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徽商经营之道：商道四趋时观变抓住机遇
明朝中叶的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他说出了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要秘诀：趋时观变。“趋时观变”是徽州人独有的商业文化基因，说到底，就是抢抓机遇的强烈意识。他们凭藉一叶知秋的敏感，及时采取行动，往往先人一步，占尽商机，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一、审时度势、趋利逐时、先发制胜商场服贾，如同战场克敌，只有随机应变，巧运智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修炼商德外，还注重工心计、谋机巧。在明清时期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徽商敬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以“治生之祖”白圭、范蠡等古代著名商人的商战理论为指导，积极投身于商业竞争的洪流中，他们不仅勇于竞争，而且善于竞争，体现出了一种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显示了他们卓越的经营谋略和商战艺术。
1.见端知末，预测生财
俗话说：“三天不预测，买卖不归行”；“按人做饭量体裁衣，望标行船预测经商。”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
自古以来，许多商人从自己的从商体会和前人经商致富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善于预测对于做好生意的重要意义。商业预测就是详细地了解市场上商品的生产条件的变化、民众消费方式及癖好的变化、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变化以至社会风气和时局的变化等，从中发现征兆，捕捉信息，估摸出供求关系变化的走势，从而组织好商品的经营。因此，商情预测是否准确，关键在于能否及时掌握市场信息。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夏初，在东北辽阳，有一位四川商人贩来大批药材，其中大部分药材已出售，唯独一大堆黄檗、大黄无人问津。药材商急于回家，算算出售的药材已赚了一大笔，也就不在乎剩下的这两味药了，一心想低价处理。在这里做人参、松子、貂皮、东珠生意的徽商程宰兄弟找上门来，药材商顿时笑逐颜开，生意很快成交，程氏兄弟掏出平日做活积攒下来的十两银子，买下了这一大堆药材。
当药材商还在暗自庆幸扔掉了一个包袱时，辽阳疫病爆发，人们纷纷去抢购治病药材。孰料黄檗、大黄是治这疫病的两味主药，各药店都已销罄，顿时程氏兄弟手中的药材身价陡增。
只见程氏兄弟的药摊前人头攒动，闻讯赶来买药的人越挤越多。原先推销不出去的一大堆药材，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事后，他们掐指一算，居然净赚了500两银子。
不久，程氏兄弟又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有个湖南商人贩运彩缎到辽阳，因途中运输时间长，温度高，彩缎又遭到雨淋，结果一大批彩缎发霉生斑，哪还能卖得出去。商人寄居客店，日夕涕泣。当程氏兄弟提出要买下这批货时，商人简直喜出望外。生意顺利成交，商人虽然有点心疼被“宰”了一刀，但总还算捞回不少成本。这回买彩缎的钱，正是程氏兄弟上回卖药材所赚的500两银子。
一个月后，江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举兵叛变的事件，朝廷下达征讨圣旨。辽阳的驻兵岂敢怠慢，急忙准备戎装、旗帜。此时，军需官才发现，原来仓库中没有那么多库存的彩缎用来制作征讨的旗帜。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开了，市场上的缎价暴涨。四处采购的军需官正愁买不到货时，程氏兄弟拿出了那批经过加工处理的发霉彩缎，不需细看就款到货发，这一回兄弟俩又赚了本钱的三倍。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秋，有位苏州商人贩运三万余匹布到辽阳，生意做得还不错，没多久就售出十分之八，只剩下十分之二的白粗布。这时苏商突然接到老母亲去世的噩讯，他急欲奔丧，哪还有心思卖剩下的布。这时程氏兄弟觉得商机难得，不可错过，于是找苏商面议布价。苏商获利已厚，加之归心似箭，便以低价将剩下的白粗布卖给了程氏兄弟。
拿出卖彩缎而得的千两白银，程氏兄弟购得白粗布6000余匹。次年三月，武宗驾崩，天下服丧致哀，人人要一件白衣。辽阳本地不产布，布价顿时上涨。程氏兄弟精心积存的白粗布成了紧俏货，自然又大赚了一笔。后来程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顺，几年下来积攒了数万金。
程氏兄弟的生财之道看似有些传奇色彩，又有一些幸运的因素，但如果细细品味就可略知徽商的生财之道：察时度变，预测行情。能不能预测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波动，并据此来采取适宜的有针对性的策略，是关系到商人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程氏兄弟每次能以贱价买回货物，又以高价出售，就是他们对市场行情的变化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对当时的疫情、政情、军情的变化有准确率较高的判断，从而顺利完成低吸高抛。
见端知未，预测生财的经营之道自古就有。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于是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做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这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夷坚志》上记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裴姓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
《孙子兵法》上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之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强调预测、谋划对战争的胜负很重要。事物的发展虽然千变万化，但总有规律可循。商业经营，只要对将来的趋势进行预测，再作出应对的准备，必然能增加成功的机会，以致胜券在握。
