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浙商经营之道：商道一崇商敬贾以富为荣
古人云：“越人善贾。”很久以前浙江人就以经商而著称，追根溯源，现代浙江人的商业精神始于陶朱遗风的熏陶。当年范蠡功成身退，四海为家，从事经营，积资巨万。范蠡弃官从商获得巨大成功给后世浙江人留下深刻启示：实现人生价值并非只有官场一途，商场的奋斗也能乃至更能实现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观激励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走出家门，以经商致富为荣，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中逐渐走向辉煌。
一、陶朱遗风：重商而不耻言利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说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行为影响，包括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其中人文环境资源更为重要。一个地区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一是得益于便利的交通体系，二是受惠于厚重的商业文化氛围。研究浙商崛起的原因，当然也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其中，商业底蕴和商业传统更为重要。
1.“商圣”陶朱公的流风遗韵
浙商虽说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被世人尊崇为“商圣”的陶朱公，在浙江绍兴留下众多的流风遗韵，成了浙江绍兴历史传统文化中颇为精彩的一页。
当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洗刷了会稽耻辱。勾践因此而称霸，范蠡号称上将军。返回越国后，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居久安，而且勾践的为人是可以跟他同患难，很难跟他同安乐，于是就装上他的轻便珍宝珠玉，私自和他的家仆随从乘船飘海而去，最终也没有返回越国。
范蠡泛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辛勤劳苦，努力生产，父子治理产业，住了没多久，财产达到几千万。齐国人听说他很贤能，请他做丞相。范蠡慨叹道：
“做平民百姓就积聚千金，当官就达到卿相的地位，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长久地享受尊名，不吉祥。”于是归还相印，散发所有的家财给朋友和乡亲，携带贵重的珍宝悄悄离去，到陶地定居。
范蠡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贸易交换的道路畅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于是就约定父子耕种、畜牧、贱买贵卖，等待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住了没多久，就积聚财产累计达到万万。天下人都称他为陶朱公。
陶朱公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居住的村庄命名为陶村，为他修建了墓地，盖起了碑楼，修建了庙宇，供奉陶朱公这位早期浙江富商的泥像至今保存完好。民间商会世代祭祀陶朱公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在古城这块土地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范蠡留在绍兴的遗址很多，如蠡城、吼山、南池、陶朱公庙、范蠡祠等等。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巨变，蠡城、吼山、南池等城廓依然存在，而几处祠庙则因年久失修而湮没无存。惟有他经商致富的“陶朱遗风”却被永久地留传不息。
旧时绍兴的商会是各行各业的总会，会长一职例由本地殷实商铺的东家且在商界中享有威望者担任。会内藏有一幅装裱讲究的商圣像，画面上那位衣冠古朴、道貌岸然的长者就是陶朱公。每逢年节，这幅画像悬于中堂。点香焚烛后，自会长开始，依次向陶朱公像行跪拜礼，其礼之隆重，较之民间祭拜祖宗神保远有胜之。
商会祭拜陶朱公，一是为了不忘圣祖，二是为了秉承祖训。盖因陶朱公在经商贸易上的薄利多销、四通贸易、物价之贵贱源于供求之余缺等等，后来均被视作商界久久奉行的商业道德和准则，而陶朱公的散财济贫也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共同推崇的一种美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帮(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被认为是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其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商场上十分活跃和成就卓著，或许与崇尚“陶朱遗风”和虔诚礼拜陶朱公不无关系。
2.经商赚钱天经地义
有句话说，“十个浙人九个商，还有一个会算账。”此话道出了浙江人重商言利的观念。在浙江人的思想观念里，经商赚钱没有什么可耻，是天经地义的事。浙江人始终相信，“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代，经商赚钱这种观念在浙江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即使是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浙江人也从未放弃过。
很多浙江人在商界取得了令人瞻目的成就，这与他们心中重商而不耻言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特别注重钱的出处，很多人根据钱的出处把钱分为“肮脏钱”和“干净钱”，认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赚到的钱是“干净钱”，反之则是“肮脏钱”。但在浙江人看来，金钱只有“辛苦钱”和“便宜钱”之别，并没有“干净”和“不干净”之分，用金钱堆积起来的现代文明，其福祉远大于弊端。
浙江人的思想是充实的，他们从来都把金钱看作一种手段而非命运的载体。浙江人从不回避钱的话题，相信“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有钱能使鬼推磨”，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句话带有一种贬义，而浙江人则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这句话含有一种善的精神。浙江人坚信：金钱不是罪恶。金钱会给人们带来好运，至少可以提供许多机会，而且还认为金钱可以消除歧视，提高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因此，很多浙江人从小就确立了赚钱的志向。以温州为例，现在的许多大老板，老早就已经踏入社会，步入经商的路途。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就是众多温州人中的一员。
王振滔1965年出生于永嘉县黄田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永嘉县在历史上先于温州而出名。
800多年前的宋代，这里形成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一反孔孟文化传统，提倡重商贾、事功利的文化社会学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历史传统，得益于这特殊地域文化氛围。“君子不言利”、“安贫乐道”，在这里没有市场。在温州人的思想里，学文化、长知识、习本领，就是要正大光明地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民富足，社会则安”。
