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徽商经营之道：商道三忍辱负重勇于开拓
安徽籍名人胡适曾以“努力做徽骆驼”勉励友人，这是对徽商品质最形象的概括和赞誉。
人们以“徽骆驼”和“绩溪牛”来比喻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勇于开拓，不辞劳苦徽商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业绩，靠的是人，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徽骆驼”精神和“绩溪牛”精神，是身处逆境而刻苦耐劳、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商海。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1.不甘贫穷，外出艰苦创业
徽州人从商，从根本上说是特殊地理环境逼出来的。徽州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有限的耕地难以承载众多的人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走出丛山，另寻出路。于是徽人纷纷弃耕从贾，离乡背井，做生意、学手艺，奋力拼搏以养家糊口。
徽州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反映出徽州的风俗惯例：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要远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闯一闯。贫困人家的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
胡适曾称徽州人在商业的成功，都要归功于一个“国宝”--烤面饼，十二三岁的孩子，便被打发出去学做生意，10来天的粮食就是临行前，家主给烤的五个面饼。徽州人穷困潦倒时，有句安慰自己的话，说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徽商启程的“行囊”简单得令人心酸：一个网兜，一袋干粮，一根绳。网兜用来装货，绳子的作用有二，用来补网兜或生意亏本用来“自绝”。
徽州男孩子外学做生意，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例如著名徽商胡贯三在刚跨入14岁时，也和许多徽州学子一样离开了学堂，由一位胡姓本家带去休宁县的万安镇当学徒。一晃三年过去了，学徒满师后，胡贯三的经商观念和理财经验也日趋成熟和老练。
徽州男孩子做学徒一般历时三年，学徒生活相当辛苦。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
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许多成功的徽商背后各有一段辛酸史，他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不怕挫折，锐意进取，“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大有“驴上徽州、不死不休”的执著。在徽州流传着“一文钱”的故事，说的是乾隆年间少年奇才鲍志道的创业经历。
鲍志道是徽州歙县人，由于家贫，11岁时走上经商之路。出门时鲍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鲍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上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给鲍志道随身带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鲍志道眼含热泪，珍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口袋里，下定决心绝不让母亲失望。
鲍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到鄱阳后，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会计学成后，也积了一点钱，他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在金华，他利用身上积攒的钱开始做些小生意，为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不断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鲍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10年的商场奔波，他逐渐成熟起来。扬州的繁华令鲍志道目不暇接，他决心在此地一展宏图。也是该他时来运转，这时一位歙县大盐商急需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核算。学过会计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
第一天面试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谁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的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10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的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题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不必说，他被聘用了。
聘用后，经常和商场行家打交道，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凭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有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几年的积累，鲍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些使他的事业很快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
