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之忍是一种与世无争、天生乐天派之忍，多为文人雅士所忍。所谓小隐隐山林，大隐隐于世。旷达之忍，既隐于山林，又隐于世，这种忍实际是一种自我修养的精神境界。
魏晋风度也是忍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果要想在这一时期保持自己高洁的人格，那就更加困难了。然而恰恰有一群名士，如阮籍、刘伶、王羲之等人，保持着优雅高洁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也是忍，忍得旷达，忍得浪漫，它有自己特定的人格模式，自由、狂放、洒脱不羁而又纯真自然，表现出了对人的本真生命的强烈向往和追求，是人的青春生命的一次艳丽的迸发。
阮籍逃避政治
曹操的子孙从刘氏宗族的手里夺来的皇权，没有几年就保不住了O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策划政变，诛灭曹爽三族，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干脆就篡夺了曹魏的政权，建立了晋朝。
在这期间，司马氏集团在思想上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他对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是又拉又打的方法。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开始时都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但由于司马氏集团的分化瓦解，没有经过多长的时间，”竹林七贤“就有的投靠了司马氏集团，有的被找个借口残酷地杀害了。？
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著名人物，也是当时的人望所在，他当然看不惯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不想与他们合作。他志气宏达豪放，性格傲岸孤高，从小就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在当时人人惴惴不安的恐怖气氛下，他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至慎“，”口不臧否人物“，所以，司马氏集团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借口来对他实施什么措施。
曹爽专权时，阮籍曾被召为参军，但他以病推辞，隐居乡间。一年多后，曹爽被诛，人们都佩服他的远见。他忘情于山水之间，对朝廷的征聘，他不予理昧。后来司马氏掌权，他慑于其高压政策，为了逃避当权者的迫害，才岀任小官。但他”居官无官之意“，做官实在是有些胡闹。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韬光养晦，为了让司马氏集团以为他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学的人，不被猜忌。
阮籍好酒是出了名的。当他遇到难题时，常常用醉酒不醒来躲避是非。但越是这样，他的名声就越大。司马昭看到阮籍很有声望，极力要把他拉到自己的营垒来，于是就派人到阮籍那儿，为他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提亲。如果二人做了亲家，那阮籍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阮籍听说后，十分惶恐。他不愿和司马氏联姻，但是若要一口拒绝婚事，恐怕就会有性命之虞。于是，他又故技重施，听说司马昭派的媒人来了，就拼命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等提亲的官员来到，只见他呼呼大睡，怎么推他、喊他，都醒不了，什么话也讲不成。只好第二天再来，但他依然大醉不醒。后来司马昭亲自来提亲，他仍是如此。接连许多次，都是如此。弄得司马昭一直没有机会开口，婚事只好作罢。
阮籍这次醉酒，整整醉了60天，终于避开了这个难题。但还是有
许多人想陷害他。钟会心怀叵测，好几次去找阮籍，提出一些问题来问他，想从他的口里找出破绽。阮籍看出他的用意，等他一来，就请他喝酒，自己也喝酒，边喝边聊，一喝就醉醺醺的，似乎什么正经话都说不了，搞得钟会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多次摆设圈套，却不能抓到一点把柄。阮籍因此避免了遭受陷害。
一次，阮籍听说步兵兵营的厨师善于酿酒，还存有三百斛酒。他就主动请求去做步兵校尉，后人因此称他为阮步兵。其实，他恐怕并不只是为了贪杯，这也是为了逃避当时残酷的政治斗争。
然而，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是无法自全和自保的。后来，司马昭即位，因为阮籍在当时的文才最好，名气最大，如果他写了即位的诏书，对天下的士人很有号召力，于是，司马昭要他写即位诏书。他一拖再拖，但官员不断地前来催逼，最后还是无法逃脱，还是写了。在他干完了这件最不愿意干的事之后，就郁郁而死。
刘伶醉酒”死便埋“
当然，在”竹林七贤“中，最以饮酒著称的还是刘伶。由于他既善于写诗，又着意饮酒，并专门写过一篇歌颂饮酒的《酒德颂》，所以，后人往往把他看作文人中的酒仙。
刘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他性格落落寡合，不随便和人交往，只有阮籍、嵇康等朋友，他经常与其携手同游竹林。刘伶性情旷达，而不以家产有无为念，平生所好，似乎只有饮酒，他的生命与酒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他常常坐着鹿车，随身带着一壶酒，让童子着一把铲跟在车子的后面，嘱咐他说：“如果我喝酒死了，你就随地把我埋掉算了，千万不要拘泥于世俗的礼节。”