王振滔读书刻苦，学习用功，从上小学就担任班长，深受老师喜爱。他也过早地分担起家务劳动，分担着艰难的家庭生活重担。随着3个弟弟妹妹的相继入学，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待他读到高中一年级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全力供弟妹上学，他决定退学，外出打工挣钱。
老师闻讯后，十分吃惊，两次到他家中劝说。因为以他的学习成绩和刻苦精神，只要学下去，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可王振滔想，自己是家中的长子，还是替父母早分担一些，好让弟妹把书读下去。于是他毅然退学，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
开始，他向一位堂舅学木工手艺，到武汉去走家串户，给人家打家具。这种“游方木匠”的生活很苦，常常是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挣的是苦力钱。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是一种磨难。王振滔自小喜欢看书，爱琢磨问题。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温州老乡，在做推销电器、服装、皮鞋的生意，收入多，而且比做木工轻松自在。他就琢磨，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得靠自己去闯。他相信自己读的书不比别人少，嘴皮子也不比别人笨，待人真诚，在武汉闯**这一阵子，也交了不少朋友，自己应该去干推销，可能更有发展。于是，他毅然放下了木工家什，加入了推销大军的行列。
王振滔这一步转折，使他没有成为一个好木匠，却成就了他走向今日“鞋王”之路，迈开了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有他人生选择的敏感性，也有温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先觉地区和大环境的造化作用。
二、要发财做生意，做官不是生意经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带给老百姓的是重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激发多少浙江人走上经商之路，并获得成功。一个地方没有较好的商业文化基础，在商不言商，而言官、言权，这个地方的经济很难说能够发展起来，即使能够发展起来，也是不健康的经济。
1.不谈升官发财，专心经营致富
以宁波商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充分借鉴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演绎了“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南派儒家文化。明末时，宁波一带人们就“重富贵而羞贫贱”，出现“士庶并营有无”的现象。
清朝中叶，镇海方氏家族的开创者方建伦曾说：“升斗之粮，非可幸也，菽水之奉，不可待也，诚循循然自勉于儒行，则贾与士等耳，奚必轩彼轾此，薄之弗为?”宁波人甚至鄙视仕途，和宁波人谈升官发财，他们总是很不为然地说：“要发财，做生意，做官不是生意经。”
近代浙商如杭州人叶葵初、绍兴人吴鼎昌、吴兴人刘锦藻、海盐人张元济，由进士而经商；杭州人陈蝶仙，由著名文人“下海”；王晓籁攻读经史，中年后转营商。把工商业作为崇高的事业，并敬之，终身业之，这是近代浙商成功的重要原因。
近代大商人虞洽卿(镇海人)在名字上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他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
辛亥命期间，虞洽卿开始与同盟会接触。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积极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上海武昌起义后发动起义，虞洽卿被陈其美派去苏州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成功。在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联军向外国人购买枪械，还亲自押运子弹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军。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0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洽卿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杰石等人。
后来，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虞洽卿逐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杰石靠拢，与之搭上关系。虞洽卿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大力拓展自己的商业，最终成为一代商业巨头。他虽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并没有走仕途，他对官位很淡泊，一心经营他的商业王国。
从今天来看，虞洽卿近政治但不为官的思想仍有借鉴的意义。一是，企业家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商业与政治有很大的关联，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二是，企业家不能过分热心政治，否则会败在企业政治化上面。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家的天命就是赢利而不是搞“政治”。
2.经商意识渗透骨髓
深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儒轻商、士农工商等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多敬业于科学、仕途。人生最大的价值是获得高官，享受厚禄，这种观念在一般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但陶朱公则弃官场而入商场，重新创业，最后获得巨大成功。这对对后世浙江人影响最大，浙江商人，特别是宁波商人的观念却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士与商同等地位、同等重要，故以“商“为正业，以富为荣，崇商敬贾。
由于对经商情有独钟，在近代的上海工商界，浙帮人数最众、势力最雄。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仅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金华帮工商业者就有23万余人。这还不包括人数肯定多于绍兴、钱江、金华等帮的湖州帮及其它地区的商人。1920年上海百余万人口中，仅旅沪的宁波人就达50万。
浙江商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许多行业如洋布、棉纱、五金钢铁、医药、颜料、煤炭、丝业、茶业、砂糖、钟表眼镜、银楼、服装、缫丝、丝织、火柴、造纸、橡胶、卷烟、航运以及城市公用事业等行业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执其中大多数行业之牛耳。
