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昔日十大商帮中的宁波帮、龙游帮，到现在横空出世的“浙商”群体；从昔日“无宁不成市”、“遍地龙游”，到现在散居各地的浙人商铺、“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浙商强大军团，浙商老枝萌新芽，超越了晋商、徽商，成为新时代中国第一商帮。
1．重商而不耻言利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说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行为影响，包括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其中人文环境资源更为重要。一个地区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一是得益于便利的交通体系，二是受惠于厚重的商业文化氛围。研究浙商崛起的原因，当然也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其中，商业底蕴和商业传统更为重要。
浙商虽说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被世人尊崇为“商圣”的陶朱公，在浙江绍兴留下众多的流风遗韵，成了浙江绍兴历史传统文化中颇为精彩的一页。
当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洗刷了会稽耻辱。勾践因此而称霸，范蠡号称上将军。返回越国后，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居久安，而且勾践的为人是可以跟他同患难，很难跟他同安乐，于是就装上他的轻便珍宝珠玉，私自和他的家仆随从乘船飘海而去，最终也没有返回越国。
范蠡泛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辛勤劳苦，努力生产，父子治理产业，住了没多久，财产达到几千万。齐国人听说他很贤能，请他做丞相。范蠡慨叹道：“做平民百姓就积聚千金，当官就达到卿相的地位，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长久地享受尊名，不吉祥。”于是归还相印，散发所有的家财给朋友和乡亲，携带贵重的珍宝悄悄离去，到陶地定居。
范蠡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贸易交换的道路畅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于是就约定父子耕种、畜牧、贱买贵卖，等待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住了没多久，就积聚财产累计达到万万。天下人都称他为陶朱公。
陶朱公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居住的村庄命名为陶村，为他修建了墓地，盖起了碑楼，修建了庙宇，供奉陶朱公这位早期浙江富商的泥像至今保存完好。民间商会世代祭祀陶朱公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在古城这块土地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范蠡留在绍兴的遗址很多，如蠡城、吼山、南池、陶朱公庙、范蠡祠等等。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巨变，蠡城、吼山、南池等城廓依然存在，而几处祠庙则因年久失修而湮没无存。惟有他经商致富的“陶朱遗风”却被永久地留传不息。
旧时绍兴的商会是各行各业的总会，会长一职例由本地殷实商铺的东家且在商界中享有威望者担任。会内藏有一幅装裱讲究的商圣像，画面上那位衣冠古朴、道貌岸然的长者就是陶朱公。每逢年节，这幅画像悬于中堂。点香焚烛后，自会长开始，依次向陶朱公像行跪拜礼，其礼之隆重，较之民间祭拜祖宗神保远有胜之。
商会祭拜陶朱公，一是为了不忘圣祖，二是为了秉承祖训。盖因陶朱公在经商贸易上的薄利多销、四通贸易、物价之贵贱源于供求之余缺等等，后来均被视作商界久久奉行的商业道德和准则，而陶朱公的散财济贫也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共同推崇的一种美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帮(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被认为是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其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商场上十分活跃和成就卓著，或许与崇尚“陶朱遗风”和虔诚礼拜陶朱公不无关系。
2．耻于贫困，立志脱贫
浙江人耻于贫困，立志脱贫，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贫穷是一笔财富，让人生计艰难，又给人试图摆脱它的动力，为实现自我助燃。一个人只要不甘心清贫，那么贫穷就是成功的基础。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上一切产业，只要人们勇敢地坚持去努力，就会获得成功，贫困的环境就可以打破。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创业失败后，陈言礼和一位同乡从国内有名的江苏丹阳眼镜市场批发眼镜贩到内蒙，在包头东河区支起了眼镜摊。不过这只是谋生的权宜之计，一直想赚大钱的陈言礼时刻在寻觅新的致富良机。在与蒙族群众的接触中，他发现，当地居民有爱吃糕点的习惯，几乎家家都喜欢面包、奶酪，而当地食品厂较少，且制作不够精细，陈言礼便动了办食品厂的念头。
