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乡村建设未来蓝图的设计显然具有浓厚的空想成分，这种空想可能与中国传统思想诸如儒家、墨家的影响有关，梁漱溟的思想成分中有儒家伦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要因素，他的行为又总显现出墨家爱无差等的下层社会理念和民粹主义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出家人的精神做着入世的工作。
理想影响着现实，精神境界决定着工作效果。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期待，使他在那个时代愿意投入全副精力，走到乡下，与老农为伍，这对一个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29年春，梁漱溟一行离开广州北上考察各地乡村建设状况时，原本计划很快返回广东，在那里等待大局变化，寻找进行乡村建设试验的机会，因为广东的主政者李济深、陈铭枢、伍观淇等，毕竟都是梁漱溟的老朋友，感情深厚，且对许多重大政治、文化，特别是中国前途等问题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看法。
然而当梁漱溟到了北方后，广东政局确实发生了变化，只是这个变化不是对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更为有利，而是相反。3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李济深软禁在汤山，原因是当蒋介石打击桂系时，李济深不仅不出手相助，反而暗中帮助桂系，与桂系联络以图推翻蒋介石。
蒋介石囚禁李济深，激起两广方面激烈反抗，此后，两广之间，战祸连年。既然政治靠山李济深已离开广东，那么梁漱溟便没有再回广东的必要，此后留在北方，借居清华园，欲将近年思考所得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旨在从政治、经济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等几个层面分析中国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旨在强调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惟一出路。
当梁漱溟正在准备材料，构思写作方案的时候，却于1929年夏因王朝俊的介绍，得以结识被誉为“河南乡村建设运动三剑客”的梁耀祖、彭禹廷、王柄程，迫使梁漱溟参预到一件原先没有预料到，但也与自己的期待、想法相差不是太远的事情中，并为此耗去几年精力。所以《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并没有写完，仅留下一个粗略的目次。
王朝俊是梁漱溟的老朋友，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及，他是山东政界很有实力的政治大佬，此时正在担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与冯玉祥、阎锡山关系颇深，深受二人礼遇。就文化理念而言，梁漱溟素来留意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立言不同于俗，王朝俊引为同调，雅相契重，并不断将从梁漱溟那里耳食到的一些观点传播发挥，并借助梁漱溟的一些观点批评当时盛行一时的欧化、俄化思潮，回归中国传统，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我中华立国自有其道，而这个道就是所谓乡村自治。
基于这种认识，王朝俊在北平组织机构从事研究，编辑出版《村治》月刊，宣传乡村自治理念，又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结合，在河南辉县筹办村治学院，用局部试验验证乡村自治理念。
在当时地方军阀或政治实力派中，阎锡山一直注意地方治理、乡村复兴和秩序重建；而冯玉祥得到一些文人学士的指点，欲与蒋介石抗衡，处处注意民生，注意建设。而他们两人与王朝俊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王朝俊的事业自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或者，王朝俊的所谓事业也不过是在为这些军阀或政治实力派办事或粉饰而已，所以，《村治》月刊在经济上接受阎锡山的资助，而河南村治学院则得到冯玉祥的同意和支持。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者除王朝俊外，还有彭禹廷、梁耀祖、王柄程这所谓的“三剑客”。
彭禹廷、梁耀祖和王柄程三人都是河南人，早年都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创办的汇文学校的同学，彭禹廷、王柄程两家比较穷，而梁耀祖家里相对比较富裕，在北京读书时，梁耀祖在经济上给他们二人很多帮助，三人成了毕生朋友，据说结拜为把兄弟。
三人中，彭禹廷的年龄稍大，曾任冯玉祥的秘书，而冯玉祥由王朝俊介绍，曾于1924年邀请梁漱溟到南苑军营为其军官作过五次演讲。梁漱溟此时正对中国未来前途深感困惑，虽然提出“农业立国”的想法，但始终不敢自信。所以，我们现在虽不知道梁漱溟在冯玉祥军营中的演讲内容，但其讲谈自己近年来的思考，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彭禹廷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在冯玉祥的司令部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汲取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想。
冯玉祥的势力控制住河南后，河南政治局面一度安宁，但社会秩序却一直没有根本好转，匪祸连连。由于一些土匪不仅形成规模，而且拥有武器，赤手空拳的农民面临土匪骚扰时，往往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有鉴于此，河南明智之士先后在各地发起“乡村自卫”、“乡村自救”运动。彭禹廷也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在其家乡豫西镇平进行地方自治试验，注意建立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组织，并将这个组织逐步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按照地方联防协议将各个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设法维护地方治安，克服连年不断的匪患。