与“竹林七贤”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是非常蔑视世俗的，他的表达方式甚至比“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还要激烈得多。他放浪形骸到了这个地步，纵酒任性，毫无拘束。有时在家里喝得高兴了，便脱去衣服，赤身**，一个人狂呼乱舞。一次，他正跳跃得高兴，正好
有人进来，看见他光着身子，便讥笑他不成体统。他不仅不感到不好意思，反而嘲弄那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裤子，你们这些人竟然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干什么啊？”结果，弄得那人狼狈逃窜。
刘伶饮酒无度，损坏了自己的健康，害了酒病，口渴得很厉害，便又向妻子要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也全毁坏，哭着求他说：“你喝酒喝得太多了啊，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还是把酒戒了吧！”刘伶听后说：“对啊！我应该戒酒啊！”他的妻子不相信，一定要他对鬼神发誓才可。刘伶对他的妻子说：“好吧！你赶快去准备酒肉吧，好让我向鬼神祷告厂妻子听了他的话，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备办好，让刘伶来发誓。刘伶跪下褥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拿起妻子准备的酒肉，又喝了个酩酊大醉。
刘伶和“竹林七贤”都不是普通的酒徒，他们或是借酒来逃避现实中残酷的政治斗争；或是以饮酒的疏狂来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或是以酒来消解无以抒发的悲剧意识，总之，酒在他们那里已经和他们的内在生命融为一体，他们也赋予了酒以圣明的品格。因此，用酒香熏陶出了的魏晋风度一直成为后代文人向往不已的人格楷模。
王羲之父子寄情书法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也是魏晋名士。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是司徒王导的堂侄，而王家是东晋最有名望的士族。当时，太尉郁鉴有一个才貌都十分出众的女儿，就想趁此机会和王家结亲。他派门客去王导家去挑选女婿，王导家有资格的候选者早就听说了鄒{1621\
鉴女儿的芳名，于是就都早早地来到这里，希望能够入选。王导就带着鄱鉴的门客到东厢房一个一个地相看他的子侄。王家的年轻人本来正在各干各的事，看见王导陪着陌生人进来，都好奇地看着陌生人，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后来听说是太尉的门客来为太尉挑选女婿的，又都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让客人观看，并诚惶诚恐地回答客人的问话。只有一人和别人不一样，他毫不在乎有客人进来，似乎不知道挑女婿这回事，依然坐在东**，敞着怀吃着东西，并显出一脸怡然自得的样子。
门客回去后，向郡鉴报告说：“王家的年轻人，个个都不错。不过听说我是来为您挑女婿的，都变得矜持拘谨起来。只有一个人还在东床袒腹而食。”郁鉴听了高兴地说：“这个小伙子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东床袒腹的，就是王羲之，郁鉴十分高兴，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王羲之步入仕途后，勤政爱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因不容于上司，便称病去职，并立誓不再做官。从此寄情山水，既是名±，又是隐士，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去世后朝廷赠衔金紫光禄大夫。但按照他早已立下的遗嘱，不予接受。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为人与乃父有相似之处，性格豪放，志向高远，处事镇定从容。王羲之和谢安是好友，也是通家之好。有一次，王献之同他的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谢见过礼，两位哥哥和谢安以及他们家的客人，侃侃而谈，但所说的大都是生活琐事，而王献之觉得谈这一类的话题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寒暄几句，然后便
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听大家说话。
等王家三兄弟走后，客人们和谢安一起评论他们的优劣高下。有
的说徽之卓尔不群，有的说操之一表人才，谢安却认为年岁小的献之
最好，这使得客人们大惑不解。谢安解释说：“吉人往往寡言少，因为
他说话很少，所以他将来一定很有出息。”果然，后来只有王献之的成就可以与父亲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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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历来是人们所向往的，这不但是学术之大成，同时j也是大忍，也可以说是忍才使得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就。嵇康、f刘伶、王羲之、王献之等人本是大才，就是看不愦黑暗污浊的官｝场，所以致力于学术研究终成大器，但后人想要效法，又谈何容，易。毕竟，人是万物之灵长。人还是有追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f它总可以为人做一人生坐标。
苏东坡才高愈旷达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仅是文化伟人，还是著名正直的官吏，他们耿耿正直，他们的文化贡献与人格交相辉映，在这些人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宋朝的苏轼。他-生纯白，绝无心机。
