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東后，许多同志要我留在广州工作。但是我觉得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不久，急需继续巩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吴佩孚巢穴——湖北——的一个侧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对于行将到来的北伐，一定会起良好的作用。基于这些原因，大会刚刚结束，我就匆匆地离开广州，回四川去了。

—路上为了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精神，耽误了一些时间。在上海、南京做了许多次讲演。由于长期紧张工作，感到身体有些支持不了。到达宜昌，需要换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车上就晕过去了。同行的熊晓岩先生把我扶到一个教堂的墙下，给我吃了一杯药酒才苏醒过来。刚到重庆，又晕厥了一次。大家把我送进医院疗养，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四川党部的工作。可是医院规矩很严，不准我走动，不准我会客。同志们也怕影响我的健康，许多事情都不告诉我，因此我住在医院里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那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獗起来了。蒋介石开始暴露出反动面目，制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诬蔑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阴谋暴动。逮捕了李之龙和军队中的许多共产党员。这是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当时毛泽东等同志主张给右派以坚决的回击，可惜这个主张没有被采纳。同时，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企图和广州的二次代表大会对抗。到5月15日，蒋介石得寸进尺，又召集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党务整理案”，自己又当起了党的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把党权、军权统统抓到自己手里。各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里也刮起了一阵反共的逆风。四川就有西山会议派的头子石青阳，在重庆另立一个省党部，天天找我们莲花池党部的人打架。我住在医院里就看见许多被打伤的人，包着头，扎着绷带，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再三追问，同志们才把实情告诉我。

我出院以后，决心组织力量，对右派进行反击。我和杨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我负责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并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当时刘伯承同志也在一起工作，我出医院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同志的家里。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准备在1926年8月召开一次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反击右派的进攻。后来会议也如期举行了。不过，那时我已于7月底出川，因为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广州方面急电召我到广州去，因此我没有来得及参加那次大会。

在四川的几个月，我又在军队中进行了一些活动。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兵员之众，番号之杂，甲于全国。其中较大的军阀有杨森、刘湘、刘成勒、赖心辉、田颂尧以及从贵州来的袁祖铭等。这些军阀各据一方，互不相下，今天甲军与乙军联合攻打丙军，明天甲军又和丙军联合攻打乙军，弄得烽火连年，哀鸿遍地。而且这些军队大部分在名义上都已归附了吴佩孚，他们战斗力虽差，但假使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也未始不是北伐军的一个大患。好在这批军队内部矛盾很多，某些军队又跟我有些历史关系，所以我就着手从中分化他们，希望争取一部分军队反正，以减少北伐的阻力。我最先选择驻在南充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作为争取的对象。何本是熊克武的部下，与我相识，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起先以为这个人比那些腐朽的军阀总会开通一点，哪里知道他的头脑也象花冈岩石一样的顽固不化。我劝他归顺广州革命政府，晓之以理，喻之以势，反复譬说，仍然是一窍不通。原来他以老婆的名义在一个织绸工厂加入了股份，他已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一身而三任焉”的人物。当时织绸厂里有我党的组织，工人时常罢工。他为此对于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痛恨入骨，所以革命的道理一句也听不入耳。象何光烈这种人对于无政府主义正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不过我这次去南充也没有白跑，我利用旧的关系，天天到士兵中去演讲，宣传革命的道理。何光烈部下有两个旅长倒比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上司好的多，这两个旅长同情革命，终于被我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两旅队伍参加了刘伯承同志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

我还在重庆袁袓铭的黔军里进行活动，并且跟袁祖铭亲自谈了一次。当时袁祖铭受到杨森、刘湘的围攻，正在走投无路。

其部下师长王天培、杨其昌颇有归附广州国民政府的倾向。我跟王天培谈了几次，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颇为悦服，表示愿意加入广州革命队伍。我曾据此报告国民政府。不久，黔军被迫退出四川，王天培和杨其昌就投降了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九军和第十军。不过这两支军队由于没有得到改造，虽然他们在常德同贺龙同志的军队一起，消灭了袁祖铭，又攻下了宜昌，但是后来仍被蒋介石拉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