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刘湘、杨森勾结吴佩孚进攻四川。1924年1月杨森攻宙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师，我就交卸离校。“五一”劳动节快到时，我们一些人怀着兴奋的心情筹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许多青年人通过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做了许多宣传鼓动作，纪念大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突然，4月29日，有人告诉驻在成都的军阀杨森，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要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杨森，夺取政权。第二天，成都市内实行戒严，空气非常紧张，杨森的军队纷纷从各地调回成都，我们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也被军队看守起来了，并且扬言要捉拿吴玉章。
在这紧张的时刻，成都工人阶级表现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他们不顾反动军队的武装威胁，仍在公园内召开了纪念大会。我当日本欲参加大会，由于同志们力阻，未能亲身参加；近郊农民也被反动军队阻止，未能入城会师。
“五一”事件以后，我在成都立不住脚了，随即离成都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离开川，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国工人运动的浪潮洇涌澎湃，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广州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真是感到无比的兴奋鼓舞。当时孙中山先生为召幵国民会议的事已赴北京。我也于1925年2月赶到北京去。本拟见中山先生，他因病重不能接见，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后，见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同志，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我就在这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去四川，要杨闇公同志等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感谢十月革命，它的万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们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国际国内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和生气勃勃。让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吧！它已经引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它正在引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并将引导我们走向建设共产主义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195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