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短暂的河南村治学院结束了。这次试验之所以如此短命，并不是主持者的无能，而是因为军阀政治，是军阀互斗的牺牲品。因此，只要新军阀政治格局形成，河南村治学院必将以某种新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因为军阀政治不仅永远需要这种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乡村自治事业上的点缀，而且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也确实需要重新检讨乡村建设的未来走向。
中原大战结束后，原来依附于冯玉祥的韩复架转而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出于分化瓦解地方军阀势力的政治需要，宣布调韩复集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虽然主要依靠于韩的老上司冯玉祥的“允准”，但它毕竟是韩复集在河南省主席任内一件颇可引为点缀的光彩事业。因此当他调离河南时，也就不能不对村治学院的未来前途有所安排，他试图利用旧有权威要求继任者刘峙予以维持，然而由于军阀政治的特殊性，他的这个目的当然很难达到，河南村治学院只好歇业。
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后，学生们的活动并没有立即停止，王柄程在汲县发起成立了一个同学会，创办学校，继续致力于乡村改造与建设。
同学们没有忘记河南村治学院的培养，更没有忘记韩复集省长对学院的关照，所以同学会成立后，公推王光普、孟宪光两位代表全院毕业生赴济南拜见韩复集以申谢意。而代院长梁耀祖亦须就学院停办及善后事宜向韩复集作一交代，于是他们三人同行。
韩复集听罢梁耀祖的介绍后，当即表示河南村治学院既已结束，欢迎他们来山东继续这个未竟事业。这个建议事出突然，梁耀祖匆忙中表示要去北平与梁漱溟等人商量后再作答复。
早已回到北平主持《村治月刊》编辑事务的梁漱溟听罢介绍，欣然同意，他认为如果能在山东重新开办一个村治学院肯定是一件好事。于是到了1931年初，梁漱溟、梁耀祖、王柄程等分别赶往济南，在那里与原在山东的朱经古、陈亚三、王子愚等反复商量如何在山东创办一个村治学院。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接受梁漱溟的分析，不再延用“村治”或“乡治”名词而改称“乡村建设”，并经韩复集同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定邹平县为实验区，梁耀祖任院长，孙则让任副院长，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他的学生陈亚三为训练部主任。孙则让在河南村治学院担任过班主任，所以他又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身份兼训练部主任。
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之初并不负主要的和最高的行政责任，但由于其思想家性格与行为方式，他实际上依然是研究院的灵魂人物，办院原则与章程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思想和办学方法。正如参与其事的朱秉国所回忆，梁漱溟好似莎士比亚，他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这个剧本的执笔者，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好是坏，既和演员以及其他种种条件有关系，也与这个剧本执笔人关系密切。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设立旨趣及办法与河南村治学院大同小异，大同处是都强调乡村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现代化的生长点与出发点不在都市，而在乡村；小异处在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毕竟有了河南的经验与教训，所以在细节上更加注意，更加深刻。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正确选择，然而这种选择无法依靠官方力量去完成。乡村建设的真正力量不是来源于政府，而是来自民间，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完全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决心与勇气。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尚不觉醒，依然依附于军界政界谋饭碗，那么乡村建设毫无希望，中国民族命运极有可能到此终结。假如中国知识分子觉悟到民族兴亡系于乡村建设或破坏，而其关键正在自家身上。只看脚步所向，转移之间，局面可为之一变。大家一齐回乡，同心合力振兴农业，就能够开出乡村建设新风气，造成乡村建设运动新潮流。
梁漱溟如此看重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觉悟，这是他前此不曾如此明白表述过的。这或许是因为他基于河南村治学院终归失败的教训，或许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切感受。总之一句话，他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重过知识分子的胆识和伟力。
在前此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中，梁漱溟对各地乡村建设中的教育状况多有批评，但他似乎尚未详尽提出他的正面看法。随着实践发展与问题的不断涌现，梁漱溟对乡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不能不有所思考。他现在原则上认为，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一回事；所以建设从何方入手，均可达于其他两面。例如从政治方面入手，先组织乡村自治体；由此自治体去办教育，去谋经济上一切改进，亦未尝不畅顺的。或从教育入手，由教育去促成政治组织，去指导农业改良等经济一面，亦可以行。
梁漱溟此时的思考已与北游考察时的想法有了相当改变，至少已相当宽容地承认从教育上谋求乡村复兴与繁荣，最终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似乎也是可以一试的方法。至于乡村建设中的教育建设如何进行，梁漱溟也有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建议。他主张，乡村建设的教育问题，眼前可做的事情很多，而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犹在其次。民众教育随在可施，要以提高一般民众的知识为主旨。经济一面、政治一面能够有些微进行，大概都有赖于教育的进展。内地乡民愚昧无知，外间多不深悉，如果这些乡民不能有所开启振拔，则所谓乡村建设、乡村自治等，根本不必提起。国内外乡村建设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农民教育才是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推动力。梁漱溟的这个分析基本认同了职教社、平教会，以及山西村政建设中的一些做法，至少不再悬以大而空的“中国问题”而拒斥各地教育实践与方法了。