恰巧，锡林郭勒盟的一个部队食品厂对外承包，陈言礼东挪西借甚至不惜高利贷，凑齐资金将食品厂承包下来。为了挖掘市场潜力，陈言礼一方面深入调查当地民众和官兵的口味特点，一方面从南方引进先进的糕点制作技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陈言礼就已经起来和面、醒面、烘烤、外卖。冬天零下40多度的低温使人呵口气就可结成冰花，寒冷彻骨。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凭着对顾客的优质服务，陈言礼的糕点生意越做越好。第二年底，陈言礼不但还清了所有欠款，还净赚5万元。
由于陈言礼经营有方，在激烈的竞争中，他的食品厂能胜出一筹，效益可观。随着身边同行逐渐增多，效益又都不错，陈言礼萌发了新的念头：既然有这么多人争做糕点，那么卖电烤箱、打蛋机、和面机等食品机械一定畅销。为此，陈言礼果断地退出效益正好的食品厂，南下温州、上海等地和当地食品机械厂取得联系，顺利成立了呼和浩特、通辽、长春三个食品机械销售处。
在竞争中，他逐步发现生产、销售一条龙要比单纯的生产或销售更能赚大钱。为此，他又与人合作在温州老家办起了食品机械厂和包装机械厂。有了自己生产的产品，大大降低了成本，然后陈言礼便开始选择销售市场。最后他选中了东北市场，在东北各大城市的权衡中，他又选中了长春作为总经销处。这不仅因为长春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又可作为圆心辐射内蒙、黑龙江、辽宁等省。在长春，他又看中了人流比较集中的火车站，在其附近开办了长春市天池食品包装机械商场。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价格、丰富的品种吸引着来自东北各地的客户，每年都以十几万元的利润递增。
浙江人善于动脑筋，相信个人的本事，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手艺高超的浙江师傅，但却很少看到可怜巴巴的浙江乞丐。面对生存，浙江人敢打敢拼，事无巨细，都力求做好。这种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品性，使浙江人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好手。
3．坚韧执著成就梦想
无论是经商，还是为了完成一种心愿、一种事业，“执著”二字总能体现出一种人生态度。
在当代，浙江人的思考方式和人生目标是为了更多的钱，立更大的业。“执著的浙江人”已经是人们对浙江人的一个基本共识，想到浙商，就会想到他们的执著。
在浙商群体中，台州人李书福的行为方式就是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的固执，是一种不惜挑战权威、粉身碎骨的坚定。李书福认为，一个人一辈子要干成点什么，不坚持是不行的，什么话都听也是不行的。国家的产业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到位的过程，有些“红灯”只是暂时的，只要是顺应潮流的事业，认准了再困难也要坚持到底，“红灯”虽不能硬闯，但缓行或绕道也是可行的。李书福当年搞装潢业、摩托车业开始有意执著，甚至有些固执，此后又把这份执著寄托于汽车制造。
当初李书福发现装潢材料利润惊人，而国内却无生产市场尚是空白状态，便有意做这个行业。当时有人笑他：“中国人哪搞得了高档东西。”他却拍案而起，倾囊2000万元成立了装潢材料厂，集中当时手下所有技术人员全力攻关，在1990年搞出了国产第一张美铝曲板，各项质量指标均可与进口同类产品媲美，而价格仅是其三分之一，该产品迅速畅销全国。至今装潢材料已是李氏家族企业吉利集团的支柱产业，年产值5个亿，而台州也在李书福的带动下成为国内最大的装潢材料生产基地。
1993年，李书福去一家大型国营摩托车企业参观，羡慕不已，向该企业提出代做车轮钢圈的配套。对方表现得很轻狂：“这东西不是你们民营厂能做的，该干啥干啥去吧！”李书福这一气非同小可，他下决心不仅生产摩托配件，还要生产摩托整车。好心人也劝他：搞摩托车，弄不好是会把企业做死的。李书福偏不信邪，仅用了7个月时间，就攻克了曾取笑过他的那个国营大厂没有攻克的难关，率先开发出了国内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成功研制出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生产出国内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
但进入摩托车行业，还是要经过一番波折的，最严重的障碍就是体制的“红灯”。汽车摩托车行业从前一直是国家垄断性生产，是民营企业不能涉足的禁区。李书福想到了绕道而行，于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厂就这么建立了起来，而这个厂要走向市场靠的是“借船出海”的策略。回到浙江后，李书福找到了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浙江临海邮政摩托车厂，借他们的招牌生产吉利摩托车。当时这家厂已经停产，李书福便花钱购买他们的许可证，每生产一台吉利摩托车给该厂几百块钱，就这么一转弯，绕过了政策障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直到1998年，原机械部才在李书福兼并台州一家负债国企后，正式批准了吉利摩托车的生产权。
李书福搞装饰板和摩托车开发成功后，并没有坐下来歇口气，而是做出了更惊人的决策：生产小汽车。造轿车是李书福自小即有的最大的梦想，多年来他一直在琢磨：作为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中国汽车业应该有更大的文章可做，而老百姓买得起的轿车在市场上还没有。国有汽车制造业一直忽视低端市场的开发，使汽车成为普通百姓不敢奢求的产品。中国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轿车却买不起，潜在的需求巨大得惊人。所以，早在吉利摩托车产业仍在“地下”运营之时，李书福就决定要着手研制汽车。
