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疑闷解决了，主意打定了，精神为之一振，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宣讲与实践这个方案了。这时，他想到了他那些在广东正在从事国民革命的朋友。
广东实权人物李济深，此时正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兼黄埔军校副校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留守后方。李济深是梁漱溟多年老友，也多次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南下共襄盛举。
李济深的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伍观淇是梁漱溟的连襟，也是梁漱溟的婚姻介绍人。伍观淇南下广东以后，也多次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广东开出一片新天地。
梁漱溟是一个有着自己想法的人，当他没有想明白的时候不会轻易苟同别人，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南下。现在，梁漱溟想明白了，主意确定了，所以便毫不犹豫地踏上广东这块热土。
或许是因为老朋友的关系，梁漱溟在李济深的司令部一见面就没有客气，他直截了当地问李济深：从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
职业军人李济深原本就是厚重少文的朋友，一向不多说话。于是他迟重地回答：那最要紧的是统一，是尽快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接着，李济深仔细梳理自己的理由，强调广东从前在各路军阀统治下，战乱不已，人民痛苦不堪，任何事情都无法办成。然而到了后来，国民革命军将各路军阀逐一打败，广东重新统一起来，而后军令、军制才有可能统一；财政、民权亦逐渐收归省里，内部才整理出个样子，才有力出师北伐。所以李济深强调，如果一定要问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统一。只有重建统一，许多事情才好办。
梁漱溟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
李济深说，自己只是军人。就军人而言，其责任就是要拥护政府。当然，这个政府是党的政府，而不是任何个人的独裁机关。
听了李济深的解释，梁漱溟冷然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是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
梁漱溟的答复无疑使李济深深感意外，默然良久，不知如何接上话茬。不过，李济深的神情似乎也不准备听梁漱溟的正面阐释。梁漱溟随即知趣地结束了他们见面后的第一次谈话。
按照梁漱溟后来的解释，他此次广东之行实在没有想发布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因为那时正是国民党的鼎盛时代，岂能容得异样言论？所以，他此行的原初本意只是预备着闲居读书，慢慢地等待时局变化，希望过个一年半载或许有他发表意见的机会。只是对于李济深，梁漱溟自感是多年相知，于是一见面便不妨揭示心曲。然而由于李济深此时毫无思想准备，梁漱溟的这些“异样言论”便不免显得有点唐突冒昧。而且，李济深毕竟是一个浑朴简重、实际用力做事的人，他此时正一心不乱地相信蒋介石相信国民党，又如何能听得进梁漱溟如此这般的奇谈怪论？于是，梁漱溟在省城住了一周，便来到离广州五十里水路的乡间新造细墟，住到黄艮庸的家里。黄艮庸是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与梁漱溟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生。
正当梁漱溟在乡间闲居读书有滋有味时，李济深却觉得不应错待这位老朋友，便未与梁漱溟商量而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梁漱溟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一时间报纸传媒纷纷扬扬，以为梁漱溟已就委员职，正式从政。待梁漱溟知道后，自顾不合时宜，万无轻就之理，经向李济深恳辞，李济深还是尊重了梁漱溟的政治选择。梁漱溟依然闲居读书，只是常往来于省城和乡间，与李济深、伍观淇等政界领袖的接触与谈话也就越来越多。
到了1927年12月，国内政治局面因国共两党的冲突而发生巨大变化，李济深经过与蒋介石的初步分裂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开始回味起梁漱溟当初见面时的奇谈怪论，极盼梁漱溟出山协助。而梁漱溟此时亦极愿乘机与李济深深谈，因而返回广州，住在李济深的司令部，差不多每天夜里都与李济深详谈大局前途。梁漱溟认为，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此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政治中超越个人魅力影响的法律，和超越个人能力的政党，始终无从建立起来。现代法律与现代政党无从建立，也不是中国一时的短暂的现象，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所以中国的政治必然落到这个地步。在这么一种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政治出路主要的还在地方掌握权力者。这些地方领袖，坏的便是祸害一方，好的或许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些建设事业，维持地方不乱，人民不至于受到太多的祸害。
梁漱溟的这些分析获得了李济深的认同，不过梁漱溟明确表示，这些都不是他对李济深等广东朋友的期待，他期望广东的朋友特别是李济深这样有理想有实权的朋友，能够利用历史留下的时间之窗，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新路，不辜负大时代对这一代人的期望。