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贤”之一的子贡，名叫端木赐，在春秋时期名驰齐鲁，是一位以善预测而闻名的大商人。子贡的成功取决于他“亿则屡中”的商业经营观念，即对市场形势的判断(亿)相当准确(屡中)，后人推子贡为商业经营预测的祖师爷。其实，不止子贡善于预测，大凡成功的经营者，都善于预测。
春秋末年，著名商人计然对商业经营管理作过精辟的论述，特别强调买卖商品要有预见性。
计然主张“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以后会发大水，故在天旱时不必再买进车子，而要买进船只；天旱时船只没人要而价贱，发大水后船只将因求过于供而涨价，所以“旱则资舟“会获得大利。大水过后又会天旱，同样道理，发大水时要买进车子，”水则资车“才有大利可图。”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只是一个商品经营原则，不限于舟和车，其他商品买卖都可依此类推。也就是说，要预见到物价的变动趋势：商品价格过贵，供给就会增多，供大于求后价格就要下跌，贵又复为贱；价格过低，供给减少，供不应求后价格上涨，贱又复为贵。
计然的学生范蠡(陶朱公)之所以能在19年之中”三致千金“，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善于预测市场行情。范蠡的预测是建立在”五行“变化基础上的。他所做的生意主要是农产品，所以，他的预测也就是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变化来推算丰歉，再用农业的丰歉来决定他的经营策略。这样，范蠡就可以在丰年时购进粮食，等到灾年时抛售出去，从中获取高利。
古代商人们的预测是建立在经验总结基础之上的。应当说，这种经验是长期积累的结晶，有一定的可靠性。但作为一种预测方法，毕竟是较原始的。难得的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已懂得运用这种经验预测农业生产的趋势，这无疑比一般商人高出一筹。正是这样，他们才得以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2.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徽州商贾遍天下，既有坐贾，也有行商，都非常注重对市场需求的正确判断和预测，这是增强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他们密切注视市场的变化，”善察盈缩，与时低昂“，通过观察市场行情的盈缩，来决定价格的降与涨，货物的进与出，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徽州歙县商人黄存芳是从事盐业经营的，善于”审积著，察低昂，择人而任时“，于是货财曰振，不几年资产就积累至数万。歙县商人黄莹，少读书，通大义，最喜欢读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由之获得”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主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心得，于是在自己的经商过程中，”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事业蓬勃而起。
徽商”善察盈缩，与时低昂“，时贱而买，时贵而卖，这种经营谋略早在古籍中就有记载。
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
白圭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做生意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对商人生意的内容、方向等都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如果经商从时势的大局出发，按它的走向来运作，则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丰厚利润。
1966年，香港局势动**不安，有钱人纷纷外逃，急于把物业抛售出去。香港地产有价无市，许多极其廉价的物业竟无人问津，富有远见的李嘉诚便乘机低价吸纳地盘物业。1968年以后香港的局势趋稳，原先最为疲软的楼市复苏了。因此，地产也就以超常的速度开始发展。李嘉诚所囤积在手中的“便宜货”顿时身价百倍，日攀月升。
70年代初，地产又形成一个**。当时的李嘉诚手中已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地产。1958年时楼宇面积只是12万平方英尺，到1971年，已扩展到35万平方英尺。这一年，香港股市年底的恒生指数达到341.4点的历史最低点。1972年年初，另一个香港股票交易市场成立了。
1972年11月，恒生指数持续攀高，月增长达13％之多，炒股的盈利远远高于地产。股市陷入了疯狂，小投资者上市炒股，连上市公司也纷纷大做炒手。地产与旺市的兴衰相互依存，股市旺，地产也旺。于是不少地产商弃地抛业，套取现金去炒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香港岛都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面对这种形势，李嘉诚的头脑异常冷静，在众人都疯狂套取现金炒股时，他却大逆其道：暂离股市，运用大量的现金去购买别人低价抛售的地皮物业。股市的火爆只持续了一两个星期，之后股市**，市值暴跌七成。众多公司市值大跌，有的人前夜还是公司的大老板，一觉醒来之后却穷得一无所有。还有的老板因欠下巨额股债跳楼自尽!而李嘉诚个人的实际资产却受损无几，他拥有大批地皮物业，并且趁地产低潮继续低价收购物业。从此，在地产界没有多大名气的李嘉诚，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渐渐引起世人的瞩目。
企业生存的外界环境一旦变化，既有可能给企业带来机遇，也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威胁。企业对此反应迟钝，将会丧失机遇，或者面临危机。企业要特别注意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行形势、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政府干预、市场变化、科技进步、主要竞争对手的动向等，时贱而买，时贵而卖，这样才不会被淘汰出局。
3.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俗话说：“不务天时，则财不旺；不务地利，则仓不盈。”经商必须要懂得“知地取胜，择地生财”。古人用兵打仗，非常重视地形。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曾经把天下富豪迁到首都咸阳一带，以便加以控制，防止他们闹事。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迁走，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蜀地去。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
