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19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干部朱经古、黎涤玄、秦亦文、黄明等人的陪同下离开邹平，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此行目的，据梁漱溟自己说有二：一是他在国内从事乡村建设事业已有六七年，最近听说日本亦有它的农村问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梁漱溟在山东的工作很相似，颇可作他们的参考，所以愿意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第二个动机更为重要，就是想了解整个日本，特别是日本社会内部问题。因为几年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纠纷不断，情形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梁漱溟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中日两国持续不断的纠纷中，为什么日本处处占据主动的、积极的地位，而中国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的地位？这应该是两国各自社会内部构成不同所致。日本的社会内部是让它可以主动，中国的社会内部是只能让它落于被动，故为观察中日的前途，并为深切了解这个问题起见，梁漱溟前往日本考察。
梁漱溟原本就不相信中日之间会很快开战，所以他对那些激进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不太热心，通过对日本的实地考察，他不仅觉得日本人在农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而且更加坚信他先前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以为日本内部矛盾固然严重，但仍可维持一个段落；从对外，尤其是对中国、俄国的关系来说，战争亦不可能很近，因为有许多症结使日本不肯也不敢轻于一试。就形势说，日本是得不打且不打。这就是梁漱溟对日本考察的结论。
基于这些感受与判断，梁漱溟回国之后一如既往地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以期为将来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做好必要的准备。无奈，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依其个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摩擦越来越多，形势日趋紧张，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之后，国人的抗敌情绪也空前高涨，梁漱溟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政治主张略有调整，开始注意怎样积蓄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1937年5月，梁漱溟应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屡次函电邀请入川考察，在为期一个月的盘桓中作了三十多次演讲，演讲的重点已经是“如何抗敌”的问题，而不是像先前一样一味地强调乡村建设的重要性。
在川时，梁漱溟的老友、著名实业家卢作孚，老相识、平教会文学部主任陈筑山，适从庐山归来，代政府转致一份请帖，邀请梁漱溟务必于7月初至庐山参加由政府当局主持的在野人士谈话会，就大局问题进行磋商。这是梁漱溟毕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一级层面的政治活动，他自然将此看得比较重。
6月29日，梁漱溟一行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抵达北平。此时北平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谣言甚多，大有风雨欲来的感觉。7月4日，梁漱溟离开北平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见胡适、林宰平，他们都应邀到庐山参加谈话会，梁漱溟告诉他们，自己回邹平一趟，随后亦到。
5日，梁漱溟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两天后，日本军队在北平卢沟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此以后，原本计划潜心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毅然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的政治主张，果断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副精力，好生应付”的政治主张，发誓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决不罢休，思索如何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很显然，梁漱溟的主张和先前已有“相当转变”，此后八年间，梁漱溟欣然为民族抗战东奔西走，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
在邹平，梁漱溟只停留了三天，就返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谈话会。过济南时，梁漱溟找韩复集，说韩不在，他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以韩复集的名义给蒋介石写封信交给梁漱溟带去庐山，大意是说韩复集的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请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如高射炮等要求。张在电话中还转告韩，刚刚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是一定要打的，日本人不拿下北平是不会罢休的。
7月10日，梁漱溟离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梁漱溟遂于7月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复集要他带给蒋介石的信，梁漱溟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蔽，请他转交蒋介石。
梁漱溟是一个最肯动心思的人，他既然决定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洪流中，遂于8月中旬公开揭示自己思考所得，即“应付当前大战”的三条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在梁漱溟看来，这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何况中国此次对日作战必须作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将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在梁漱溟的意识中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的意思。
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本意在此。
综合起来说，梁漱溟认为，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当然，梁漱溟也承认，这三条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的真正统一也不过十年时间，而政治民主化已经说了三十年也始终没有做到，如何能够在仓卒顷刻之间取得成功？并且在应敌抗战之时利于军事独裁，又如何能在此时讲民主？此时讲民主，又怎样才能不贻误军事？
梁漱溟充分意识到，他的这三条原则虽好，可惜事实难以做到。如果能够拿得出办法来，亦许多少能做到几分；再加随时讲求，不断练习，亦许逐有进步。如果没有办法，则这三条原则只是好听的理想话而已。为此，梁漱溟又提出十四条具体办法，其大意可约之为六点：
一、全国军队固然要有其编制系统，全国国民亦要纳入一大组织系统中，以配合于军队系统。前者假定为第一系统，后者假定称为第二系统。两大系统的上端，总统于一最高统帅部，而且两大系统在下面亦处处是相配合的。