至于政治上、经济上的这条新路，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历代圣圣相传的立国之道，就是以农村复兴、农业重振作为中国民族复兴的基础，就是重建乡土中国社会秩序。
对于梁漱溟的这套乡村建设理论，李济深表示原则接受，并同意梁漱溟在广东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就民情国情、社会心理、政治习惯等方面详细考察，仔细研究。
乡村自治、乡村建设的方案，也并不是一切都从梁漱溟开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困惑与所关注的最大事情之一，便是如何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建设与管理，以乡村进步带动整个社会进步。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农村社会旧秩序逐步瓦解，而新秩序又无从产生，于是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阶层，莫不对乡村建设问题感到忧虑和焦心，各地不同形式的试验与理论探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像孙中山等人都曾提出过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方案。
孙中山认为，要想造成新国家，就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基于这种考虑，在孙中山的政治日程表中，始终把地方自治作为中华民国得以完全成立的基本条件。他强调，中华民国既立之后，要想基础永固，就必须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换言之，就是要以地方自治作为中华民国建国基础。所谓地方自治，就是中华民国的基石，基石不坚，国则不固。只有地方自治发展了，成功了，才能谈得上中华民国的成功与发展，中国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坦途。
地方自治的理论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冲突的一个重要方案，所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运动总是一波连着一波，此伏彼起，一时间人们普遍相信地方自治为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举凡伦常重心之民族问题，教养精神之政治问题，均平原则之民生问题，大概都需要通过乡村建设、乡土中国的重建中加以解决。所以各地也都相继颁布了一些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法规条例。
对于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地地方自治运动，梁漱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各地特别是广东地方自治的方案就其原则而言大体不错，然从各地尤其是广东实际实行情况看，却问题殊多。广东省曾于1921年制定县自治暂行条例及县长选举、县议会议员选举各条例，实行县长民选和县自治。这些条例、办法，都是好的，只是后来并不曾实行，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更基层的乡村自治，所以县自治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梁漱溟指出，地方自治绝不是简单地草拟颁布自治法令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功告成。事实上，自十九世纪晚期盛谈变法维新以来，中国人皆以为法一变则有新局面、新事实之产生。其实社会所真正遵循的原则是习惯而不是法令。基层社会有其习惯而无其法令，于其事实之产生无所不足；反之，如果无其习惯而徒有其法令，很难指望类似的事实之产生。所以，在梁漱溟的认识中，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真正推广试行，便不是几条空文所能奏效，完全有待于人民是否已养成自治的政治习惯。
反过来说，如果期望新的政治制度能够很好地运转，那么必有待于人民养成良好的新政治习惯，而人民良好的新政治习惯之所从来，除了有待于进行组织和训练外，恐怕没有任何捷径可资借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梁漱溟建议李济深开办“乡治讲习所”，以便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储备人才。
在梁漱溟的设想中，“乡治讲习所”既为一社会教育机构，也为一辅助政府的人才储备与人才筛选机关，除了担负教育训练功能外，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便是要为地方寻求推荐适于领导乡村自治的人才。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一般人并不愿意与闻外间事务，乡村间的各种事情原来由少数人垄断把持。这少数人又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土豪劣绅，一类是喜出风头之少年。故而乡村自治选举的结果，如果被这两种人所获得，则乡间百姓必产生一种厌恶心理，相率引退，不愿参与其间。
鉴于此，梁漱溟认为乡村自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应从两方面选择，一是选择一批正直果敢的青年进行训练，一是依靠乡村社会那些尚德尚齿、大抵公正老成之人。如果这两种势力能够很好地合作，那么乡村自治事业才有成功希望。
梁漱溟对怎样训练广东乡村自治、地方自治人才有很好的规划，然而由于广东政治局势复杂多变，梁漱溟的这个计划并没有获得执行，他只是在伍观淇的要求下，到广东全省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这个计划和理想作了一个系列演讲，将他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方法、手段、步骤等方面的思考，大致讲了一遍，系统梳理了这几年的思考，对于后来的乡村建设实践具有某种先导意义。