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严格限制轿车生产点的通知》，明确规定：除长春、十堰、上海、天津、广州外，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上马。这一规定令想要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的李书福一筹莫展，眼瞅着跨国汽车巨头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进入中国市场，李书福心急如焚，他的眼里闪着焦灼的光芒，他的语言开始变得急促。
“我们要做的事很多，也很有意义，但国家的一些行业政策还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所以我就想请国家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允许我尝试。”“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造小轿车，尽管这条路很艰难。”李书福到省里找到相关部门，要求生产汽车。主管官员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名台州人好像在看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疯子。尽管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固执的李书福还是在临海征地850亩，打着摩托车的牌子，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次次到北京奔走呼号，辗转于各管理部门，李书福学会了委婉，语气也柔了许多，情真意切地恳求：“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元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也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不要国家承担风险。请国家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1997～2001年，李书福一直在为许可证奔跑，忧心如焚，头发掉了不少。迫不得已，李书福只好再次实施自己的“绕路”计划：司法部下属一家生产小客车的四川企业濒临倒闭，经过多方努力，李书福与该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以目录、产权、部分设备等折价入股，吉利集团方面投入1400万元，以“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冠名的企业由此成立。李书福再一次借船出海，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迈出了渐进式生产的第一步。
1998年底，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家用轿车也从临海工业生产线下线，李书福搞了个“下线仪式”，将“吉利豪情”的市场定在4.49万元，成为当时国内最便宜的“电喷车”，其优越的性能价格得到了众多家庭购车者的关注，市场需求逐渐上升。国产家用轿车市场被李书福唤醒了，跃跃欲动。在这一方面，李书福不但走在了国产轿车企业前面，也走在了上海通用、天津丰田等技术合作企业之前。
现在李书福正将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生产的吉利车系因价格低质量好受到老百姓的青睐，吉利集团也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无论时空如何转换、环境如何变迁，这位中国民营汽车业的先驱人物，都像大多数中国富豪一样，在创富历程中坚守着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浙商的梦想上面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李书福所代表的浙商精神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做事不容易。万事开头难，开创事业，举步维艰，如果没有坚忍的毅力，恐怕会半途而废。只要经受得住考验，志坚不变，一定能够把事做成功，永远不停息地走下去，直至进入最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4．有钱做老板，无钱也要做老板
很多浙江人通常没有“找工作”、“就业”的观念，只有“做生意”、“找生意做”的念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思想观念非常明显。自己为自己干，哪怕再小，但它是自己的，干起来才有兴趣，才会认真努力去做。浙商们往往选择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断地发展，然后跻身于大事业的行列。
浙江人的“老板哲学”实际上非常符合人的本性，因为“人无恒产者，故无恒心。”法国皇帝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温州人则说：“不想做老板的人肯定不是温州人。”“有钱做老板，无钱也要做老板”、“赚钱是老板，不赚钱也是老板”、“大小也是个老板”。温州人的老板情结体现在谚语上，谚语流行是说明温州人对某些观点的普遍认同，温州人的谚语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他们把它当作座右铭来指导自己的商旅生涯。
浙江隆标彩涂有限公司的老板阮建荣生于浙江温岭一个贫困农村，从1983年起，他曾经4次高考均遭失败，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经历。为了减轻贫穷家庭的压力，也为了养活自己，1986年，他卷起铺盖跳上长途汽车，跑到宁波镇海当起了泥水匠。