二、第二大系统虽大致不异于平时行政机构，然此时要在领导国民直接地或间接地应战，国民之一切活动悉受其节制，人力物力悉资国用，其工作之繁难复杂百倍于平时，尤以下层机构直接民众者为最。故应发动全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担负下层工作，随事运用教育功夫，完成其军令政令所赋予的任务。
三、第二系统大致仍以市统街坊，以县统村乡，上下系属，节节相制。而下层单位宜小不宜大，旧日保甲等制度必须改变，寓教育于行政之中，而隶行政于军事之下。
四、全国人粗分为知识分子、军事人才、普通民众三种。知识分子、军事人才，又各分高下等级和门类。除配合于第一系统者外，皆有计划地分配于第二系统上中下各级，大小各单位。务使每个人各有其岗位，又互为有机的配合，适宜的分布，要它从乎一定的计划，发生预期的作用。
五、凡事要有条理，要有系统，要有计划，便有一大前提，是即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在中国几乎等于没有。欲使其从无到有，只能由粗入密，以渐而进。知识分子领导民众之第一工作，将为此事。一面凭机构作调查，凭调查作计划，凭计划去工作；又一面从工作中随时修正改进其调查、其计划，乃至其机构、其系统。如是而后，系统乃日进于合理，计划乃日进于正确精密。
六、包括第一、第二的全部系统是一部抗战机构，愈到末梢愈落于被使用的工具地位。然而国家主体亦正在此基层民众。我们要政治民主化，应就以下层每个最小单位如一街一村还而为国家主体所由构成之一个细胞，给他们以申达其痛痒要求的机会，却不必盲从于近世议会制度。
总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对国家行政以迄地方行政系统、教育制度、政治改造等进行重新设计，既向统制集权方向走，又注意到政治民主化，注意国家主体的痛痒。这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抗战时期政治民主运动的先河。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山东方面的韩复集原对应战有所准备，然而至8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遂引起梁漱溟的忧虑。8月2日下午四时许，韩复集由南京返抵济南省府，梁漱溟闻讯即以五时许往访，交际处副官说：韩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不过，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驻济南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韩主席的约请来见面的。
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梁漱溟，这三个日本人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内容是韩复架向有野等声明三事：
一、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韩复集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
二、外间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韩复集指挥军事，亦不确。
三、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南者，照旧保护。
半月前，韩复集曾促日侨回国，而现在又愿意保护，可见其态度发生了变化。
韩复架刚从南京归来态度即发生变化，显然与南京政府尤其是蒋介石的态度有关。梁漱溟急于见到韩复集，除了观察韩本人的态度外，也有打探南京政府态度的目的。韩复集告诉梁漱溟，他去南京之前，曾于7月28、29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介石下令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30日韩复集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介石对韩复集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复集无奈地告诉梁漱溟：“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胡里胡涂去南京，又胡里胡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蒋介石此时不向韩复集明确表明态度，是因为他个人对中日关系未来的演变还没有足够的把握，是战是和，还处在犹豫不定之中。这自然无法向韩复集表达清楚，从而使韩复集不得要领，心存幻想，以为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或许如往常那些冲突一样，不致演变成全局性的战争，更不致于中日全面开战。基于这些观察与判断，韩复集从南京回到济南的当天便紧急约见日本领事，又布告市民应镇定，禁造谣，传谕商店开门营业。
梁漱溟听了韩复集的介绍后，也感到非常困惑，他不仅担心韩复集对日态度的变化，而且更担心南京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决心可能生变，于是他决定再去京沪一行，往晤友朋，以便弄清时局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
蒋百里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军事专家，也是梁漱溟的老朋友。8月9日，梁漱溟抵达上海，此后三天，他天天到国富门路蒋百里的寓所长谈，内容基本上都是有关抗战大局的事情。蒋百里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还向梁漱溟反复强调山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而梁漱溟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计划，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蒋百里劝梁漱溟应该尽快返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蒋百里格外叮嘱梁漱溟催促山东当局务必要将重要战略物资特别是兵工厂、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蒋百里还告诉梁漱溟，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梁漱溟也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
经蒋百里热心督促，梁漱溟在上海只停留了三天，即于8月11日11时乘车离沪，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
夜车开行前，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的老同学，后来留学美国习法律的雷国能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访。梁漱溟与蔡劲军原本并不认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梁漱溟，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劲军低声耳语，将敌我双方紧张情形告知梁漱溟，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梁漱溟闻言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久久不能入寐。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声称列车已被政府征用，奉命火速运军队去上海。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梁漱溟也与同行的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英国友人戴乐仁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梁漱溟心里则认为中日两国军队已经交火了。
当日幸得转附他车，继续前行，但梁漱溟既已认定上海战火已起，遂临时改变计划，车过南京未下车，而是径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
12日，梁漱溟经兖州到达济宁专署，刚下车入门，又从同仁处得知中央连电促他入京，正转电至上海找他。于是梁漱溟至家门而不入，旋乘原车返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
