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留日的学生还不多，总共不过千人左右；四川人更少，在四川同学欢迎我们的会上，宾主合计也只有大约三十人而已。大家都感到有发动家乡人出来留学的必要，遂决定写一篇《劝游学书》。同时又向四川提学使方旭去信建议：每县以官费派一、二人到日本学速成师范，以便回国创建新式学校；并请各县酌量资助自费留学生。《劝游学书》和那封信都是黄芝起草的，信中有两句说：“庶几，东海渴鲋，得杯水而亦苏；万里飞鹂，遇雄风而愈奋。”意思是要方旭对自费留学生也给以经济上的援助。这两个文件对四川人到东洋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方旭为人还比较开明，鉴于大势所趋，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成，于是即决定由各县出钱派遣一、二名学生到日本留学。四川地方很大，计有一百余县，每县都派留学生，而且还有自费生随之而来，这样，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我们劝游学的办法，其它各省也有不少仿效的。特别是1904年以后，科举停止，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学校，急需教师，于是各省各县都派人到日本进速成师范，因此留日学生增加更多。至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万人以上。
既到日本留学，进什么学校昵？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二哥决定入六个月毕业的弘文师范，而我却想多用一些时间，从中学起读到大学，学习理工科。当时四川人在日本成城学校学理工科的只有毛沛霖、张师孔二人。他们对我说：“要学理工，必须先打好科学基础”，劝我千万别进一般的私立学校，因为日本有些私立学校办得很不好，学不到什么东西。并说：“如果能进成城学校就好了”。在此以前，成城学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只收很少的文科学生。这时日本已办了一个专收日本人的陆军幼年学校，作为进士官学校的预备；因此，成城学校就要改为五年制的中学并要停收中国学生了。他们两人认为成城学校纪律很严，学习又好，因此对它停收中国学生，非常惋惜；我听了也有同感。于是便请他们去和校长商量：请“成城”照以前一样继续为中国人开办二年半的速成中学班，专办文科。校长同意了。但至少要有二十人才能开班。我为组织这二十个人费了许多力气，有几次眼看就要成功又垮台了。但是，我并未因失败而灰心，结果还是找到了二十多个人，组成了一个班，使学校终于继续办了起来。这个学校的确办得很好。功课很严，学生全部寄宿，只有星期三、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才许外出。教员很强，教学也很认真。记得有一个数学教员，是高师的研究生，教得很好。他使我感到有经验的老教师固然很宝贵，而既有热情又有学识的青年教师也同样可爱。在他的教导下，我的数学放绩很好，我做的题解，差不多和讲义一样。由于学校要求严格，日本中学五年的课程，我们以后用二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而且还学得很实在。“成城”的某些有益的经验，我一直不曾忘记，我觉得它是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不严，师之惰。”中国自古以来就了解到必须先有“严师”然后才能出“高足”的道理，现在办教育的人也还是应该注意这一条的。“成城”的第一班办起来了，人们看见不错，跟着来的就多了。从此以后，“成城”经常有几百人。前前后后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数以千计。
为了给中国人进士官学校作准备，日本政府专门办了一个振武学校，只收中国学生。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都是官费。与此同时，日本的在野党又为中国自费学军事的学生办了一个私立的东斌学校。此外，当时东京还有一个法政大学，中国的留学生也很多。1904年在开封参加中国最后一次会试的举子，无论考上进士没有，由于在国内没有出路了，差不多都到日本来进了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上层官僚的子弟。“五四”时代著名的亲日派章宗祥、曹汝霖等人都曾住过这个学校；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右派胡汉民以及抗战时期的头号汉奸汪精卫，这时也在这个学校里学习。
在“成城”上学期间，虽然功课很紧，但我并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我既是成城学校第一班的班长，又是留学生会馆负责招待联络的干事，因此，无论校内校外，社会活动都是很多的。那財和我经常来往的人，如我二哥在“弘文”的同学——江苏的侯鸿鉴、浙江的经亨颐等，也都很关心国事。侯曾经写了一首词，其中有这样两句：“东亚风云，大陆沉沉。鹰瞵虎视梦魂惊。”我们大家都很欣赏。其实，这两句词的文采并不怎么样，我们之所以喜爱它，正表明我们当时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穷的忧虑。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部容等在上海被捕。接着，爱国学社也遭解散，该社的余睡醒（遂辛）等人来日本入了成城学校。爱国学社设在上海，为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主办，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个爱国团体，那里聚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他们有的在学社解散后来到日本，成了革命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余睡醒便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朝夕相处，一起进行革命工作，以后便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成城”上学时期，我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我们带出来的钱，经过1903年我和我二哥两人的花费，到1904年初我二哥回国的时候，已经差不多用完了。因此我常常拖欠学校的学费。同学们看到这种情形，便要替我向县中去申请官费。以我当时的条件（到日本较早，又是“成城”第一班的班长；学习成绩也较好；而且家庭经济又确实困难），如果大家替我一个人去申请官费，获得批准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从小就受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教育，因此坚决地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宁愿把官费让与别人。为了培养一名学军事的学生，我提议给我县的罗厚常一人去申请，大家一致同意，结果得到了批准。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同学们对我更加了解，我和大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而且学校当局对我也很好，见我在同学中有威信，不但不来催我交学费，还照常按月地发给零用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更加自觉，只要家里的钱一寄到，我便首先去交学费。这样时欠时交，在同学们的帮助和学校当局的照顾下，居然一直维持到毕业而未曾中辕过学习。由此可见，一人若能顾大家，大家也一定能顾这一人。相反，一切自私自利者，都常以损人始而以害己终。违背群众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好下场的。
学校当局对我个人虽然很照顾，但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应该进行的斗争。记得是1904年的元旦，学校悬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的国旗，中国同学一时大为愤慨，我便领导大家坚决斗争，向学校当局提出：若不道歉和纠正错误，我们便不上课、不吃饭。学校当局对我说：“我们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领着大家来反对学校呢？”我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是不能不誓死力争的呀。”学校当局无法，只得在我们团结一致的力量下屈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留日的学生，一向采取拉拢和收买的政策，而留日学生中也确有一些不肖之徒，见利忘义，以致被它软化，有的后来竟至当了卖国的汉奸。一个人是否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是决定这个人能否坚持民族气节的关键。我从来把民族大义看得至高无上，所以，一碰到日本帝国主义侮辱中国的事情，便马上抛弃了过去对它比较友好的感情，转而和它斗争。从这件事情以后，再经过1905年反对“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随着它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而与日倶增。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在我以后的生活史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