卓氏来到蜀地之后，主动要求到较远的临邛一带去，他说：“葭萌关土地瘠薄，岷山之下才土地肥沃，到死也不会饥饿。那里的百姓善于纺织，做买卖比较方便。”原来，卓氏心里早就有谱了。土地肥沃的地方买铁器工具的人才会多，商品买卖盛行的地方便于做生意。
卓氏在赵国时就以冶炼铁器远近闻名，到临邛一带定居下来后，就找到了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便重操旧业，招兵买马。高炉树起来了，风箱响起来了，铁器冶炼锻造越搞越红火。蜀地是天府之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铁器缺乏。卓氏找到了天然的巨大市场，他的铁器生产得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生意越来越好。他的工场规模，在当时已不算小，拥有800多名家奴。平时靠冶炼赚足了钱，心情好的时候到风光绮丽的原始森林旅游，到天然牧场射猎。这种生活，王侯也比不上。
卓氏“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晋商、徽商是这里的主力。
明代弘冶、万历年间的徽商程季公，“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淮场，北抵幽蓟”，万货之情全在胸中，然后“坐而策之”，指挥族人同时进行多头贩运贸易，东吴购销棉布，淮扬经营盐业，在家乡徽州开典当业，成为富商大贾。
明嘉靖年间的歙商黄崇德，外表看起来“闲雅静默，机神爽悟，风仪秀整，言笑不苟”，但“事当利害”之际，他便“如曹操临阵，神开气定”，不仅善察时势行情，而且善择地利市口。像淮海一带为都会之地，鱼盐富饶，他便携带资金到那里经营。他在商场中每争必利，没几年就积累万金资本，称雄淮海。
清朝有位名叫林之洋的徽商，他在多年的经商活动中，积累了许多经商的诀窍，其中有一条很有名的经验，就是“人弃我取，易地而富”。有一次，位居宰辅的吴氏兄弟把一批土特产赐给林之洋船上的水手们。水手们一尝，有的觉得味道不合胃口，便随手抛入海中。他暗自盘算，既然水手们有人不喜欢吃这些特产，倒不如自己出一点钱把它收购起来，运到别的地方去卖，或许可以从中赚一些钱。果然不出所料，这些特产到了别的地方很受欢迎，一下子便被抢购一空，林之洋从中赚了一大笔钱。这就是有名的“易地而富”，后来很多经商者都把这一良策作为座右铭。
徽商“知地取胜，择地生财”的经营策略，其实就是借势地利。所谓地利，是指宜于做某事的地理优势。古人非常注重地利，《孙子兵法》上说：“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于是有“兵家常争之地”之说，今人注重地利，于是有“风水宝地”之争。
地理位置的优劣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商家的发展成败，如何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与如何利用有利的历史时机一样重要，都是企业或商家借势生财必须谨慎对待的关键决策问题。我们来看麦当劳的立身秘诀。
麦当劳刚进入中国不久，就花重金在北京王府井的南端入口处购置地皮开设分店。王府井麦当劳餐厅开业当天，交易次数达13000次，打破了麦当劳餐厅开业的纪录。王府井地处北京最繁华的地带，每天有数十万人路过这里，想进麦当劳餐厅开开洋荤的不会少。如果当初麦当劳餐厅不舍得花钱买下这块宝地，而只是在一个小胡同里开一家分店，那么它绝不会招来如云食客。
世界最大的快餐店麦当劳之所以能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经营成功，取得年营业额80亿美元的惊人成绩，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充分利用了地理位置的优势。麦当劳公司还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两旁和郊区开设了许多分店，并在距离店铺不远的地方，装上许多通话器，上面标着醒目的食品名称和价格，使外出游玩和办事的乘客经过时，只需打开车窗口，向通话器报上所需食品，车开到店铺侧面的小窗口，就能一手交钱，一手拿货，此举方便了顾客，节约了时间，受到众多消费者的欢迎。
选择最佳的地点，能增加企业的知名度，最大可能地接近消费者，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要，因而能招来大批顾客，生意越做越红火。这就是麦当劳公司的成功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当然，光靠地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商品质量、服务作风方面下功夫，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对时机的选择与把握对商业经营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假借恰当的时机乘势而发，可以使企业商家的决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响。
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曾经说过：“做事要能够做到‘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好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势就是趋向，做事成功的关键是要做对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势。
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官商两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那是远远不够的。不过，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势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能够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善于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的商人，而在他之前，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且有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例如，曾是军机首领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1000万两用于买船，所获批示却是：“其请借银1000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