8月14日，即“八一三”上海战事第二天清晨，梁漱溟抵达南京，迅即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群、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等人，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并内定梁漱溟参加。
所谓“国防参议会”，乃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出于团结党外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而设立的一个战时准民意机关。当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逐渐形成，而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将领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情势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1937年8月11日，决定撤销先前成立的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重组“国防最高会议”，负责制定国防方针、编制国防预算，以及国家总动员等重要事项，统一全国军事指挥调度的权力。
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本军队外，还需要依靠全国广大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以此团结党外人士共策国是，抗战到底。
如果仅仅从名称上看，国防最高会议与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有直接的联系，其实，这两个机构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议事内容自然也各异。前者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后者着重于讨论怎样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及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等问题。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8月17日，即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第四天夜间举行的，地点在南京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因为8月15日那天日军飞机曾经空袭过南京。
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最初有参议员十六人，他们是张耀曾、张君劢、梁漱溟、曾琦、胡适、蒋百里、陶希圣、傅斯年、张伯苓、蒋梦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马君武、毛泽东、晏阳初等，稍后又略有增加。最高国防会议正副主席蒋介石、汪精卫分任正副主席，交通次长彭学沛兼任秘书长。
出席第一次会议的，除梁漱溟外，还有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傅斯年，中共的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出席，青年党的李璜，军事家蒋百里等。据梁漱溟回忆，他在这一次会上第一次和周恩来相识。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和刚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尚未赶到，因为聘书15日才匆忙送出。
参议会主席蒋介石没有出席第一次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代为主持。汪对设立国防最高参议会的想法作了说明，表示该会的宗旨主要是邀请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士共商国是，应付时局。梁漱溟当即就近日来的思考所得提出意见，主张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责任的系统机构，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从事民众动员工作，并建议改革教育制度。
或许是因为上海战火正炽的缘故，当梁漱溟谈到这些问题时，与会者几乎无人加以理会，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的意思，且遭到傅斯年粗暴阻止。傅斯年和其他与会者认为，值此战火纷飞之时，应当商量军事、外交等问题，而不应说什么教育改造、组织系统等文不对题的话。
按照先前的约定，梁漱溟将于第一次会议次日晨谒见蒋介石，当他于会中将这个消息告诉蒋百里时，蒋表示：“好极了！就请你对委员长替我说，我自动请求派去山东视察防务，望他能同意，并通知山东方面。我不再去见他面谈此事，亦不另具书信了。”
次日晨，梁漱溟如约往见蒋介石，他除了谈对大局意见及山东情况，随即将蒋百里的请求转达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待梁漱溟将这个决定回复蒋百里时，蒋显得很高兴。当下约定次日（19日）即启程去山东。此时蒋百里又忽然提出说，此时胡宗南驻军徐州，胡听他谈过梁漱溟，曾要求蒋百里介绍他与梁相识。蒋百里遂问梁漱溟，此次路过徐州，是否可以下车与胡宗南见一见？梁漱溟回答说，今当共赴国难，谈谈是好的。
20日中午，火车经徐州，胡宗南收到蒋百里的电报，亲来车站迎接，梁漱溟、蒋百里就在徐州停留了24小时，次日又乘同一车次北上。那时，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驻军徐州，他之所以要见梁漱溟，主要是希望了解梁漱溟在山东所从事的工作，于是梁漱溟遂将在济宁、菏泽、邹平等地开展的民众自卫训练工作和地方行政改革的情况作了介绍。胡宗南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情况，蒋百里也表示要去看看，就约定随后电报联系。
8月22日，梁漱溟、蒋百里一行抵达济南，山东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奉韩复集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蒋百里去石泰岩饭店下榻，而梁漱溟则径直去省政府见韩复集。
韩复集一见面就问蒋百里到山东干什么？梁漱溟回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吗？对于这样的答复，从韩复集的眼神看似乎不太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梁漱溟于是将蒋百里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要求的话都告诉了韩复架。当梁漱溟介绍蒋百里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果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复集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韩复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得国际援助后，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取得胜利。反之，如果中国不愿目前的牺牲，在东部地区寻找机会与日军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总之，韩复架认为，中国抗战必须西撤而后反攻。最后，韩复集嘱托梁漱溟代向蒋百里致意，并邀请他来省政府午饭，却没有请梁漱溟出席作陪的话。
梁漱溟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复集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诉了蒋百里，而蒋百里倒说韩复集所见甚是，并没有什么错。对此，梁漱溟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蒋给梁讲了其中的道理。韩复架的分析或许不错，可惜的是，这个原本正确的分析却把自己给绕了进去。
