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二月在舍卫国对佛教访问团团员讲我初出家，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缘，而最主要的还是仙佛不分，想得神通而出家。所以受戒、读经、参禅，都是想得神通。当出家的最初一年，是在这样莫名其妙的追求中。第一年已经读熟了《法华经》，每日可背诵五六部。第二年夏天听讲《法华经》，始知佛与仙及天神不同。曾住禅堂参禅，要得开悟的心很切，一方读《楞严经》，一方看语录及《高僧传》等。
第三年又听讲了楞严经，对于天台教观已有大体的了解。并旁研及贤首五教仪、相宗八要等。而参究话头的闷葫芦，仍挂在心上。
秋天去住藏经阁看藏经，那时喜欢看《憨山集》《紫柏集》，及其他古德诗文集与经论等。如此经过了几个月，同看藏经的有一位老首座告诉我说：“看藏经不可东翻西找，要从头依次地看到尾。”当时我因找不到阅藏头路，就依他的话，从《大藏经》最前的《大般若经》看起。
看了几个月，身心渐渐地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经》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地顿空，但并没有失去知觉。
在这一刹那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的世界对待。一转瞬间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而都是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
这种境界，经过一两点钟。起座后仍觉到身心非常轻快、恬适。
在二三十天中间，都是如此。
《大般若经》阅后改看华严经，觉到华藏刹海，宛然是自心境界，莫不空灵活泼；从前所参的禅话，所记的教理，都融化无痕了。我从前的记忆力很强，只要用心看一遍就能背诵。
但从此后变成理解力强而没有记性了。
我原没有好好地读过书，但从那一回以后，我每天写出的非诗非歌的文字很多。口舌笔墨的辩才，均达到了非常的敏锐锋利。同看经的有后做金山的方丈静观和尚等，他们疑我得了憨山大师所说一般的禅病，但我自心中实很安定。
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如从这种定慧心继续下去，三乘的圣果是可以成就的。可惜当时就改了途径，因为遇到了一位华山法师，他那时就在杭州办僧学校，暂来藏经阁休息。大家说起我的神慧，他与我谈到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常识；并携示《天演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章太炎文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等书要我看。我起初不信，因为我读过的书，只是中国古来的经史诗文与佛教经籍。当时与他辩论了十几天，积数十万言。后来觉他颇有道理，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极为钦佩。由此转变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
当时以为就可凭自所得的佛法，再充实些新知识，便能救世。次年乃从八指头陀办僧教育会，冬天又同去参加镇江所开的江苏僧教育会，继又参加杨仁山居士预备复兴印度佛教的祇园精舍。
自此以后，就没有依以前的禅定去修，这样从光绪三十四年，一直到民国三年。一战爆发，对于西洋的学说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觉到如此荒弃光阴下去，甚不值得，遂到普陀山去闭关。
闭关二三个月后，有一次晚上静坐，在心渐静时，闻到前寺的打钟声，好像心念完全被打断了，冥然罔觉，没有意识，一直到第二天早钟时，才生起觉心。最初，只觉到光明音声遍满虚空，虚空、光明、声音浑然一片，没有物我内外。嗣即生起分别心，而渐次恢复了平凡心境。自此，我对于起信、楞严的意义，像是自己所见到的，所以我当时就开始著成了《楞严摄论》。
经过这次后，继续看经、著书、坐禅。这一年中专看法相唯识书。当时其他的经论虽亦参看，但很注意看《唯识述记》。
述记中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段，反复看了好多次，有一次又入了定心现观。这与前两次不同，见到因缘生法一一有很深的条理，秩然丝毫不乱。这一种心境，以后每一静心观察，就能再现。
从此，思想文字等都有改变，从前是空灵活泼的，以后则转入条理深细坚密的一途；在此时所写出的文章不同，亦看得出。
上述经过定境三次，都因后来事缘纷集的时间太多，致不能有长时的深造成就。自从经过第一次后，我的记忆力便没有以前好，但理解力很深。那年头发已变白，眼已近视，但后来头发转青了，眼睛到现在未变。经过第二次后，起信、楞严的由觉而不觉的缘起相，得了证明。第三次现观唯识的因果法相。
古人所谓不昧因果，实在一一皆有条理、秩然而不紊乱。
经过这三次的定境，每一次心理生理都有改变，并曾偶然有过天眼、天耳、他心通的征兆；六通可能，则建基天眼、宿命通上的业果流转相续亦决可信。因为悲愿心太重，未能向禅定去继续深进。这里是佛说金刚般若经的舍卫国，我所以把自己的定心境界，从前没有对人讲过的，也同佛与须菩提谈家常一般，因昨晚高文大的请说禅定，专向自家人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