到了现代，浙江人的家庭教育中仍存在”士商同等、崇商敬贾“的遗风。出生在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的俞翠薇，幼时就受到经商观念的熏陶，做买卖的能力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体现。
俞翠薇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所卖的商品。”那是一场家庭小测验。我大姐卖芹菜，二姐卖白菜，而我卖的是茄子，结果是我最先把东西卖完的，因为我把茄子批发给了一个人。“那年俞翠薇才8岁。
俞翠薇平时的爱好就是经商，在上学期间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非常喜欢做生意。“”我推销过名片机，卖过电子辞典，做过导游，甚至信封的活我也干过，当时就是想多挣点零花钱。事实上，上学期间我就有6万多元的积蓄，为此别人还称我为天才的业务员。“俞翠薇说。她认为这些经历对自己的人生很重要，凭着自己的经商潜质，她才得以进入EMC，成为美格科技中国事业部的执行副总。
如今，现代的浙江人经商意识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商本位“的思想是浙江人能够把生意做大的原因所在。
三、顺应时势，应时趋变，再度崛起浙江商人的再度崛起，与它适应变革、与时俱进、开放开拓、求变进取的精神有很大关系。
浙商特别能够顺应时势，应时趋变，在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变革，哪里就有商机。
1.宁波帮顺应时势
清末开埠后，宁波商人是最先涉足对外贸易的商人。宁波商帮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加强了宁波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海运的传统优势，在促进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获暴利。
宁波商帮凭藉钱庄业优势和长江中下游的商业网尤其是丝茶收购业务，在上海很快取代广东人成为买办主力。如第一任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德国染料买办周宗良，以及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等。买办最先接触资本主义，接触西方文明，接触先进技术，因此，他们最先懂得如何投资于新式企业。他们创办了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当外国资本大举输入时，浙商不失时机地率先组建了自己的银行，既顺应了时势和市场发展的需求，自己也大获其利。而同时代的晋商票号迟迟不能改组为银行，除旧布新，再创辉煌的机遇一次次都错过了。
宁波帮的开拓精神最生动地体现在将传统行业发展为新兴产业：从钱庄到银行，沙船业到轮船航运，中药材到西药业，成衣到西服(本帮裁缝到红帮裁缝)。又不断拓展新行业，例如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业、洋布及日用洋货、房地产、证券交易。宁波帮逐渐从依赖官府、洋人，过渡到独立自主甚至与洋人作斗争。如两次四明公所事件，虞洽卿等人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的竞争，刘鸿生大中华火柴与洋火柴的竞争等。
宁波帮致力于吸收西方近代工商文明，推进自身现代化，同时又有效地利用传统的力量来增强近代化的进程。投资于新兴产业，开始以不同于封建时代商人的新面目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正是宁波帮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宁波商帮牢牢抓住上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崛起为大都会这一时机，全面介入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中。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为现代商人。从整体素质上，此时浙商已超过了过去难望项背的晋商和徽商，避免了衰亡的厄运。
2.”浙商“横空出世
一个世纪以前，当宁波人造就了大上海辉煌的十里商街时，”浙商“这一称谓还没有浮出水面。在新世纪的今天，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已经今非昔比，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勇立潮头。”温州现象“、”义乌现象“、”永康现象“一个接一个横空出世、极尽喧哗，吸引了国内众多人的目光，掀起了探索浙江经济崛起奥秘的热潮。
在很多人心目中，”浙商“是一个新名词，在形式上远没有晋商、徽商那样来得大气，来得厚重。同样具有深厚的商业底蕴和商业传统，”浙商“老枝萌新芽，更充分地发挥出了传统中那些美妙的东西，超越了晋商、徽商，崭露头角，展示出了强大的爆发力，成为走在时代前端的弄潮者。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适应变革，创新求变，与时俱进，业已成为新的传统、新的精神。
改革开放20年，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作为一个资源小省，浙江在GDP排名、经济实力排名上位居前列；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省独占三分之一，前10强又被浙江企业占去大半江山；浙江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和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浙江人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团。
散居国内各地的浙人商铺，以及各地的”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街“等，无不告诉我们：从宁波人早年居商沪上，到温州、义乌、台州人而今游商于天下，”浙商“的确已经发展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大力发展服装产业；绍兴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建成了闻名全国的中国轻纺城；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发展成了专事小五金生产的企业群体；义乌发扬”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演进成全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集群；温州更是利用”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特点逐渐形成了皮鞋、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鲜明的特色产业群。
现代的浙江人沿续了朱葆三、黄楚九、虞洽卿、刘鸿生等天才商人的浙商智慧，随着”浙商“的叫响和浙江经济的崛起，往昔的辉煌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后再次重现，浙江人骨子里的创富欲望和天赋般的创富才智在新条件、新形势激励下的一次集体喷发。自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群体已日益成为中国民营经济一部活的教科书，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一股学浙商的热潮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