费用方面，分别筹计有着。正好王缵绪自蓉来渝，又一同商谈极洽。10月7日，张群、张澜、梁漱溟随王缵绪同飞成都。双十节省政府全体宣誓就职后，即按照预定步骤，第一步先改组省动员机构。
在各方面积极推动协助下，改善兵役运动初期进展顺利，并在四川乃至全国范围内发生相当的影响，1939年10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然而到了后来，“各方面缺乏互助，事情不好做”；参与此事的四川省籍人士消极，梁漱溟“一个外省人无所用其力，就自动退下阵来”，离开了成都，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
四川的事从此罢手。但梁漱溟仍将改善兵役的意见办法贡献于参政会。当时参政会同仁注意此问题者正多其人，他们曾借江庸参政员的家庭聚会来交换意见，交给梁漱溟起草提出，是为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的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提出后交付审查，结果又是梁漱溟自己做的审查报告（因为深夜审查，被指定的委员多不到）。此案“照顾较周”，经大会通过，并作了若干补充，咨送国防最高会议，交下行政院军委会办理。结果仍是没有结果。
改善兵役问题成了梁漱溟那几年一个重要的心病，又过了3个月，到1939年2月初参政会第三次会议时，梁漱溟虽有事在外地未能出席，仍参考到各地访察得到的各种事实，就改善兵役托朋友提出几个建议案。
然而遗憾的是，1940年有人就梁漱溟等人发起的改善兵役运动进谗言于最高当局，经蒋介石召吕超面谕，梁漱溟、吕超等人发起组织的兵役实施协进会被迫解散，一度轰轰烈烈的改善兵役运动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