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天与朋友讨论清末宪政，或以为清廷之所以到最后丢掉了江山，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如果追根溯源，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无论如何不应轻易改变先前已经达成共识的预备立宪日程，不应该放弃“有计划的政治”。这个说法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明清末立宪何以最终失败，说明清代两百多年江山何以丢失，只是这个说法毕竟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值得关注。
经过九年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确实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制定的政治日程表，也是当时国内外立宪党人的基本共识，其依据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从开始到实现经历了二十多年时间的准备，即便有日本经验作参照，要将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带到君主立宪的路上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
然而，在清廷作出这个政治决定之后仅仅两年时间，光绪帝突然去世了，慈禧皇太后也相继归西了，接手帝国管理大权的是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监国载沣和他的嫂子即光绪帝的遗孀隆裕皇太后。就政治权威和影响力来说，新的权力核心显然没有办法与光绪帝、慈禧皇太后时代比。萧规曹随是个最好的选择，一切按部就班应该是最佳出路。只是形势比人强，计划跟不上变化，许多既定的政治安排总会被突然发生的事情所打乱。
外交危机打乱立宪步伐
1909年9月4日，中日两国政府就东三省开发达成《中韩界务条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间岛协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以此换取日本在东三省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清廷对这个条约寄予相当期待，以为就此能够化解中日之间的外交纷争，平和解决困扰清廷多年的东三省主权及开发问题。然而在立宪党人看来，这个协约不仅使日本在东三省的殖民势力急剧扩张，而且允许日本干预东三省地方司法等事务，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有丧权辱国的味道。
突然而至的外交危机引发了国内政治动**，立宪党人迅速意识到要救国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加快立宪步伐，于是一拨又一拨的国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向朝廷施压，要求朝廷改变九年预备立宪日程，立即开国会或者修正预备立宪时间。
根据九年立宪政治日程表，正式国会的过渡形态资政院于1910年10月3日正式开院。这是一个准议会性质的机构，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资政院的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长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及纳税多额者各十人等，总计一百人，均由皇帝钦选；民选议员亦是一百人，主要由各省咨议局推选。资政院代行议会的职能，负责议定政府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但由于不是完全议会，因而资政院在本质上只是皇帝的御用机构。
资政院并不独立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对各省谘议局因《间岛协约》而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来说，资政院却是一个哭诉对象。资政院开院那一天，国会请愿代表团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一个通告，宣布将向资政院、会议政务处、摄政王监国等请愿，他们的政治诉求只有一个，就是请朝廷立即召开正式国会，立即采取措施以挽救国家，抵制日本还有俄国对东三省主权的侵蚀。
10月7日上午，孙洪伊等请愿代表整装待发，突然有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十七人向请愿代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并拿出利刃，准备以自杀为请愿代表饯行。自杀的事情在请愿代表阻止下没有发生，但这两位学生还是趁人不备，各自从身上割下一块肉，以表达对请愿代表支持到底的决心。第二天，同样的故事在北京再次发生，青年学生张成珍、张云湖等将自己的血书送交代表团，激励请愿代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学生的悲情和社会舆论的激**深深影响了请愿代表团和咨议局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在那些天里不辞辛劳来回奔波，将陈情书、请愿书送至摄政王府、资政院，并利用各种渠道拜访军机大臣、政府要员。他们的辛苦尤其是悲情终于打动了那些王公大臣，终于换来了执政者的首肯与认同。庆亲王奕劻在接见时表示认同速开国会的要求，同意在方便时会促成朝廷尽快作出决定。
各方要求速开国会
在清廷政治架构中，资政院的制度设计原本只是预备立宪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只是为了培养人民的参政意识，引导人民有计划有秩序逐步加大对政治的参与。清廷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当然最终目的是期望达成完全立宪，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体制。现在突然遇到了外交困难，人们不是从原有政治架构上寻找出路，而是期待以推动政治改革去化解外交危机。这究竟是远水解近渴，还是临渴而掘井，其实没人说得清。
