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岁作《体用论》,原拟成其卒章，曰《明心》。适心脏病加剧，不堪提笔，遂缺卒章而付印。戊戌，病稍减，余仍欲续成之。顾不便与前书合订，前书，谓《体用论》。函询老友林北云，请锡以名。北云曰：“此书写就，宜名曰《明心篇》,既可独行，又与前书相关联。且书之以篇命名者，周有《史籀篇》,汉有《苍颉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扬雄作《训纂篇》,清人毛奇龄作《论语稽求篇》,其例不一矣。”余遂从北云之言。篇分上下，曰《通义》,为篇上；曰《要略》,为篇下。《通义》者，承前书《体用论》。首申三大义：犹云三种原理。一曰宇宙实体具有复杂性，非单纯性；单者，单独。纯者，纯一。实体的性质非单纯也。哲学家或以为实体唯是单纯的精神性，或以为实体唯是单纯的物质性，皆逞臆成说，与实体不相应也。二曰体用不二；体者，实体之简称。用者，功用之简称。实体变动，成为功用。而实体即是功用的自体，不可求实体于功用之外。譬如大海水变动成为众沤，而大海水即是众沤的自身，不可求大海水于众沤之外，故说体用不二。俗云现象乃功用之别称。详在《体用论》。三曰心、物不可分割。心、物为功用的两方面，非异体故，不可分割。此三原理原本《大易》,今兹阐明心理，根据在斯。复次，文虽承前而义与前别，故云复次。但此与中译佛家诸论用复次之例稍变。哲学的心理学，非必以研究与解释精神现象为能事而已。其所努力不敢稍懈者，唯在返己察识内部生活之渊海，是否有知是知非之明几炯然常在，第一问。渊海，形容内部生活丰富无穷、深邃无极也。王阳明曰：“知是知非是良知。”良知发于灵性，所谓明几是也。是否有千条万绪之杂染暗然丛集。第二问。杂染一词，借用佛籍。杂者，杂乱。染者，染污。谓不善的习气潜伏而成坏种子，常能乘机出现于意识界也。习气本有善和不善两类，今于此处特举不善者言之耳。于此二问，皆得明白正确解决，各明来历。《易经》言“成性”[1],《孟子》言“知性”与“养性”,必如是方知明几之来历也。《论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云云，其言甚简而义蕴无穷尽。从来读《论语》者，鲜求真解，事负圣言，可为浩叹。学者必于性与习真有体会，方知杂染之来历也。存养本明，明机发于灵性，是本有故，亦云本明。转化后起之染垢，习气之染污者，乃因小己之私欲而起，非人性所本有，故云后起。人能造善习，以增长本性之善端，则一切染垢皆可转化为善。人生便上下与天地同流，不至蔽于小己以失其真性也。不至二字，一气贯下。《孟子》言“上下与天地同流”云云，即是不为小已之私欲私见所锢蔽，而通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通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乃人生真性。徇小已之私，便失其真性。夫明几发于灵性，此乃本心。明者，焰然灵明之谓。几者，动之微。灵明之动，曰明几。良知发动，即此明几，可返已体验也。他处未及注者，皆仿此。人生而含灵禀气，已成独立体，所谓小体。便能以自力造作一切善行与不善行。行字，作名词。自意念乍发，以至见诸言动，或惊天动地之大事，通名曰行。但行之善者，曰善行；其不善者，曰染行，亦曰恶行。凡行，从一方言，自其始发以至终了，中经长劫，劫，犹时也。常在变化密移中，未有暂时停住；从另一方言，行虽不暂住，而其前后密移，要皆有余势发生，退藏于吾身中某种处所，亦复变动不居而潜流。余势者，譬如三冬已逝而春初余寒犹厉，此余寒即三冬寒气之余势也。吾人所造之行，虽不暂住，而行之余势潜存，犹余寒不绝也。潜流者，取譬于伏流之水。如吾昔年作一件事，今犹能追忆其甘苦与得失者，足征其事虽逝，而其余势潜流并未曾断绝。此潜流不绝之余势，是为习。习之现起，而投入意识界，参加新的活动，是为习心。
[1]整理者按：《易经》当是《易传》之误。《易传》言：“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见《系辞上》。
古之传记有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可见前事并未断绝，否则何能不忘?又何能为后事所取法乎?习之势力大矣哉!夫人之生也，莫不有本心。生而成为独立体，亦莫不有习心。杂染之习即不善者。缘小己而起，小己，谓独立体。善习依本心而生。本心是善习之因，譬如薪及火二物是发燃之因。人生既成独立体，则独立体自有权能，注意。故杂染易逞其势。然本心毕竟不可泯没，则善习亦时发于不容已。人生要在保任本心之明几，保者，保持而勿放失也。任者，任本心流行，勿以恶习障蔽之也。而常创起新的善习，以转化旧的杂染恶习，乃得扩充本心之善端而日益弘大。此人道所由成、人极所由立也。人道至极之准则，曰人极。宋周子语。本、习二心之辨，中夏先哲夙发其义而不甚详，古籍多亡失，鲜可考。印度大乘之言心，其分别如来藏与赖耶，亦与吾先哲不无可通处。如来藏等名，篇下当释。余言不无可通处，正以其不可通者多耳。余平生之学，宗主孔子，而于二氏之言心，甚多不契。此中问题太多，本篇犹不及详，盖综其大略而言耳。余于本篇注重习心。友人钟钟山初阅吾稿，曰：“何不阐发此义，别为《社会心理学》一书乎?如旧社会崩溃、新社会建设伊始，尚存有剥削阶级传来许多旧的恶习之余势。此际提倡革去旧的恶习，创生新的善习，正是急不容缓。”余曰：“吾亦有此意，但精力不及。”古哲治心、养心、用心之道，道，犹方术也。不必为现代或未来世之人类所可取法。如老氏之治心，求返虚无；佛氏之治心，求趣寂灭。今人讵可效之乎?或曰：“今人又何可曰，人心当实之以嗜欲，极端反对虚寂乎?”余曰：人道之大正与至常，其需要之虚寂乃于实事求是之中，而需要无私之虚与不扰之寂耳。若老之虚，乃知与欲一切去尽之虚；佛之寂，为得“灭尽定”以后之寂。参考《中论》等。灭尽定一名，避繁不及释。此则孔子所谓“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远者，远离。参考《中庸》。现代或当来人类，当来，犹云未来。何可效佛老之虚寂，委弃其心而不自惜乎?故凡旧学之徒，必欲墨守其先师之典，不许异己者有所非难，此诚不必。惟自近世科学发展甚盛，知识即权力，人类乃直操造物者之大柄，遂有以为古学可悉罢黜者。余诚迂钝，犹未知其可。总之，篇上种种义，如哲学上之体用义，是为儒家心理学之所依据；如本、习二心之辨，主张转化旧染之恶习，创生新的善习，以弘大本心之善端，此孔门求仁之学，所以贵乎自强与日新也。至于古学，是否犹有研究与简择之必要，简者，考辨其得失。择者，选择其优长处而吸收变化之也。吾揭此疑问，以俟来贤。此皆《通义》中之要点也。余体气衰薄已甚，执笔为艰，篇下《要略》须延期休息，方可续成。要者，提其纲要。略者，列其巨目。姑以篇上先印二百部。海上春寒，心之所欲言者，苦不得达。夏历己亥初春、公元一九五九年二月熊十力识于上海寓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