彭禹廷的试验肯定还与他的同学王柄程的思想倾向有关，王柄程就是最早提出乡村自卫乡村自救的人。大约1921年，王柄程就发表有《国民武装论》，主张乡下人武装起来防匪防兵，解决军阀问题。稍后，王柄程将中国古代兵制以及近代举办团练的成法、外国兵制等进行综合考察，著有《农村自卫研究》一书。王柄程不是空头理想家，他不但写文章进行鼓吹，而且身体力行进行实践，在乡村保卫的工程上、器械上都非常用心思，在乡下将农民组织起来，配备必要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是一种比较开明的红枪会。
经过一段时间试验和观察，彭禹廷和王柄程都意识到武装农民的想法可能过于幼稚，乡下农民知识不够，武装起来比较容易，但管理起来太难，且容易盲动，成为农村社会的新祸害，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意识到过去只着重剿匪与自卫并非长久之计和根本解决，必有治本办法，健全人才，从训练青年学生入手，方能奏效。1929年7月，彭禹廷将他们这些想法向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集作了专题汇报。韩复集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深知冯玉祥的政治立场，自然同意彭禹廷等人的建议，经省政府决议，责成彭禹廷筹办河南村治学院，训练青年学生，为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准备人才。
河南村治学院是经省政府正式同意设立的机构，只是这个机构的所有费用并不需要省政府拨款，而是由王柄程筹集。
王柄程字怡柯，汇文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学堂，但所学实际上是财政而非法律，毕业后担任河南省政府教育款产处处长。
在王柄程之前，河南省的教育经费由省政府统一划拨，后来教育界为了保证教育经费充实和专款专用，经省政府同意专门成立教育款产处，自行征收并支配教育经费的使用。然而在教育款产处创办之初，不论是征收还是使用似乎都不太理想，征收来的款项，比原来由省政府财政厅所收的数目还少。河南的教育尤其是教员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许多学校只能给教员打白条，无法足额发放。
河南省政府成立教育款产处，使教育经费独立运行，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是中国教育界多年来的呼吁和追求，然而这个好思路并没有得出必然的好结果。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机构在管理上实行委员制，委员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负责，大家又都不负责，不惟不能维持局面，反而形成瓜分之局，每个委员都推荐人去做各县教育经费征收大员，这一百多个县就是一百多个肥缺，就是各方面力量角逐的阵地，大家一门心思去争取经济上的私利或小集团利益，哪里还有心思去为教育征收经费、管理经费。一个好的主意就这样给糟蹋掉了。
在教育款产处成立之初，王柄程也是被推荐的委员之一，但他拒绝了，因为他看清了委员制的弊病，觉得没有人负专责，事情就不可能做好。这样凑合了两年，河南教育界觉得还不如将这个事情交还给省政府。这时有人出面劝王柄程出来接手。王柄程表示，如果由他来做，就要负责，就要废除委员制。所以后来就取消了委员制，由一处长负责。
王柄程是学经济出身，又擅长商业经营，很有经济头脑，自他负责后，河南教育界的经济状况很快好转。以前教育经费征收最少时只有二十万，在王柄程负责后，最高时达到二百万元，前后相差十倍。
一个人的原因终于使好的体制得出了好的结果，只是王柄程在苦苦经营时，心中常常动念，以为如此为教育界服务，但此种教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怀疑当时的教育体制，因而也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最后他决定如果不能办一种自己心里承认，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就不要再做这个仅仅是为大家筹钱吃饭的工作了。村治学院的动议就这样产生了，并很快找到了梁漱溟。
对于彭禹廷他们在河南的试验及其所信奉的理论，梁漱溟似乎并不赞同，不过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农村，在重整农村社会秩序，设法恢复农村经济，推动农村复兴与繁荣这个大目标上，梁漱溟与他们还是有不少相同相通之处，至少没有多少对立。于是梁漱溟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前往河南开封，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
根据彭禹廷等人与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商，新创办的河南村治学院设在辉县苏门山之百泉，院长由彭禹廷担任，梁耀祖任副院长，王柄程为总务长，郭海封为教育长，梁漱溟由他们恭聘为主任教授，负责指导筹备事宜。
“村治”一词是王朝俊等北方乡村建设工作者的用法，梁漱溟在广东使用的概念是“乡治”，即“乡村自治”、“乡村治理”的意思。因音讯不通，无从商榷，南北学人各自形成了习惯，其间也没有什么大区别，所以当梁漱溟受邀参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以及接办王朝俊等人已创办的《村治月刊》后，也就依从了北方的用法，仍使用“村治”之名。但在具体内容主张上，梁漱溟与王朝俊为代表的北方“村治派”也只是大致相近，略有小异。
王朝俊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到了目前阶段，孙中山所昭示的建国原则已由理论进入实施，由事实而更求理论的推进。然而环顾现实，则令人失望。一则中国民族固有文化精神，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已根本破产；一则新的文化精神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遂引起国民思想烦闷分歧而无所归宿，构成莫衷一是的党务纠纷和杌隍混沌的社会现象。一大批热血青年出于救中国救民族的良好愿望，上下求索，南北奔走，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然而他们都不知道民族心理，不明白民族文化的真精神，因此走的差不多都是死路，白白牺牲了生命。所以，王朝俊等北方村治派坚决反对欧化、俄化与赤化，坚决主张重新认同中国五千年固有文化、儒家伦理，然后吸收西洋文化制度下社会组织的敏活，重建文化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实施村本政治。而村本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权力根本在民，政权操于民众，治权始于乡村，权力无由而集，阶级无由而生，全国农村组织划一，权虽分而仍无害于统一，庶几以改良农村经济，终致民族繁荣，国家兴旺。