“这种情况甚至让一向果敢又决断的左宗棠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心存犹豫。
胡雪岩却认为：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这是时势使然。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决心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二则当时军务并不十分紧急，向洋人借款买船尚容暂缓，此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向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听从。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不用说，后来的事实正如胡雪岩所料。
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的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由此可见，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大局有独到的、超出一般人的把握和应对，这也直接决定了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如果做生意仅仅停留在对时局和大势的把握上，那么这种把握就毫无用处，最多是闲暇人酒后的谈资。胡雪岩高明之处是善于顺应时势为自己的生意谋利。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纵价格的目的，胡雪岩在湖州收购的生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有脱手。而这时出现了几个情况：一是由于上海小刀会的活动，朝廷明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与洋人交易；二是外国使馆联合起来，各自布告本国侨民，不得接济、帮助小刀会；三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联合抗议，已经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
这些情况对于胡雪岩正在进行的生丝销洋庄生意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而且其中有些情况是他事先”算计“过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丝、茶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人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洋人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格局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应该说不是太难。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雪岩出人意料地突然决定将自己的存丝按洋人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人。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从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之中，看出了整个局势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人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来看，洋人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人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肯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禁令也必会解除。按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人做生意还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正是从这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蛛丝马迹中，胡雪岩看出了一个不会更改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人长期合作做生意。
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儿们从来不会体恤为商的艰难，不能指望他们会为商人的利益与洋人去论斤争两。因此，与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顺利进行，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的运作。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留个见面与合作的余地。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暂时无法实现控制洋庄市场的目标，也在所不惜了。
这就是胡雪岩眼光精明之所在。这一票生意做下来，他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确实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通途。事实上，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卖”给洋人的交情，马上就为他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洋庄生意，为他借洋债发展国际金融业，总之为他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5.抓住机遇，投机渔利
任何成功，都是和机遇联系在一起的。经商的成功，也是和机遇密不可分。机遇往往降临到每个人的面前，能否抓住机遇，还要靠眼光，靠对市场规律的把握，靠对信息的捕捉。