广东尚不具备立即实行梁漱溟乡村建设构想的条件，而各地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运动却如火如茶地进行着。像陶行知在南京的晓庄师范、晏阳初等人参与的河北定县平教会试验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引起梁漱溟的关切与兴致。于是，梁漱溟向广东省政府申请了一笔款项，于1929年2月率领同志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杨遂良等人离开广州北上，实地考察各地乡村改进运动，然后再决定广东的方案和日程。
梁漱溟一行离开广州后直抵上海，稍事休息即由黄炎培、江问渔陪同，前往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那里设立的乡村改进试验基地。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7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而实际主持者为东南教育界重要领袖黄炎培，江问渔为黄炎培的重要助手，长期追随黄炎培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
就宗旨而言，中华职业教育社原本只是一个职业教育机构，以研究、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大潮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却走在时代前面。他们之所以把眼光放在农村，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中国农村快要到了崩盘的边缘，如果再不拯救，不要说职业教育，即使一般民众的生活也都难以为继。为此，他们提出一份周密的农村试验改进计划，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
中华职教社改进农村的计划不仅获得社内同仁的赞同，而且得到其他一些教育机构、学术团体的共鸣和支持。1926年5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分别与职教社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创办实验区。于是以黄炎培为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的“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成立，迅即勘定地点，制定规划，期以教育为中心改良乡村，并拟集中于江苏昆山徐公桥一地集中办理。
徐公桥试验开始后，进展并不顺利，主要因为时局不稳和经费紧张。至1927年春，徐公桥试验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相继退出。至1928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独自接盘，成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作为办事机构，约定第一期试验以六年为期。
在中华职教社主持下，徐公桥试验获得很大发展，职教社派遣教员和医生下乡，在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救助、文娱活动以及筑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很注意帮助农民提升教育水准，格外重视社会教育、平民学校、通俗图书馆等方面建设。职教社并不空悬理想要替农村培养什么新人才，而是通过大量琐碎工作，为乡村居民提供示范，通过不懈努力，使乡村居民逐步养成新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职教社的徐公桥试验实际上是一场农村改进运动。
梁漱溟一行在徐公桥参观了新建的小学及村公所，详细了解农业技术改进及农民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进展，感到徐公桥试验从职业教育运动转到乡村改进运动，与当时渐渐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潮流逐步汇聚到一起，自然是有意义的。不过，对徐公桥试验，梁漱溟也提出两点不同意见：
一是徐公桥试验仅限于一地，影响太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乡村的实际问题。
二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外地为徐公桥聘请技术人员，所需经费由职教社补贴，这种做法于局部地区或许可行，但要在各地普遍推广，实有极大困难。
梁漱溟在参观座谈时还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将要进行的乡村改进运动并不是什么办新村、模范村那套路数，人们也不应该从远处的理想去发动，而应从中国农村当前问题着眼。当前中国农村最急迫的问题是“贫”与“陋”，更加以近二十年急剧凋敝。换句话说，乡村建设的目的原在解决一个“钱”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梁漱溟主张，中国农村振兴的根本宗旨，只能从经济入手，振兴农村产业，增进本地富力，这样乡村改进就能健康而稳步地发展下去，如果单从教育、文化上下功夫，显然是枉费心力，收效甚微。
在谈到徐公桥试验区的总体印象时，梁漱溟很含蓄地表示这是一批教育家站在教育的立场上来办学堂，办教育，既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也没有为中国教育指出一个正确方向。他坦率地告诉黄炎培、江问渔，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做些应做的事，而我梁漱溟则要在“中国问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讨个究竟。