恰好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控制，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鲍志道担任总商，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当年鲍志道怀揣一文钱出门经商，可以说一路备尝艰辛；在商场几十年摸爬滚打，辛酸的故事必不会少；总商虽说荣耀，但夹缝中做人，岂能是容易的事?问题在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学习和借鉴。
徽州人为了摆脱困境，追求美好的生活，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无畏气节闯**市场。正是徽州人有了这种勇于吃苦，不怕艰苦的“徽骆驼”精神，才使他们保持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从而创造了徽商数百年的辉煌！
2.独立自强，承担大任
徽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的创业精神因素大都源于“儒道”。儒道在创业上向来提倡“劳而不怨”，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读书以报效天下如此，经商也是如此。
徽商结合自身实际，认为“发大财”就是自己将要承担的“大任”。要担“大任”、成“大业”那么就要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自身，承受一切的苦难。如此，徽商在脑海中就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
徽商有谚语说：“脚是亲，手是亲，捏起拳头靠自身。”虽说由于宗族亲缘关系，徽商之间有相互提携的传统，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深知，创业的成功主要靠的还是自己的努力。从出外做学徒学习生意开始，他们就逐渐养成积极上进、独立自觉的精神。从徽商对联“惜衣、惜食、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求己胜求人”中也可以看到徽商重自强自立的意识。
学徒的生涯是极其辛苦的。绩溪有首《写封信》的儿歌：“写封信，到徽州，俺在杭州做伙头。一日三餐锅焦饭，一餐两个咸菜头。”这样艰辛的生活条件，没能使他们受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而更激起了他们独立自强的精神。
歙县商人鲍直润，14岁就到杭州学做生意。店铺规矩，初来的学徒只能从事洒扫等杂事。所以，鲍直润在店铺里呆了半年，一天到晚只是做洒扫等小杂事。鲍直润想到什么也没有学到，心里很是焦急，于是私下与同伴说：“我们来到这里，谁没有光大门庭的愿望呢?半年过去了，可师傅却始终不教我们做生意。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啊?不如我们互相帮助，定下约定，如果有人学到了什么知识，一定要相互转告不要保密。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事半功倍了。”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师傅的耳朵里，师傅非常赞赏他，觉得他是可造之材，于是倾囊相授。学徒结束后，鲍直润走上经商之路，他发扬自尊自强的精神，努力经营，不出几年，生意大获成功。
学徒是如此，经商过程中，独立自强的奋斗精神，更是被徽商发扬得淋漓尽致。明朝徽商潘侃年少时随他的叔父们到四川经商。潘侃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不久，潘侃发现叔父们不善于经营，一心只想赢利，往往弄巧成拙，自己的一些正确意见往往不被采纳，心里很是焦虑。他心想这样下去，生意怎能做成功!潘侃便向叔父们要求分资独立经营，但叔父们都不同意。这时潘侃的父亲来了，于是潘侃拿了父亲的一些资本，决心独自闯**商海，他对父亲说：“优秀的商人应该善于观察市场行情，根据商品供需变化，从事长途贩运贸易，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像现在这样困守一隅，固守自封，生意怎能获得成功呢?”于是潘侃独自离开四川，远到江苏扬州、苏州、汉口等地贸易。由于他放开手脚，瞄准市场供需，大胆进行长途贩运贸易，很快便大获成功。
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出外经商的占了十分之七。大多数商人都是出身寒微，受环境所逼不得不出外经商。他们在经商之初只能从小本生意做起，但他们却有一种不怕艰苦、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商业活动中能够经受住各种挫折，进而把生意越做越活，逐渐发财致富。徽州的一些豪商巨贾往往就出自他们之中，像潘侃这样的徽商就是典型代表。
在徽商们身上，我们能挖掘出一些共同的东西，就是不安于贫困，也不固守自封，失败绝不气馁，他们更多的是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发扬独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坚决与困难作斗争。
于是徽商越来越活跃，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为执明清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
3.忍辱负重，不屈不挠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把徽商比作“徽骆驼”和“绩溪牛”。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禀性。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在交通不发达的明清两代，遥远路途中的寂寞，也许更让徽州商人们难以忍耐。“天寒征雁少，阜鹤亦深潜。何事云如我，争忙不养恬。”才离家门，他们就已经在感慨万分了。天气已经寒冷，南飞的大雁稀少了，鹤鸟们也躲避起来了，可是，他们却不能恬静地在家里享受温暖，还得出门奔波。
曾经有一位徽商用诗歌描述着旅途的心情：“登坡越岭步山城，旅店随投暂寄征。长途孤客心凄楚，跋涉奔波了不胜。闷坐舟中意索然，三餐茶饭伴愁眠。曲岸两旁山矗立，河中石卵**溪沿。”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