然而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乡治或村治，全然不是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的一种紧要工作，而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他强调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再转再变的一个新方向。这个最后觉悟与先前数十年民族自救运动相比较，具有本质差异。以前的运动都是往西走，这一次则是往东走，重新走上中国文化的老路。
与王朝俊等人一样，梁漱溟在现实政治上，同样反对欧化、俄化和赤化，根本否认欧洲近代社会制度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主张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融合中西，重新建构民族新文化，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组织系统。但是，梁漱溟不像王朝俊那样，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必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从根本上否认乡村建设运动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在新条件下的实践，而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运动、社会运动。梁漱溟不承认乡村建设运动与现政权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不似王朝俊那样，汲汲于依靠现政权和地方军阀势力。尽管后来梁漱溟在其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冯玉祥、阎锡山以及韩复集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但从心理上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不得不然。
尽管梁漱溟与王朝俊为代表的北方村治派存在着若干分歧，但并未影响他接受王朝俊、彭禹廷、梁耀祖等人邀请，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筹办及接任《村治月刊》主编。
接任《村治月刊》主编后，梁漱溟部分修订了编辑方针，专意对着青年尤其是左倾青年说话，在思想内容上着力扭转青年一代向西方学习的心理，发表了一系列从文化哲学、社会分析等角度研讨乡村建设问题的文章，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其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在当时的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办，梁漱溟根据河南发起诸公的主要旨趣，及河南地方实际需要，并本其研究民族文化问题及乡村自治问题的心得，悉心参酌制定《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将自己的那套理论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发起诸公，进而影响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进程，当然也充分表达了梁漱溟对河南村治学院的期待。
在《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中，梁漱溟认为，目前的中国之所以需要格外重视乡村问题并创办村治学院，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组织模式几乎始终没有脱离农业社会即村落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只知一味模仿西方，无视中国社会固有特征，结果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而且破坏了中国社会固有组织模式和社会秩序，从而使目前的中国欲退不忍，欲进不能，陷入了严重失调状态。因此，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的发展道路。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个村落社会。现在谈论所谓中国者，或者谈论所谓中国问题者，不仔细考察中国这三十万村落，不对这三十万村落进行认真研究，就不可能获得中国问题的真知与正解。当然，村落制度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有类似于中国村落制度的形态。不过在梁漱溟看来，欧洲的村落，于中世纪时期为欧洲社会组织基层；进入近代以后，其村落则为近代资本社会组织中的点线。所以，欧洲社会有村落，但村落并不就是欧洲社会，更不是一个村落社会。
若中国则不然。中国土地上这二三十万村落非一般社会现象，而实构成村落社会。这与欧洲的情形根本不同，无论其中世纪社会组织，或其近世社会组织，在中国均极缺乏。中国的村落制度导致经济上极形散漫，大都主于自给自足；于政治上则极见自由，甚至近似于无政府。在梁漱溟的概念中，所谓的中国似乎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中国人的共同想象。如果从中国固有历史特点来考求，那么中国人一味摹取西方实在是一极大错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惟一正确选择，在梁漱溟看来便是从中国村落社会中寻求生长点。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着力点获得了参与筹办诸人的认同，他们原则接受梁漱溟这些议论。当然，梁漱溟在起草河南村治学院相关文件时也作了适当让步，增添了一些门面话语，以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衔接。