参观了徐公桥之后，梁漱溟一行沿沪宁线继续北上，直达北平，中途并未下车。然为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在这里插叙梁漱溟一年前即1928年春夏之交对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观感。
1928年3月中旬，李济深及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应蒋介石电邀前往南京，会商北伐及广东局势等问题。梁漱溟特意同他们一路到上海。因为李济深、陈铭枢虽然都是梁漱溟的老朋友，但是在广州军事政务宾客应酬太忙，梁漱溟与他们也难得有较长时间谈话，只有这在船上的两天，没有什么外缘相扰，可以利用为梁漱溟谈话的机会。在自香港至上海的三天，他们每天吃过早茶或午饭，便聚在客厅，围坐起来，由梁漱溟讲说他积年之所研究的内容。梁漱溟一边讲，陈铭枢便一边笔之于手册。当日同坐者，除李济深、陈铭枢外，还有朱家骅、谢无量、孙希文等。
到了上海后，李济深、陈铭枢等转道南京会晤蒋介石，而梁漱溟应邀前往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参观。
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是陶行知于1927年创办的，主要包括小学师范一所，幼稚师范院一所，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稚园四所，民众学校三所，以及其他附属机构。陶行知是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的高足，与胡适、蒋梦麟同门，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人，他既从事教育，所以在他事业里面无处不具有一种新意趣、新作风，乃至完全新的一套。他的心思用在实际问题上，总要寻个诀窍解决问题，因此陶行知手到之处便见光彩。
陶行知虽然留学美国，充分理解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奉行儒家教育思想，教与学、知与行合一，和梁漱溟不谋而合。因此两人初次见面就很相投，相谈甚欢。梁漱溟也在很大程度上认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以为很合乎自己的想法。
梁漱溟认为，晓庄师范的办学思想很合己意，其主要之点有三，即合于教育的道理、合于人生道理、注重农村问题。这个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乡村儿童和民众所敬爱的导师。换句话说，就是一面能够教导儿童，办一所良好的乡村学校；一面又能够辅导民众，将他自己所办的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基于这样一种目标，晓庄师范将农民的身手、科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兴味、社会改造家的精神和热心相结合，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
在教学方法上，晓庄师范坚持“教学做合一”的信条，执行“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的教学原则。这样，晓庄学校的功课即是他们的生活，即是他们学校的全部教学。
对于晓庄师范的一系列做法，梁漱溟十分感兴趣，他后来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晓庄师范的做法。他认为，如果参照晓庄师范的办法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有两种好处：
一、有能力。至少具有劳动的能力、智慧的能力和参与团体社会生活的能力。
二、有合理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平民化，这都是他们不同于我们的地方。我们无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受贵族生活。
梁漱溟对晓庄师范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评价很高，他以为陶行知在教育上的创造，非常值得研究总结。参观座谈后，梁漱溟提出向陶行知借兵借将。陶欣然答应，当时就介绍晓庄师范教导主任杨效春、张宗麟，以及指导员潘一尘等骨干与梁漱溟认识。这几个人后来都追随梁漱溟到了山东，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得力助手。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梁漱溟参观晓庄师范不是此次北游的事情，事实上，当他离开徐公桥后便直赴北平，他的目的也只是在北平访问河北翟城村自治事业的创办人米迪刚和米阶平，然后再到定县以及翟城村实地看看。
米氏兄弟为翟城村大族，乃父米鉴三是当地有名乡绅，对时代变局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因而对于来自西方及东洋的东西并不排斥，在得知日本人在农业发展、农村建设方面有可取之处后，就把儿子米迪刚送到日本留学。1894年，米鉴三开始在本村自筹资金创办现代学校，并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改造。1901年，日本开始村民自治建设，而翟城村在米氏父子倡议和主导下，三年后即1904年也开始了村民/乡绅自治尝试；1905年进一步发展成为农民合作社；1906年开始农村妇女教育。