吟诗作对、科场得意说明不了苏东坡之忍，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也说明不了苏东坡之忍，唯有政治上的失意，新、旧两党的排挤才能说明苏东坡是旷达之忍。
出入头地居中不偏
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中，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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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苏轼一生纯白，绝无心机，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谁当权他就“反对”谁，整个政治生涯几乎就是在流放与贬谪中度过的。他经历无数次的磨难，最终病逝于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
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
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30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
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在历任了风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
这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在朝廷之上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悖等人都被提拔上来。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这帮小人的谄害。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岀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陷入党争被贬杭州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
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
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
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同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題，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
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
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立刻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肩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
苏轼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
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
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乌台诗案险丧命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的新党内部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r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已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岀湖州途中，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一o“乌台诗案气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谄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不合时宜远谪蛮荒
元丰八年（1085年），38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但是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在政事堂会议上，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
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向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
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万万不可！”
司马光一听，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转身走岀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的旧党的排斥，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由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岀知杭州。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10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新党全部还朝，苏轼当然在劫难逃。年近六旬的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罪名剥夺了职务，贬至广东，在途中又被贬
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然而苏轼的厄运并没有结束。不久，他又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62岁的苏轼来说，这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虽然苏轼做好了抛骨琼州的准备，但还是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
元符三年（1100年），24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于是苏轼在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被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者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不幸的是，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刚正直率，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不愿意忍气吞声。
苏轼用■■极高明而又中庸”的生活方式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达到了中国土大夫在人格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天Ij地境界。而这种理论上的境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这种人生境界的文化意义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道出了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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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隐于山林观于世
人的思想中有些不占主要地位的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时机下，也会一跃而成为影响人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寄情山水乃是小忍，身在仕途，察黎民之疾苦亦是小忍。寄情山水落个清闲、察黎民之疾苦落个好名声。唯有跳出污浊的官场，隐于山林，又能察黎民之疾苦才是大忍。
壮志难酬辞官归隐
陶渊明一生热爱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好读书，不求其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他的曾祖父是晋朝的开国元勋陶侃，曾官至大司马，不幸到陶渊明这一代家境衰落，父亲又早逝，不幸中的万幸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陶渊明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
出仕做官本非渊明宿愿。他从青少年时代便向往一种如鸟儿一样欢快自由的生活，养成了直率的性格。但是另一方面，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入世的教育，自己的曾祖又是名将，在那样一个重视门第观念的时代里，青年陶渊明也不能真正免俗，在社会交往上，常常被大户人家瞧不起，所以他“少年罕人事”，懒得同人家交往，经常逃到自己的爱好里，并且自负出身的高贵，自诩祖宗的荣耀，而对门阀世族表示傲视，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他在27岁得子俨时写的《命子》诗里，
把古代唐尧，历代名臣如陶步、陶舍、陶青等来做祖先，接着又把曾祖、祖父、父亲三世的功名地位一口气颂扬出来，对儿子进行教育，激励他要继承传统有所作为。这都表现出陶渊明的等级观念。
约在公元380年，晋太元五年时，《三礼》专家范宜开始在江州豫章（今江西南昌）提倡儒家六经学说，开创了当地经学研究的风气。当时名士谯国、戴逵等都很景仰他，不远千里投其门下，读书声令人想起孔子的家乡齐鲁，10年之后，豫章太守盛倡经学，设立学校教授当地大姓子弟，人数多达几百人。从此，“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可见，儒家学说在当地还是很发达的。另外，江州刺史王凝之于公元391年冬集中了中外僧徒88人，在庐山翻译佛经，而他又很笃信五斗米道教。可以说，陶渊明周围的思想氛围是错综复杂的。
青年陶渊明虽然“性本爱丘山”，不以俗事为扰，但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他怎能不想到社会上一展鸿鹄之志呢？他之所以迟迟不肯出仕，除了个性的原因，实在是由于门第衰微，一下子找不到适合他意愿的职位。
然而，实际的生活问题迫使他行动起来。29岁时，他第一次岀仕，做的是江州祭酒。刺史王凝之非常迷信道佛，他的官府常常是道士和尚禳灾咒鬼的地方。甚至后来在孙恩起义时，他非但不采取实际行动，反而躲在家里虔诚地祷告神佛派天兵天将来助阵杀敌。做这样人的属下，陶渊明建功立业的希望自然要破灭了。而且，祭酒的职位很低，要按上级的吩咐行事，陶渊明不堪忍受各种约束折磨，脑中不时萦绕着美丽恬静的田园生活。所以，不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闲居起来。
在这期间，东晋王朝风雨飘摇朝政腐败，奸臣横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陶渊明本来就对做官不感兴趣，目睹朝纲的黑暗他再也无心