比如，梁漱溟极力反对将乡村建设运动作为训政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或当今建设事业之一这类提法，但到形成学院正式文件时，又不能不强调他们之所以创办此院也只是为了“依建国大纲训政宪政之顺序”，以乡村自治进而完成县省自治，最终完成现代国家组织之建设。凡此种种，不必看作是空话套话，而极有可能是除梁漱溟之外所有筹备人员的基本共识。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认梁漱溟依然是河南村治学院的灵魂人物，只是从所担负的实际责任说，毕竟是与冯玉祥有更深关系的彭禹廷、梁耀祖分别担任院长、副院长，而梁漱溟只担任主任教授、教务长，只是商承院长、副院长，掌理教务事宜。
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学院所负责任有限，但该校的组织结构、课程设置以及办学方式等基本上体现了他的一贯主张。在组织结构方面，院长、副院长之下只设教务长和总务长，并由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合组院务办公处，负责处理全院各项事务。
在教学方面，河南村治学院分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二部，并附办村长训练部、农村警察训练部、农业实习部等，以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培养乡村自治及其他乡村服务人才。显然，这些宗旨及说法，都和梁漱溟北游考察所发现的各地问题有着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
在教学方法上，梁漱溟规定注重讨论、研究及实习，以期培养地方服务人才，凡学生结业，必须具有解决乡村各种问题的知识能力，及勤劳奋勉之精神。基于同一理由，学院在学生资质、体质、思想、行为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
在梁漱溟等人的积极筹备下，经冯玉祥、韩复集等人的允准，河南村治学院于1929年冬在当时河南省省府开封正式招生。河南各地及直、鲁、晋等省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最终决定录取二百四十名学员，并于1930年初在百泉校址开学。
河南村治学院实行统一的类似于半军事化的管理，师生伙食相同，制服也由学校统一配置，师生每人一套黑色棉军服，下装为马腿裤。在管理方面，河南村治学院也与当时其他学校稍有不同：一是实行军事管理，军训课天天有，作息全以军号为令，夜间有学生持枪轮班放哨。二是星期天照常上课，更无寒暑假。三是实行班主任制，各部主任对于该部学生之情形、资质、思想、习惯、家庭环境等，须时加体察而了解之，以为设计施教之所资。四是学生天天要写日记，当晚要送给班主任批阅。班主任于此可增进对学生的了解，而因宜指导之。学生于此亦可有自己身心之省察注意，至于文思之显著进步，还在其次。五是实行学生自治，自觉遵守纪律和院规。班有班长，负责学生与班主任之间的沟通联系。各部主任指导学生在学院许可的范围内成立各种学生自治团体，进行自治。凡经学院划归各部自行办理的教务、庶务、卫生等事，均由各部指导监督下，由学生自行料理。
从师资方面看，河南村治学院虽然刚刚创办，却依然汇集了当时全国村治派的名流，除梁漱溟外，还有研究合作的孙廉泉，研究农业的冯梯霞，都是当时乡村自治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在百泉精心研究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具体运作方式，使村治学院一时大盛，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1930年5月2日，冯玉祥、阎锡山在王朝俊、谷钟秀、梁式堂、刘竹坡、潘宜之、徐永昌、杨爱源、邓哲熙、李兴中、刘骥等陪同下，专程来学院参观，并在下午召开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阎锡山讲了来此参观的意义、三民主义的好处及村自治的重要；冯玉祥则主要讲了一些政治上的话题，诸如“敌人挂羊头卖狗肉，及穷奢极欲不顾民命之罪恶”等，他们的演讲对村治学院师生勖勉有加，颇有鼓舞。
应该说，河南村治学院在梁漱溟等人的主持下，发展极为顺利，学生们得到了良好的训练，梁漱溟多年的教育理想也终于有了一次试验的机会。然而，当这种试验还没有来得及结果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成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交战区，学院被迫一度迁往北平。待到大战结束后，学院仍回河南。但由于学院的政治靠山韩复集已离开河南，学院面临种种因难，反对者也日趋增多，学院的前途也就岌岌可危了。官场上先前帮忙的人不再帮忙了，而辉县县长李晋三竟敢收抚几百名土匪与学院为难，把学院抢掠一空。所以到了当年9月初，彭禹廷就将河南村治学院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副院长梁耀祖，而他自己跑回自己的家乡镇平剿匪去了。
彭禹廷离开学院不久，蒋介石的部队进驻开封。河南地方军阀张钫1930年5月以建设厅长兼代省主席，其第一道命令即为停办河南村治学院。紧接着，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刘峙到省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正式成立。前河南省主席韩复架致电刘峙，请予维持河南村治学院，刘峙碍于韩复集的面子，因复将该案提出，交民政厅核办。回任民政厅长的张钫拟将河南村治学院改设为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并报经省府会议通过。村治学院的解散不可挽回。
村治学院得此消息，都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副院长梁耀祖以代院长的身份处理学院结束事务，而一部分同学在汲县发起组织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继续进行一些联络活动。
河南村治学院的开办前后不过一年，然而正是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确实为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培植了相当的社会势力，传播了种子，在乡村建设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