1987年，阮建荣回到台州，在黄岩一家水暖器材厂当推销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厂里20多个业务员中业绩最好的一个，长期走南闯北做推销工作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意识到，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自己创业也可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那几年，阮建荣靠做推销积累了100多万元资金，但他不想这样长期为人打工，他想自己当老板!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场打击正等着他。
1992年，阮建荣接触到一种叫镁铝曲板的建材，当时市场上都是台湾生产的品种，每张价格高达200多元，大陆没有一家企业生产这种板材。26岁的阮建荣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缺，没做什么准备便投入了全部资金，梦想着一展自己的抱负。不料，台州的一家大企业也早已瞄准了这个市场，并比阮建荣早半年投入生产，而阮建荣的工厂由于规模太小，力量薄弱，在残酷的价格战中很快显示出了劣势，没多久，他前两年辛苦赚来的100多万元血本无归。
面对这场巨大的打击，阮建荣欲哭无泪，但倔强的他心想，这也许是上苍对我的考验吧!我只有进，千万不能退!很快，阮建荣又到处去寻找新的机会。几经周折，他做起了大理石生意。大理石在运输过程中容易裂开，需用一种特殊的胶水才能粘合起来。当时，这种大理石胶全靠进口，每千克120元，这让阮建荣又看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决定生产大理石胶，填补国内空白。
带着几个样品，阮建荣跑到了上海一家研究所。一化验，进口大理石胶的成份是树脂，与普通万能胶的基本成分是一样的，而万能胶的价格每千克只有7元钱。得到这个消息，阮建荣莫名兴奋，心头又涌起创业的**。他立即赶回台州，把堆放大理石的小仓库清理出来，带了几个人开始试验大理石胶。
进口大理石胶的成分虽然简单，但其制造工艺就连专家也无法检验出来。国内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到原产国去拜访又不切实际，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整整8个月，阮建荣几乎没有离开过做试验的小仓库，日夜与胶水为伍。承受着试验的艰苦和失败的焦虑，苦恼之余阮建荣跑到山东一家特种胶粘剂研究机构求助，那里的专家让他把**胶水变成固体试试，并告诉他转化的方法。
阮建荣又火速赶回台州，用这个方法试验了几次后，1997年，记不清是在一个清晨还是黑夜，在阮建荣熬得通红的眼睛注视下，一种品质成熟、性能稳定的大理石胶终于在他手中诞生了。产品生产出来后，由于价廉物美，在国内市场上十分畅销，用阮建荣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卖疯掉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个产品就为阮建荣带来了2000多万元的利润。
事业的成功使阮建荣信心大增，不久他杀回那个曾经让他痛遭失败的合成铝塑板上。阮建荣作了理性的分析后认为，虽然前几年他没有做成功，但那是因为自己缺少经验和资金实力，而不是因为这个产品没有销路，相反，它的市场潜力仍然十分巨大。说干就干，1999年，他与几个人成立了一家股份制公司，重新做起了铝塑板，后来转为专门生产铝塑板的主要原料——彩色涂装铝箔。2002年，他买下其他股东的股份，成立了现在的隆标彩涂有限公司。2003年，公司年产值达1.5亿元，产品供应全国100多个企业，并向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出口，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铝箔涂装生产企业。
一般说来，有一定本事的人才能做老板。然而，光有本事还不行，还必须具有自信、自立和自强精神。浙江人大都非常自信，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这一点在许多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在有些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有事没事都找领导、找政府，别说是下岗之类，什么芝麻蒜皮的事都要到市政府门前去静坐。什么事情都要依赖政府，最好是由政府养着。在温州，见不到这样的人，他们自己找事做，干这样挣不到钱就干那样，没有想到要依赖别人、依赖政府，他们不愿被别人安排、支配，只愿意自己当老板。
浙江人个个都想做老板，宁可做50万元的董事长，也不愿去做100万元的副总经理。在精神上，浙江人永远是自己的主人。
5．洞察市场，把握目标和方向
洞察力、判断力是商人素质高低的判断标准之一，决定着商人的盈亏与成败。浙商崇拜的陶朱公之所以能在19年之中“三致千金”，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善于预测市场行情。陶朱公做的生意主要是农产品，他的预测是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变化来推算丰歉，再用农业的丰歉来决定他的经营策略。这样，陶朱公就可以在丰年时购进粮食，等到灾年时抛售出去，从中获取高利。
