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我又到了广州。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担当先锋，已于6月初进入湖南。由于过去几年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作了许多工作，我党在这里的组织极为坚强，工农运动也最为发展。在我党的领导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英勇善战的独立团所向无敌。7月间，北伐大军在广州誓师，陆续进入湖南。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展开了。
但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急需调整。自从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党务整理案发生以后，蒋介石包揽了军权、政权和党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北伐军出发的前夕，蒋介石又担任了总司令，把北伐军的各军以及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机构统归总司令部管辖。蒋介石上升到一个独裁者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遭受j排斥。我一到广州，何香凝看见我就哭了起来。她说：“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当时我们就商量对策。9月到10月，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以及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些重要的决议案，如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唯有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由于右派分子张静江等的坚决反对，未提付表决。通过的这些决议案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北伐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北伐军连续攻克了长沙、岳州。
8月底，以独立团为主力的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挢打敗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北伐军长驱北上，攻克汉口、汉阳。10月10日，打下武昌。吴佩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退入了河南。同时北伐军在江西和福建方面，也开始发动进攻。盘踞东南的大军阀孙传芳由于遭到失败，内部发生分化。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12月占领福建。不到半年的时间，曾经称霸中原、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和割据长江下游富庶区域的孙传芳，其反动军队都迅速地土崩瓦解了。只有奉系军阀张作霖还负隅北方，妄图顽抗。北伐战争发展得这样迅速，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热烈支援，人民箪食壶浆，迎接大军。人民群众的拥护，正是北伐战争获得迅速胜利的根本原因。
但是北洋军阀的垮台和北伐军事的胜利，并不表明革命从此就可以毫无阻碍、一帆风顺的发展。因为站在北洋军阀后面的还有更加凶恶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不会就此甘休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来挽救自己的失败。近代的中国历史证明，每一次革命运动发展到**，帝国主义决不会坐视，它或者发动公开的干涉，或者进行内部的破坏。而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我党领导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更给帝国主义造成了从内部破坏革命的空隙。可以看到：从1926年年底开始，北伐的军事方面逐渐被推到一个次要的位置，而内部的政治斗争却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内的右派，企图破坏革命运动的反映。1927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都投入了反击右派、挽救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这场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在革命内部的反映，是北伐战争在政治上的继续。
1926年底和1927年初，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冲突在迁都问题上又爆发出来。当时蒋介石在南昌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许多政客、买办，如黄郛、虞洽卿辈出入蒋介石的幕府；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蒋介石在一起策划一个新的阴谋。蒋介石背弃自己的原议，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的决定，要把政府迁到南昌。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了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大家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蒋的出尔反尔，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当时江西地区处在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控制之下，南昌已成为右派的巢穴。很显然，蒋介石是要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摆布、为所欲为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蒋的企图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又被我们拒绝。
1926年12月，广州政府迁移，党政负责人分路去武汉。有的走水路经过上海从长江上溯；有的走陆路，取道湖南；也有的取道江西。我走的是水路，到达武汉最早。12月10日大部分负责人都赶到了。当时有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决定成立一党政联席会议，以应付临时的一切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