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在行动时，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道义，行为必须真诚地体现道义。即使世俗认为这样做会陷入困境，但实际上这才是通达之路。如果行为不真诚地体现道义，举动不遵循道义，即使世俗认为这样做很通达，实际上却是走入了困境。因此，君子对于困境和通达的看法与世俗是不同的。君子应当在立下功劳时接受赏赐，在犯罪时接受惩罚。如果赏赐不当，即使给予了也一定要推辞；如果惩罚确实应当，即使被赦免也不能逃避。在国家中考虑到这些，必然会有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长久地侍奉君主，必须内心无愧然后才能行动。
孔子去见齐景公，景公把廪丘作为供养之地送给他。孔子推辞不接受，回去后对弟子说：“我听说君子应当在立下功劳后接受俸禄。现在我游说景公，景公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却赏赐我廪丘，他真是太不了解我了！”于是命令弟子赶快驾车，辞别景公而离去。孔子是一个布衣之士，官职不过在鲁国当个司寇，万乘之国的君主难以与他并行，三王辅臣的名声也显不出他的荣耀。然而孔子对待取舍的态度是如此认真不苟啊！
墨子曾经游历到公上过的越国。公上过向墨子讲述墨子的学说，越王很喜欢，对公上过说：“您的老师如果愿意来到越国，我愿意把从前吴国的土地、阴江之浦的书社三百封给他。”公上过把越王的话告诉了墨子，墨子说：“你看越王能听从我的意见、采用我的学说吗？”公上过说：“恐怕不能。”墨子说：“不仅越王不了解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我的心意。如果越王听从我的意见、采用我的学说，我将估量自己的身体而穿衣，计算自己的饭量而吃饭，和百姓一样，不敢要求做官。如果越王不听从我的意见、不采用我的学说，即使把整个越国都给我，我也没有什么用处。越王不听从我的意见、不采用我的学说，我却接受他的国家，这就是拿义来出卖我。拿义出卖我，又何必在越国呢？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是可以的。”因此，对一个人不可不仔细考察。秦国的乡野之民，为了小利的缘故，弟兄之间互相争讼，亲戚之间互相容忍。如今可以得到越国，却担心有损于义而推辞它，可以说是能够保持操行了。他们与秦国的乡野之民相比，相差也太远了。
楚国人和吴国人将要交战，楚军兵力少，吴军兵力多。楚将子囊说：“我和吴国人交战，一定会失败。失败了就会使君王的军队受到耻辱，使君王的名声受到侮辱，使国家的领土受到亏损，忠臣不忍心这样做。”于是没有向楚王复命就逃走了。子囊逃到郊外，派人向楚王复命说：“我请求处死。”楚王说：“将军临阵脱逃，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如今确实有利，将军又何必处死呢？”子囊说：“临阵脱逃的罪臣不受处罚，那么后世为君王带兵打仗的人，都会借不利于国家的名义而效法我临阵脱逃。如果这样，那么楚国终究要成为天下诸侯所攻打的对象。”于是以剑自刎而死。楚王说：“请成全将军的义节。”于是为子囊制造了三寸厚的桐木棺材，上面加了斧锧。君主所忧虑的，是有了国家而不知道为什么会拥有它，失去了国家而不知道为什么会失去它。这就是存亡之祸多次发生的原因。像郼、岐那样的宽广，像万国那样的顺从，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楚国已经传承了四十二代，曾经发生过干溪、白公之乱，曾经有过郑襄、州侯的避难，然而到现在仍然能成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当时楚国是有像子囊那样的臣子啊！子囊的节操，不只使一代人臣受到激励。
在楚昭王的时候，有一个士人名叫石渚。他的为人公正无私，楚王派他在朝廷中当官执法。有一个杀人犯，石渚追捕他，发现这个犯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石渚放走了自己的父亲，然后返回朝廷，站在朝廷上说道：“杀人犯，是我的父亲。对自己的父亲执行法律，我不忍心；不执行法律，却又违背了国家的法律，这是不能做的。违背法律而伏罪，这是做人臣的职责。”于是石渚就伏在斧锧上，请求楚王处死自己。楚王说：“你追捕犯人却没能抓到，哪里一定要伏罪呢？你还是回去继续任职吧。”石渚辞谢说：“不偏爱自己的父亲，不能算是孝子；事奉君王却枉屈法律，不能算是忠臣。您下令赦免我，这是君王的恩惠；但我却不敢枉屈法律，这是我做人臣的准则。”石渚不离开斧锧，在楚王的朝廷上断头而死。坚持法律就一定会被处死，父亲犯法却又不忍心亲手抓他，君王赦免他却又不肯接受，石渚作为人臣，可以说是既忠且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