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外交摩擦已有很久的历史，中日必将一战，似乎也是那时中国人的一般判断，只是从政治层面上说，大家总觉得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的准备还不是很充分，总是希望推迟中日冲突的爆发，尽可能地做好准备。于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梁漱溟坚决主张不要受中日外交局势的影响，而应该脚踏实地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即便中日之间不得已而开战，中国自身力量也必能战而胜之。所以，在全民抗战爆发之前数年间，梁漱溟依然潜心于他的乡村建设试验。
1936年访问日本时与友人合影 （前左1为梁漱溟，3为朱经古，后左起为黎涤玄、黄明立、秦亦文）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要必归于乡村，只有真正解决了乡村问题，只有农村获得真正的恢复和重建，中国的其他问题才能获得解决，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加强，也才有力量抵御包括日本在内的强邻或帝国主义的入侵。
从日本可能对中国发动的进攻和中日两国将要交战的背景考虑，梁漱溟认为，悲观主义和速胜论都要不得，日本一旦对中国发动进攻，其脱离本土的作战决定着它不可能速战速决，有力控制中国本土；而中国面对日本的进攻，即便没有全面的、有力的抵抗，即便不能很快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但中国以其广袤的疆土和众多的民众作旷日持久的战争，以时间换空间，那么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为此，梁漱溟在抗战爆发前提出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依靠蕴藏在民众中的“无限的兵力”，以民众的力量弥补眼前不足的有限兵力；二是“不求摧敌于一朝”，树立持久观念，与日本军队作“持久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梁漱溟对抗战前景的估计是不错的，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分析的那样，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什么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从日本方面说，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加上内外矛盾，使日本不得不举行空前的大规模的冒险战争，从而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对立。日本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虽然很强，但由于日本国度比较小，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而从中国方面说，中国的经济力、军力、政治组织力虽然落后，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同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加上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国际进步势力的支持，中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因此，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人只要克服了无组织的状态，就能将日本侵略者置于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中国人一声大喊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梁漱溟虽然没有毛泽东那样透彻精辟的分析，但毫无疑问他的致思路向和所得结论与毛泽东大体一致：他们都看到了民众中蕴藏的巨大潜力，都看到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
但是，在如何抗战的具体步骤上，梁漱溟的想法显然与毛泽东有着巨大区别。梁漱溟认为，在国际形势吃紧，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侵略步伐的条件下，全民抗战无疑是第一位的工作。然而，单纯讲求国防、军备，恐怕不是好的路子，不是真正知已知彼的办法。比较理想的办法，是中国应当在种种的短处当中选择那种勉强可能走的路子，那就是充分依靠民众和进行持久战争这两个不可更移的原则。
为了实现这两项原则，梁漱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提出从两个方面加以预备和注意：一是要“加强政府的统制力量”，二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与能力。
关于前者，梁漱溟认为，中国政府首先必须能够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以多数国民为后盾，否则政府就不可能真正有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中国社会内部种种不通的情形、上下不通的情形统统打破与扫除，一定要想法子能够通融上下之情。然而，当时的情形在梁漱溟看来实在是隔膜得很：不但中央政府，乃至于省政府，实在是跟农民，跟乡村的痛痒不太相关，政府不能够跟乡村跟农民同一个痛痒，根本不相关系，政府没有得到多数国民作后盾，彼此感情并不相通，政府与国民，政府与社会都很隔膜，很对立，这种状况不要说无法坚持持久战，恐怕临时的应付也难以完成。梁漱溟强调，只有唤起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使民众与政府同心合力，打通政府与社会、与民众之间的隔膜，才能赢得抗战胜利。
不过，正如梁漱溟所意识到的那样，加强政府政治统制力最有效的办法，并不仅仅是感情的相通，而有一个实际的物质利益问题，政府如果不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切实改善民众生活，限制官僚豪绅的违法殃民行为，口头的呼唤与承诺无论怎样也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至于后者，梁漱溟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在全面抗战前增厚国民抗敌情绪与能力的重要性，以为抗战全面爆发前不作这种实际功夫，而只是在报章杂志上空谈抗敌，那是没有用的。他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的时候，中国乡下人对于国家缺乏感情，这是因为国家对于人民没有多少好处，无从生出感情来。要使政府能够得到国民作后盾，一定要使国民的抗敌能力与情绪大为增强。国民抗敌的情绪能够增厚，也就是国民与政府的情绪上下相通，痛痒相关。如果不能打通政府与国民间的隔阂，打破彼此不相关的情形，甚至于多数农民还受到政府的祸害，那么中国决不可能实施全面抗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提出的两条原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下之情果然得通，则国民的抗战情绪必然增厚；民众果然有了组织和训练，其抗战能力增高更不消说。
要国民有应付国难的能力，这就要靠社会的机构，要靠社会的组织，要靠大家有条理，也要解决许多法律制度问题。不如此，便不成系统，或者机构不灵敏，也就不能有能力，因此为了应付抗战，对国民进行组织训练是必要的。这种训练不一定是军事训练，而是集团行动的训练，是一种广义的教育功夫，就是在人多或土匪横行的时候，不要自乱自毁，自己打自己，自己糟踏自己，而要能够有条理，行动敏活。这种团体组织生活，既需要能够出头指挥的领袖，也需要慢慢地养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认为他们正在从事的乡村建设工作，就是要乡村居民养成一种团体生活习惯，因而这个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本质而言，还是积极救亡的工作。
