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年，革命与改良处在竞争态势：革命进入了顺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廷主导的改良陷入了泥潭；而当改良进入了坦途，一般地说，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谷。这种跷跷板的政治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略怀政治情怀的青年读书人来说，或许昨天还是一个革命党人，今天却因认同了清政府的政治改良而转变；明天又因为发现清廷的政治改良不彻底不真诚，又放弃了改良而投身革命。对于这些现象，那一代亲历其事的人多能理解，并不会从政治操守上评价这种摇摆或跟风。但到了后来，到革命成为一种绝对价值观之后，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特别是从革命摇摆回改良的人们，总是或多或少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刘师培或许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一个激进青年的成长
如果从其家族家庭背景说，刘师培是江苏仪征大户人家，诗书传家，书香门第。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刘贵曾，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大学者。而且更令人感佩的是，刘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学问就是一部《春秋左氏传》，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这部经典的注释、理解、阐释上下功夫。如果没有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很难弄明白《左传》中的人和事。
浓厚的文化氛围，相对小康的经济基础，使刘师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饱读经史，过目成诵，记忆力、理解力非凡，有神童之誉，因而也被其家族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在中国士大夫传统道路上步步登高，捷报连传，中秀才，得举人，成进士，点状元，直至成为王者师、人上人，光宗耀祖。
然而，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太聪明了，或许因为他少年得志太顺利了，他在1901年十八岁那年中秀才，第二年一鼓作气得举人。第三年，他原本准备梅开三度，成进士。不料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名落孙山。
传统士大夫的科举正途已成强弩之末，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开始后，更多的有志青年都看到未来出路可能不在科举正途上，而是要有海外经历、留学背景，要有新知识。于是，刘师培在1903年初次失败后并没有心灰意冷，他只是学会了选择，选择了放弃，放弃家族长者对他的期待，放弃继续沿着中进士点翰林这条老路亦步亦趋。
学会放弃的刘师培并没有像其他失意学子闷闷不乐整天焦虑，而是在归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拜师访友，经徐州，至扬州，又到镇江、南京，先后拜访缪荃孙、杨文会，并意外结识章太炎、章士钊等学问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满思想的革命志士，刘师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根本改变。
那一年，章太炎三十四岁，刘师培不到二十岁。章太炎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相当声誉，受到江浙知识界大佬垂青、表彰与提携，而且章太炎自从走出诂经精舍，一再在学术圈惹是生非，与康有为、梁鼎芬等成名学者斗嘴骂架；与政治大佬张之洞、李鸿章勾肩搭背，然后不欢而散。特别是他说话不知轻重不计后果，已经多次被清政府列为危险分子，受到通缉。此时，章太炎正躲在租界里与一批反政府反体制的年轻人一起鼓吹排满革命，年轻的刘师培受到他们的感染，毅然决然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等志士被抓捕被审讯被判刑，但这都没有吓倒刘师培。刘师培反而因此更趋激烈，因沙皇俄国拒不从东三省撤军，而与蔡元培、叶瀚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日以危言警惕国人。他们意识到，日俄战争即将爆发，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帮助日本对抗俄国，所以他们号召组织义勇军，准备到前线与俄国人对着干。不久，《俄事警闻》更名为《警钟日报》，隐然以继承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等一系的《苏报》自任。从此后，青年刘师培油然萌生光复汉族革命志向，踏上激进主义不归路。
从后来的立场去反观刘师培那拨人当时的政治选择，他们和孙中山可能还有区别的。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定必须要推翻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光复中华，恢复汉民族的国家。刘师培这拨人虽然也强调“光汉”，强调光复，但他们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排满道路，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在1901年发布新政诏书后，更多的时候是只说不做，中国在外交特别是在东三省外交上步步退让，这些热血青年实在看不下去，所以接受革命思想、排满思想，走上激进主义道路。
1904年，随着中国外交危机加深，刘师培的思想更加激进，他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拥戴还在西牢监狱服刑的章太炎为精神领袖，参与组织成立光复会，成为光复会首批成员。这段时间，刘师培的思想走到极端状态，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因而在一些文章中直接署名为“激烈派第一人”。
革命逐渐陷入困境
同年，刘师培回乡与何班结婚，或许是因为要刻意反传统，他们两人并没有在故乡举行传统婚礼，就一起返回上海共同生活，何班随即进入爱国学社读书，很快成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震。
此后数年，刘师培夫妇参加了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活动，然后因《警钟日报》被查封而游走苏、皖等地，结识革命志士陈独秀，并一起发起成立岳王会，推崇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推翻满清为职志。
1907年初，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投靠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很快成为《民报》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人，在《民报》相继发表一组有思想深度又有学术力度的革命文章，既有时代感，体现了革命党人浓厚的革命气息，又有书卷气，展示了革命党方面不弱于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学术素养。这段时期的政论文章不仅是刘师培一生最精彩的文字，也充分展示了刘师培的学识、见解和理论功底。
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夫妇年龄尚轻，或许因为刘师培、何震思想还不成熟，他们到了日本不久，就被当时最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所迷惑，立即从激烈的反满主义者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很快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并创设机关刊物《天义报》，夫妻两个以此为基础进行打拼，居然很快产生巨大影响，章太炎、张继等人相继都被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实用、精致所迷惑，留日学生中更多无政府主义信仰者。
