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直到1902年末与1903年初，它还不肯按照协议撤兵。这样便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拒俄运动于是兴起。在国内，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曾举行集会和上书请愿；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张园开拒俄大会，并通电全国促请各界人民一致奋起。在国外则以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最为轰轰烈烈。我于1903年3月到日本，正赶上这个运动的浪潮。记得在锦辉馆开留学生大会的时候，群情激昂，一致通过成立拒俄学生会，并推派汤尔和、钮永建（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依附军阀的官僚政客，汤并且无耻地当了汉奸）回国向袁世凯请愿，希望他出兵拒俄。袁世凯这时刚刚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正秉承着清朝反动统治者西太后的意旨，倾心媚俄，天真的学生们竟去向他求助，何啻与虎谋皮？汤、钮回国后，袁世凯拒不见面。这更使留日学生们感到愤怒。于是便有拒俄义勇队的组织，随后又把它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请士官学校的学生蓝天蔚、方声涛二人来教练军事，想学点真实的本领，将来好直接去效命疆场。清朝政府的驻日公使馆对留学生的拒俄运动极力破坏，说它“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加以镇压。以此，蓝天蔚、方声涛后来还受到了清朝政府的处分（他们两人都是官费留学生）。这一运动，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战争开始后，人们由于对沙俄的痛恨，还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见日本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两边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什么还有厚薄之分？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人民仇恨沙俄的心理，才迅速地在中国东北境内取得很多胜利；而沙俄也正是由于在国内外都遭到人民的反对，所以才被一个比它后起的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承认失败。由此也可以看到人民的意志是绝不可轻侮的。我开始参加拒俄学生会，并不是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参加，自己也就随着大流参加了。以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也是如此。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当锦辉馆的会上发出拒俄学生会的签名单时，我和我的二哥毫不犹豫地立刻签了名，但我们的那位老友黄芝及随从他的几人却不肯签名，而且对我们的签名非常不满。他既比我们年长，又比我们有地位（他在1902年考上了“优贡”），而我们又几乎是由他带领出来的，因此他便俨然是我们的家长一样。这位“家长”当时很崇拜康梁（他因此以后也成了立宪派），只赞成作点“文明的改良”，怎么能允许他的“家人”去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呢？不过，我们既已参加，他也无可如何。于是他便写信回家，说我们不听从他的意见，参加了革命。这一下可了不起，我的亲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即大为惊扰，说什么参加了革命，纵不掉头，怕也永世回不了家。幸喜我的大哥同我的妻子一向认为我们弟兄二人忠诚老实，决不会作任何于国家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还不算十分惊惶。当我大哥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我的时候，我气愤极了！黄芝这样的人，居然作出这样的事，我当时实在大惑不解。（现在看来，既然政治路线相反，他的作法虽然很不光彩，但却是毫不足怪的。）不过这样一来，倒真的把我逼上了“梁山”。我当时心想：“反正回不了家，干脆就在外边搞革命吧。”

我的走上革命道路，认真地分析起来，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时代思潮的发展对我所起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前后，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前，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曾经风靡一时，而且确曾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自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康梁的思想影响随着他们政治威信的下降而逐渐削弱了。本来，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从保皇会直到兴中会各派都曾参加。但自起义失败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化即趋明显。而康有为由于私呑起义军费，受到革命派的指责，弄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章太炎等所倡导的反满复汉的民族革命思想日益盛行，慢慢地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1902年4月，章太炎等发起和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表示坚决反对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这时，《苏报》也开始了革命的宣传；随后，《浙江潮》、《江苏》等鼓吹革命的报刊也相继问世；至1903年夏，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盼局限性，他所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狭隘与偏颇之处！今天看来，当然是早过时的了；但在当时，他这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与此同时，章太炎除在《苏报》上介绍了《革命军》外，还发表了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截了当地把康梁之流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称为“载掰小丑”，也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从此，改良派的思想阵地日益缩小，革命派的思想障地日益扩大。我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经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气；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这样，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黄芝写信回家说我参加了革命，不但未能使我发生恐慌，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意志。我一怒之下，马上将头上的辫子剪了，以示永不回头的决心。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剪了发的人固然很多，但留辫子的入也还不少。例如许多士宫学校的学生，就留着半边头发，并用帽子把它盖着呢。由于经过了这许多的变化，所以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