因时局紧张，梁漱溟没有全程陪同蒋百里在山东的视察，而是返回邹平抓紧布置，相约25日在济南会合，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济宁，梁漱溟、蒋百里与胡宗南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专员梁耀祖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即1936—1938年地方行政改革、民众自卫训练的情况。参观毕，蒋百里当日夜即随胡宗南的专车南下，而梁漱溟留在山东料理自己的事情。
9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日军的先头部队移师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并调韩复集部前往接应。
根据南京最高军事当局的作战部署，韩复集所属各部在上海八一三战事后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范围内，所以对于冯玉祥的命令，韩复集予以婉拒。这无疑潜伏着后来变化的种子。
冯玉祥将他所遇到的困难尤其是韩复集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迅即电令韩复集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将部队向津浦线一带集结，阻击日军沿津浦线南下。10月2日、3日，韩复集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将所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向津浦线转移，并亲往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但被日军反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防务由韩复集负责，但韩实际上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日军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复集急切求退的心理有各种原因，并不是他个人贪生怕死所能解释，事实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抗战初期确曾一度犹豫不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韩复集在内的所有军政领袖的彷徨；且这些军政领袖与日本方面差不多都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日本军方也一直没有停止向这些军政领袖做工作，宣称日军决不愿扩大战争，以此迷惑这些军政领袖。对于久踞山东的韩复集，日本人更没有少下功夫，他们暗地里说，日军决不会打山东，更不会在青岛登陆，原因很简单，在山东，胶济线一带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利益。事实上，日本期待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问题，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或争取韩复集做他们的傀儡，或使韩复集引起蒋介石的怀疑，由蒋亲手斩除一员大将，如袁崇焕故事。同时，当中日冲突不断加剧时，国际社会深感焦虑，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一再高涨，这也使韩复集不敢在正式战争未开始之前孤注一掷，成为光杆司令。况且其部队的真实情况并不理想，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过如此，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而且山东这块由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保存实力、持久作战，就其战略而言自然是对的，但韩复集面对日军的进逼和南京军事当局的命令，实在不该太过急切。由于他太过急切，结果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韩复集此时找不到任何将部队撤离山东的理由。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过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一带登陆。日军不进攻，怎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日军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斩断韩复集由鲁西南西撤通道的危险，所以韩复集便显得有点着急，下令将一些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10月7日，命所有公务人员南撤。
韩复集的求退心态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忧虑。10月9日，黄炎培、江问渔两人由上海至济南，专门实地考察、了解山东民众抗战动员情况。他们打电话给梁漱溟，梁即由邹平赶到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告诉梁漱溟：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的工作，战火已经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没有做这项工作。他们对这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梁漱溟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相关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向他们略作介绍。梁主要讲了三点：
一、韩复樂对抗日态度暧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人做动员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10月以后，战火开始蔓延至山东境内，韩复架被动应战以来，也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复架。
二、但目前韩复架对于动员民众的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意别人插手，尤其不愿蒋介石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复架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民众动员工作。韩复集闻讯先下手为强，迅即任命余心清担任韩所属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处长。
三、目前在山东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制，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所谓各个系统，除了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即原来按照韩复樂的意图设立的“省防后援会”；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梁漱溟等在山东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为抗战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
梁漱溟的介绍引起了黄炎培、江问渔两人的关切，他们勉励梁漱溟排除困难，务必将民众动员工作开展起来。梁漱溟深为黄炎培等人的劝勉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再次努力开展工作。
在与黄炎培、江问渔等人会晤的第二天（10月10日），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余心清及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省党部的常务委员李文斋等出席作陪，梁漱溟也参加了这次宴请。
此次宴请，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
一、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和梁漱溟，并推梁漱溟任主任委员，梁表示同意。