在中国古代，书生们往往因漂泊而抒发着愁闷，表达着对温暖家园的留恋之情。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就是用“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而赢得了历代游子的共鸣。大多数商人不可能像书生们那样精辟深刻地用诗词抒写内心的那份漂泊感，但从他们留下的刊刻的或者抄录的诗歌里，我们能够读出他们在路途的艰辛，更能够读出他们内心的凄楚和无奈，也让我们对他们的心灵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徽州商人的辉煌源自他们走出徽州、跋山涉水、四海营生的开拓精神。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
早在明代，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大都会如北京和南京，有徽商们活跃的身影；孤村僻壤也有徽商的踪迹，甚至海岛和沙漠，都有他们的足迹。除了都会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徽商的历史资料里寻觅到他们所到之地。
明嘉靖、万历间徽商程汝概北涉山东、河北，南至漳州、泉州，可谓南北都跑遍。明代休宁吴琨贩卖“赫跟”(一种薄小的纸张)却很不成功，但跑的地方却很多，他先到湖北(西楚)，再到南昌(豫章)，还跑到了陕西(关中)。当然，凭着他的这股劲头，最后他仍然发财了。
歙县徽商许秩的经商路线更曲折，也更加显示了开拓精神。许秩生活于弘治、嘉靖时期，成人之后，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经商，碰上河北饥荒，他就带着积蓄回到家乡，在其曾祖父的许可下，他又外出，南到福建、广东，北到兖州、冀州一带，10来年后，已经很富有了。他还不满足，又从山东青州前去湖南，第二年，他又从湖南北上，这样一来一往的贩运，让他赚了一大笔。
当次年他从山东归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这个时候，算起来他离家已经20年了，可他回来才两个月，又要出门。有人劝他：你年纪大了，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他不听，继续在外经商。有一天，他读《史记·货殖传》，看到四川人善于商贸，而且也善于享乐，他就动了兴致，买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饱览了川峡风光，又将四川的物产运到山东谛，来回两趟，获利更多。
许秩不仅为经商跑了很多地方，而且再也停不下脚步。且看他回答劝他安享晚年人的话：“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守敛基、辨菽麦耶?”他经商除了获取资财外，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的生活，即使年纪已大，仍然还要奋斗一番，这大概是可以称得上具有“开拓精神”的了。
4.小本起家，逐步发展壮大
从徽州走出去的大学者胡适曾经总结道：“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有着厚重乡土情结的胡适对家乡的一切都十分留恋，也十分熟悉，他对于徽商成功的道路也非常清楚。徽商多由小本起家，从小商品和土特产品起步，或通过学徒、打工积累经验，伺机发展。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县人江才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13岁时，为求糊口，江才不得不与他的哥哥在村里替人杀猪卖肉。后来兄弟二人奔赴杭州，开了一个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二人尽管省吃俭用，努力经营，但还是由于本小利薄，赚的钱不够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江才于是发愤远游，决心在商业上闯出一条致富之路。他奔走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贩运商品，牟取厚利，果然使资本越积越多。当他40岁时居然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贾了，昔日的破落户一跃而为有钱有势的大财主。
明代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家境窘困，为求生存，他听从母亲的劝告，丢开书本，从事商业。
创业之初，资金严重不足，于是他就联合本族志同道合的10个人，每人拿出300缗的本钱，共同前往吴兴新市经商。三九严寒，他们决不喝酒取暖；盛夏烈日，他们连草帽也舍不得买，只是躲在车子后面避开炙热。大家齐心合力、艰苦创业，后来10个人都发迹致富。
徽商凭着他们特有的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温州市安徽商会任常务副会长朱圣杰现在身家几千万，10年前竟然是一个露宿街头，食不果腹，全身搜不出一分钱的穷小子。1992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朱圣杰身上带着79元离家闯**温州。一路颠沛流离，一无所获，79块钱很快花了个干净，开始睡桥洞，躺马路。梦想的破灭还在其次，肚子的饥饿才是折磨他的噩梦。那一年，朱圣杰18岁。
到1993年，朱圣杰依靠打工攒下了2万元。不安分的他又开始想着创业，因为毫无经验，很快血本无归。在失败的打击中，神魂颠倒的他又在公交车上被稀里糊涂扒掉了钱包。在愤怒和绝望中生了一场大病，病到不省人事，最后被送回了老家。“回家了，我到哪里都不理睬人，整整一年半句多话都没有。”那时的朱圣杰意志消沉，靠养鸡养猪度日。“但到了1994年，我又想出去了。”
1995到1997年，朱圣杰边在企业里担任厂长，兼在春运期间跑长途客运。到1998年，他开起了自己的公司，跑义乌百货城进货，用自己的经历激励员工，实行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并要求属下“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以撕破脸皮的勇气去推销产品”。就这样迅速铺开了公司在全国的销售网络。之后就做旅游业，房地产业，出版业。朱圣杰以惊人的爆发力，短短5年就完成了从资本积累到日进斗金的全过程。昔日的“败家子”变身成为千万富豪。2003年，他回到望江，投资近2000万买断了“人和步行街”，开起了全望江最高档的大酒店、茶楼、火锅城和超市。