梁漱溟的这些思考或许是冷静的分析，但值此国难当头仍把抗敌救国与乡村建设强作临时的与根本的划分，显然在许多热心组织抗战的人看来，可能是对当时日趋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冷漠、怠工，混淆了内外之别，颠倒了轻重次序，因为在那些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看来，抗日救亡运动是一种对外斗争的革命工作，而乡村建设乃是一种反对斗争，并与革命对立的和平建设工作。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的危机就在眼前，缓慢而不容易见效的乡村建设运动无法挽救民族危亡。
梁漱溟强调依据抗战的需要，按部就班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一是着手在农业上作功夫，先解决阻碍中国农村发展的种种妨害，如匪患、苛捐、运输困难、土地问题等，进而积极促进农业的发展，如兴办水利事业、金融事业、合作事业、技术改良等。从物质上解决农村民众的实际困难，使农民与政府在感情上融通，在抗日救亡问题上建立并识。二是着手在民众身上下功夫，先切近其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进而为对外抗敌从事组织训练。所谓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在梁漱溟看来就是他平素反复强调的建立和组织乡村居民积极参与合作社、农会、自治、自卫等团体，以此改变中国乡村居民散漫无组织的积弊，学习引进西方人的团体生活。否则，只为了政府指挥征调上方便而编制保甲，为了抗敌而行军训，那在老百姓方面便不可能感到亲切、自觉。如果强迫行之，只会招来反感，纵有形式，必无内容。三是为了实现乡村的振兴和建立乡村居民的组织生活，梁漱溟认为必须动员全国知识分子大量下乡，有计划地将集中在都市里的人才、钱财转移到乡村去。四是改造现行教育体制和地方行政机构，在乡村中实行行政与教育融合不分，互相为用。
这四点设计或许是一冷静而长远的考虑，然而正如许多热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人看来，值此国难日趋严重的历史关头，梁漱溟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将那些热心青年束缚在“老气横秋”的乡间，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在这非常时期，当务之急是组织青年共赴国难，保家卫国，否则，只能激起爱国青年的反感，落个阻止爱国青年抗战的恶名。
按照梁漱溟的素来主张，一切问题都应有条理有计划地进行，他既然认定抗战前途只能依靠民众的力量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当然不会盲目地组织青年白白送死，而是按照政府要求，用拨发的十几万经费训练青年，为全面抗战培养骨干。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梁漱溟对时局不关心，而仍一心从事与国难无关的乡村建设。恰恰相反，梁漱溟一方面努力改变乡村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使之合乎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时局发展，希望其主张能对社会动向有所“指点”。
梁漱溟认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乃全民族的事业，必须在统一领袖领导下从容进行。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梁漱溟出于对抗战前途、民族前途的考虑，迅速致电张学良，表示联合各方面共同抗战，当然能够获得国人同情与支持，但在目前中国，舍蒋介石恐怕没有人能够担当起领袖群伦，领导中国人民共同抗战的责任。所以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无论如何都不是顺从民意的正当举措。他建议张学良早日护送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得以从容商决大计，国家幸甚！如或不然，前途祸变，未知所届。除了对张学良的严厉指责外，其解决方案与中共主张及后来的实际发展大体相同。
这种大体相同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对时局的看法上，梁漱溟较为接近共产党的主张。在抗战问题上，国内当时存在明显的两种倾向或者说两种势力：一是在野的，这一派尤其是这一派的青年，思想都比较激进，感情比较激昂，主张马上发动对日战争，希望借绥蒙战事与日本全面开战。进而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大联合，并开放政权。二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稳健派，他们虽然也很积极地援助绥蒙战争，但并无扩大战争之意。他们在外交上虽然也很强硬，但并没有开放政权尤其是向中共开放政权的意思。对这两派的主张，梁漱溟都各有赞成各有保留。据他推测，中日不可能在最近时期全面开战，中国内部也不致于有大战事起来，国共两党可能摈弃旧嫌，联手抗战。基于这种分析，梁漱溟对上述两派的主张都不完全赞成，也不完全反对，而是以一向深切关心国家民族问题的态度，很逻辑地分析产生理论见地，本此理论见地而有一种继续不断的努力。换句话说，他将一如既往地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工作，并不因时局的暂时性变化或兴奋，或冷漠，或投入，或疏离。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有思想体系的人物之一，他对时局的见解并不是一时之见，而是他基于其思想体系的大原则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他指出，现在的时局，固然由国际的侵略压迫所致，但也是因为中国本身的不健全。因此，对付时局的头一步，只能在自己本身上下功夫。现在最要紧的是怎样让中国人的力量活泼协调，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的社会。这是最根本的功夫，也是乡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对于抗战与乡村建设的关系，梁漱溟强调，如果形势紧迫，乡村建设工作者当然应该起来应付，只是在时局还能够允许他们为社会谋协调谋活泼的时候，那么就应该坚定不移地从事乡村工作，能够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做一分是一分，这于将来应付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更好些。
对于全国各党各派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梁漱溟表示完全赞成。他认为，中国民族的统一性，是应付抗战的最迫切要求，无论对内对外都要求中国社会越统一越好，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大联合从原则上说是和这一要求相一致的。但在说到联合的前景和具体步骤时，梁漱溟也深切地担心各党派大联合恐怕联合不好。因为各党派大联合说到底要求各党派必须放弃其原来党派的立场来联合。以党来联合，则其联合便很有限，就很不容易联合。尤其对中共，梁漱溟天真地希望中共根本放弃其斗争的态度，否则恐怕没有人肯放心放胆来和中共联合。说联合就必须彻底，彻底才能联合成功，不彻底则绝难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梁漱溟希望中国人大联合，不说各党各派大联合，不然，是联合不成功的。他同时强调，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固然应该解散，国民党也不必再维持现在的局面，而应将政权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