那时的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杂烩，既推崇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也推崇俄国1905年革命，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推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为此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不遗余力向中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介绍一切激进的反传统思想，恨不得中国能够在一天之间变个样。
刘师培、何震的激进思想受到章太炎的赏识，那也是他们几个人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最好时光。然而这种好景不长，由于清政府立宪运动开始，各种原先反对清政府的政治力量开始回流，主流已经由原先的革命转为改良，清政府也趁着这个机会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利用日本政府在东三省谈判等一系列外交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对流亡在那儿的中国人严加管束，对于他们编辑主办的反政府反体制刊物严加查禁。日本政府当然没有完全接受清政府的要求，但革命党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日子不像过去那么自由，革命党内部矛盾也因外部压力日趋呈现，这就使章太炎心灰意冷，出家为僧，或者前往印度当和尚研究佛经的想法日趋强烈，又有更加性情的苏曼殊从中鼓动，两个人一拍即合，真的准备前往西天取经。
章太炎、苏曼殊的想法因革命受挫而起，时在1907年秋前后。此时有这个压力的也不止他们两人，刘师培、何震等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其实都有类似的外部压力和另寻出路的冲动。根据苏曼殊的记述，刘师培准备于1908年春天从日本返回上海，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找个事情做，因为革命遇到了困难，他们在东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况且他的母亲刘老太太对于异国生活也比较厌倦，于是刘师培夫妇在1907年秋天决定由何震先回国查看情形，与相关方面探讨一下可能性。至于刘师培敢于回上海找个事情，当然是自信在日本并没有作恶，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把柄，还不能算革命党人的首领，所以说他想回国回归主流，加入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估计也没有太大的错。
根据何震的说法，章太炎知道清国驻长崎领事卞绋昌是张之洞的女婿，所以章太炎在心灰意冷对革命失望乃至绝望时，曾经通过卞绋昌致函张之洞，誓言从此后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中国革命决难成功。表示张之洞能够看在多年前交往的分上，提供一笔巨款，那么他章炳麟心甘情愿放弃革命前往印度出家为僧，研读佛经。何震说，章太炎对这封信并没有刻意保密，曾经交给刘师培看过。而揆诸情理和当时革命党人的处境，章太炎的这个想法并不难理解，他只是表示不再革命，并没有像更多的人那样背叛革命，走向反革命。
章太炎写给张之洞的信是在何震回国前即1907年秋直接交寄或者通过卞绋昌寄出的，然而久久没有下文，这不能不让章太炎焦虑。所以当何震回国时，章太炎理所当然委托她设法打听并见机促动。何震答应相机帮忙。所以当何震到了上海后，章太炎又写几封信催问情形。
何震的活动力确实不得了，或者说朝廷由于此时已经开始了宪政改革，也不希望那些革命者继续为敌，欢迎他们回归主流，所以到了1907年12月上旬，刘师培就被何震叫回国内，安抵上海，与苏曼殊、柳亚子等人欢聚，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不便。
刘师培夫妇既然知道章太炎曾致信张之洞，知道章太炎与清政府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夫妇在上海也留有一手，由刘师培出面致信章太炎，表示为章太炎所托事情估计张之洞那里希望不大，现在正在想法与两江总督端方进行交涉。张之洞、端方都有附庸风雅的爱好，这大概也是章太炎、刘师培想到他们的一个原因。
回归主流
在国内经与各方面的接触，特别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似乎对刘师培的情形已经比较同情，愿意接受刘师培回归主流。其实，每一个造反者都有被动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个造反者其实也都随时等待着招安。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抚很容易感动刘师培这样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读书人，刘师培遂不管不顾于1908年初上书端方，表示愿意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加入政治变革的队伍。
在这封长信中，刘师培先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学渊源，介绍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旨趣，承认自己年轻幼稚，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以为这些思想合乎中国思想传统，合乎中外华夷之辨，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嗜读明季佚史，以清军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排满革命思想慢慢积累。
刘师培在这封上书中并没有刻意检举揭发革命党人，而是根据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就朝廷政治改革所应该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情国体与欧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欧洲、日本均由封建制度变为宪政制度，都比较顺利，而中国由于早已走出分封建国的封建时代，政治偏于放任，以农业为国本，以聚敛为民贼，故以薄赋轻徭为善政。所以中国问题并不在政治民主化，而是执政者能否抑制豪强，关爱黎元。
根据这些认识，刘师培在这份建议书中也说了不少改革建议，建议清廷恢复传统中国民本主义传统，矫正新政过分偏重发展偏重富国偏重强兵的误差，以人民福祉为依归，轻徭薄赋。
对于刘师培的这些建议，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被视为刘师培背叛了革命，向反动的清政府“献策”，向清廷讨好。这是从革命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其实，当历史又走过了一百多年，当清朝的历史已经自然而然地融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不能认同刘师培向主流社会回归呢？为什么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清廷如果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惠民爱民，以民为本，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选项呢？
历史发展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在晚清十年政治历程中，除了革命与改良，其实还有很多介于二者之间或之外的政治主张，以温情和善意重新回看自己民族的历史，还是应该承认存在的或许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师培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主要还是因为朝廷主动变革了，改良主义的前景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他不愿继续从事暴烈的政治革命了。
流血的革命毕竟是人类社会不得已的一种手段，能够减少流血，减少牺牲，能够进行和平变革，就不应该选择暴力革命。当然，如果统治者只是以虚情假意欺骗人民，那么还是应该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那样，义无反顾地高举革命的旗帜。
回望历史，我们只是希望更多理解和宽容。
原本只有具体经济诉求的社会冲突由于得不到有效控制，涓涓细流终于汇成长河，晚清十年一千多起社会骚乱也就成为1911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与衬托。