徽商崛起主要是抓住了三次关键性的机遇：一是自东晋至南宋，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给视“读书为第一等生业”的徽州人开辟了外出经商的另一条生路，毅然走出山门，带着憧憬，走向市场，走出辉煌。二是自公元10世纪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长三角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为徽商提供了一个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大市场，徽州人利用新安江和青弋江水路运输之便利，加大了在长三角的商业活动，迅速壮大了经营实力，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集团之一。三是明清时期，徽商牢牢把握住盐法制度官督商办的机遇，开展垄断经营，从而积累了巨额财富，成就了“富可敌国”的徽商中坚力量--两淮盐商，使得徽商的事业由此走向顶峰。
明代初年，朝廷为了解决西北边境军队的粮食问题，颁布了“开中法”，商人将内地的粮食运输到西北边地，就可以领取“盐引”(支盐凭证)，再支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明中叶以前，很多徽州人依据明朝廷的这个政策，就开始了长途贩运。
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却实行了“货币化”改革，商人们不必长途贩运粮食到边地了，他们可以直接用银子到盐运司领取盐引。换句话说，他们只要交纳银子就可以领取盐引，至于边地的粮食问题，他们就不用考虑了；朝廷有了银子，自然有提供给边地粮食的办法。这个改革叫做“折色开中”。
“开中法”实施的时候，对山西、陕西商人有利，他们离边地距离很近，贩运粮食成本低，也不十分辛苦；而对于徽州商人来说，路途遥远，不仅成本高，而且跋涉艰难，非常辛苦。
“折色开中”后，对徽州商人则非常有利，他们只需要到盐运司交上一笔银子，就可以领取盐的经营执照，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受长途贩运之苦。朝廷在扬州设立两淮盐运司，在杭州设立两浙盐运司，它们离徽州都很近。徽州商人们来扬州和杭州经营盐业比较方便。
伴随着“开中法”的改革，朝廷还实行了“纲运制”。原来，由于盐是朝廷专卖，其中利益颇丰，于是权贵们凭借特权支领盐引，而商人手里虽有盐引却领不到食盐。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于是，一些朝廷官员想出个主意，将原先分散的盐商编成商纲，在淮南盐院编了10纲，6年有1纲使用旧的盐引，9纲使用新的盐引，这样就逐步消化了积累下来的旧盐引。实行了“运纲制”后，食盐由个体商人销售变为了群体的销售，徽州商人本来就重视乡谊和宗族关系，他们结成商帮，承纲运盐，徽商从此成为商界群体，并因此而崛起。
当然，徽商并不都是盐商。如果说盐商代表着徽商的崛起，那么还有大量徽商从事着其他的经营活动。木材、茶叶、粮食、布匹等等，都是他们经营的领域；就经商的性质而言，长途贩运、典当、牙行，徽商都精于其道。他们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也运用着商业技巧，有的甚至使用奸猾之道，从而获取财富。例如，囤积居奇就是他们致富的途径之一，他们的财富往往来自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拨弄黔首，投机渔利”，是一部分徽商发家致富的原因。
徽商的成功，在于他们抓住了机遇，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比别人更善于抓住机遇，加上他们能够吃苦，不辞“利涉之艰”，才有了让人羡慕的囊橐充盈、裕身肥家的光彩。
商海机遇万千，乘势而上者王。商海弄潮儿的成功与失败，与抓住时机、利用时机密切相连。看准机会并把握它，将它变成现实的财富，这是每一个梦想成功者最明智的选择。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思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有关专家那里得知了中国防治碘缺乏的现状和目标。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统计，全球生活在严重缺碘地区的人达10亿，而中国就达4亿之多。中国现有人中口约60％的人生活在严重缺碘地区，全国2000多个县中，1800多个县严重流行碘缺乏病。而碘缺乏的危害又很大，它不仅仅造成甲状腺肿大，碘缺乏危害更严重的是对脑发育、对智力的影响。
这一消息给张思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没有聪明的下一代还怎么持续发展?清朝末年民弱国危任人宰割的一段历史使他产生了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他暗自发誓，一定要找到一种有效、安全、科学的补碘途径，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做一点贡献。
在论证这个项目时张思民说：“开发出好的补碘药品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良好的机会，在政府下定决心于本世纪末消除碘缺乏病的号召下，我们能制造出一种好的药品，海王岂不就有了良好的形象。中国有4亿人口缺碘，那么补碘的药品还愁没有销路吗?”
立项以后，经过数以千次的实验，海王集团终于制造出了一种新型的防治碘缺乏的药物。张思民把这种产品定名为“海王金典”。他认为，人的智力要比黄金还要宝贵。当时作为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海王有很多可选择的高利润项目。如果仅仅追求直接的经济利益，海王集团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发补碘产品。因为与其他项目相比，这个项目可以获得的商业利润并不是最高的，可这个项目却能够产生出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张思民也认为，企业不能只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抓住机会创造出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海王集团积极开发制造补碘药物的行动得到了各级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有关专家的热情支持。1995年5月，海王集团与卫生部、《光明日报》等单位召开了“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全社会都来关注消除碘缺乏危害”座谈会。国务委员彭佩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等到会并发表了讲话。张思民也在会上承诺，要将“金典”产品销售收入的5％，无偿捐赠给老、少、边、穷地区，使更多的儿童早日免受碘缺乏的危害。就凭这个项目，张思民声名远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机遇是值得人类永远思考和探索的一个主题。古人云：“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祸”。这话确实不无道理。人生的得失常常就在于机遇的得失，有了一个机遇，抓住它、利用它，你的命运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相反，忽略它远离它，那么就可能一生都陷在乎庸之中。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善于度势、借势，抓住商机。