许多成功的商人正是在洞察市场变化、研究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目标和发展方向，从而引领市场潮流并抢先占据有利地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大多发达于20世纪90年代，正是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他们抓住转轨期隐含的巨大机遇，变成了今天的富豪。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浙江人走出田园、走出家门、走向现代经济文明的历程，或许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昨天的浙江还作为中国经济试验场，今天的浙江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达3万多家，人数多达160万，亿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就达上百家。浙商，有十分之一把脚步留在了上海，不少企业还将总部迁往沪上，现在浙江排名前十位的民营企业均已入驻上海，浙江的企业家在沪上刮起了一股旋风。
在山海环抱的温州地区久久流传这样一句话：“上海是个广阔的天地，温州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与此同时，与204国道相通的温州每一个乡镇都辟出了“直达上海班车”的候车站。在204国道上，昼夜奔驰的大车、小车甚至拖拉机上，一群群一批批温州人奔向上海。
早在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正很有耐心地等着政策的不断出台。金秋时节，杨高路上，两个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探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温州。紧接着，又一次大规模的集资行为在温州龙港农民中开始了：“根据我们在上海浦东得到的信息和现场调查，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南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将繁华无疑，抢在改造前租下一批店面房屋……”说这番话的就是前往浦东刺探信息的陈氏兄弟的老二。在此之前，他曾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发了大财。
清晨，陈氏兄弟提着装有65万元人民币巨款但又脏兮兮的蛇皮袋匆匆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当然，他们没忘记在家乡带上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因为温州人谁都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上海，谁都害怕与个体、私营经济打交道。尘土飞扬的杨高路上，提着蛇皮袋的陈氏兄弟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在浦东严桥乡，陈氏兄弟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
有上海人窃笑这两个人不开窍。可是，陈氏兄弟心里清楚得很，你们上海人才不开窍呢!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再看谁笑谁?1991年1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处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温州人的精明。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1992年12月7日，杨高路竣工仪式前夜，陈氏两兄弟在他们上海的居所乐呵呵的说：“65万元投资共营造了活动店面109间，现已出租98间。还有11间不是租不出去，而是我们舍不得租，因为行情还在看涨。目前租金每间1平方8000元，65万元投资已收回了。你算算，一共经营5年，我们能赚多少?信息真是金钱啊!”这下该轮到上海人目瞪口呆了。
历史上每次宏观调控或整体经济环境出现波动时，温州商人往往能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因为他们洞察力强，往往能对宏观形势做出准确判断。要成功地经营一个企业，要有敏锐的对市场的洞察力和分析力，不能光看眼前利益，而要把目光放远些，看到今后的发展趋势，只有事事走在别人前头，才有必胜的把握。每一次社会变动都意味着对商人洞察力的检验，高瞻远瞩的商人才能先知先觉，从一个成功迈向另一个成功。
回顾浙商的创富历程，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在短短几年创造了增值千倍的奇迹，其过人之处就是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浙商楼忠福的广厦集团在10多年前还是东阳的一支乡镇建筑队，到现在发展成为拥有20多亿元资产的企业集团。回顾广厦集团的创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厦集团每一次大动作，都凝聚着对时代和机遇有敏锐洞察力的睿智，每一个脚印都融合着企业家的精明与弄潮儿的胆略，每一次抉择都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要做大生意就要首先从国家大事中找信息，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甚至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都蕴含着赚钱的机遇。成功企业家有一个共同之处，都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政治表象看到政治的本质，能够敏锐地的捕捉到政策中包含的商机，为我所用。他们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便看到了机遇，进行创业，发展实业，取得经营上的先机。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又能够深刻参悟与把握政策中的有利信息，将政策用好用足，从而为自己的事业带来巨大的甚至是转折性的收益。
6．眼光准，出手快