与朱圣杰创业经历相同的还有无为县的何帮喜。1988年，何帮喜拿起斧头和锯子，裹好了被褥，带着多年手艺活积攒以及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的120元，拉着弟弟走出无为县二坝镇十里墩乡，乘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从此，他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艰辛创业路。
为了活着，他到处打短工，哪里需要木工，他就去哪里揽活，兄弟俩饱一顿、饿一顿，晚上没有地方睡，就睡在西直门桥下的一个农贸市场里。最困难时，兄弟两人身上仅仅剩下2.4元钱。
1990年，别人出资、何帮喜出技术，共同组建了北京星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研制和生产台球设备，何帮喜先后担任了这家公司的技术、生产、开发等部门的负责人。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何帮喜以后的发展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1995年，何帮喜在《国际周报》上看到，我国每年都要花费60亿左右美元从国外购买保龄设备，而国外大量劣质产品也乘机涌入国内市场，优劣产品鱼目混珠，国内用户叫苦不迭。何帮喜于是萌生了建保龄设备公司的念头。何帮喜当时还没有充足的资金，他决定寻找一个支点来实现自己的保龄梦。很快，何帮喜接手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席梦思床垫厂，开始了自己新的创业历程。何帮喜既做技术又做销售，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使一个已经跌入低谷的床垫厂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的规模。
1996年，在北京大兴卫星城大庄工业区内的一片荒芜土地上，何帮喜开始了自己的保龄设备制造事业。1997年7月“希玛保龄”开发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保龄设备，第一台样机研制成功。1998年初，希玛保龄设备正式走向了市场。现在的希玛保龄设备公司已获得国家专利26项，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被评为“中国著名商标”和“中国十大具有潜力商标”，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世界最权威的保龄设备认证机构美国保龄协会和世界妇女保龄球联合会认证的企业。
经过多年的市场洗礼，何帮喜创办的北京希玛保龄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集保龄设备、专业合成球道板生产为一体的企业，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到75%，海外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30%，还远销美国、俄罗斯、德国、印度等国，年销售额1.6亿元人民币，资产总值达3.2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保龄设备制造商。
近年来，从小做起、艰苦创业、成绩卓越的新徽商层出不穷。怀宁农民刘会平在上海卖馒头，摸爬滚打，创立了“巴比”馒头这个品牌，在短短两年时间开了9家专卖店。怀宁小伙子吴自祥在广东茂名创办华泰公司，以广东省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桐城的一个小木匠汪宏坤只身闯京城，现在成了北京家具行业商会会长、华威家居集团董事长。
桐城大学生祝义才毕业后分配至枞阳县航运公司，辞职后靠养螃蟹赚了第一桶金，北上合肥创业失利，又辗转至南京，10年下来成了江苏首富。祝义才被《南风窗》、《21世纪经济报道》等传媒称为“收购大王”，其收购南京中商的生猛让人畏惧，旗下已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在上交所上市的南京中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东成控股、雨润集团。
二、不作内耗，团结协作徽商的成功离不开他们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1.以众帮众，相互提携
徽州最重宗法，举族经商的现象十分普通，一个商业团体往往就是一家人或同族人。徽州著名的商人家族，有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
宗族观念很重的徽商，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当年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乡异党聚拢在一起的重要据点。
徽商会馆是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的专门的组织，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
明清商人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2.和气生财，同行不妒
徽商好儒，深受儒学所倡导的“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学说的浸润，深谙“和协”之道。所谓和协，“和”是和谐，“协”是协调，“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达到的融洽境界。
徽商讲究以和为贵，对外广交朋友、广结良缘，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对内处好同宗关系、强化同乡情谊，构筑紧密的商业网络。徽商还讲究以人为本，对外崇敬顾客、顾客为上；对内关爱人才、体恤下属，形成了强大的人和力量。
明末抗清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徽商以行谦让之德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信奉“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出于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徽商十分注意强化同乡情谊，遇事“做退一步想”，为自身发展增强了合力，减弱了阻力。因而在封建官府乃至朝廷上左右逢源，上下通达，生意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当初，清朝徽商胡雪岩看到，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有了兵就要有兵器，因而各地急需大批洋枪洋炮。胡雪岩看准了这一点，决定充分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大做军火生意。