6.当机立断，先人一步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果断决策的个性对商人来说非常重要。商场上机会很多，如果能够果断出击，乘机而动，这才是智者所为，优秀的商人更是如此。世上最愚笨的商人是那些遇事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人，这种商人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或一生碌碌无为。因此，经商做生意要善于当机立断，这样才能捕捉到更多的商机，才能领先同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徽商胡玉美在安庆开设的“胡玉美酱园”闻名全国，他把一个平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得益于他发现商机快，决断迅速。
清代中叶，安庆古城是长江的重要鱼虾产区，当时那里出产的鱼虾特别多，人们除了煎着、煮着吃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吃法，因此消费量有限，鱼虾的价格十分低廉。胡玉美的本行是经营“蚕豆辣酱”的，他的脑筋比别人动得多，动得快，在别人对着满船便宜鱼虾无动于衷的时候，胡玉美发现了其可资利用的商业机会。
胡玉美用低价大量收购虾子，制成“虾子腐乳”高价出售。独家生意，利市十倍，而别人“徒有羡慕之情”，只怨自己的脑袋没他转得快，转得活。虾子腐乳推出后不久，胡玉美更加注意观察市面，以求在别人前面捕捉商业机会，再做几桩独家生意。
他看到长江的航运越来越繁荣，安庆已成为重要的鱼虾码头，每年都有大量的鱼虾在这里上岸，然后运往外地。鱼虾一多，如果天气一热的话，鱼虾变质，鱼贩就要亏本。眼明手快的胡玉美看准这一点后，立即买来制冰机器设立造冰厂，大量生产冰块，每天出冰2吨多。由于这些冰能够帮鱼行虾贩解决冷藏保鲜问题，能够使鱼行虾贩的生意更保险，更有钱赚，所以他们竞相购买，又让胡玉美稳稳当当地赚了不少钱。
胡玉美酱园在当地声誉日隆，一位浙江商人心里很不服气，准备也在安庆开个酱园与胡玉美比个高低，而且店址就选在胡玉美酱园的隔壁，要在胡玉美眼皮底下争生意。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胡玉美立即组织反击。他探听到这位浙江商人只是和隔壁的房东谈妥了价格，还没来得及付款，于是他连夜找到隔壁房东，出高价用现钱把隔壁的铺面抢到手，使得迟到一步的浙江商人只能望铺兴叹。真可谓“先下米的先吃饭”，先人一步就能胜人一筹。
经商做生意需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但决断如果不是建立在冷静思考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那么百分之百要失败。真正意义的决断力，是从对当前目标的势情中萌生并不断地培育出的，以稳健的心态去果断地行动，这样就会增加成功的把握。
香港九龙仓集团的主席兼行政总裁吴光正，是已故著名企业家包玉刚的二女婿。现在，他控制着九家上市公司，市值500亿港元，被称为公司的好“舵手”。
1973年，吴光正与包玉刚的次女包陪容结婚，是他一生的转折点。1975年，他正式在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做事，任董事职务。那时正是包玉刚海上船队鼎盛时期，当年不可一世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已在包玉刚面前甘拜下风。他在环球航运期间，从岳父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世界海运不景气，包玉刚把事业逐渐由海上转到陆上，他肩负起包氏王国由海登陆，收购及发展九龙仓的重任。
1981年，包玉刚为了反收购九龙仓，与怡和进行了一场商业战。此事曾在香港轰动一时。当时35岁的吴光正也参与了这次反收购战。包氏集团本来是九龙仓最大的股东，怡和持有的股份较少。正当包玉刚、汇丰银行主席沈弼和副主席贝亚不在香港的时候，一天中午，怡和主席打电话给吴光正，说怡和要收购九龙仓，“礼貌上通知你一声”。吴光正表面上不作任何反应，转头马上通知在欧洲的岳父。
包玉刚在伦敦接到这个信息后，决定要进行反收购，却也不动声色，还放风说要去见墨西哥总统。第二天上午，包玉刚与沈弼、贝亚在伦敦共进早餐，在得到他们的支持后，马上登上瑞航拐个弯经日内瓦回香港。第三天早晨，正当怡和以为包玉刚已去伦敦的时候，吴光正跟律师以及银行有关人员却到机场接了包玉刚。
当天下午，包玉刚找人商议，得知当时的行情是：只要每股出100港元收购便可以取胜。包玉刚为了保证事情“一定成功”，决定出价105港元收购，结果取得了胜利。包玉刚认为，买控股权需要额较大，为了保证收购成功，多付几亿港元是值得的。到晚上7时，动用了23亿港元，一直买到49％控股权，包玉刚才罢休。这次反收购九龙仓的行动，从对垒到成功，虽然只两天半时间，吴光正却从岳父那里学到眼光远大、当机立断的处事方法。
1985年，吴光正又参与了包氏集团与邱德拔争购会德丰的大战。这是香港商人首次与外商对垒的争购战。他说：“我们先出价6元1股，他们出价6.4元，我们再出价6.8元，便算完事了。”他说得很轻松，显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了。
1986年，包玉刚退休，九龙仓及控投公司隆光主席一职遂传位于吴光正。包玉刚仙逝后，吴光正领导九龙仓系全力进攻，大量买入地皮、重建海港城，取得巨大成功。
商界能够成功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敢于跨出一步，用行动实践自己计划的人。当断不断，难以成事。生意人既要学会稳健抉择，又要有当断则断的魄力；既要以稳健的心态果断行动，又不应缺乏中庸之道，这样才能把生意越做越大。
如果商人对市场行情、信息了如指掌，市场预测也深思熟虑，但决断时却犹豫不决，或者决而不行，仍会贻误商机。能于决断，抓住机会迅速行动，不但是军事上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商场上取得竞争胜利的要旨。
二、搜集商业情报，利用信息发财商业活动离开了信息，犹如盲人骑瞎马，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反观徽商的从商经验，对“信息”的重视和使用恰是其一个显著特点。徽商在商业经营实践中，勤于收集信息，善于把握信息，并能以信息为依据运筹决策，从而奠定了明清徽商决胜商场、踞视海内的商业龙头地位。
