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我对于“新学”的兴趣不仅毫未降低，反而更为浓厚了。除继续阅读新的报刊外，并开始读《天演论》之类的著作。《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当然，《天演论》用生物界的进化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它的这种思想后来被帝国主义利用和发展，作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论根据。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天演论》的思想，的确曾起过一时的积极作用。某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县县城的一家大地主家里教书。1902年，我又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在当时，读书人总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我虽然对科举考试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得不去参加。不过这时的考试办法已经有些改变。从1901年起，开始废除八股，改考策论。于是，我便把学到的“新学”，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那时要考取一个秀才，必须经过县考、府考和院考。县府两考每次考五场，差不多要半个月的时间。这对童生们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参加考试，县考和府考的成绩都很好。有一场府考还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过院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府考最后一场的第二名，被列为“堂号”（前十名称堂号，是学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写得太长，到交卷的时候还没有写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亲戚朋友都为我叹息不止，而我自己却并不感到多么难受。现在看来，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来对“新学”也很热心，在当时也是先进人物，就是因为他原是一个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举人，随后还到开封去参加了中国最后的一次会试（这次他虽没有考上，但以后也同那些举人、进士一样被送往日本留学），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地走向反动（由于一昧崇拜康梁的改良主义而反对革命）了。
考试不中，我求新知识的心愈切。这年的12月，我便到泸州去考经纬学堂（后改为川南师范学校）。这个学堂是由周孝怀（善培）创办的。周是一个极善于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他由清朝政府派到日本去学警察，回国以后，便替清朝政府在四川大办其所谓“新政”。这些“新政”，并不是兴利除弊，而是兴害作弊；四川人用“娼、场、厂、唱、察”（娼是“官娼”，场是“劝业场”，厂是“制革厂”，唱是“戏园”，察是“警察”）五个字就给他概括了。当时经纬学堂的校长是周的老师、我们荣县的一个翰林赵熙，赵虽负有诗名，但思想却非常顽固。在周善培的影响和赵熙的主持下，经纬学堂极其腐败，挂的是“新学”的羊头，卖的是“旧学”的狗肉。它竟把《仪礼》（西阶上，阼阶下等等）当作一门课程来教学，不借繁琐地大讲其封建的礼教，真是无聊之至。为了装点门面，也教点英文，但一个星期才教六个字母，简直把人气坏了。看到这种情景，我只住了十多天便愤而弃学回家，从此再也不想在四川上什么“新式学堂”了。
正当我在家里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1902年底，我二哥从成都回来了。这时他已与黄芝等人办好了自费到日本留学的手续。听到可以自费留学，我兴奋极了，也想限着他们去。这时我刚结婚六年多，已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女儿和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妻贤子幼，实在不忍分离。但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我没有因儿女私情动摇上进的决心。我大哥替我们筹措留学经费，费尽了心血。他为此不惜变卖田产，也只凑到银子二百余两。但是，钱少也挡不住我们远行。我们于是这样计划：我第一步先随他们到上海，第二步再设法去日本。
1903年2月9日（夏历正月十二），那时还是元宵期内，到处锣鼓喧天，当人们正在兴高采烈、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行九人，好象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这时，重庆以下的兴隆滩，刚刚塌崖不久，川江航行还很危险，但我们却毫不在意。我们当时正是满怀壮志，一片雄心，不怕任何危险。结果一帆东去，首先顺利地到达了宜昌。当船过三峡的时候，看着祖国无限神奇美妙的江山，同舟的人都大发诗兴。于是便以“东游述志”为题，写诗以抒怀抱。记得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我当时的思想，不仅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而且在康梁的影响下，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不过，我对西方帝国主义却并不那么崇拜，而对中国的前途则充满了信心。到宜昌以后，我们改乘轮船。在轮船上我们结交了一位“同路人”——后来四川著名的立宪党人之一的邓孝可。邓本是重庆一家火柴公司的老板，这次是到日本去买机器的。既然“同舟共济”，彼此便慢慢地攀谈起来。由于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点，我们一路上倒也谈得颇为投契。他约我到日本以后，一定和他一起去横滨拜望梁启超，我也就答应了。但是，我们自从在上海分手之后，他一直沿着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后来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启超的门下，终于成了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而我却与他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便结東了我们那段共同的路程。
我一到上海，便打听到留学日本，花费并不很多，因此改变了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同我二哥他们一直钱去日本。这样，我们在上海没有停留多久，就换轮东渡。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数天内，我却有很大的收获。在此以前，我还只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一套改良主义的思想；到上海以后，我即开始接触到孙中山、章太炎他们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虽然知而不详，但稍一比较，就觉得革命的道理更为充分。于是，我对康梁的信仰便一落千丈。
在从上海到日本的航程中，我又认识了一位福建的林宗素（女）。我们刚从闭塞的四川出来，看到女子出洋留学，本来就已觉得新奇，而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词，说的又全是些革命的道理，更使我感到佩服。这样，我无形中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革命的思潮便把我头脑中原来那些改良主义的思想冲淡了。
1903年3月，我们到了日本。路过横滨时，看梁启超的念头早已没有了，我们一直到了东京。这时，中国革命的潮流又开始上涨，留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的领土主权而斗争，这就是著名的拒俄运动。我到东京后，立刻参加了这个斗争。从此，开始了我生活史中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