二、加强政训处，推荐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王近信（子愚）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
当晚他们带着这些意见一起去见韩复集，说明山东各界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由韩做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可由各方面负责推动。韩闻言很高兴，表示完全同意。
翌日（10月11日）晨，梁漱溟再去省政府拜谒韩复集，提出三点建议：
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
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梁漱溟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军纪之坏。
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
韩复架听了梁漱溟三点建议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军队军纪不好的事，毕竟关涉他的信誉和能力，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韩复集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通过整个谈话，梁漱溟觉得韩复集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真的热心，这使原本有意帮忙的梁漱溟心灰意冷，冷静了下来。
按照原定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将于12日晚召开成立会，并将正式推举梁漱溟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突然打电话给梁漱溟，劝他不要去当民众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
张绍堂的用意究竟何在，梁漱溟一直没有弄清楚，但他通过这一系列变故已经很明白韩复架对抗敌动员根本不热心，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则预感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山东的形势绝不容乐观。
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当日深夜韩复架主持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翌日（14日）晨，梁漱溟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梁漱溟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移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拜访梁漱溟，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以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梁漱溟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梁漱溟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结束事宜。
1937年10月16日，梁漱溟将奋斗七年之久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略作交代，最后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
在此稍前，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沈钧儒曾经提出一个建议案，主张利用开战以来从敌国日本归来的大量留学生及华北各大学学生等其他失业知识分子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参议会讨论再拟具体方案。由于梁漱溟为乡村工作专家，先前也曾提出过组织知识分子下乡的议案，于是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亲函促梁漱溟赴南京出席会议。
在南京方面一再函电催促下，梁漱溟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10月20日抵达。
梁漱溟到达时，具体方案已由彭学沛召集部分参议员，会同国民政府内政部、实业部等有关主管机关大致草就，其基本精神就是组织乡村工作团以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工作项目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乡村工作团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工作范围可以巡回于各处。
这个方案就本意讲固然很好，但在梁漱溟看来于事实无益有损，因而不愿附和。他指出，这个方案如果从负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的事，不便付给这样的工作团去做；即使是抗战宣传、农业改良等事情也不便由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插手添麻烦、乱手脚。而在乡村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显然也无法开展工作。至于如农业改良之类的事，也断不是平素无认真研究的人所能做得好的。梁漱溟批评政府制定的这个方案，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不如不做。
由政府与参议会合作拟定的方案既已不妥，但这件事情不去进行恐怕也不对。梁漱溟的意思是，凡事不做则已，要做便须条理清楚，责任分明。知识分子下乡从事抗战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点缀的方式应付，显然于事无补且有害。要利用知识青年做抗战动员工作，必须将这些青年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们真正知道事情的难处，不要说风凉话，要使他有责任在身，没有办法躲闪，将心思精力都用出来，无余留，事情才能办好。这样，必须回到梁漱溟先前向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即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必须改造现行的地方行政体制，乃至现行的教育制度。
梁漱溟这些意见讲出来，一些参议员及参与起草方案的人无不吃惊，都觉得梁漱溟的修正建议牵动太大，谁也没有这个勇气。适逢在河北经年从事乡村工作的晏阳初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梁、晏二人相约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恰好那天黄炎培、江问渔两位乡村工作专家亦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梁、晏差不多。于是他们四人就一同陈说，大意以为抗战必得广大社会的支持，民众必须动员。然而农民生活太苦，对国家无亲切之感；内地闭塞，缺乏知识，对抗战多不了解。平时人才钱财都集中在城市，乡村简直如旷野沙漠，在抗战时期决不应听任如此，而要下功夫治理才行。他们又指摘当时的抗战动员工作缺点甚多，并顺便提出一些改进办法。
对梁、晏、黄、江的意见，蒋介石表示乐于接受，随即指定他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群从中协助。