1.掌控住信息，经营就有了保障
徽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称雄商界近400年，经营的行业、发展规模、活动区域和资金状况都为一时之冠，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史上的奇迹。徽商发展壮大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徽商对信息的充分掌控是其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40年后却“加故业数倍”。明中叶歙县商人江才年轻时曾随兄长在钱塘开店铺，售杂物，利润微薄。他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于是他毅然告别兄长，“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复还钱塘时已挟重赀，为大贾”。其“观时变、察低昂”既反映出对信息的态度，也说明了商业经营中要关注的信息内容。
明末歙县商人潘侃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因此，他在荆扬吴楚间长途贩运，“遂致不赀”。歙县商人程季公在行贾之前，“东出吴会尽淞江，遵海走维扬，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在把握、吃准万货之情后，他再采取针对性的对策，“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吾郡瘠薄，则有子钱。”数年后，不仅自己“加故业数倍”，而且还带动同族一大批人共同致富。
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对信息的收集和把握也有一个例子。当他获悉上海地产业有油水可取时，便带上学徒陈世龙，雇了一辆马车到泥城墙以西进行实地勘查，然后通过外文翻译古应春摸清外商开发上海市场的计划后，抢先购买洋人准备修造的地界附近的地皮。这样，他很快在地皮上赚了老外一大笔钱。
关于徽商重视并充分利用信息的事例举不胜举，像江才、潘侃、程季公、胡雪岩这样的大有人在，族谱中记载不少商人“趋时应变”、“因俗时变”、“相度土宜，趋物候”等等，一方面说明徽商对于信息的重视，另一方面说明徽商因重视信息而获得成功者不在少数。
所以说，掌握行情信息是获利的保障。以粮食为例，在当时盛产稻米的湖广地区粮价颇贱，而粮食需求量较大的苏浙地区则粮价极贵，两者经常保持着较大的差额，了解这种信息的徽商利用长江水运之便从事贩运活动自是大获其利。当时不仅湖广江浙有这种差价，其他地方也往往如此，这就为善于把握信息的徽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乾隆时，汉阳歉收，徽商吴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
纵观徽商的发展史，徽商所形成的四大行业盐、典、茶、木以及粮、布等行业除典商外无一不是转毂四方，长途贩运的。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可以说，徽商的成功首先是对信息重视与把握的成功。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安徽商人掌控信息的手段有了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安徽省岳西县农民王永安到深圳打工，听到一个做外贸的朋友说，现在出口一台冰箱还不如出口几双布鞋挣钱，国外对中国传统布鞋的需求量很大，每年有1000多万双中国传统布鞋销往世界各地。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永安第一个反应就是，可不可以把家乡的布鞋也拿到国外去卖呢?安徽省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高寒地带，是一个闭塞得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穷地方，当地老百姓的最大“爱好”就是做鞋，拼命地做鞋，经年累月，这里的妇女几乎人人都做得了一手好布鞋。没有机械，全凭手工，够传统的了。
两年时间的市场考察，王永安证实了朋友并没有骗他，而且令他欣喜的是所有出口布鞋要么是粘合底，要么是注塑底，没有一双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全手工布鞋。这让他把家乡布鞋推广出去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可是他只知道布鞋在国外市场空间大、生意好，但朋友并没有教他怎么做产品才能打入国外市场。因为毕竟这不是去岳西县城卖鸡蛋，不但要让老外知道你在卖中国最传统的布鞋，还要熟悉出口产品的一系列繁杂手续。
网络技术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让他了解并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方式的便捷。他所在的公司了解客户，一般都是看客户公司的网页介绍，信件的往来也通过E-mail。有一天王永安拍着自己的脑袋踱出办公室大笑：这不就是最好的方式吗?把自己的布鞋产品信息发布到互联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个布鞋之乡--岳西。
如果没有互联网，很难想像王永安能抓住布鞋走俏国外的机遇进行创业。因为他没有通畅的销售渠道，仅这一点，就可以让他与机遇擦肩而过。
1997年，王永安回到家乡，用打工的积蓄，买了电脑，办上网手续，买电脑方面的书，自学电脑相关知识和与客户直接交流的简单英语……王永安要办一个布鞋厂，按照自己已有的设想，王永安招收了500名当地妇女，扯起了“养生鞋厂”的大旗。这500名“工人”利用一年中农闲的8个月，在自己家里进行加工制作。再设几名专职的管理人员，负责产品质量的控制和物料的管理，自己则负责总体管理和对外营销。整个生产进行流水作业，500名工人各司其职，一天正常可生产100双鞋。安排好生产，王永安便专心致力于销售通路的建设。他的目标是网络。
1998年7月，王永安将养生鞋厂挂接到郑州一个叫“购物天堂”的网站上。客户在网上看样、下订单、签合同，最后按客户的要求通过深圳外贸进出口公司，发往指定港口，码头交货，整个网上销售系统显得十分的顺畅。20多个家国内外代理商通过网络认识了这个小县城里的鞋厂，并开始与其磋商做养生鞋厂的代理事宜。其中从国外发来电子邮件的有好几家。
令王永安永生难忘的是第一笔同外商交易成功的业务，那是在深圳进出口公司的帮助下，700多双布鞋销到了美国洛杉矶。这些在常人看来难登大雅之堂的布鞋，这些出自于中国农民粗糙之手的布鞋，终于走出了国门。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王永安通过他的网上鞋店共销售了约一万双左右的布鞋，让贫困的山里人真正看到了知识的力量和致富的希望。网上销售的成功让王永安激动不已，更让家里人改变了对他创业初期的看法。