1936年初在邹平接待国际友人（前左1为梁漱溟）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梁漱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设立寄予相当大的希望，主张理论研究要尽早转化为实际运作，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实施。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名称上看是个研究及培训机构，但实质明显具有“政学合一”的特征，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人材培养的同时，兼有一行政部门的职能。
政学合一的基本构想决定了研究院的基本模式与河南村治学院相比要有所不同，即研究院在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部与乡村人员训练部的同时，格外提出要设置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这是河南村治学院始终没有提及过的问题。按照梁漱溟的设计，试验县区的用意有两层，一是训练学生不徒在口耳之间，更有实地练习进行试验的条件；二是以此为各县乡村建设的示范，进而为全省乡村建设的起点。欲达到这两个目的，研究院不仅要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乃至人员上的安排。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个实验区，经梁漱溟勘察比对，并经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集同意，设在邹平。从此，梁漱溟的生命也就和那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其逝世后仍将一部分骨灰葬在那里，注视着这块热土的变化。
邹平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地处鲁中泰沂山区与鲁北黄泛平原的叠交地带，东接淄博，西邻济南，南依胶济铁路，北靠黄河。邹平东西五十里，南北八十里，水陆交通便利。1930年代初，邹平全县共有三百余村，三万余户，十六万多人。
就自然环境而言，邹平南部长白山区为山地丘陵，是重要的林果产地。邹平水杏、长沟葡萄、长山山药、红芽香椿、金星山楂等，久负盛名，远销四方。邹平的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铜、金、花岗石等储量巨大。中北部为黄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黄河、小清河、孝妇河等主要河道纵横交织，水利工程配套，历来是粮棉集中产地。
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调查，邹平的土地分配较为均平，百分之八十六的居民是自耕农，贫富悬殊不大。邹平虽然距离省城较近，但民风民俗似乎并没有怎样受到近代城市的辐射，民风淳朴，甚至土匪活动都不是很多。凡此，大概都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择邹平作为实验区的原因。实验区设立后，由梁秉昆任邹平实验县县长。
1931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学，二百七十名学员来自邹平等山东二十七个县，每县十人。研究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和图书馆等。
由梁漱溟担任主任的研究部，其功能是为普遍地提倡乡村建设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主要是为具体地研究山东本省的乡村建设方案。它的学员是从大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员中招收，学员享受公费，主要来自山东省，外省可占三分之一，一年结业。主要课程有两类：一是基本研究，有国民党党义、社会进化史、乡村建设理论、军事训练等；二是专科研究，有农村经济、农业改良、产业合作、乡村自治、乡村教育、乡村自卫等。研究部学员也可根据自己以往肄习的学科，再作进一步研究，或者选择感兴趣的课题研究，由研究部导师指导。研究部的导师有专职，同时也在各大学聘有特约导师，担任函授指导。课程一般不采取讲授方法，而采取个别谈话或集中讨论，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下乡实习，担任编纂邹平实验区的实验报告。实习后回校继续学习，并讨论在乡村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研究部学员毕业后大多留在研究院及实验区工作。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设立是为了就地培养乡村工作人员，所招学生为当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由于各地不能同时举办训练，乃划分区域招生，先后在鲁南、鲁北和鲁东招了三届学生，每届受训一年。主要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军事训练、社会调查及统计、农业技术常识、乡村自卫组织、乡村教育、风俗改良、卫生和筑路等。学员毕业后多分在实验区各县担任教育指导员，或主持或协助各地乡农学校的创办及管理。
为进一步指导结业学生的工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2年10月成立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由梁漱溟兼主任，安排学院导师到各县巡回指导乡农学校，解决问题，并为各县乡农学校编写教材，先后出版有普通部用的《农民识字读本》，高级部用的国学、史地、自然等。此外还印制有《识字明理》、《救国御侮》、《文武合一》、《中华民族的故事》等。
按照梁漱溟等人的设想，研究院并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更不是学者的书斋，所以在研究院成立后就设法开办农场，目的是引进吸收先进生产方式，为农民示范，增进农家生产，提倡农业合理化经营，以及供研究院学生实习。
研究院的农场开办于1936年6月，由金陵大学农科毕业的高材生于鲁溪任农场主任，农场内技术人员既有外校毕业生，更多的则来自研究院历年毕业学生，农场有场舍二十亩，园艺及各种作物育种场四十亩，东范庄、孟家坊、荣家庄、棉麦育种繁殖场各百余亩或数百亩不等，另有济南辛庄合作农场六百余亩，黄山养鸡场十余亩以及唐李庄养蜂场等。据粗略估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共有土地达九百多亩，除培育各种粮食作物品种外，还饲养、改良有鸡、蜂、牛、猪、羊、兔等。