梁漱溟等人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曾数度集议，并一度与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商谈，政府方面也将关于抗战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给他们参考。他们一方面对这些法令草案提出数十条意见，一方面紧张工作，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为慎重起见，他们请政府在个别省份试行后再推广。然而，由于上海战局发展迅速，中国军队已退出战场，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事业和大本营都在上海，于是黄炎培急欲回沪一视；晏阳初亦因湖南工作正忙，急欲回湘；江问渔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委托梁漱溟一人起草。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待梁漱溟起草完成，中国军队已撤出上海，11月16日，国民政府开始西迁，这个草案虽经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转呈蒋介石，但在那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仅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政府西迁之初，曾安排专门的轮船先送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离开南京，梁漱溟因事并未同行，而是先到安徽巢县一行，11月21日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此时的南京由于政府迁走，人去城空，已无往昔繁华情形，只有部分留守部队仍驻守在那里，基本上成为一座空城。
在空空****的南京城，梁漱溟勉强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11月22日）一大早，梁漱溟与尚未撤走的人们一起匆忙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梁漱溟借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秘书长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抛弃的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梁漱溟及其随行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帮忙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
24日一大早，梁漱溟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坐落在小车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集。他们乘轿上山后，看到韩复集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
见到梁漱溟他们来了，韩复架便对梁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四十多天前梁漱溟在他面前所表示的疑虑而说。而按照梁漱溟的判断，韩复架此时退出山东的想法更加急切。
26日，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耀祖、济宁行政专区专员王绍常及何思源、余心清等山东政界重要人物聚会于何思源家，就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复集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等事项有所讨论，提出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素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复架的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日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而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作“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自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
经过讨论，他们最后共同拟出向韩复集提出这样几个建议：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1.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2.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3.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事情，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4.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佚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及拉佚。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1.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政府韩主席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并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相周旋。
2.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3.历城、泰安等26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李树春厅长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他们当时还商定与韩复集的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27日，梁耀祖与韩复集进行了谈话，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28日，韩复架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陪同从徐州前来济南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视察，谈话无法进行。第二天，即11月29日，梁漱溟受各位与会者的委托携带他们拟就的建议去千佛山找韩复集细谈，从上午十时谈至午后三时。韩复集对梁漱溟等人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做头子，因为他不如宋哲元将军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在梁漱溟的观察，韩复架的这些说法其实都是托词，因为韩复集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
这是梁漱溟与韩复集的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返回驻防地徐州的李宗仁来电报要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遂于11月30日经兖州到济宁看视，12月3日抵达徐州。
在徐州，李宗仁对梁漱溟说，他在济南视察时，韩复集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梁漱溟也将韩无意作战，而一心西撤，以保存自己的种种事实与想法详细地告知李宗仁，请李以战区长官的身份制止其西撤。
与李宗仁谈话后，梁漱溟于12月5日离开徐州前往武汉，因为国民政府几经播迁，此时已至武汉办公。9日，梁漱溟至武汉，开始全力投入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活动。
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梁漱溟依然念念不忘山东等地的抗战，曾就韩复架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报告一次。12月21日，梁漱溟在湖北省府官邸见到蒋介石，也将韩复集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全已知道。1938年初，蒋介石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复集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作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以此为那些心怀不战而退之思的军政要员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