国会请愿运动在北京继续僵持，东三省局势也在演化着。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廷动员全国力量保卫东三省。25日，锡良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清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国会。同一天，直隶总督陈夔龙独自奏请朝廷先行组织责任内阁，以拯救时局。
各位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一系列政治举动当然是对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运动的支持，同时也是对朝廷对摄政王施加压力。摄政王在各省封疆大吏通电同一天接见请愿代表孙洪伊，明白表示他个人虽然并不认为现在具备了召集正式国会的条件，依然相信先前的共识，相信立宪需要预备需要过程，需要各方面有序理性参与，但是假如大家都准备改变既定日程，假如资政院就此作出新决定，那么他个人一定会尊重资政院，尊重人民的选择，决不会固守立场，冥顽不化。
摄政王的表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天（26日），资政院就此作出新决定，奏请朝廷顺应民意，速开国会。
各省督抚要求速开国会，资政院也就此作出了新决定，摄政王在这种情形下只好饯行几天前的承诺，于10月28日宣布既然各省谘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都认为应该速开国会，既然各省督抚也认同这个建议，那么朝廷也不愿违逆人民意愿，因而决定将这些问题提交给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方针，制定步骤。
从当时国内情形看，朝廷内外全国上下，好像万众一心力保东三省，群情激昂令人动容。这大概也是朝廷比较容易接受改变既定政治日程的一个主要因素。11月3日，摄政王如约主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详尽讨论国会请愿代表团、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特别是锡良等督抚大员所提出的尽快颁布正式宪法，尽快组织责任内阁，尽快召集正式国会等建议。与会者普遍认为各方面的要求也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东三省，其动机不必怀疑，其热情应该支持，于是会议出现了比较一边倒的情形，同意朝廷对各方面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建议在继续保持政治秩序持续稳定的同时，确实应该适度加快立宪步伐，缩短预备立宪时间，尽早召集正式国会。
朝廷同意提前正式立宪
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的讨论是严肃的，所作出的决定也是慎重稳妥的，因而在会议第二天（11月4日），朝廷郑重宣布将几年前由光绪帝、慈禧皇太后制定的预备立宪计划略加调整，将九年预备期缩短为五年。按照这个调整，正式国会的召集前移至1913年。
朝廷在作出这些宣布的时候已经到了1910年底，此时距1913年满打满算也就是两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朝廷在同意缩短预备立宪时间的同时也要求各地务必加紧准备，依然应该按照九年规划一步一步完成官制厘定，预备组建责任内阁，编定正式宪法。
既然同意提前实现正式立宪了，朝廷由此也宣布了一个纪律，要求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不得再组织什么请愿运动，已经在北京的请愿代表应该尽快返回各地，大家都应该在新的共识上继续奋斗，不要再指望朝廷就此作出什么新的决定。政治日程不能朝三暮四，不能言而无信，摄政王真诚期待大家按照这个调整后的计划次第进行，有序参与。
朝廷的调整是慎重的，既是对民众及各省督抚重臣呼吁的积极回应，也充分考虑了中国政治实际，调整后的时间之所以定在1913年，因为即便按照原来的计划，那时也应该进行资政院重新选举。既然资政院需要重新选举，那就干脆将重新选举变成正式国会选举吧，这大约就是朝廷同意缩短立宪年限的原因。
根据调整后的日程，清廷于11月12日向民政部、度支部、法部、学部等衙门下达指示，要求这些衙门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将各自承担的准备事宜按时完成，务必不能影响正式国会的召集。12月6日，朝廷又令宪政编查馆根据调整后的时间重新编制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项，将原来的九年规划中的任务压缩到五年之中。
清廷的诚意与让步现在看来都不必怀疑，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毕竟不是说着那么简单。浙江、江苏等地的请愿代表对朝廷的答复和调整表示满意，他们很快就答应接受朝廷的建议，劝说请愿代表尽快离开北京，以便让朝廷有时间有精力尽心准备。
然而，也有许多人对朝廷的让步很不满意，他们的理由是，朝廷既然将九年预备立宪调整了，时间缩短了，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马实行呢？为什么不能明年（1911年）就召开正式国会呢？这些质疑从形式逻辑层面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恶性的政治循环从这里找到了依据和前例。第二年（1911年），即便清廷意识到皇族内阁可能错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可能也有修正空间，但朝廷也不敢轻易调整了，因为他们真的担心重演国会请愿运动故事，担心恶性循环。于是只好咬牙硬挺，结果输得更惨，丢掉了本钱。
军机处不议，乃至“五不议”的说法，在过去100年一直评价不高，研究者批评者一致认为这个“五不议”就是清廷政治改革的底线，是保守的象征，也意味着清廷的虚伪。其实，各位批评者没有持续关注“五不议”的后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