无论做生意还是经营人生，浙商的行动力都是极强的。就像一首诗所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知不觉地全国各地仿佛一夜之间被浙江商人包围。浙商老板们发现和利用信息的速度确实令人叫绝，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什么消息，第二天就能拿到订单。速度是浙商的制胜武器之一。
1993年春节，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家里打来电话：“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要换服装，34万人，需要68万副标章，每人两套就是130多万。你们可不可以做?”两个温州个体户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国，向美国警察总署长阐述意向。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两个温州老板不愠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也许美国人有“白去谁不去”的心思，两位警察署专员来温州，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工艺过程。
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去了。美国警察总署的头头们一看，价格还不到美国军工厂的一半，而且不需要定金，680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浙商朱张金最大的本钱就是“出手快，眼光准”。他经营卡森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一次产品调整都比人家快。
1980年，初中毕业的朱张金开始了贩卖领带、袜子的小买卖。他修过电器、办过针织厂。到了1988年，已有2.5万元积蓄的朱张金借了19.5万元，让村里出面买下了一家制革厂。村里怕以后出问题，坚持“所有亏损与村里无关，所有盈利归朱张金所有”。朱张金高价买壳经营，很多人并不看好，可是谁又能想到，十几年之后，这家企业不仅没有败落，反而越做越好，成了中国皮革行业中响当当的龙头企业。
从创业时的2.5万本钱，到2001年朱张金拥有的卡森资本金已达25亿元，朱张金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依靠他敏锐的洞察力。朱张金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国外跑生意，其目的就是看看有多少市场机会。
1995年下半年，朱张金在莫斯科成立了一家公司，当地出现了抢购卡森皮衣的风潮，一天可卖几千件。光靠卡森自产的皮衣显然远远满足不了，于是卡森在海宁成立检控中心，由卡森统一提供羊皮、款式、辅料，让海宁的60个皮衣加工厂为它定牌加工。那一年在俄罗斯总共销掉了60万件卡森皮衣，卡森净赚1800万元。
当海宁老乡纷纷北上与朱张金抢着去俄罗斯卖羊皮衣时，他却转身做起了猪皮生意。1994年，国内皮革业一度走低，许多小企业倒闭，卡森却反其道行之，投资1000万元扩大猪皮革生产规模。不少人感到惊奇，朱张金说，小企业倒闭了，市场份额让出来了，卡森正好可以抢占市场。果然，卡森当年盈利750多万元，比上一年增长6倍。
1997年4月，朱张金到香港参加皮革展。他发现展会上中国、韩国、斯洛文尼亚的企业展出的都是猪皮制品，而美、英、德等发达国家企业展出的都是牛皮制品。从香港回来，朱张金宣布：要把猪皮生产线停了，上牛皮生产线。卡森高管层很不理解，朱张金斩钉截铁地摇头，说：“商机稍纵即逝，如果等每个人都认同的话，太晚了”。
朱张金认准了牛皮市场比猪皮市场大，决意不给自己留退路。有公司把一张100万平方英尺的猪皮单子交给朱张金做，如果接这个单子半个月就可赚100万元，但朱张金没有接。许多人都说朱张金疯了，要知道当时许多企业因接不到订单而头痛呢!
从1997年以来，卡森先后到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等设立办事处，了解市场信息。公司技术中心则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新产品。1999年开发出普通沙发革、全拉面沙发革；2000年开发出两层革；2001年重点开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沙发革和汽车坐垫革。
如今，卡森的牛皮沙发等家具畅销美国，2003年2月，经美国最大的家具经销商的推荐，卡森牛皮革沙发顺利进入白宫。“现在许多企业看我搞牛皮革赚了钱，开始要跟风了，而我则已经在一年前开始考虑上别的项目了。”对于竞争对手，朱张金十分自信。
7.只要有生意，就会绞尽脑汁去做
浙商中名气最大的温州商人是商场中神秘的群体，他们往往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中，发现自己需要的信息，寻觅诱人的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
“只要有生意，温州人就会绞尽脑汁去做。”这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工程师在温州干了6年后对温州人的评价。他所在的企业以生产化油器为主，他是被温州人请来的，在企业任总工程师，一年能挣近20万元。化油器因是一个老产品，北方生产化油器的企业几乎全都停产了，但走南闯北的温州人竟最先在重庆找到了这一产品的市场。眼下这家企业里有干不完的订单，而且还出口。这些化油器大部分销往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国内很多摩托车企业用量也很大。虽然这家企业只有10年的发展史，但市场占有量竟达60％，这是外人无法想像的。