农场的工作主旨并不是单纯地为研究院提供粮食及副食品，而是积极培养优良品种，大力推广。在畜牧方面，农场培养出优良的种猪、种鸡。从1931年至1934年间，农场把波支猪与本地猪**，得优良猪仔近两万头，产肉量大为提升，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状况有很大改观。
鸡种的改良也在研究院农场获得成功，经杂交的优良鸡年产蛋近二百枚，数量超过本地土鸡一倍，种鸡实行人工孵化，计划组织种卵合作社，进行有组织推广。
农场还研究饲养乳牛、乳羊的办法及蜂群的繁殖和采蜜、种兔的繁殖等。在田艺、园艺方面，进行棉花、小麦、谷子、高粱、大豆等育种试验，收集国内各优良品种进行试验，择优推广。至于苹果、梨、桃以及蔬菜等，研究院农场也积极进行繁殖试验，培育优良品种。
各种优良品种培植出来后，研究院农场根据当地农民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分区推广。如在邹平北部产棉区推广改良棉种，在南部适当栽培果树，养殖蚕、蜂，即划为造林养蜂果木及蚕业改进区。农场向农民推广优良品种，从不采取强制办法，而是以村学、乡学为推广策源地，教育农民并主要通过示范促使农民自觉自愿并积极采用改良品种。
1931年10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举办邹平县第一次农展会，展出改良后的农具、鸡、猪、棉花、肥料等，展品有的是学生自行采集的，有的是农民自行送往陈列馆的。远近农民扶老携幼赶来赴会，先后参观者达四万人，占实验区总人数三分之一。翌年11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举办第二次农展会，展出历城等二十七县的农产品，参观者达五万人。两届展览会深受农民欢迎，加深了当地农民对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感性认识，使他们获得了一些直观有用的科学知识。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最初阶段以邹平为基地进行发展，由于研究院的示范作用，在山东各地引起了积极的反响，经省政府同意，研究院的规模也就相应扩大，于1934年7月在菏泽成立分院，扩大招生规模。在实验区方面，也先后增加了菏泽、济宁两个。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山东乡村建设、农村恢复、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五十八人；训练部共办三期，培养学生一千余人；其他短训班四期，培养学生千余人。这些人才不同程度地为山东地方事业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山东农业的发展与提升，尤其是在改良农业、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方面，这些学员做了大量工作，为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由梁漱溟主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除了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改善经济状况外，还投入很大的力量教育农民养成良好的新习惯，造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以法律为后盾，以“教育化导”为主要手段，取缔婚姻陋俗，取消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提倡晚婚和合理的男女婚龄，改变过去女子年龄一般都大于男子的习惯，以利于下一代的健康和家庭和睦。
梁漱溟及其同仁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事业，当然不是一个革命运动，而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气息，在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发动和参与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是一般知识分子寻求“第三条道路”即改良主义道路的运动。他们以文化改造问题掩盖其他一切问题，企图在伦理本位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并以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假说，否定中国社会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并以此有意无意地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希望在不违反现存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运用和平手段，达到国民经济改革的理想，以实现拯救农村、复兴民族的目标。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包括梁漱溟在内的大多数乡村建设工作者，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企图在国共两党所走的两个道路之间，寻找出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三条道路，他们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农村惨状，有着相当真切的感受，并身体力行，从城市走到农村，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在不同程度上做过有益于农民的工作。他们把做学问与做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把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起来，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正像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直接感受的农村经济学家薛暮桥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当忽视在他们中有着无数有良心的青年，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了掩护什么阶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了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
1935年与晏阳初等乡建同仁合影于邹平 （前右1为梁漱溟，前左2为晏阳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