、为官，于是解仕归田，过起了隐居生活。
寄情田园创立诗派
仿佛历经风浪的颠簸后，航船驶进了平静的港湾；仿佛承受严冬霜雪的袭击后，大地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仿佛关在笼子里的鸟儿，终于返回了林木丛生的大自然。一种奔波之后的轻松感，一种拘禁之后的自由感，像清晨的阳光，像傍晚的月华，洋溢在陶渊明的胸怀里。公元406年，也就成了他后半生田园生活中最愉快的一年。他的个性、理想与现实生活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新境界的成果，便是他最光辉的诗篇一■《归园田居五首》。
这五首诗囊括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典型内容和典型心情：归耕之趣、交往淳朴、劳动实感、迁逝之悲、饮酒行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围着这五种主题展开的。这一组田园诗是陶渊明诗的代表之一，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开山之作，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题材天地，并逐渐成为诗歌的一种派别一田园诗派。
但是生活并不只有和谐与欢乐，这样的生活大约过了两年半，便被现实的风吹皱了。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年）六月的一天，艳阳似火，烧烤着江南大地。陶渊明突然发现自家林边的草庐火光冲天，不一会儿便烧得片瓦不剩。所幸妻儿都在田里劳作，没有人身伤亡。但是刚刚有些起色的生活就这样毁掉了。陶渊明一家又面临着贫困的煎熬。可是，陶渊明并不因财产损失、困境艰难而牢骚叹息，却更坚定了走自己路的决心。
不久，陶家搬到了西庐居住，耕于酉田，第二年重阳节，经过大半年的辛勤劳动，一家人又恢复了往日温馨的乡间生活，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陶渊明又喝上了自酿的浊酒。但是，敏感的他面对暮秋万
物的变化，想起去世的母亲、妹妹，又悲从中来，写了《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表达人生劳苦、人生有尽的悲情。
草庐失火之后，当地著名的隐士刘遗民知道了陶渊明的近况，就写诗给他，邀他一块在庐山隐居。刘遗民原名刘程之，字仲思，公元402年做过柴桑令，第二年，由于桓玄篡晋，便弃官归隐于庐山西林涧北。陶渊明在家居母丧期间（公元401-404年），可能与他结识，并有交往。直到陶渊明真正归田后，二人才交往起来。面对朋友的召唤，陶渊明写诗婉言拒绝了，诗即《和刘柴桑》，因为二人的隐居生活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刘遗民笃信佛教，索居禅房，不以妻儿为念，不食人间烟火；而陶渊明不赞成这种违背人性的隐居方式，他爱妻儿亲朋，爱富有人情味的生活，这从他两年后写的《祭从弟敬远文》和《悲从弟仲德》中都可以看出。所以他不愿离群独居在荒山野林里，而婉言谢绝了刘遗民的邀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反抗现实的方式，不是刘遗民的绝对回避，而是以不得不归田来表示对统治者的失望和反抗，并且在田园中执著于人生，与苦难的人民呼吸与共、生死相依。
此间，他还同刘遗民及另一个佛教徒、知名的隐士周续之经常往来，有好事者就把他们并称为“潯阳三隐”。周、刘二人都尊庐山东林寺中声闻朝野的名僧慧远为师，陶渊明可能因此曾一度成为慧远的方外之交。但他并不信佛，也不想参加慧远主持的一些宗教活动，因为他崇尚的是随着大自然生生息息的变化而生活的自然人生观。早在公元402年7月，慧远发起白莲社时，在家守母丧的陶渊明因对佛教教义不感兴趣，也不愿受佛教礼法的束缚而没有人社，而周、刘都主动加入了白莲社。公元403年慧远与桓玄就沙门是否应敬王者展开辩论，涉及了人的形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第二年，桓玄篡位，慧远作了
，，《沙门不敬王者论》，又谈到形神关系。他认为人的形体死后而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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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宣所三世轮回，追求来世。到公元412年，慧远又立佛影台来证明人死神存，并写有《万佛影铭》，宣扬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影而独立
存在，影响很大。周续之、刘遗民这样有文化的隐士也相信“形尽神
不灭气陶渊明对之深表不满。他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把思考的结果
写成了《形影神三首》组诗。在诗的序言里，他说：“人无论尊卑贵贱
贤愚，都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并为此奔波忙碌。这其实是很糊涂的。所
以我要详述形和影的苦恼，并由神来加以辨析宽解。希望喜欢探讨这个问题的人，都了解自然之理。”
陶渊明对人生有限提岀了三种解决方法：及时行乐，立善求名，听任自然。而他向往的是听任自然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但这只是一种理想。三种人生态度各有利弊，还会在一个人身上共存，陶渊明也不例外。《形影神》组诗对人生的思索，标志着陶渊明哲学观、人生观的成熟，从此他为自己的归隐和固穷守节的田园生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后来，东晋大司马刘裕夺权建立了宋朝，陶渊明的好友周渎之两次应招入京，他的忘年交颜延之也受到了刘裕的重视。陶渊明用深邃的目光审视封建帝王统治下的现实社会，看到世风日下.人们只知追名逐利，为了权势不惜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权臣国君，莫不如此，更不用说朋友的反目成仇。对社会彻底失望的他，再次把目光投向古代那些固穷守节的隐士。有发誓不食周粟，归隐首阳山，采野菜为食的伯夷、叔齐；有穿破衣、戴破帽，经常挨饿却面有喜色的子思；有坚持义节，不受封而归隐于徐无山的田子泰。陶渊明又想到人生苦短，生命虽然像皎皎的云间明月，像鲜艳夺目的花儿，但终究会变得黯淡无光。世人追逐的名利到头来也是一场空，于是他决心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乱世，不做趋炎附势、闻风变节的