有人称浙商的活动为“候鸟”经济，浙商四海为家，哪里合适就飞到哪里，总能寻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栖息地。以温州商人为例，他们到了哪里，都可谓战无不胜。他们成功的经营渗透和扩张，得益于他们在商海信息中遨游的本领。温州人多地少，决定了他们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也因此，温州商人在全国散布最广，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临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
10多年前，漂亮的温州女交警蔡瑶媛辞去公职，带了2000元钱来济南做小商品生意。她在济南租门面开店，贩卖从温州运来的领带夹、徽章等小饰品，带着样品到处跑单位，央求人家订货。两年后，她成立了自己的礼品公司，如今蔡瑶媛的南方礼品公司在济南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她看来，她的行为并不出格，因为在温州，创业不分男女，他们都是四海为家，八方漂泊，哪里有钱挣就去哪里，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无论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
温州老板有个特点：年轻，头脑活，做生意从来没有定式，怎么挣钱怎么做。温州电烤鸡是怎样发明的?温州人卖烤箱时一不小心把鸡放到里面，发现非常好吃，就弄出来电烤鸡，风靡全国。如果套用成熟公司的营销方案做这个生意，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温州老板能准确地进行市场定位。温州人叶世光到南京投资的时候，看重的是南京众多的人才以及南京人的厚道，但投资什么，心中无数。他注意到，当时南京的饮食、休闲很火爆，便多次去消费，了解他们的投资额和消费结构。与此同时，他看中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幢在建的高楼，并多次与该楼发展商洽谈租赁事宜，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行业，因为他感到消费热点不一定是投资热点，往往市场越火，投资越要谨慎，恰恰是在需求和市场的空当和矛盾中发现新的经济生长点。就在他想开办公司租房子时，他注意到当时南京办公房很难租到，价格也高。于是，他决定投资数千万元开发中低档的商务中心。这一招果然击中市场要害，他的诺亚商务中心建成后，由于市场定位准确，一经招商，立即吸收了许多中小公司入往，几年来，出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目前南京大量高档写字楼因为租金太贵而闲置。
温州老板做生意活道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见到什么市场前景好，认准了立即调转枪口投资。一个温州老板在他的投资生涯中可以涉足数个不同的领域。
现在的温州老板没有不敢投资的行业，只要能带来利益，没有不敢去投资的地方。拉萨，这个建在世界屋脊上、海拔3600多米的“日光城”，给每一个第一次光临它的人的礼物就是高原反应：呼吸有些困难头痛得厉害，连走路、说话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雪域高原，也活跃着成千上万的温州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约有上百名温州人因为生计所迫，千里迢迢来到拉萨。他们没有任何创业资本，就凭一身手艺到这里找“活”。那时，在拉萨的温州人主要从事的行业有木匠、裁缝、油漆工、补鞋匠等。“我刚来时是做木匠，吃住都在藏民家里，而且一做就是三年。”郑月球说起当年的事轻描淡写。昔日的一个普通的木匠，今日他已是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从木匠、油漆工这样毫不起眼的行业开始，温州人捕捉到了拉萨的商机。“这里比较落后，信息闭塞，资源又缺乏，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当地需要的东西，没有卖不掉的。”西藏华建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晓飞这样描绘当时的市场。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拉萨大多数温州人开始转行，经营低压电器、服装等生意。
有利的时机使当时许多温州人一炮而红。乘着滚滚商潮，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涌入拉萨，达到了5000多人。一时间，拉萨随处可以看见温州人的身影。娘热路、青年路、林廓北路，在拉萨最繁华的几条商业街上，温州人经营的店铺几乎占80％。他们卖电器、卖服装、卖礼品、卖灯具、开娱乐场所、做工程，涉及行业达数十个。
做着同样的生意，在雪域高原，要比其他地方艰难很多。除了需要忍受缺氧引起的高原反应，他们还要经常翻山越岭。车子在一座又一座的高山上爬行，有时候，开上一整天也遇不到一个人。不仅荒凉，许多地方的山路还十分惊险。对于此，多数温州老板都深有感触：“很多次，我们就是和鬼门关擦肩而过。尤其是冬天，漫山遍野是雪，车子在冰雪上滑行，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时，身边就是悬崖绝壁，我们透过车窗，甚至可以看见山下许多事故车子的残骸。”不过，再恶劣的环境也不能让温州人有丝毫退缩。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敢闯敢拼的精神，温州人终于在世界屋脊站稳脚跟。
今天的拉萨，低压电器几乎全被温州人垄断，服装行业也被温州人占领了半壁江山。除此之外，温州人还创下了许多个第一：建造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小水电站，建立了西藏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开设了西藏最高档的娱乐场所，开设了西藏最大的网吧……温州人凭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和辛勤的劳动，在拉萨甚至整个西藏，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8．抓住风险中的机会