很显然，有着日本留学经验并对日本农业、农村深有研究的米迪刚为乃父米鉴三开始的乡村自治实验注入更多的现代因素。他认为日本的一些模范社区值得取法推广，于是以儒家《大学》中的“三纲”（明德、亲民、止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学理根据，以宋代蓝田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创造的《吕氏乡约》为范式，融合日本乡村自治思想，将村庄自治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提出新的乡村改造方案，大力劝农民废庙建校，改善村庄组织，尤其努力于发展地方自治，把村民/乡绅自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经过大约二十年的持续发展，翟城村乡村改造带来的诸多变化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官方的普遍关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于1914年拨款嘉奖，更有力地推动了翟城村农村与农业的发展，新式教育更具规模，并正式启动村庄自治规划，创办村自治公所、讲习所、图书馆、爱国社等。
米氏父子在翟城村兴办的现代教育事业与乡村自治实验，体现了民间力量在西方强势压力下所迸发的现代化要求，显示了精英阶层现代化方案走向大众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为二十世纪中期大规模乡村建设运动准备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随着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自治水平的提升，米氏父子日益感到自己知识储备不足与深度规划能力欠缺，于是在得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乡村教育部”的消息后，米迪刚便盛情邀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到翟城村驻点，进行考察和实验。
晏阳初1893年生于四川巴中一个书香人家，与梁漱溟同龄。与梁漱溟不同的是，晏阳初自幼研读儒家经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深入骨髓。后改习西学，十七岁从成都高中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读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1918年毕业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随即赴法国战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持的帮助华工活动。
当时的法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劳工不足，各军需工厂从中国招募了大量华工，然而由于食品不足，加上语言不通，华工思家日盛并导致种种不满，罢工、斗殴等恶性事故时常发生，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晏阳初抵达法国后，在为华工服务的同时，也发现华工热心而有责任心，并不粗鲁愚笨，只因贫穷缺乏读书机会，所以不识字。于是他想到“人贵创造”的名言，从中文字典和报纸杂志中选取常见中文，编成集纳一千余字的教材，鼓励并帮助华工识字。这一经历对晏阳初后来的事业有着直接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晏阳初矢志返回美国继续读书。192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后重返离别八年的祖国，开始自己的新事业。他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跑遍十九省，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状，访查各地通俗学校、工读学校和平民学校，收集教材教具，观察各地平民生活，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运动。他创造的识字法在试验推广中收到了显著效果，受到各界人士好评。
1923年2月，晏阳初利用自己的方法在山东烟台开办平民学校，仅用两个下午，就招收到三千名学生，其中有女生六百多人。经过几个月的夜校识字训练，至7月，有一千六百名学生参加毕业考试，一千一百多人及格，其中有近四百名女生。
8月1日，晏阳初请来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主持毕业典礼，朱其慧在观摩了晏阳初的教学方法后，以为这才是自由平等的人民教育，才是实现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这就是教育和民主的问题，为了实现民主而进行的教育。
朱其慧是民国年间非常优秀的社会活动家，身兼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全国妇女红十字会会长等数职，然而当她深入了解晏阳初的理想和方法后，从此献身平民教育，邀请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袁观澜、胡适、傅若愚等讨论在全国范围推广平民教育，于是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任书记，张伯苓、蒋梦麟等教育界著名人士为董事会成员。
1924年，晏阳初决定就近从华北农村开始平民教育试验。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人第一次真正关注农村、农民的教育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晏阳初和平教会对农村、农民教育问题的关心，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从事农村改进事业的米氏家族，他们正对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感到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邀请晏阳初和平教会专家到他们那里进行试验。