随着销售量的提高，王永安进一步扩大了布鞋品种，加大了对外宣传力度。1999年2月，王永安申请了自己独立的国际域名，用英文、中文简体和繁体三种语言形式在网上发布养生鞋厂的信息，并与国内许多与鞋产品有关的几十个网站进行了链接。其效果十分明显：在鞋类上，养生厂可以生产老、中、青、少、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布鞋100多种。
养生鞋厂的业务量有了成倍的增长，布鞋产品全部出口国外，包括美国、日本、英国、芬兰等10多个国家。布鞋供不应求，生产与销售已基本走上了正式轨道。依靠昔日难登大难之堂的平凡的布鞋，王永安让全村人均增收达到每年2000元，昔日的贫困山区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而他的3万元投资，两年时间增值到了50余万元。
现代社会，像王永安这样的“农民”在事业逐步发展过程中，借助网络为事业搭建了高起点的例子并不多见，这里面发财立家的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关键在于你对信息关注了没有。
2.收集市场信息，灵活经营
徽商非常重视商业信息，对收集市场信息不遗余力。其方式大致有：利用“伙计”充当耳目，收集商业信息；或是在商品运销的各个重要口岸设立办事机构，广泛收集商业信息；或是通过同业、同乡会馆和公所了解市场信息。
徽商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和运河沿岸的各重要城镇都几乎建立有会馆和公所。会馆和公所既是徽商活动的中心，也是他们互相交流信息的场所。他们利用宗谱，编制徽人行商的联络图；利用联络图，互通各地的市场信息与情报，从而运筹帷幄于全国各地。
万历年间，朝廷修乾清宫、坤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知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贾木十六万根”，大获其利。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歙县商人程澧，他在决定经商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远游。通过这次市场调查，了解和掌握了天下万货之情。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江南，由于棉织业发达，宜做布匹生意；在扬州，由于地处天下之中，则适合经营盐业；徽州贫穷，则可经营典当业。实践证明他的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不但自己更加富有，而且带动同族一大批人致富。
明代歙县商人阮弼，他初到芜湖时，看到这里舟车辐辏，信息灵通，遂决定在此创业。当时芜湖市场的其他行业均有人经营，唯独缣帛一项无人问津，他于是决定经营此业。因是独家经营，无人竞争，阮弼获利数倍。后来彩色缣帛旺销，阮弼抓住时机，招募一批雇工，在芜湖开设染局，经营彩色缣帛，结果又大发了一笔财。
可以说，树立信息观念，根据市场行情制定灵活的商业经营策略是徽商发家致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电池大王”王传福，安徽无为人，现在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的创业灵感来自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一份简报似的东西。
1993年的一天，王传福在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上读到，日本宣布本土将不再生产镍镉电池，王传福立刻意识这将引发镍镉电池生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意识自己创业的机会来了。于是马上建立了自己的镍镉电池的生产线。
利用成本上的优势，通过一些代理商，比亚迪公司逐步打开了低端市场。为了打开了高端市场，王传福还经常出国参加国际电池展示会，直接与能下大订单的摩托罗拉等大客户接触。
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后，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
1996年，比亚迪公司取代三洋成为台湾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的电池供应商。大霸是电信巨头朗讯的OEM，比亚迪公司因此成为朗讯的间接供应商。1997年，比亚迪公司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1.5亿块，排名上升到世界第四位。
在镍镉电池领域站稳脚跟后，不甘寂寞的王传福又开始了镍氢电池的研发，并从1997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镍氢电池。这一年，比亚迪公司镍氢电池销售量达到1900万块，一举进入世界前7名。
此后，王传福把目光放到了欧美和日本市场1998~2000年，比亚迪欧洲分公司、美国分公司先后成立，日本厂商后院起火。1999~2000年，比亚迪公司在这些市场势如破竹，大客户名单上出现了松下、索尼、GE、AT＆T和业界老大TTI等。
2000年，王传福投入大量资金开始了锂电池的研发，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并成为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2001年，比亚迪公司锂电池市场份额上升到世界第四位，而镍镉和镍氢电池上升到了第二和第三位，实现了13.65亿元的销售额，纯利润高达2.56亿元。
目前，比亚迪以近15%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电池生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正与日本三洋一决雌雄。在镍镉电池领域，比亚迪全球排名第一，镍氢电池排名第二，锂电池排名第三。王传福37岁便成为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坐拥3.38亿美元的财富。
经商少不了资讯，而阅读正是获得信息的途径之一。阅读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与外界沟通的方式，许多企业家正是从阅读中寻求商业灵感的。图书、报纸、杂志、网络等都是阅读的载体，大凡企业家都有敏锐的思维能力，若通过阅读发现和迅速判断各类信息中潜在的商机并付诸实施，即可产生巨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