在交谈中，胡雪岩从买办古应春嘴里得知，英国人有一批枪支近期运抵上海，并且正在与太平军接洽，准备卖给太平军。胡雪岩马上就决定把这笔能赚大钱的生意硬挖过来。他决定买1000支。然而，在决定买枪之后，古应春接下来又问，“除了洋枪，还有大炮，要不要买?”这让向来果断的胡雪岩有点犹豫和踌躇，并且最后放弃了买大炮的打算。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胡雪岩连到手的钱都不想赚呢?原来，福建人龚振麟在浙江主持炮局，浙江炮局主要就是制造火炮的。龚振麟不仅发明了铸炮铁模，著成《图说》，而且还专门著有一本《枢机炮架新式图说》，在铸炮技术上，颇有改良。他的儿子名叫龚之棠，颇得父亲真传。父子二人，都很得浙江巡抚黄宗汉的欣赏和重用。
胡雪岩很清楚，由龚振麟、龚之棠父子主持的炮局制造的土炮，绝对赶不上西洋的“落地开花炮”，但毕竟是他们自己造的炮。如果他买进西洋炮，由于西洋炮威力大，质量好，必然要顶掉浙江炮局制造的土炮，因而也势必侵害炮局的利益，引起炮局的妒忌。炮局龚氏父子本来就得浙江巡抚黄宗汉的重用，大肆挑剔买洋枪洋炮的弊端，反对浙江购买洋炮洋枪。如此一来，不仅洋炮买不成，恐怕就连洋枪也买不成了。
胡雪岩这种基于对人情世故的考虑决定舍炮而不买，只买洋枪，不仅有效避免了对炮局利益的触及，顺利铺就了成功的光明大道，而且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经营项目，另辟市场，不至于引起同行的反对。难怪见过大世面的洋买办古应春，对胡雪岩的做法既感慨又佩服地说：“小爷叔，你真正人情熟透，官场里的毛病，全被你说尽了。”
胡雪岩回答说：“官场、商场都一样!总而言之，同行相妒。如果彼此能够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
竞争关系往往会导致“同行是冤家”。在市场竞争中，很多企业视竞争对手为敌人，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之势。以杀伤对方来获得自己的成长，正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过度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无法获得持续成长。在这种意义上讲，企业嗜杀的基因使之难能成大器。
前不久，格兰仕与美的就小家电收购一事大打口水战，引起一段同城恩怨。说起两家恩怨，可谓源远流长。当年格兰仕进军空调行业，并且宣布要做中国空调的制造大王，而空调恰恰是顺德空调行业老大美的的拳头产业；同样，美的小家电也进入了微波炉领域，并且做到了全国市场第二，紧跟在格兰仕之后，而微波炉也是格兰仕的核心产业。两家都把对方进入自己的核心产业领域看作是对自己的侵犯，于是，仇恨就此形成。
其实，不光是格兰仕与美的之间互相视为仇敌，同在顺德的万家乐和万和之间也常常兵戈相见。青岛的海尔和海信之间，合肥的美菱和荣事达之间，都发生过类似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性竞争。
同城相争只是一个极端的表现，实际上，更多的现象是在同一样行业内，大家都杀气腾腾，有的不仅是要除掉主要竞争对手，还要消灭一切对手，一统天下。90年代的彩电价格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家为了争霸而起，当年的长虹举起价格屠刀，大杀四方，随后创维、TCL、康佳等企业也不甘示弱，纷纷跟进，一时间烽烟四起，最后，大家都无钱可赚，彩电行业成为夕阳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肯德基的地方，基本都有麦当劳，他们是竞争关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时候肯德基发动个什么“战役”把麦当劳给消灭了，相反，他们在互相竞争中促进彼此的进步，同样共同培育了市场。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身上，二者互相视对方为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两家企业却从来不搞恶性竞争，甚至连促销活动往往都有意错开。
也许，我们能够从蒙牛的发展中参透商业的大道。1999年，当时的蒙牛还名不见经传，但是，蒙牛没有像其他企业那样，拼命打压竞争对手，相反，蒙牛几乎投入血本，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打出了“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旗帜。在它的广告里面，有其重要对手伊利，还有众多其他竞争对手。这样做的结果是，内蒙古的乳业整体发展迅猛，建立了中国乳都的地位，而蒙牛也借乳都之势迅速崛起，乃至最后与伊利双雄并立。
在蒙牛的崛起过程中，就是“同城相生”的典型范例。“同城相生”的本质，就是一种共存共赢。在现代社会，商业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可以达到共赢的。很多行业都可以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最后造就一个恢弘的产业。
现代商业社会，讲的是在竞争中合作，最后大家一起成长。企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必须懂得共存共赢，这才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大道。竞争对手在市场上好比两位武德很高的拳师比武，一方面要分出高低胜负，另一方面又要互相学习和关心，胜者不傲，败者不馁，相互间切磋技艺，共同提高。
商场犹如战场，但毕竟不是战场。战场上敌对双方不消灭对方就会被对方消灭。而商场赛场不一定如此，为什么非得争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呢?“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
胡雪岩的话值得我们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