假隐士，而要像傲霜挺拔的青松一样，固穷守节，至死不悔。
笃于友谊志操脱俗
陶渊明本来就笃于友谊，晚年的陶渊明更加珍惜这生命之花。自从江州刺史王弘与陶渊明一见如故，州里如果来了哪位风雅客人，王弘总忘不了请陶渊明到场作陪。一则是因为这时陶渊明已是地方名流，二则是王弘趁机请朋友吃酒，公私兼顾。就在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那年秋天，西阳（今湖北黄州）太守庾登之被征还都，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谢瞻也将到郡里赴职。王弘在江州为他们饯行，送行的酒席设在江州城东溢口（今九江市溢浦）的南楼上。庾、谢二人都是一代名士，王弘便请陶渊明来作陪。宾主四人在南楼坐下来互话离别之情，并饮酒赋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由于同王弘的往来，陶渊明又结识了王弘的部下庞参军。除了同乡庞遵外，又多了一位姓庞的朋友。庞参军也是一位高雅之趣的诗人，他像颜延之一样，推崇陶渊明的为人，便主动同陶明结为邻居。他们经常互访，一起读书、饮酒、切磋诗艺、赏析诗文、创作新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两人间这种纯洁的友谊一直持续了近两年。
公元423年春天，庞参军奉命出使京都建康（今南京），临行，来向老朋友陶隐士告别，并送上自己写的一首赠别诗。陶渊明为朋友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他设酒为庞参军饯行。本来由于年事已高，又患病多年，身体羸弱，陶渊明好久不写诗了。可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于是写下一首五言诗，抒发离别之情。同上次在王弘座上送客不一样，这一次的离情更浓。因为这是知己之别呀！
友谊是陶渊明晚年最温暖的阳光。在这美丽的阳光里，他忘掉了人生的艰难，命运仿佛有意回报这位节操高洁的老人。庞参军走后不
久，他的老朋友颜延之又来了。颜延之由于性格偏激耿介，在朝廷里得罪了权贵，被贬往始安郡做太守。他在往始安郡的路上，经过潯阳小住，便天天跑到老朋友陶渊明那儿饮酒。酒逢知己千杯少，酒喝得多，话也说得多。他送给陶渊明二万钱，陶渊明知道老朋友的心意，便没有推辞。延之走后，陶渊明便把这些钱一分不留地送到酒店去，当作了预支的酒钱。从此，陶渊明便经常到酒店里去沽酒，在一次次酣饮中品味友谊、品味人生。
由于饮酒过多，加以年老体弱，陶渊明不时旧病复发。虽经医治，时好时坏，由于治病，家里花费很多，本来就贫困的陶渊明更是一文莫名了。公元416年夏天，陶渊明62岁的时候，江州大旱，又遭了蝗灾。陶渊明一家的陈粮吃完了，新粮还没成熟，家里几乎断了炊。临
近年关时，陶渊明家里又几近断炊，他已经十多天没好好吃一顿饱饭了.感到又饥又乏。这时，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拜望陶渊明。檀氏
见陶渊明生活苦成这样，便打着官腔说：“贤能的人活在世上，如果天
文明盛世，政治清明，为什么自找苦吃呢？”陶渊明听了，冷冷地回答说：“我哪里奢望做什么圣贤呢，我根本达不到圣贤那样的道德和才能。”檀道济碰了软钉子，又假惺惺地赠给陶渊明粮食和肉类，陶渊明坚决拒收，檀道济只好无趣地走了。
第二年，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秋天，陶渊明63岁。年老久病的老诗人渐觉大限将至，于是最后一次拿起笔，写下了《自祭文》和《挽歌诗》。在《自祭文》中，陶渊明回忆了自己充满艰难，但又顺任自然无愧无悔的一生，他写到：“摔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在《挽歌诗》中表示对自己生死的彻悟：“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亲戚
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迁体同山阿。”《自祭文》和《挽歌诗》，是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最朴素最真诚的诗人的自我祭奠，也是他用清澈渊深的生命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两个月后，大诗人陶渊明永远告别了人生旅途，与他服膺了一生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在当时文人眼里，比陶渊明名气大得多，堪称文坛领袖的颜延之一听说老朋友去世，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来为陶渊明送行。按照当时的习俗，德高望重的人死了，应该加个谥号，一则为了褒扬死者，二则为了教育世人。颜延之等亲朋好友一致认为陶渊明一生心胸宽广旷达，得以善终，又廉洁克己，志操脱俗，应该加一个谥号。于是颜延之征询了陶渊明亲朋的意见，依据有关谥号的典书古礼，将“靖节征士”的谥号敬奉给了这位名扬域内的大隐士。
r千百年来，陶渊明之隐无人能比。又有多少人对此提出过异§
议，认为，既然是名满天下的大隐士却又在笔下鞭挞政治的黑暗，就不应该消极避世，就应该站出来，做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如果抛开这个观点，不去探究陶渊明的该隐与不该隐，单就其做人来说，足以敬示后人了，他让人知道了什么是骨气，什么是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