米氏家族多年为乡村事业的奉献深深感动了平教会同仁，他们几经考虑和实地勘察，于1926年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至1929年，又将平教会总会自北平迁至定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人第一次从都市回到乡村，回到民间。这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而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光阴。
平教会主持人和重要骨干，大都是海归，许多人拥有外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西方经验，但对中国近代以来全盘照抄西方模式深为不满，必欲矫正。按晏阳初的设想，他所进行的实验并不以教育人民识字为满足，而要使科学普及于农村，准备将定县发展成为全国的一个模范县。
晏阳初之所以将平教会的实验基地设在定县，设在翟城村，这与米迪刚家族多年经营和翟城村的自治基础、物质基础有关。翟城村有三百多户人家，人口在两千上下。按邻里编制，设有村政委员会、村公所负责本村的自治。由于自治事业的推广，家家都或多或少兼营一些副业，颇有点家给人足的景象，生活水准相对说来算高一些。翟城村还办有男女两所学校，不仅解决了学龄儿童上学问题，而且有利于包括妇女在内的扫盲工作，人们的文化水准也与当时广大农村不一样，据说已经没有几个不识字的了。这样良好的基础为平教会在那里进行试验和调查准备了条件。
定县试验很快就被认为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第一等的计划，所做出的第一等工作。当时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平教会，他们都认为这将是救中国，促进中国农村摆脱破产、走向复兴的惟一途径。
米迪刚、晏阳初等人所进行的试验同样深深吸引了梁漱溟，他在北平拜访了米迪刚等人后，在平教会生计教育科主任冯梯霞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定县，第二天转道前往翟城村。冯梯霞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农学博士，他在途中就向梁漱溟介绍了平教会在定县的试验，特别是改进农民生计的各种实验。
平教会的工作给梁漱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平教会将平民教育由城市平民转到农民身上，并扩充教育内容，是一大进步，这比办一所中学、大学更有意义。但是，中国问题不是从教育上所可解决的，平教会的农业改良研究和教育研究虽有意义，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发展问题。平民教育在中国是需要的，只是并不是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结束对定县的考察，梁漱溟一行离冀入晋。雄踞山西多年的政治大佬阎锡山适在五台河过村养病，专电邀梁漱溟这位老朋友前去会晤。
在阎锡山多年经营下，山西村政发达较早，1918年就实行了村的新编制，以后又渐有改进，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二：一是“村本政治”，即以自然村为行政单位。这样，如果为政不达于村，则政为粉饰；若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二是“用民政治”，即认为用官不如用民，从用民过渡到民自用，以实现人民自治。但这个人民自治，不是让人民参与国事，而是把乡村地方事务付诸人民自理。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一度获得“模范省”的美誉。
通过与阎锡山的交谈，特别是对山西村政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梁漱溟却认为山西村政有点名不副实。其根本原因，一面是太过不注意；一面是太过用力气，根本没有引导人民自主自治的好方法。就人民自治而言，缺乏自治的真精神，像被各方面称道的村民会议，其实并不实在，村民为村中强势人物所操纵所控制，并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山西的村政建设尽管有进步，但流弊也不少。山西村政惟一值得称道的是治安情况尚好，学校较多及禁缠足、禁赌、禁毒等移风易俗的做法。
梁漱溟以为要开创乡村自治新局面，做村长的人是很重要的。但当时能被选出来当村长的人不外两种：一是土豪劣绅，这种人往往勾结官府、欺压百姓、以公肥私。他们掌握一村之权，村治必完，自治亦不会成功。另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他们年轻热情，响应政府乡村自治的倡议，回到乡间，但他们往往经不起挫折而离去，结果乡村自治又会落空。梁漱溟深深感到要找到合适的村长实在是乡村自治中最难的事情，而山西却极容易地找出两万多个村长，其结果安得不糟？同时，由于中国产业不发达，农民文化低，无自治习惯和能力，旧的习惯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去掉，所以山西村政运动不可能具有自治的真精神，必然带有“他治”的深深印痕。
通过对各地乡村建设团体实际工作的分析，梁漱溟更坚定了自己在“中国问题”大背景下的思考，坚定了自己所寻找的立国之道，坚定了以乡村建设替中国开出一条新治道的信念。梁漱溟发现各地乡村工作大都重视一时一地一事，而无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这是各地乡村自治运动的缺陷，也是他将要用力的地方。他相信，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从某一方面入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从根本问题入手，全面抓起，既治其标，又治其本，本末兼治，上下其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找到一条正确的政治道路，从而完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再转再变，重建乡土中国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