浙江颐高数码公司董事长翁南道曾经说过，“其实做生意是无所谓失败的。今天我做一件事可能没有做成，但是经验有了，亏点钱就亏点钱，不算是失败。关键是，到了这个层面，如何把握机会做得大一点。”由此可以窥见浙商敢于冒险的精神。
浙商不仅吃苦务实，而且能胆大生财，敢字当头赚大钱。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浙商的冒险精神，就是“胆商”。丘吉尔曾说：“勇气很有理由被当作人类德性之首，因为这种德性保证了所有其余的德性。”这里所说的勇气，就是一个人的胆量、胆略、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力排众议、破釜沉舟的决断力。
均瑶集团的创始人，英年早逝的王均瑶先生，曾经被人称为“胆大包天”。王均瑶16岁时就离开家乡温州龙岗，开始在长沙一带跑五金和印刷业务，赚点小钱。1989年春节前夕，由于忙于跑业务，王均瑶忘了提前买回家的火车票，到了小年夜，坐不上火车了。他和其他几个被困在长沙的老乡聚在一起，商量着无论如何都要赶回家去过年。大家一合计，最后以两倍的价格包了一辆大巴回家。
去温州的山路不好走，汽车在1200公里的漫长山路中颠簸前行，把一伙人折腾得受不了。王均瑶随口感叹了一句：“汽车真慢!”旁边一位老乡挖苦说：“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爱思索的年轻人开始反问自己：“土地可以承包，汽车可以承包，为什么飞机就不能承包?”
哪知这个想法一说出口，立即招来了家人的讥笑，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在痴人说梦。要知道，当时不要说包飞机，就是坐飞机也不是谁都可以的，连买机票都需要县团级以上的证明!你王均瑶一个小小的打工仔，凭什么?
王均瑶没有轻易放弃，他独自一人筹划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后又进行了长达八九个月的走访、市场调查和跟有关部门沟通。当时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反对他的做法，没有人认为他会成功。
1991年7月28日，对王均瑶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随着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降落于温州机场，中国民航的历史被一个打工仔改写了——大半年的奔波之后，王均瑶开了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
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在盖了100多个图章后，王均瑶硬是在中国民航格局森严铁桶一般的大门上撬开了一条缝。包机的第一年就给王均瑶带来了20万元的赢利。那年王均瑶25岁，他传奇般的故事告诉渴望成功的年轻人：只要敢想，只要不怕输，只要努力，就能飞上天。
王均瑶在完成个人创举、打破民航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胆大包天”的个人品牌。他继而一鼓作气包下全国400多个航班，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特别的一页。
国外新闻媒体称此举为“中国民航扩大对外开放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得到更健康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浙商中胆大包天的当然不只王均瑶一人，李书福有一个绰号叫“汽车疯子”，如果再加一个的话，相信好多人会奉送给他一个“冒险王”。胆大包天的李书福，从偷偷摸摸搞摩托，到“未婚先孕”搞轿车，到搞足球被别人玩了状告中国足协，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有点“肆无忌惮”，“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他正是因为胆量过人，每一次竟然还都让他搞成了，摩托牌照早就拿到不说了，汽车牌照在2001年底也拿到了。
李书福的生存空间就是他胆大包天、拳打脚踢拼打出来的，正是因为他比别人胆大，他才能抢先一步，抢得竞争先机。当然，李书福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争取那些东西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最终也会是合法的。
“胆商”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实践证明，胆商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智商。一项对1064名经理人进行的能力测试发现，胆商指数的高低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参数，其次是情商，而智商在这个层面上已经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了!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很多高智商者根本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取得应有的成功，原因就是“胆商”太低。
经商本身是一项冒险而又最需要强大心理承受能力的一项活动，有胆量敢下赌注，想赢也敢输，这样的人最适合经商。敢于冒险的人抓住了风险中的机会，于是就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